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能源产业内贸易研究

刘志雄，陈红惠

（广西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①，产业内贸易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例如，Duan L推广建立了一个包含资本和劳动的产业内贸易双因素模型②；Kim SJetl研究了中韩、日韩和美韩的产业内贸易变化③；Yao L I研究了中俄产业内贸易的特征和水平④；Jian-Ping P研究了中英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状况⑤；程中海等分析了中国与RCEP国家产业内贸易状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⑥；孙致陆等研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问题⑦；孙江明等研究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在农产品方面的产业内贸易情况⑧；晁文琦等研究了中美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⑨。此外，王绍媛等在中美服务业方面⑩，孙莹等在中国-东盟高新技术产品和裴辉儒等在中韩机电产品等方面的产业内贸易问题研究也备受关注⑪⑫。

中国与印度的能源贸易对双边能源合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加之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使中国与印度开展能源合作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目前，关于中国与印度能源合作问题的研究中，De-Mu L I从地缘政治分布的角度分析两国的海外能源战略⑬；刘红涛等从能源战略布局视角分析了中国与印度的合作前景⑭。此外，中国与印度在海外市场的竞合博弈和能源共赢性发展等问题也受到一定关注⑮⑯。

二、能源贸易现状

（一）双边能源贸易波动较为频繁

近年来，中国与印度双边能源贸易波动频繁，起伏较大（见图1）。2010—2018年中国与印度双边能源贸易总额变化呈现小幅下降趋势，然后在2018年上升到最大值，随后呈现下降趋势。2018年双边能源贸易额达到11年间的最大值即21.27亿美元，是2020年的3.9倍，双边能源贸易平稳性有待提升与维持。

图1 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双边能源贸易总额变动趋势图

（二）能源贸易以顺差为主

从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能源贸易情况来看（见表1），除2012年和2018年中国对印度能源进口总额高于出口总额外，其他年份均以贸易顺差情况为主，即中方顺差印方逆差。具体看，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能源贸易顺差情况差异较大，2011年中方贸易顺差为5.7115亿美元，是2019年的7.6806倍。

表1 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能源贸易情况（单位：亿美元）

（三）能源产品贸易中类别较为突出

在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能源贸易中，占比最高的是石油及石油制品，贸易总额为65.8558亿美元，约占贸易总额的61.78%（见表2）。其次为煤炭及煤制品，贸易总额为39.6522亿美元，约占贸易总额的37.20%。之后则分别为天然气、生物质能、油页岩及油砂、泥炭及泥炭制品，各类产品的贸易总额分别为0.7397亿美元、0.3471亿美元、0.0037亿美元和0.0001亿美元，四类能源产品约占贸易总额的1.0231%。

表2 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不同类别能源产品贸易总额 （单位：亿美元）

三、实证研究和具体分析

（一）静态研究

此公式用于静态测量。然后运用公式进行整体水平测量，公式为：

1.整体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结合式（1）和式（2），测算出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整体能源贸易GL指数，结果如图2所示。从总体上看，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整体能源贸易GL指数波动较为频繁。2010—2018年间表现出小幅升降、波动频繁的情况，呈现波动起伏不定的特点；2018年后GL指数则呈现上升趋势。不同年份间，中国与印度整体能源贸易的GL指数差异较为明显，2020年GL指数达到0.5604，但2018年的GL值却低至0.0018，整体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的稳定性有待提升。此外，除2020年中国与印度整体能源贸易GL指数达到约0.5604外，其余年份的GL值基本上均小于0.5，可见，从静态分析上看，中国与印度整体能源产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图2 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整体能源贸易GL指数变动图

2.区分能源产品类别后的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结合公式（1）和公式（2），在区分能源产品类别的情况下，测算出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不同能源产品类别的能源贸易的GL指数，结果见表3。总体上看，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在5种类型上的贸易，其中石油及石油制品在2017年和2020年的GL值均大于0.5，分别为0.9092和0.6950，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其次，相较于石油及石油制品外的能源产品，中国与印度在生物质能上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也较高，2017年的GL值为0.4170；2010—2020年GL指数均值约为0.1062。最后，在剩下的4个类别的能源产品中，大部分年份内是处于不存在产业内贸易或无贸易额的情况，如泥炭及泥炭制品在发生贸易额的2012年也未存在产业内贸易，GL指数均值为0。

表3 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分类能源产品GL指数

（二）动态研究

在上述基础上进行动态测量，公式为：

在此基础上进行产业内贸易水平测量，公式为：

1.整体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结合公式（3）和公式（4），测算出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整体能源贸易BI指数，得到中国与印度的能源产品贸易的BI值约为0.4380，小于0.5，产业间贸易是中国与印度的能源产品贸易量变化的主要原因。

2.区分能源产品类别后的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结合公式（3）和公式（4），在区分能源产品类别的情况下，测算出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不同能源产品类别的能源贸易BI指数，结果见表4。其中，两国间的石油及其制品贸易的可以看到，BI值约为0.3433，是BI值最大的一类产品，影响比较明显。

表4 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分类别能源产品BI指数

四、中国与印度能源产业内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

（一）主要问题

1.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静态分析结果显示，整体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方面，除2020年中国与印度整体能源贸易GL指数达到约0.5604外，其余年份均小于0.5。在能源类别方面，除了石油及石油制品这类能源产品的GL指数在个别年份高于0.5外，其余的能源产品类别中，较多年份的GL值均小于0.5，处于不存在产业内贸易或无贸易额的情况，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动态分析结果显示，整体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方面，中国与印度的能源产品贸易的BI值约为0.4380，小于0.5，中国与印度能源产品贸易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产业间贸易。区分能源产品类别后，产业内贸易对石油及石油制品类别上的贸易量变化有一定影响，但是中国与印度的能源产品贸易的BI值在煤炭及煤制品、天然气、生物质能和油页岩以及油砂这4种类型上均较小，表明产业内贸易在贸易增量变化的作用较小。

2.产业内贸易水平波动较为频繁，差异明显。静态分析结果方面，从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整体能源贸易GL指数来看，不同年份间，中国与印度整体能源贸易的GL指数波动较为频繁，年份间差异较为明显。2020年GL指数达到0.5604，但2018年的GL值却低至0.0018，整体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的稳定性有待提升。区分能源产品类别后，各能源产品类别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差异明显，如2020年中国与印度在石油及石油制品上的GL值为0.6950，而天然气和泥炭及泥炭制品的GL指数均为0。动态分析结果方面，在不同能源产品类别上，产业内贸易在贸易增量变化方面的作用各不相同，如2010—2020年中国与印度石油及石油制品的BI指数为0.3433，而天然气和泥炭及泥炭制品的BI指数却为0。

（二）解决对策

1.加强能源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内贸易水平。以“一带一路”倡议践行为契机，在金砖国家峰会框架下，通过合作基地建设推进能源合作项目发展，以多元服务提供为目标，积极搭建中印能源合作平台；以多元化项目开辟为推手，加快双边能源合作的优化提升，加大合作机制的实施力度，根据双边能源消费结构特征，从多种能源产品类别上展开贸易合作往来，推动中印能源贸易市场规模质和量的提升，促进产业内贸易水平优化。

2.加强政治互信，积极规避双边能源贸易合作风险。中印政治战略互信是双边能源贸易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推动中印能源贸易进一步优化发展要在双边互信建设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合作保护机制，完善政府间的双边对话机制，从而有效规避双边能源贸易合作风险，进而推动双边能源贸易稳步综合发展。

注释：

①SAWYER W C,SPRINKLE R L,TOCHKOV K.Pattern and Determinants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n Asia[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10(21):485-493.

②Duan L.A Two-factor Model of Intra-industry Trade:A Demonstration of Robustness of Krugman's(1980)Model[J].系统科学与信息学报:英文版,2019(5):422-436.

③Kim SJ,Cho B T.Determinants Of South Korea’SIntra-Industry Trade With Her Major Trading Countrie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J].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SER),2018,63.

④Yao L I.An Analysis on intra-industry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the Belt and Road”[J].Journal of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19.

⑤Jian-Ping P,Bing-Bing C.Analysis of Intra-industry Trade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ino-British Service Industry:Based on Sino-British Services Trade Databetween 2002～2016[J].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9.

⑥程中海,屠颜颍.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新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分析[J].商业研究,2021(01):75-87.

⑦孙致陆,李先德,李思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57-68+176.

⑧孙江明,储心怡.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分析——基于分类农产品的SAR模型[J].世界农业,2019(10):61-70+104.⑨晁文琦,胡婧玮,王晓云.中美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J].经济问题,2018(11):74-79.

⑩王绍媛,陈杨.中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江汉论坛,2019(05):60-67.

⑪孙莹,李二青.中国-东盟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问题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7(04):45-53.

⑫裴辉儒,王煊,寇煜坤.中韩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基于发展水平与影响因素视角[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7(03):109-117.

⑬De-Mu L I.A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Strategic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J].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gn Languages,2007.

⑭刘红涛,张梦露.中印在中亚地区的能源战略布局及博弈前景[J].南亚研究季刊,2017(02):16-22+4.

⑮彭念.中印在海外能源市场的竞合博弈——以非洲和缅甸为例[J].南亚研究季刊,2018(02):20-27+4.

⑯龚勤林,杨文武,卢鹏辉.中印能源共赢性发展互动机制探讨[J].南亚研究季刊,2014(02):85-89+6.

⑰GRUBEL H G,LLOYD P J.Intra-industry trade: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75,6(3):312-314.⑱刘雪娇.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J].国际贸易问题,2013(12):87-95.

⑲冯宗宪,蒋伟杰.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研究[J].2017(03):166-176.

⑳BRüLHART M.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Measurement and Relevance for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1994,130(3):60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