人情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双重影响：替代与规模效应

俞维防 程秋旺 陈钦 宋羽

摘要：【目的/意義】研究“人情”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作用，防止土地流转市场被“人情”所异化，为构建一个规范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提供对策建议。【方法/过程】基于CSS2017年调查数据，构建人情支出与农户土地流转的关系模型，实证检验人情支出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结论】研究发现：人情支出对农户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农户通过流转土地弥补由于人情支出增加造成的相对收入损失;当人情支出增加1%时，农户流转土地概率增加3%;人情支出对农户土地转入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随着人情支出的增加，农户转入土地概率提高，但受到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人情支出对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总体上呈“倒U”型关系，即人情支出对土地转入的影响存在一个“拐点”，这一“拐点”之后，人情支出的继续增加将使农户土地转入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并使相对收入损失的弥补效果减弱。

关键词：人情支出;土地流转;替代效应;规模效应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37-5617（2022）02-0054-08

Dual Impact of Gift Spending on the Land Circul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Substitution and Scale Effect

YU Wei-fang1，CHENG Qiu-wang1，CHEN Qin1，SONG Yu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02，China;

2.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Meaning】The role of “human feelings”in the rural land circulation was studied，in order to prevent the land circulation market from being alienated by “human feelings”，and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building a standardized and reasonable rural land circulation market.【Methods/Procedures】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SS in 2017，the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the gift spending and the land circulation of farmers was construct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the gift spending on the land circul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Results/Conclusions】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gift spending had significant substitution effect on the land circul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and the farmers would make up for the loss of relative income caused by the increase in the gift spending through the land circulation. When the gift spending increased by 1%，the probability of land circul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increased by 3%. The gift spending had a significant scale effect on the land circul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With the increase of gift spending，the prob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transfer-in land increased，but was also restrained by the law of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 impact of the gift spending on rural households' transfer-in land showed a generally “inverted U”type relationship. In other words，there was an “inflection point” in the impact of gift spending on the transfer-in land. After this “inflection point”，the continued increase of gift spending w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transfer-in land and weaken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of the relative income loss.

Key words：gift spending ;land circulation;substitution effect;scale effect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人情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农民群体造成经济支出困扰。土地作为乡土中国的“根”，乡村经济活动基本围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展开。其经济保障功能不可或缺。随着人情支出增加，土地作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人情”之苦能否通过土地流转加以缓解？鉴于此，研究土地经济保障功能对“人情”之苦的缓解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非正式制度因素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受到学者关注。在诸多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中，将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到农户经济行为研究是一个趋势。而人情与土地流转的关系讨论，也大多反映在社会关系网络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上。李朝柱等[1]发现，宗族网络越发达，不仅能够促进农户土地流转，还能有效降低流出支付和流入获得的租金。传统意义上的人情规则曾是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则，在当代社会，利益原则已经逐渐成为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原则[2]。但是，利益原则仍然需要建立在人情原则基础之上，利益原则的外在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是人情支出的增加。常伟[3]的研究也证明了社会关系网络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网络的人情，其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已逐渐影响到农户土地生产行为决策[4]。现有文献主要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土地流转租金的影响[5-6]，同时也指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人情租”现象[7-8]，而对人情支出与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探讨较少[9-10]。部分文献虽然对人情支出与土地流转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但仅从土地流入或流出单方面进行分析[11]，缺乏从整体上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由于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农户转入土地是有一定规模的，因而多数研究忽视了人情支出对土地转入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本研究尝试构建人情支出与土地流转关系模型，分析二者可能存在的规模效应和非线性关系，从而加深人情支出与农户土地流转的关系认识。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私下流转土地的现象十分常见，这种流转形式多见于血缘、宗亲、熟人之间，其主要的关系纽带是“人情”。研究试图探讨人情支出的增加，是否会使农户倾向于利用现有土地流转制度，流入土地增加农业生产规模或流出土地收取租金等的方式增加收入，进而弥补人情支出增加造成的相对收入损失，从而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为此，研究尝试构建人情支出与农户土地流转的关系模型，利用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对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将对农户理性消费、农村土地流转的规范性等方面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1    研究假说与研究设计

1.1    研究假说

人情支出的增加，可能对农户产生两种效应。一是替代效应，农户既可通过转入土地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也可选择通过外包、收租等方式转出土地获得经济收益，即人情支出的增加会使农户倾向于通过土地流转的不同方式寻求家庭经济增收以弥补相对收入损失;二是规模效应，即人情支出的增加会使农户倾向于转入土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获得规模效益。

1.1.1    人情支出对土地流转的替代效应    应用经典家庭经济理论可以对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进行分析。假设所有的农户都是“理性人”，土地流转行为的结果是实现农户效用最大化目标;同时也假设农户为了弥补人情支出的增加需要从其他收入来源中获得收入，包括通过非农就业、家庭副业、饲养禽畜等方式获得经济收入，而通过流转土地也是农户获取收入的一种途径。是否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获得收入是农户的个人选择，主要区分为2种。一是由于土地细碎化、土地经营分散等问题，导致土地耕种收益减少，土地比较效益下降，不适合继续耕种，从而可以选择流出土地获得收入;二是针对拥有土地质量好、面积大的农户，可以在规模化生产的前提下继续流入土地，扩大经营规模从而获取更多的收入。据此，农户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大于土地流转前的收益，使得农户更倾向于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增加收入。上述假设前提表明，农户家庭决策的可选择集Ω中包含2种备择方案。一种是应对人情支出而进行土地流转的方案，用F₁表示;另一种则统称为应對人情支出而进行的其他方案，用F₂表示，该方案中包含土地不流转的选择，农户可以通过种植更高回报率的经济作物等方式来增加收入，由于该选择未发生土地流转行为，因此列入F₂中。2种方案均可能被农户所选择。农户在2种方案中做出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于哪一种方案能够为农户带来效用最大化，用U表示。为了简化理论分析，本文假设农户在2种方案中偏好于选择F₁。假设农户选择F₁的效用为U₁，选择F₂的效用为U₂，则农户选择F₁的前提条件是U₁>U₂。当人情支出作为一个冲击加入选择模型中时，人情支出的增加导致农户选择F₁后产生的效用U₁变小，即农户选择土地流转以弥补人情支出增加造成的相对收入损失变大，这种相对收入的损失实际上是对农户收入的一种剥夺。换言之，由于农户人情支出增加，人情支出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导致农户产生一种收入剥夺感，即相对收入损失。为了弥补这种损失，在比较收益高的前提下，农户能以种植经济作物的方式来增加收入，但在土地流转收益明显大于土地流转前的情况下，农户可以通过选择土地流转的方式实现增收，形成对人情支出增加的一种替代效应。理论分析表明，为了弥补相对收入损失，农户会以土地流转的方式替代人情支出的增加。据此，提出假说1：人情支出对土地流转可能存在替代效应，人情支出增加将使农户倾向于进行土地流转。

1.1.2    人情支出对土地转入的规模效应    具体而言，需将2种情况考虑在外，一种是在土地流转行为中选择流出土地的农户，可能流出部分土地且保留一部分用于农业生产，也有可能全部流出，选择进城务工，从事非农行业;另一种是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而不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为了本研究更具有针对性，选择涉及土地流转的农户且仍然具有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户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不将土地流出户列入本研究范围内。人情支出是农户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一部分，随着人情支出增加，人情支出在家庭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也将提高。为了弥补人情支出的增加带来的收入下降，农户选择转入土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收益，所增加的收益可以刚好或者超过人情支出增加造成的收入缺失部分。规模效应产生的机制是一种“人情支出增加→土地转入→土地规模扩大→产生规模效益→弥补人情支出”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受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图1）。据此，本文提出假说2：随着人情支出增加，农户通过转入土地实现土地经营规模扩大，获得土地规模效益，从而弥补由于人情支出增加造成的相对收入损失;但是，人情支出对农户转入土地的影响可能存在一个“拐点”，在拐点之后，土地规模效益呈下降趋势，土地转入对人情支出的弥补效果将下降。综上所述，人情支出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主要包括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2个方面。

1.2    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分析，由于被解释变量均为0～1变量，因此本文采用Logit回归模型对人情支出与土地流转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假设人情支出与土地流转满足以下关系：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为“土地流转”，关键解释变量为“人情支出”。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土地转入”，关键解释变量为“人情支出”和“人情支出的平方项”，在该模型中考虑“人情支出的平方项”，主要考虑到人情支出对土地转入的影响受规模报酬递减规律限制。X表示控制变量。需要指出的是，年龄的平方项仅在模型（2）中纳入讨论，主要是为了检验年龄对土地转入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α₁、β₁、β₂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利用Stata 14.0软件对人情支出与土地流转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1.3    数据和变量

1.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7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范围涉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151个区市县、604个村/居委会，调查内容包括公众的家庭与社会生活、劳动就业、社会认知与态度等，采用长期纵贯调查，获取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同时，在关键的抽样工作中，该调查采用了第5次人口普查和第6次人口普查分区县市资料设计抽样框，为抽样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提供保障。按照受访者户口类型，保留户口为农村的调查样本，并删除存在错误值或缺失值的样本，最终得到5534份样本。其中，发生过土地流转的农户样本有1587份，土地转入农户样本有682份。

1.3.2    变量设置    本研究将变量分为被解释变量、关键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赋值详情如表1 所示。

从人情支出与土地流转的样本统计结果看（表2），样本农户2016年人情支出平均为4617.87元。具体而言，没有发生过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2016年人情支出平均为4637.82元，略高于总体人情支出的平均水平;发生过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2016年人情支出平均为4568.27元，略低于总体人情支出的平均水平;对于土地转入户而言，2016年人情支出的平均值为4223.38元，低于总体人情支出的平均水平。从数据统计初步结果看，人情支出较低的农户家庭通常是发生过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即如果不考虑地区之间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随着人情支出不断增加，农户可能会选择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增加收入，从而弥补农户人情支出增加造成的相对收入损失。因此，为进一步验证这一猜测，本研究将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探讨人情支出与土地流转可能存在的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

2    实证分析

2.1    人情支出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分析

2.1.1    基准回归    本研究为验证假说1是否成立，利用Logit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检验的被解释变量为“土地流转”，结果如表3所示，人情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是显著的。具体来说，模型（1）考虑人情支出和农户个体特征变量，且未控制地区变量。结果表明，人情支出在5%的水平上对农户土地流转具有正向显著作用。模型（2）则在模型（1）的基础上考虑地区控制变量，其结果仍然显著。模型（3）则考虑人情支出、农户个体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且未控制地区变量，结果依然显著。模型（4）则考虑所有变量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情支出在5%的水平上对农户土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当人情支出增加1%时，农户流转土地的概率增加3%。实证结果表明，随着人情支出的增加，会使农户倾向于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弥补人情支出造成的相对收入损失，因而人情支出与农户土地流转的替代效应是存在的，该实证结果为假说1的成立提供了依据。

从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看，模型（4）相较于其他模型而言能够更全面地表现人情支出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因此，从模型（4）看，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户更偏好于流转土地。不信教农户比信教农户更偏好于流转土地，主要原因可能是土地的保障功能对于信教农户而言是一种信仰所在，坚守土地这个“根”，农户才更具有生存保障。人情支出负担对农户土地流转产生负向影响，表明人情支出负担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对农户土地流转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随着农户人情支出增加，农户切身实际的感受到人情支出对收人的挤出效應，因而更偏好于流转土地以弥补人情支出造成的相对收入损失;但人情支出给农户带来的压力逐渐增大时，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弥补相对收入损失的可能性将显著下降，且效果越来越差，导致农户发生土地流转的可能性减小，转而寻求其他可以弥补人情支出的方法。土地经营面积越少的农户，更倾向于流转土地;与之相反，土地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倾向于维持现有规模，因为现有的土地经营规模足够使农户获得更高的收入。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农户越倾向于进行土地流转。

2.1.2    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模型替换和关键解释变量替换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模型替换。基准回归中已经证明人情支出对农户土地流转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利用Probit回归和OLS回归对人情支出与土地流转的替代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利用Probit进行回归后，模型（5）表明人情支出与农户土地流转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当人情支出增加1%时，农户流转土地的可能性增加1.83%，其结果是稳健的。从OLS回归模型（6）可知，人情支出与农户土地流转之间的替代效应依然是稳健的，假说1再次得到验证。

（2）关键解释变量替换。人情支出是农户消费总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利用农户消费总支出替代模型中的人情支出，检验前述模型是否仍然具有稳健性。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将消费总支出转换为对数形式，即消费总支出加1取对数，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替换关键变量后，利用Logit回归、Probit回归和OLS回归的结果均表明农户消费总支出对土地流转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当农户消费总支出增加时，农户更偏好于土地流转，而人情支出作为消费总支出的一部分，近年来其支出额越来越高，必然影响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因此，该检验结果证明前述模型的稳健性。

2.1.3    异质性检验    土地一直是作为农民的经济社会保障而存在，购买社会保险成为土地资源的一种替代品，行使着土地对农民的经济社会保障功能[12]。而人情支出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农户选择购买社会保险产生替代效应[13]。那么，在人情支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农户是否可以通过购买社会保险，从而实现土地的自由流转，并弥补相对收入损失？此问题的另一含义是：农户具有异质性，随着人情支出的增加，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户可能更偏向于流转土地，而没有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户，人情支出对土地流转的效果并不显著。为此，本文将农户划分为“购买社会保险组”和“未购买社会保险组”两类，利用Logit回归模型对2类农户进行异质性分析。从CSS调查问卷看，农户主要购买的社会保险有六大类，分别是养老保险或离退休金、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其中，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户样本有2921份，未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户样本有2613份，结果如表6所示。购买保险组的样本农户，人情支出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而未购买社会保险组的样本农户，人情支出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随着人情支出增加，购买社会保险组的农户更偏好于流转土地，原因可能是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户更具有经济保障，随着人情支出的增加，农户可以通过频繁的土地流转实现土地流转收益，从而弥补相对收入的损失。

2.2    人情支出对土地流转的规模效应

前文已经证明人情支出与土地流转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土地流转存在2个基本方向，即农户可以转入土地，也可以转出土地。从规模效应看，主要是针对土地转入户而言。理论上，人情支出增加会促使农户转入土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从而获得土地规模报酬，并用于弥补人情支出增加造成的相对收入损失。但是，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规模报酬并不能保持不断增加的状态，其受到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一旦超过最适度的土地经营规模，规模报酬就可能下降。基于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分析，随着人情支出的增加，农户更偏好于转入土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获得规模报酬，但受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可能存在“拐点”，拐点之后，农户转入土地的可能性将下降。为此，研究以“土地转入”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在模型中加入“人情支出的平方项”，考察人情支出对土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农户转入土地的另一约束可能是年龄，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户的土地经营精力和能力均有所下降，不可能持续保持经营状态。因此，在模型中也加入“年龄的平方项”考察年龄对土地流转的非线性关系。利用Logit回归验证规模效应是否存在，并利用Probit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13），结果如表7所示。

在模型（12）中，人情支出在1%的水平上对土地转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人情支出每增加1%，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增加19.39%;但是，人情支出的平方项在1%的水平上对土地转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人情支出再增加1%，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将下降1.99%。实证表明：随着人情支出的增加，将使农户倾向于通过转入土地的方式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获得土地规模报酬，从而弥补由于人情支出增加造成的相对收入损失;但是，人情支出对土地转入的规模效应受到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当人情支出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一个“拐点”，在“拐点”之后，人情支出的增加將使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下降，弥补相对收入损失的效果也显著降低。因此，人情支出对土地转入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假说2得到检验。利用Probit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依然是稳健的。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农户年龄在10%的水平上对土地转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年龄的平方项在10% 的水平上对土地转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农户年龄的增长，农户的土地经营能力和精力逐渐提高，农户积累了大量的土地生产经验，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将有助于农户获得更高的规模报酬，因此农户偏好于转入土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一定阶段，农户农业生产的精力和能力将显著下降，继续转入土地可能导致农户难以获得土地的规模报酬，更多的土地只会造成生产效率的下降，农户年龄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不会继续转入土地。结果表明农户年龄与土地转入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通过Probit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同样也验证了这一“倒U”型关系的存在。不信教农户比信教农户更偏好于转入土地;家庭成员数越多，农户越倾向于转入土地;农户土地经营面积越多，农业经营能力越强，越可能转入土地获得规模报酬，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3    结论与对策

3.1    结论

本研究对人情支出与土地流转之间可能存在的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进行了理论上的讨论，同时利用CSS2017年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人情支出对土地流转的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最终得到以下结论：（1）人情支出与农户土地流转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人情支出的增加，促使农户更偏好于通过流转土地增加收入，以此弥补人情支出增加造成的相对收入损失，从而降低相对收入剥夺感。（2）人情支出对土地流转存在明显的规模效应。受规模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人情支出对土地转入的影响总体上呈“倒U”型关系。随着人情支出的增加，农户将会选择转入土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进而实现规模效益，规模效益恰好或超过农户人情支出的增加，即可以弥补相对收入损失。人情支出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受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将会出现一个“拐点”，之后人情支出的继续增加，将导致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迅速下降。

3.2    对策

人情会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在城镇化和市场化不断推进的同时，对人情的合理把握能够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对此，应发挥人情等非正式制度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完善农村治理体系，提升农村治理能力，营造乡风文明的农村社会。（1）加强农村非正式制度建设，提升农村社会网络发展水平。当前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私下土地流转仍然活跃于各个农村中。即依靠“人情”维系的社会关系网络，非正式制度将在现代契约制度完全建立起来之前，继续仍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应积极维护农户间社会网络平台。通过合理监管农村合作社、菜市场运营等公众平台，保证平台的公平公正，创造良好农村交易市场氛围，促进邻里和谐;借助村庄拥有的自然资源、农产品，如自然景观、茶叶等，开辟属于本村特色的系列活动，建设社会网络关系平台的多样性与持续性;通过定期举办中秋节、端午节等民族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和具有乡村特色的主题活动，增进村民之间的友好交流，促进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建设，增强农村社会的聚合力。（2）提升农村治理能力，建设乡风文明农村。人情支出的持续增加反映的是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网络构建过程中需要更多的人情支出才能加以维系。在农村，婚丧嫁娶都需要一定的人情支出，这是维系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物质基础，而这些支出往往使农民苦不堪言。为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村两委、乡贤等乡村能人的带头作用，共同持续开展移风易俗工作，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呼吁农户在维系社会关系网络时，重归理性的人情支出，避免攀比、跟风等不良心理和行为，防止人情异化对土地流转市场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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