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古籍整理出版能力，打造古籍精品出版

【摘要】新时代，出版更多的古籍精品，不仅能为普及中国古典文化提供更好的文本，还能为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作出贡献。古籍整理难，古籍精品出版更难，合适的作者、优秀的底本、专业的编校（含排版）队伍等，才可能促使一部优秀古籍出版。编辑的责任意识、编辑经验和专业素养，也是促成古籍精品的关键因素，出版社必须在认真审视古籍“作者”“底本”的高标准、严要求之上，精选合适的编辑团队。

【关  键  词】古籍整理;古籍精品;《关学经典集成》;编辑能力

【作者单位】李郁，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7.9;G255.1【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2.10.004

一、古籍整理的淵源

所谓古籍，通常而言是指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以前的古代文献，是以文本形式呈现的文字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存古籍约有8万种，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宝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主要载体。古人对于古籍非常重视。最早的古籍整理者当属孔子，他对《诗经》《尚书》《周礼》《周易》《乐经》《春秋》等上古史籍的删订，便是整理的一种，但属于个人行为。自汉代开始，政府非常重视对古籍的整理，设立专门的藏书与档案机构，既收藏旧书与档案，也整理编写新著。刘向、刘歆父子是发端，并被后世继承发展。唐宋元明清均有巨著（类书、丛书、文库）流传于世，至今保存完整，以清代乾隆年间所编的《四库全书》最具代表性，其搜集了近万种古籍共十八万册，按照经史子集分类编排。古人对古籍的整理，主要是以汇编、删订、辑佚、校勘、训诂（字、词、句注外，加上释义）、注音、译析（白话解析）、评析（批评）等形式进行重新编印或影印。现代古籍整理，在原有古籍的基础上，一般有标点、校勘、校注、注释、注译、辑录、辑校、辑遗、补遗、补注等形式，往往一部古籍兼有几种整理形式，最常见的就是标点、注释。

如何做好古籍整理工作，古今情势大有不同。古籍尤其是儒家经典，在古代社会，是立身处世为官从政之本。小自启蒙教育，大至科举考试，以至于长期的家教、政教甚至于宗教，都离不开它，所以得到社会普遍推崇，形成了唯文是举的风尚。《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被后世士大夫所继承，誉之为“三不朽”事业。凡有成就者，必有所著述，或自己创作，或诠释古籍，或刻印经典名著，必要有所留传于世，方不枉此一生，从而推动文脉昌盛，英才辈出，皇皇巨著频频问世。以此之故，古代人整理古籍，相对而言顺畅许多。随着帝制时代的消亡，科举制度被现代教育取而代之，科举读物的政治效能逐渐消失，古书被作为“故纸堆”看待，但是，古籍的教育价值、文化价值、教化功能并未被社会淘汰。20世纪初，我国便掀起了“整理国故”的文化思潮，“国学”日益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一直延续至今。

不过，今人之整理古籍，却与古人大相径庭。以笔者之经历与经验而言，合适的作者、优秀的底本、专业的编校（含排版）队伍等，才可能促使一部优秀古籍出版。本文试图以陈俊民先生所整理的《关学经典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三秦出版社，2020年出版）为例，探讨古籍精品的打造。

二、以《集成》谈古籍精品的整理出版

1.合适的作者

没有合适的作者，要做好古籍整理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截至目前，所有此前主持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国学底子都非常深厚。如陕西师范大学已故的史念海、霍松林、黄永年先生，还有现在仍坚持不辍整理儒学典籍的陈俊民先生。古籍整理者不仅需要熟知版本、目录，具备相应的文史知识，而且要具备从事整理的能力，尤其是校勘技能、注释功夫，辨析取舍的判断和解释理解能力。许多从事古籍整理的大专家，不甚乐意从事古籍的译介工作，因其简单，浪费专研学问的时间，上述几位前辈就很少做此工作，便是如此，他们对所涉领域的古籍往往烂熟于心，总能作出明白易晓的解释。在数十年的典籍整理工作中，史念海先生和黄永年先生之于唐代历史与陕西地方史籍、霍松林先生之于唐代文学典籍、陈俊民先生之于关学经典的整理，不仅具有开创之功，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专业的学术带头人，是古籍整理工作能够开展的前提，也是出版古籍精品的保障。

陈俊民先生是当代研究关学的著名学者，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就潜心苦研孔儒与关学。1979年，陈俊民先生以《孔子儒家考辨》和《历史上的哲学和哲学发展的历史》两篇论文，奠基了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术地位。1981年10月，陈俊民先生在杭州举办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上，提供了一篇重要论文《关学源流辨析》，他提出“关学不是历史上一般的‘关中之学，而是宋元明清时代关中的理学”，“关学不只是一个张载思想，它同理学思潮相关联、共始终，也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史”。“张载→吕柟、冯从吾→李颙的演进，基本上反映了关学从北宋兴起，经南宋衰落，明代中兴，到明清之际终结的历史过程。”[1]这一论断的创设，奠定了他在关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同时开启了他终其一生致力于关学研究事业，从而成为关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得到了张岱年、汤一介、余英时等哲学史家的肯定与赞扬。在此期间，陈俊民先生除了写过几篇重要的作品如《关学研究与古籍整理》《张载哲学逻辑范畴体系论》《张载关学导论》《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等，主要将精力放在宋明理学和关学典籍的搜集与整理上。1997年，他先后完成了《关学编》《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二曲集》《关中三李年谱》和《朱子文集》（十册），由中华书局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2001年，陈俊民先生受邀担任《儒藏》精华编“集部北宋”主编，并承担其中关学的《张载全集》《泾野先生文集》《冯少墟集》《二曲集》《四书反身录》等十多种书的校点编纂工作。在此基础上，陈俊民先生期望亲自整理并出版《关学全书》，致力于关学历史的重构。于是，他孜孜不倦地工作，再次整理出版了《集成》9卷12册18种图书，共计660.6万字，包括《导读》《张载卷》《正蒙诠释卷》《蓝田吕氏卷》《吕柟卷》《韩邦奇卷》《冯从吾卷》《李颙卷》《关学人物卷》，其中第一卷《导读》是陈先生整理研究结果而形成的著作，其他17种图书均是经过精心标点、校勘的成果。但由于多卷之中收集有几种作品，因而除了《蓝田吕氏卷》使用“辑校”，其余都使用“校编”。这不仅是一种新的整理形式，根据古籍作品具体的整编情况而定，而且是陈俊民先生几十年关学研究成果的汇集，评论家皆认为《集成》是弘扬关学精神、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精品力作。275240B5-FA5E-410F-930D-EB2114B41D87

自1981年发表《关学源流辨析》，至2020年《集成》出版，陈俊民先生从事关学研究已有39年。在此期间，他多次前往新加坡、德国、美国、日本等国讲学探亲，利用一切方便搜集多种海外所藏关学版本，弥补了国内藏本不足的缺陷。陈俊民先生之所以致力于关学整理与研究，以他的话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定位……我的文化定位，即我所找到的精神家园。……我选择的这个‘关学研究，其实就是我的心灵家园” [2]。可见，陈俊民先生以研究关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视关学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毅力、决心均与此有关。他的献身精神，是一种典型的“一等学者写一等作品”的模式，古籍整理因其更难，更应如此。

2.优秀的底本

古籍整理是将古代流传下来的作品进行重新加工，使之产生新的呈现形式，以符合新的人文需求。不论是标点、注释、翻译，还是校勘、辑录、补遗等方式，都必须以某个版本作为依托，只有在某个版本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新的编印。这里的“某个版本”就是底本。古往今来，学术界对底本的选择非常慎重，而且加倍重视。人们普遍认同以传世善本为底本，然而，善本是相对的，是以“校勘精审”作为选择的基本要素。黄永年先生认为，“凡校勘精审即接近古籍本来面目的都是善本，明确点可称之曰校勘性的善本。用这个含义来衡量，一个本子是善就永远是善，不善就永远不善。善与不善不受时间的制约，不会随时间的推移由不善而变成善。……甚至近年来出版的铅字排印本只要校勘精审也可以说是善本。”[3]其意是说，善本书是没有下线的，除那些文物属性的古籍有时代归属外，以校勘精审作为评定古籍善本的标准，一代有一代的善本。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古代善本与古籍善本应该有所区别。

古代善本既具有文物属性，又具有文本价值，是校勘精审的古典作品。古籍善本除了古代善本，还应有后来整理制作的新精品。这种焕然一新的古典精品，不妨称之为现代善本、新古籍善本。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三秦出版社等古籍出版社所出版的某些古籍精品，是能够列入新善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文艺类出版社初版的一些文学名著，也是如此。因而，现代学者进行古籍整理，除了首次整理出版孤本、珍本古籍，标点、校勘、辑佚类古籍既要参校古代善本，也要参校新善本，而大量的注译、解析类图书，参阅新善本是不可不做的选择。以善本作为底本，既可以是古代善本，也可以是以古代善本重新整理的新善本。当然，完全雷同的整理毋庸置疑是抄袭或者剽窃，那是不应当的。

陈俊民先生多年从事关学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如前所述，在三秦出版社出版《集成》以前，《关学编》《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二曲集》《关中三李年谱》已有中华书局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版，《张载全集》《泾野先生文集》《冯少墟集》《二曲集》《四书反身录》等也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版，这些均是校勘精审的新善本。然而，陈俊民先生在不断挖掘整理中，发现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因而又产生了新的整理本。《集成》本的出现并非偶然，部分作品是他在已有整理的基础上，不断核对新校本形成的新版本，也有部分作品是在古代善本的基础上首次整理而成。不论是重新校勘，还是首次校勘，陈俊民先生都会寻找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

以《集成》的《张载全集》（即《張子全书》）为例。根据本卷《校点说明》所示：“张载一生著书垂校教，卷帙宏富，不少著作在宋代已刊刻流传。”然“经宋元战乱，著作多已散佚”，“今尚通行的《张子全书》，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在明代有二本：一曰《周张全书》二十二卷合刻本，为‘内府藏本;二曰《张子全书》十四卷附录一卷单刻本，为‘编修励守谦家藏本”。而后又有徐必达本和沈自彰本。经陈俊民先生研究辨析，认为“现藏国家图书馆的明万历三十四年嘉兴徐必达辑刊的《合刻周张两先生全书》二十二卷（简称徐本），即属‘内府藏本;现藏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明万历四十六年陕西凤翔知府沈自彰刊刻的《张子全书》十四卷附录一卷（简称沈本），即属‘编修励守谦家藏本”。而“徐本实为沈本及后此诸刻之祖”。然而，“当徐本及诸重刻本流传之先，《全书》所包含的《正蒙》《理窟》《易说》《语录》《文集》等部分除《易说》经部外，其实各已有宋刻本行世。因此，此次校点，除《易说》以徐本为底本之外，其他各部分分别选取宋刻善本或覆刻宋本作底本，再根据各部分不同情况，分别选取版本价值较高的版本作校本，且注重各部分文本之间的相互参校。各部分及新辑遗著，参照《全书》编次，先后排序”[4]。

上述举例可知陈俊民先生治学风格之严谨缜密，其他各卷也基本循此方式而作。“所收书籍，只限有关‘关学思想之传世文献，其书目编次，以关学学者及其关学著作出现于世的时间先后为序。每一关学学者的关学著作，或为单书，或为多书，均选取精刻精校者作底本，一扔底本之旧，不加改编，保持原书独立完整之原貌。凡辑佚文献，必须有版本依据，尽可能选择辑佚准确的辑本作底本，再与其他辑本校勘，然后将原书未辑到的内容补进，注明出处，编于全书之后，不打乱原书底本之编次。”[5]《集成》所收作品，正是以陈俊民先生严格的取舍标准精选的，绝非迁就或将就而为。基于此，《集成》便具有精品古籍的基础品格。

3.专业的编校（编排）团队

古籍整理作品，除了明清小说，绝大多数是比较艰深甚至晦涩难懂的。这不仅需要专业的作者队伍，而且需要专业的编校团队和编排人员，编校（编排）团队需具备以下能力。

（1）要具备基本的文言文功底

一般而言，作者所提供的稿件有三种。第一种是最原始的古籍复印稿，作者在复印稿上标点甚至注释，如果对成品的设计要求是繁体，虽然不需要作者标注对应的简体字，但需要编辑认真审读原稿。如果没有扎实的文言文基础，读也读不下去，何谈编辑？即便是能够读下去，是否理解古文之义？不能理解古文之义，又怎么判断作者的断句、标点是否合适？这是对古籍编辑人员的基本要求。校对人员也是一样。在编校之间，有一个重要的流程，那就是设计排版，录排是第一道工序。然而，这种原始的复印稿对绝大多数录排人员来说，无异于天书——看不懂，更谈不上录排。我们在出版《集成》的时候，就面临这一难题。当时没有设计公司能够承担录排，导致迟迟不能进入正常编校，最后不得不聘请陕西师范大学文献班的研究生帮忙录入。但是，任何形式的编排都会在过程中出现差错，所以，核查与校对工作非常辛苦，要求也非常高。275240B5-FA5E-410F-930D-EB2114B41D87

第二种是作者录排好的稿子，不管是繁体还是简体字稿，对于编辑来说，其难度相比第一种更大。而且缺少原底稿作为参照，对编辑判断力的要求更高，核查的难度更大。

第三种是在已出版的新善本基础上加工整理，体现稿件新的特色。这样的稿件经过多重把关，集合作者、编辑、校对等多人多次工作的成果，如《集成》中一些作品正是如此，编校难度相比第一种稍轻。此外，如果是纯粹的文本整理，这样的作品会面临学术争议，编辑不可不慎重对待。《集成》所选正是陈俊民先生一人之作，且在原有底本基础上重新参考新校本校点勘误，比原底本有更大的提高。如果是注解类，这种嫁接也不失为最佳选择，如选取中华书局的某个整理文本作底本重新翻译，也正是这一新版本的价值体现。

（2）要熟悉繁体字与异体字、古体字的选用章法

古籍整理面临的常见问题是繁简字转化和横竖排问题。不同的稿件要求虽不一样，但这两个问题不可避免。在繁简字转化过程中，有一些不能转化的字会随着指令一并转化，这一问题在很多场合都被专家提及，已经引起古籍编辑的重视，本文不予论述。但是在繁体字使用上，也存在异体字、通假字、避讳字、古体字的判断不当，造成失误的情况。在实际工作中，许多人把异体字误认为是繁体字，所以在简体转繁体的时候，误把异体字作为繁体字与之对应，从而造成核查麻烦。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古籍整理繁体字本的前言、导论、导读以及后记、跋之中，因其文是现代学者所写，原本是以简体书写，后转换为繁体，所以出现误转或者误改的情况较多。在内文之中，原本是正确的异体字，是否需要更改，编辑需要作出判定。我们认为，一个版本有一个版本的特色，包括异体字的使用，这正是其所选版本价值的体现，如果被改为通行的繁体字，会增加无穷无尽的编校工作，实属无此必要。在编校《集成》时，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如此，为此，编辑与排版团队经过多次论证，最终确认忠实原版，保留异体字，仅对已经明确取缔的古体字予以修正。为了保证在实施过程中不出现偏差，出版社还特别制定了《关学经典集成编辑排版校对规则》，统一版式设置、编校要求，并专门组织编校人员培训，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议与误改错改。

（3）要善于把握内容判定、版式设计标准

每一部好的古籍整理作品，作者都会事先设置编撰的原则与体例，作为全书的指导。大多古籍整理以《凡例》《叙例》冠于篇首，其中所设置的具体事项及要求，既是对编撰者的制约，又是对编校、排版人员的约束，均不能随意处置、任意发挥。《集成》之《校编叙例》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由于《集成》是套书，而且以“关学”为引领，必然涉及选取的原则。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判定，体现的是作者的学术认识和基本观点。因此，《校编叙例》首先为之定位：“‘关学是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创立的道学学说及其学派，是宋元明清时代在关中地域传承张载关学和程朱陆王思想的理学，即关中思想文化精神之精华。《关学经典集成》与《关学全书》（此乃陈俊民先生的一个规划，待出，与本文无涉），皆为收辑关学经典及其有关注释、继承阐发关学与宋明理学思想的关中主要理学典籍丛书，它是为关学研究提供的一种入门读本。收入时限起自北宋，终于清末”[5] 。此界定便说明了《集成》所选古籍作品的学术属性，也对未能入选的关中学人的著述作出裁定。

学界普遍以为，校勘是最重要的古籍整理方式，是古籍整理其他形式的基础。因此，对于整理本的价值判定，最主要的一项就是依据的底本。校勘是对原有多种版本的重新整合，最终形成新的版本，这个新版本将成为此后学者诠释、解读与研究的新底本。但是，校勘过程会设置多种新要求，从而体现校勘者的学术思想与选择取向。如《集成》的《校编叙例》提出“凡属讹舛脱衍倒而有版本或史传可据者，均出校改正;其文字小有差异而在两可之间者，则存异不改，不出校。底本中的异体、俗体、异形等字，不统一规范” [5]，对底本、校本之异同、讹舛脱衍倒等现象作出校改规定，从而为整理作品的再使用提供正确参考。“出校改正”能够增加读者了解版本差异的机会，当然很好，但是“底本中的异体、俗体、异形等字，不统一规范”看似容易，实则较难把握。此条只有参照对“底本”之“均选取精刻精校者作底本，一扔底本之旧，不加改编，保持原书独立完整之原貌”的要求，才能做好编校工作。在《集成》的编校中就出现过类现象，编校人员很认真地将异体、俗体、异形等字改为规范字，实则谬误，在陈俊民先生审订之时被否定，因而不得不重新返工。因此，径改与可改或不可改的选择，必须提前预设标准与要求，方不至于出现偏差。这一条非常重要，不可不慎重对待。

标点也是最常见的古籍整理方式，是所有整理形式不可或缺的方面。标点既是阅读的第一步，又是理解的辅助。古人作书，没有标点，阅读理解全凭个人的古文修养，有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简单的断句，然只是用圈号“。”（非现代句号）标示。现代古籍整理第一步正是标点，而且是以现代汉语的标点为标准。看似平常的事情，其实非常不容易。整理古籍不同于写现代文章，首先要能读懂原文，默记释义，才能下笔标点，一遍不行，两遍、三遍，往往要反复多次才能确定。即便如此，传统的古籍整理采用繁体竖排的形式，又有一套标点符号规则，除使用逗、句、叹、问、顿、分、冒、引、括、书名、间隔等符号外，还加标各种专名符号，简称專名号，如人名、地名、朝代名、年号名、民族名称、封爵名号等，下加短横线“—”，书名号下加波浪线“﹏”，引文分双印号“「」”、单引“『』”。繁体竖排引号，两部分上下相对应，目前有以中华书局为代表的传统使用法，也有国标新定的使用法，后者设计的单引与双引的使用方式与中华书局法正好相反，古籍出版社普遍依照中华书局法，从而保持与数十年出版的古籍类、学术类作品一致。这些符号规则用法复杂，如果不予解读与强调，往往会顾此失彼。因此，在古籍整理作品中，往往会特别以《凡例》《叙例》形式予以公布，以免失却规范。《集成》也不例外，只不过略有改进，将原来传统的书名号波浪线“﹏”改为“《》”，上下横卧也容易做到。但是，内文之中简称、俗称、敬称如“（一）”“（二）”所列情况太多，对许多名词稍不留神就会错失一二，所以反反复复不断寻找遗留或者错画，是为编校常态。此外，针对版式的转行空字设计，编辑首先需要读懂原文，判定准确，区分正文与引文。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编校人员的认真与耐心。275240B5-FA5E-410F-930D-EB2114B41D87

除上述技术问题外，校勘各书所使用的底本、校本，其前后的序、跋、题记（犹如今之“序言”“后记”），也要认真阅读处理，不可随意删除。这些既是关于各书版本源流的重要记录，也是了解各书历史及版刻优劣得失的重要资料。我们曾经发现，有的古籍整理本删除了原版本之序跋题记，但并未在新书之中作出很好的交代，从而丧失了新版本的历史依据，其价值必然大打折扣。《集成》各卷一并将之附于各书之后，既保全了古籍作品的完整性，也凸显了全本的价值。

三、古籍整理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养成

古籍出版是一项高标准、严要求的工作。古籍整理最基础的功夫是校勘，因为校勘是对底本所做的工作，没有好的底本，其他的整理都是空谈。其中，编辑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工匠精神是关键因素。

当前形势下，文化普及成为最大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古籍需要新的注释、翻译和现代解析。那么，作为编辑，研判能力的培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古籍编辑必须具有判定作品质量与出版价值的能力，必须拥有敢于说“是”或“不”的自信。根据这样的要求，要做古籍精品，出版社必须在认真审视古籍“作者”“底本”高标准、严要求的基础上，精选合适的编辑团队。团队水平高低成为一本书成败的关键，除了编辑的责任意识和编辑经验，专业知识是决定性因素。首先，编辑必须具有版本学的基本知识，从版本考察作者的学术造诣是重要途径，编辑必须学会鉴定版本，并善于利用自己见多识广的优势作出判断;其次，编辑必须坚持学术更新，不断加强文史古籍方面专业的学习，从专业型编辑转化为专家型编辑，这是最优的选项;最后，编辑必须及时掌握学术与出版动态，杜绝重复出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古籍精品的出版。

结合《集成》的编辑实践，笔者认为古籍编辑专业技能的养成可从以下方面细化。一要敬业重业，以文化人的责任为依托，树立赓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华文化典籍的主动意识;要乐于奉献，不能避重就轻，斤斤计较。二要勤奋好学，打好扎实的基本功，培养好的兴趣，学会在烦琐的故纸堆中找到乐趣。在古籍整理中，兴趣非常重要，有了兴趣才会有乐趣，也才会敬业重业，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三要加强问题意识的培养。问题意识是编辑成熟的重要标准，作为古籍编辑，时刻要慎重对待学术异见，只要出现异见，一定要核查不同学術观点的原文出处，不能听信专家一言。虽然“编辑不是专家，但提出质疑是自己的本分，是职之所在，不应佯作不知，或者有意回避问题的焦点” [6]。

总而言之，做古籍整理难，做精品古籍更难。古籍整理最基础的功夫是校勘，而校勘离不开核对、辨伪的工作，虽枯燥却功德甚伟，需要博学多识，文字功底深厚，且扎实认真，耐得住寂寞。然而，整理者将大量时间、精力花费在文本上，就势必会耽误自己的学术研究。对此，陈俊民先生也深有同感，他曾经引述台湾著名学者王叔岷的话：“校书是一件蠢事，但也是治学之本，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文本，谈学问都是空的。”因此说，“古籍整理需要搜集版本，选择善本作底本，还要选择好的校本，稍微疏忽，就会出错误”[2] 。也只有这样要求，才有可能生产出精品。我们期待在新时代，在政策支持、财政扶持、机构重视的情况下，能出版更多的古籍精品，为普及中国古典文化提供更好的文本，为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陈俊民. 关学源流辨析[C]//陈俊民. 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陈俊民，韩星. 与陈俊民教授漫谈“关学”：以关学典籍整理与思想研究为主题[J]. 国学论衡（第五辑），2009（1）：151;168.

[3]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 陈俊民校编，北宋张载撰. 关学经典集成·张载卷[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20.

[5]陈俊民. 关学经典集成·导读[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20.

[6]李郁. “横渠四句”原始：《关学经典集成·张载卷》编校后记兼论学术编辑的问题意识[J]. 书海，2020（2）：20-26.275240B5-FA5E-410F-930D-EB2114B41D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