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感与从众：决断性与结构需求的中介作用

韩瑞康 林静远 梅 颖 李开云 林丰勋 雷 怡 李 红

(1 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成都 610066) (2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济南 250022)

1 引言

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来迎合群体观点的现象称为从众（Hertz & Wiese, 2016），个体在不确定环境中更容易从众（Crutchfield, 1955）。不确定感分为信息不确定感和自我不确定感：信息不确定感来源于不确定的社会环境，如模糊或冲突情境；自我不确定感指个体对心理品质的不确定感受（van den Bos, 2009）。自我不确定感受个体特质和情境变化的影响，且在一定条件下可由信息不确定感转化而来（杨庆 等, 2017）。近年来，大量研究证明信息不确定感影响从众，例如，“创新产品”容易诱发个体更强的不确定感，进而使个体判断其实用性时容易从众（张红 等, 2019）；研究者采用在线测试的实验方法证明网络匿名性增加将导致更多的从众现象（Wijenayake et al.,2020）。可见，不确定感增加从众的现象具有跨情境的普遍性。然而，对于其内在加工过程及加工过程是否存在个体差异，目前尚不明确。

较高的不确定感可能导致个体厌恶与不安感增加，甚至对生命意义产生怀疑（Hogg, 2007），这表现了不确定感的消极效应，因此主流的不确定感理论着重讨论消除或缓解不确定感的心理机制。其中，不确定-认同理论（Hogg, 2007）关注群体认同在应对自我不确定感方面的作用，其核心在于个体在较高不确定感的状态下，倾向于通过去个性化以及自我归类的策略降低不确定感，并满足社会归属感（Mullin & Hogg, 1998）；Festinger（1954）的社会比较理论指出，在情境不确定时，个体倾向于将自己的态度和信念同他人比较，这表明信息不确定感状态下个体偏好群体信息，以利于形成社会认同感，应对不确定的环境（Overgaauw et al., 2019）。此外，意义保持模型认为确定感需要和归属感需要等同属一个完整的意义系统，当某种需要（如确定感需要）未得到满足时，个体将通过流动补偿的方式寻求另一种需要（如归属感需要），从而重新建立意义感（Proulx & Inzlicht, 2012）。可见，从众可能是消除不确定感的有效策略之一。

当个体感受到信息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时，会倾向于消除不确定，并且迫切地希望找到明确的答案，这一需求便是认知闭合需要（Webster &Kruglanski, 1994）。不确定感将导致个体意义感缺失，而意义感缺失条件下个体会提高认知闭合需要（杨庆 等, 2017; Webber et al., 2018）。有研究者将认知闭合需要作为对不确定感带来的不适感的衡量标准（Federico et al., 2013）。这些研究支持认知闭合需要与不确定感正相关，然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二者的关系是不明确的，例如研究者发现更高的不确定性使高、低认知闭合需要个体在行为上趋于一致（Brizi et al., 2016）。与之类似，认知闭合需要与从众的关系同样存在矛盾的结果。一些研究支持高认知闭合需要可能会促进从众的观点。认知闭合需要较高的个体更容易感受到群体意见统一的压力（Kruglanski et al., 2006），可能倾向于从众；但也有研究发现认知闭合需要较高的个体对主观决策有更强的自信（Kruglanski et al.,1993），可能倾向于减少从众。

当前，研究者认为认知闭合需要包括“决断性”和“结构需求”两个子维度（刘子旻 等, 2018），前者指个体在模糊情境下快速搜寻信息，做出自信且不再改变的决策的能力（Mannetti et al.,2002）；后者指个体对明确性的偏好/趋近以及对于不确定性的厌恶/回避，是一种动机成分（Thompson et al., 2001）。两维度均反映了由不确定感主导的问题解决过程，这种在模糊情境下急于求解的认知过程对于个体心理与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刘子旻 等, 2018），这可能参与不确定感与从众的作用过程。但根据上述研究结论，认知闭合需要与不确定与从众关系的实验结果存在矛盾，本研究推测，这可能与认知闭合需要两个子维度的异质性有关。针对不确定感和认知闭合需要的关系，尽管二者均在对确定性的偏好方面高度相关，但在认知闭合需要的“决断性”维度上，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负相关，即决断性越高，个体反而越能够容忍不确定性（Rosen et al.,2014）。Sollár 和 Vanečková（2012）认为“决断性”与“结构需求”两维度分别反映了认知闭合两阶段模型中的“夺取”和“冻结”两个阶段。“夺取”指个体倾向于快速搜索所在情境中的信息，从而对不确定的问题形成初步的判断与假设的能力；“冻结”指个体将维持在“夺取”阶段所获得的信息与假设，且回避再次进入不确定状态的动机（Kruglanski & Webster, 1996）。有研究间接证明了两维度的异质性，以及两维度与两阶段模型的对应关系（Cichocka et al., 2016; Nagy et al.,2018）。此外，间接的证据表明认知闭合两维度与从众之间潜在的分离关系：以往研究中发现焦虑与决断性负相关，与结构需求正相关（Neuberg et al.,1997），保守观念与决断性相关且与结构需求不相关（van Hiel et al., 2004），而焦虑与保守观念均是从众的正向预测因子（Feng et al., 2018; Kaikati et al., 2017）。可见，在探讨认知闭合需要对不确定感与从众关系的影响时，应当对“决断性”与“结构需求”维度进行区分。

不确定感与从众均存在性别差异。一方面，相比男性，女性更难忍受不确定性（Laugesen,2007），对不确定性的重视程度更高（de Acedo Lizárraga et al., 2007）。这可能导致不同性别在不确定状态下的行为表现存在差异，如在竞争中，受到不确定信息影响时，女性表现弱于男性（Balafoutas & Sutter, 2019）；在不确定性较强的决策任务中，女性在风险采择和概率学习方面表现更差（Singh et al., 2020）。另一方面，有研究发现女性的从众倾向高于男性，但这种性别差异只在部分特定情境或特定文化中出现，如部分社会化进程将男性塑造为更独立的个体（Eagly, 1987）。以往研究尚未揭示不确定感增加从众及其内在加工过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综上所述，认知闭合需要中的“决断性”和“结构需求”维度可能以不同的模式作用于不确定感与从众的关系。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决断性和结构需求共同中介不确定感与从众的关系。由于不确定感和从众分别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将进一步探索性别与上述中介效应的关系，并提出假设2：决断性和结构需求对不确定感与从众的中介作用存在性别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2020 年10 月，采用方便取样法在济南市、成都市的两所高校招募866 名大学生被试完成问卷调查，剔除连续9 题作答同一选项（DeSimone &Harms, 2018）和在陷阱题中回答错误的被试，共得到有效问卷804 份（男226 人，平均年龄为20.49±2.10 岁；女 578 人，平均年龄为 19.78±1.75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不确定感量表

采用刘华禹（2018）编制的不确定感量表考察信息不确定感。该单维量表包括11 个题项，采用Likert 7 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个体不确定感越强。量表各项拟合指标良好，χ2/df=5.85，CFI=0.94，TLI=0.91，RMSEA=0.08。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

2.2.2 从众量表

参考并修订了周琳（2019）修订的从众量表，该量表包含30 个题项，由两个维度构成，包括人格层面的从众与具体情境下的从众，量表采用Likert 4 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个体越倾向产生从众心理与行为。量表各项拟合指标可接受，χ2/df=2.34，CFI=0.90，TLI=0.87，RMSEA=0.04。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

2.2.3 决断性量表

采用Webster 和Kruglanski（1994）编制，刘雪峰和梁钧平（2007）翻译并修订的认知闭合需要量表中的决断性分量表进行测量。该分量表包含7 个题项，采用Likert 6 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个体决断性越强。量表各项拟合指标良好，χ2/df=5.93，CFI=0.97，TLI=0.95，RMSEA=0.08。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

2.2.4 结构需求量表

采用Webster 和Kruglanski（1994）编制，刘雪峰和梁钧平（2007）翻译并修订的认知闭合需要量表中的结构需求分量表进行测量。该分量表包含14 个题项，采用Likert 6 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结构需求越高。其中第14 题题意表达含混，在原量表中和本研究中因子载荷均不理想，将其剔除，并将剩余13 题汇聚到单一因子上。量表各项拟合指标可接受，χ2/df=4.84，CFI=0.90，TLI=0.87，RMSEA=0.0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2.3 实验程序

由经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学和相关专业研究者担任主试，发放问卷并告知被试自愿作答，匿名回收问卷。所有被试均在调查前签署知情同意书。问卷回收后，使用SPSS25.0、Mplus7.0 以及R 进行数据的分析与处理。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为控制自我报告法可能引起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设置了陷阱题，且部分题目采用反向计分。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的建议，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进行统计控制，第一因子解释的变异为15.17%，小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

对不确定感、从众、决断性、结构需求以及认知闭合需要进行性别上的独立样本t 检验（见表1）。结果发现，男性不确定感显著低于女性（t=-3.65,p＜0.001, d=0.29），而决断性显著高于女性（t=3.18,p=0.002, d=0.25）。在从众与结构需求两个变量上均无性别差异（ps＞0.05）。受决断性分量表分数影响，认知闭合需要量表总分，即决断性与结构需求量表分数加总求和，也存在性别差异，但效应量较小（t=2.28, p=0.023, d=0.18）。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 t 检验（n=804）

3.3 相关分析

考虑到描述性统计在多个变量上存在性别差异，对于男女性被试分别进行各变量相关分析（见表2、表3），结果发现，无论男女，不确定感与从众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不确定感和从众分别与决断性显著负相关，与结构需求显著正相关，而与认知闭合需要总分不相关。上述变量间的关系支持将决断性与结构需求作为两个变量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Sollár & Vanečková, 2012），可进行后续检验。此外，男性决断性与结构需求无显著相关，而女性在这两个变量上显著负相关。基于上述结果，本研究将决断性、结构需求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在不同性别群体内，二者在不确定感和从众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表 2 男性各变量相关矩阵（n=226）

表 3 女性各变量相关矩阵（n=578）

3.4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以不确定感为预测变量，从众为结果变量，决断性与结构需求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对于不确定感、决断性和结构需求三个预测变量，其容忍度Tolerance（0.77, 0.91, 0.82）均大于0.1，证明这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首先检验不确定感对从众的总效应，发现无论在男（β=0.26, p＜0.001）、女（β=0.27, p＜0.001）性别上，总效应路径系数均显著。随后，使用Hayes（2017）提供的PROCESS 模型6，采用偏差校正Bootstrap 法抽样5000 次，分别检验男女性不确定感和从众间的链式中介效应，该模型包括决断性、结构需求的单独中介以及“不确定感-决断性-结构需求-从众”的链式多重中介，其中决断性和结构需求的前后关系基于认知闭合两阶段模型（Neuberg et al., 1997）；结果发现，男性链式中介效应不显著，95%CI[-0.022, 0.008]，且决断性与结构需求之间的路径不显著（β=0.07, p=0.289），故改用模型4 分析平行中介效应。

中介分析结果见表4。对男性而言，决断性、结构需求的单独中介效应显著，直接效应不显著（β=0.10, p=0.149），决断性与结构需求在不确定感与从众之间起到完全平行中介作用（见图1）；对女性而言，两个单独中介效应与“不确定感-决断性-结构需求-从众”的间接效应均显著，“决断性-结构需求”路径系数为负，且不确定感与从众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7, p=0.797），决断性与结构需求在不确定感与从众之间起到完全链式中介作用（见图2）。无论男女，决断性中介作用均为负，而结构需求中介作用均为正。

表 4 不同性别中介效应分析（n=804）

图 1 男性中介效应

图 2 女性中介效应

相对中介效应结果见表4。男、女性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比值分别为70.9%和80.3%，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其中男性决断性与结构需求两条中介路径所能解释的效应差异不显著（9 5%CI[-0.120, 0.119]），分别为35.2%和35.7%；女性三条路径的效应值在总效应中的比值分别为65.1%、12.2%和3.0%，其中决断性的独立中介效应显著大于结构需求的独立中介效应（95%CI[0.102,0.217]），以及“决断性-结构需求”的链式中介效应（95%CI[0.138, 0.240]）；结构需求的独立中介效应显著大于链式中介效应（95%CI[0.008,0.054]）。

4 讨论

4.1 不确定感与从众的关系

与以往研究一致，本研究发现不确定感与从众正相关，表明个体在问题不明确、情境模糊或者个体对事件的发展感到不确定时，倾向于产生更多的从众行为（Hertz & Wiese, 2016）。这一结果支持了不确定-认同理论的观点，即从众作为一种补偿方式满足个体被群体认同、接纳的需求，进而消除不确定感（Hogg, 2007）。不确定感的消除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直接改变个体认知结构从而调和与认知对象之间的矛盾，但这将耗费个体认知资源且令人焦虑（Proulx & Heine, 2010）；其二是采用补偿的方式（杨庆 等, 2017），如通过从众来寻求确定感，相对而言更为便捷。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高不确定感个体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群体认同及内群体偏好，且群体认同降低了其后续的不确定感（Mullin & Hogg, 1998）。以从众这一策略满足归属感进而消除不确定感的认知过程，可能体现了个体实践过程中的适应性机制。

4.2 决断性与结构需求的单独中介作用

对总体样本而言，决断性与结构需求在不确定感与从众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不确定感状态下，二者对从众的共同作用符合认知闭合两阶段模型（Neuberg et al., 1997）：面对不确定问题时，个体首先经历“夺取”阶段，通过迫切快速搜索所在情境中的信息，对不确定的问题形成初步的判断与假设，而决断性即代表了不确定状态下做出确定决策的能力；随后经历“冻结”阶段，维持在上一阶段获得的信息与假设，而结构需求即代表了维持结构、避免再次受到不确定信息影响的动机（Kruglanski & Webster, 1996; Sollár &Vanečková, 2012）。因此，决断性和结构需求可能是解释不确定感伴随从众的关键因素。更重要的是，二者对不确定感与从众的关系存在以下相反的中介模式。

决断性中介效应为负，不确定感可能通过降低个体决断性使其更容易从众。首先，在不确定情境下，个体具有减少认知资源消耗的倾向，简化信息加工与处理过程，使得信息搜索与决策更为困难（de Dreu et al., 1999; Proulx & Heine, 2010），这表现为决断性降低，个体难以成功地经历“夺取”阶段；而社会群体线索和多数人的观点等易得性信息，可能恰好满足个体在这一阶段迫切求解的要求（Hogg & Mullin, 1999），导致个体尝试采用从众的方式来完成“夺取”来获得确定感。另一方面，决断性越低，表明个体更难自主地对不确定性问题形成假设，这可能使个体放弃追求“与众不同”的自我，因而选择从众（Fromkin &Snyder, 1980）。因此，高不确定感使个体从众，而低不确定感允许个体自主决断而减少从众。

结构需求中介效应为正，不确定感可能通过提高个体结构需求使其更容易从众。经历“夺取”阶段的个体对模糊问题已经形成初步的判断与假设，但仍然暴露在不确定感的威胁下，这会使个体产生对于确定结构和组织的需要（Rietzschel et al., 2007），反映为结构需求提高。一方面，高结构需求将导致心理压力和自我怀疑，这将导致从众（Campbell et al., 1986; Schultz & Searleman,1998）；另一方面，这种维持结构并规避不确定感的动机可能使“夺取”阶段参照的群体观点完成“冻结”，并转变为稳定的自身态度。

4.3 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女性不确定感高于男性，决断性显著低于男性，男性决断性与结构需求两条中介路径的效应差异不显著，而女性三条中介路径间差异均显著且决断性的中介解释率高于结构需求。这说明，男性在不确定状态下的从众可能取决于快速决断的能力与寻求结构的动机；而女性较低的决断性可能是引起从众的决定性因素—女性是否从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能否独立在不确定环境下快速形成一个确定的判断所决定的。这一性别差异的结果可以从不确定感感知和动态关系敏感性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其一，与男性相比，女性感知到的不确定感威胁更大，且对于不确定感更难以忍受（Laugesen, 2007），而更高的不确定感造成的厌恶情绪会对信息的快速搜索和加工造成困难；其二，女性的决断性低于男性，可能是由于女性对群体内部的动态关系变化更为敏感（Eagly et al., 1981），在进行决策时可能考虑更多的因素，如重视细节（van den Bos et al., 2013）。这与“夺取”阶段快速搜索信息的目的相违背，更难进行自主判断而选择从众（Kruglanski & Webster,1996）。女性在“夺取”阶段形成的假设往往缺乏主观的可靠性，在“冻结”阶段也会面临更大的维持假设压力，这解释了为何女性决断性与结构需求成反比。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只选用大学生样本，且性别比例不匹配，这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本研究也未验证两阶段加工模型假设中的时序关系（Kruglanski & Webster, 1996）。未来的研究可操纵决断性和结构需求，如借助高时间分辨率技术，考察不同决断性、结构需求的个体在从众决策中的心理活动及其对应的时间进程。

5 结论

（1）不确定感状态下个体的从众行为由决断性和结构需求完全中介，决断性为负中介效应，结构需求为正中介效应，二者在消除不确定感的过程中与从众的作用相互补偿。（2）决断性和结构需求对不确定感与从众的中介作用存在性别差异，女性不确定感与从众的关系更大程度上受到决断性的中介；而男性不确定感与从众的关系受二者的平行中介，这进一步揭示了不确定感状态下从众内在加工过程的性别特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