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智库知识服务能力体系构建与服务模式创新

尹达 杨海平

【摘 要】文章在剖析出版智库知识服务相关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探讨了出版智库知识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尝试构建涵盖资源整合能力、技术应用能力、跨界协同能力、产品传播能力、专家组织能力五个要素的我国出版智库知识服务能力体系，进而提出基于出版智库知识服务能力体系的四大知识服务模式，即元智库服务模式、循证智库服务模式、协同创新服务模式和平台主导型服务模式。

【关  键  词】出版智库;知识服务;能力体系;模式创新

【作者单位】尹达，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国家新闻出版署“智慧出版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杨海平，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国家新闻出版署“智慧出版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2.10.006

通过研究分析国内外智库实践可发现，智库的发展具有一般规律和特殊要求，在辅助决策和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智库多为现行体制下的管理机构，行政管理特点鲜明[1]，而出版机构肩负着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重要使命，出版智库必然是中国特色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出版业基础资源优势作用的发挥，都对高端出版智库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对出版高端智库建设提出了目标，对出版研究机构、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等智库作用的发挥提出了要求，更提出了出版智库规范化发展之路。而出版智库实际应用价值的发挥、咨政议政与建言献策作用的体现、舆论引导功能的实现等都离不开健全、合理、科学的出版智库能力体系，以及借助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探索出的新服务模式。从本质上讲，出版智库是出版领域一种特殊的知识服务存在，本文拟从知识服务视角探索出版智库的能力体系构建和服务模式创新，以期为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一、出版智库知识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出版机构一直肩负着个人知识社会化和社会知识个人化的重要使命，出版业本就是知识生产与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因此，出版智库有着自身的独特性。正是由于出版智库独特性的存在，使得出版智库知识服务具备更多先天优势。目前，我国出版智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属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为代表的政府官方出版智库，以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北京印刷学院等为代表的高校出版智库，以地质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联合成立的“融智库”为代表的企业出版智库[2]。值得一提的是，“融智库”是新型出版智库的典型代表，在行业标准研制、高峰论坛举办、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出版领域的政府决策和业态创新提供了一定的智力支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日渐凸显，出版领域与社会层面都对出版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智库服务已不能完全满足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及社会发展需求。同时，出版智库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尚未将自身的基础性资源优势很好地发挥出来，在辅助决策、政策研究与咨询、舆论宣传与引导等领域都有待进一步提高。综合来看，目前，出版智库知识服务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改进与提高。

第一，知识资源的协同共建共享能力有待加强。目前，孕育出版智库的母体机构多为各类型出版单位、出版管理机构、出版研究机构以及高等院校出版相关院系等，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优质内容资源与智库需求获取渠道。然而，出版智库仍缺少有效的科研管理工具和协同机制对海量非结构化知识资源与智库研究问题进行有效管理，知识资源的共建共享效果不理想[3]。

第二，知识服务内容与用户需求匹配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比如，各专业出版社推出的各类服务平台、数据库等，用户参与度、接受度均有待提高。各出版智库紧跟时代步伐，开展了不少具有前瞻性和预判性的研究，但因高素质人才储备不足、有效监管缺乏、资金投入不足等，相关研究成果与用户需求匹配度有待进一步提高[4-5]。同时，出版智库在运行过程中，缺少依据科学方法与技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予以切实回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质量智库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成果服务政府决策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对政府决策的贡献度等都有待加强与提升。

第三，智库专家队伍的储备与有机融合有待进一步推进。目前，出版智库专家虽数量众多，但多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机构，且多数专家身兼领队职务。如何围绕智库建设需要实现智库专家队伍的统一组织与有效调度，提高智库专家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协同创新能力，这也是出版智库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四，传统出版智库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程度不够，研究周期较长，服务模式与成果形式相对单一，受众覆盖面有限，社会影响力有待提高。

二、出版智库知识服务能力体系构建

知識服务是出版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咨询服务等高质量智库活动的重要工具，出版智库的知识服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出版智库服务质量水平和影响力的大小。因此，本文基于对出版智库理论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对出版智库运行实践、知识服务现状的分析，从出版智库知识服务全过程视角出发，梳理了出版智库的资源整合能力、技术应用能力、跨界协同能力、产品传播能力、专家组织能力，提出了知识化、主动化、智能化、精准化、多元化的出版智库知识服务能力体系构建设想，以期推动出版智库在知识组织、需求发现、成果应用、成果传播等方面水平的提升。

1.资源整合能力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且被广泛应用的今天，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每天都面临海量的、质量参差不齐的、掺杂着各种冗余内容的信息资源。基于高质量多源异构知识资源整合形成的出版知识库是出版智库提供服务、开展研究、举办活动的基础支撑，也是出版机构出版能力的有力体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快速准确获取信息是智库建设的立根之本”，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具备“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这实际上就是对智库资源整合能力提出的要求。所谓出版智库资源整合能力，即出版智库的资源储备能力及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资源搜集、整理与挖掘的能力，目的是将大量散布于不同研究人员之间、不同出版机构之间、不同研究机构之间的数据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建立出版智库的知识共享渠道，提升出版智库的知识服务效率。

近年来，知识服务成为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各出版机构所具备的高质量内容资源储备是其服务国民经济各领域的重要知识来源，也是出版智库知识服务的基础。比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国家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在新闻出版业知识资源聚合、知识内容产品生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出版智库研究提供了优质知识资源。

出版智库可以知识服务为核心，构建出版领域基础理论知识库和行业知识储备库，形成基于大数据的智库资源建设与管理体系，为出版领域政策制定、行业发展决策等提供基础数据与知识支撑。同时，出版智库还可以架起知识出版与知识服务的桥梁，以各个出版机构优势资源为依托，通过数字化、数据化、知识化处理与整合，逐步建立起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定制化、个性化、精准化的理論与实践知识库，发挥“元智库”的作用，为其他领域智库作用的发挥提供精准、深度的知识支撑与解决方案，同时也可以将这些定制化的知识库建成出版智库成果转化的大平台，形成出版智库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收益保障。

2.技术应用能力

出版智库技术应用能力即大数据技术、新媒体传播技术等新兴技术支撑下的出版智库需求发现能力、数据采集能力、数据分析与整理能力，是“数据+平台+智慧”出版智库知识服务模式形成的技术基础。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出版智库对自有资源及外部采集资源的有效挖掘与整合，可以打造能满足用户需求的高质量智库产品。

在出版智库建设实践中，现有出版智库知识服务的主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出版智库项目多源于用户委托，出版智库主动依据自身资源、技术、人才等优势进行领域内前瞻性研究的较少[6]。需求挖掘能力应是智库的基本能力之一，是智库服务坚持问题导向的重要抓手。出版智库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关联分析、知识计算、文本分析等技术做好出版领域优势资源的数字化、数据化、知识化、关联化处理，实现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同时，主动发现和把握国家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版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前沿问题，及时开展具有现实价值的前瞻性研究。而基于用户画像技术构建的智库专家群体画像、智库用户群体画像，则可以为出版智库服务的主动性提高、智库产品的精准推送与有效传播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出版智库还可以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提升影响力，建立综合性出版智库知识服务平台，提升用户获取出版智库知识服务的便捷性。

目前，出版社创造价值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以前看似不可能的诸如发现内容、分析知识、记录与分析用户行为、服务作者等都已成为出版业不可或缺的工作部分，而这些工作的开展也都离不开知识组织与知识加工技术、知识体系构建与知识管理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由此可见，出版智库的技术应用能力还可以助力出版机构内容增值型知识服务产业链条的构建。

3.跨界协同能力

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智库需求时，单凭某一智库的力量或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在构建服务某一个行业或领域的、以海量知识资源为基础的、以科学研究方法和新兴技术工具为辅的大型知识服务平台过程中，需要多领域、多机构通力协作。因此，出版智库的跨界协同能力至关重要。

出版智库的协同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版智库的内部协同，即不同类型出版智库之间的协同，涵盖了政府出版智库、企业出版智库、高校出版智库之间的协同。不同类型的出版智库有着各自不同的资源优势、专家优势、服务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等，出版智库内部协同可助力出版智库联盟的形成，推动出版智库间资源共享、人才流动、课题协作、优势互补，以达到普遍增强出版智库实力、整体提升出版智库竞争力的目的。二是出版领域机构协同，即出版智库、出版管理部门、出版机构、技术支持机构等之间的协同，以建立起彼此之间协同高效的运转机制。出版智库的顺利运转、高质量出版智库产品的推出单靠出版智库本身是远远不够的，面对不同的智库需求，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多方面资源的有效合作。三是出版智库与其他领域智库之间的跨界协同。出版智库与其他领域智库的跨界协同，实则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统筹自治能力的体现，可以实现出版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优势互补、要素互通，实现跨领域内容的整合、力量与平台的融合，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多元化复杂多变问题奠定基础。同时，这种协同还可以探索出跨行业、跨区域的异质性合作，提升出版智库的影响力。这三个方面的协同能力共同构成了出版智库的跨界协同能力，而出版智库跨界协同能力的提高将会有力提升出版智库的知识服务水平与质量，以及出版智库的社会影响力。

出版智库跨界协同能力是出版智库共同体构建的基础和前提。出版智库多方主体在协同融合中基于共同的利益与目标可形成出版智库共同体，并形成由各类型出版智库、政府管理部门、企业决策者、社会民众共同构成，旨在进行思想生产与知识创新的出版智库跨界协同共生机制，以不断推动出版领域问题解决与产业革新，向社会输出出版业、出版人的更大价值。例如，2017年11月成立的新闻出版产业新型智库联盟是国内出版智库共同体建设的有益探索，由18家从事新闻出版业务的出版机构、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新闻出版科技公司、产业研究院所、社会智库等自愿联合发起。

4.产品传播能力

出版智库因其依托母体所具备的主流意识形态载体和优质内容资源生产者的基本属性，被天然赋予了意识形态治理、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文化自信增强、舆论引导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功能[7-8]。而出版智库产品传播能力是此类功能发挥的重要基础，同时也决定了出版智库的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更快更好地传播出版领域政策知识、观点及引导社会舆论的知识传播服务也是出版智库所提供的服务之一。高质量的思想产品是出版质量的价值及影响力所在。而智库本身就具有舆论引导的先天本能，加之出版智库具有舆论宣传主阵地的特殊属性，其产品影响力的提升就显得尤为重要。出版智库产品包括了行业标准、研究报告、决策咨询报告、智库出版物、智库活动、会议培训、高峰论坛等[9]。而本文所指出版智库产品传播能力是基于用户画像技术的精准化智库产品传播能力。出版智库在政府部门、出版企业、大众传媒、意见领袖和普通公众的多元互动中，可以促成智库产品所蕴含的思想与普通公众意见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进而发挥自身影响力。

出版智库需高度重视网站建设以及用戶画像等新技术的应用，及时发布智库专家、智库活动、智库产品等相关信息，并实施精准推送，提升产品传播效果，扩大自身影响力。同时，出版智库可借助各类新媒体技术，创新出版智库产品发布形式，拓展产品传播渠道，提升产品传播效果，以达到扩大出版智库影响力的目的。

5.专家组织能力

出版智库是出版领域的人才库、思想库，强有力的专家人才队伍是出版智库的根本，也是出版智库智力资源和专家智慧的源泉。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8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的《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都对智库高端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足见专家队伍建设对智库的重要性。目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三农”出版发行高端智库、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建设发展研究院、i智库、融智库等出版智库代表都对专家队伍建设予以了足够的重视。想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量众多、跨行业、跨领域、跨机构的智库专家作用，人才管理能力不可或缺。

本文认为，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决策支持技术等形成智能化智库专家网络，以构建出版领域智库人才网络。首先，深度剖析出版领域（含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高层次专家学者的研究方向、研究专长、科研水平、创新能力等，以便为各智库机构进行专家遴选、专家咨询等提供全流程服务[10-11]。其次，建立出版智库专家人才的“旋转门”机制，使智库专家具备政府、行业、研究机构等多领域背景，同时也使多领域专家进入出版智库平台，突破智库专家成员身份固化的限制，使得出版智库可以充分、及时把握用户需求，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储备充足的智慧财富。再次，可举办规格高且比较开放的专家交流活动，并邀请相关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出席，以保证智库机构能够第一时间把握政策动向及政策需求，提升智库产品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最后，建立矩阵式出版智库组织结构，便于兼具纵向直线主管和横向协作协同，也便于实现跨领域协作与取长补短，进而推动智库研究与智库活动的高效、高质量完成。同时，还需建立兼具出版特色和智库特色的组织文化[12]。

三、出版智库知识服务模式创新路径

出版智库的能力体系，为出版智库知识服务的模式创新奠定了基础。本文认为，基于上述出版智库知识服务能力体系，出版智库可尝试探索元智库服务模式、循证智库服务模式、协同创新服务模式和平台主导型服务模式四种智库知识服务模式。

1.元智库服务模式：知识主导型

基于资源整合能力建立的出版智库元智库服务模式，即整合出版业自身优质知识资源和数据要素，开展融入其他领域研究的知识服务，为其他领域智库提供决策所需的高质量知识内容，为特定行业、区域、领域提供优质内容资源的知识主导型服务模式，基于该模式，出版智库可以为其他领域智库提供高质量、高匹配度的知识元支持。出版机构既可以作为智库产品的出版者与传播者，也可以为智库机构提供多元化、深度精准的知识服务内容。出版智库还应以知识服务为抓手，建立出版智库服务体系与能力体系，引领出版机构自觉融入中国智库建设的总体框架，为其他智库机构提供高效的传播推广服务和精准的数据及知识服务，助力中国智库生态的形成。目前，知识产权出版社的i智库、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建设发展研究院等出版智库已经在元智库服务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出版元智库服务模式建立在知识库基础之上，以出版知识服务内容的流通为主线，借助语义技术、数据分析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等技术力量，实现出版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从出版内容资源的整合、管理、挖掘入手，完成出版资源的集成化、碎片化、系统化、数字化、知识化、关联化，进而实现基于各领域智库服务需求的个性化定制出版内容资源生成与传播，完成知识整合向知识创新的过渡[13]。目前，国家知识资源服务模式试点单位已经有了一些实践案例，并发布了一系列知识服务标准体系，出版智库的元智库知识服务模式在构建过程中可充分参考借鉴[14]。其中，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国家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已经开始探索大数据背景下，出版智库的知识整合与知识挖掘。

2.循证智库服务模式：技术驱动型

智库服务政府决策、提供政策咨询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关键的发展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新环境下面临的新问题不断涌现，对高端智库建言献策的呼声也更甚。2020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中，对智库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提出了要求。

循证决策理念源于循证医学，后被引入管理决策等其他科学领域并获得广泛认可，形成了循证决策模式。循证决策模式核心在于决策过程中对知识的足够重视，以及整合数据和信息以上升到决策所需的高质量知识层面，强调的是基于科学、严谨、充分的决策证据给出决策建议，以尽可能减少主观经验决策带来的损失[15]。近年来，全球著名的智库机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等都引入了循证理念和方法，以提高智库研究成果质量，效果显著[16]。而国内中国人民大学的循证治理与公共绩效研究中心、兰州大学的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学的循证社会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等也都是循证理念与方法在智库实践领域的积极探索。

基于循证科学理念，借助大数据等新技术，建立出版智库循证服务模式，基于科学数据和海量资源开展循证研究与循证决策服务，可以大幅提高出版智库建言献策的针对性与精准度，以及政策评估的科学性与全面性。出版智库可在循证科学理念指导下，转变传统思辨性研究范式，进一步聚焦国计民生重大现实问题，依托跨领域、跨学科、跨机构组织的专业技能齐备的智库研究团队，以及在共建共享理念下搭建的涵盖出版业基础内容数据和相关行业专业数据的大数据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内容资源与行业数据向决策证据的转换，进而建立立足我国实践，服务我国社会发展，涵盖议题发现、证据提炼与评价、循证决策、效应评价等全流程的出版智库循证服务模式[17]。

3.协同创新服务模式：协同理念主导型

基于开放式协同创新理念和协同创新能力建立数据驱动下的出版智库协同创新型服务模式，可探索出版智库跨机构、跨类型、跨行业、跨区域、跨学科的协同创新发展路径。其一，数据协同。数据的整合与共享、深度智能分析及可视化呈现是新型出版智库协同创新模式的起点。其二，组织协同。组织协同指的是智库机构与其他机构基于用户服务需求建立的协同机制，涵盖了价值目标协同、管理制度协同等多个方面。基于社交网络技术构建的出版智库、政府机构、出版企业三方交互的服务平台，可实现“出版智库—其他智库—政府机构—出版企业”四方联动协同。出版智库和出版企业可以从政府机构获取行业发展的焦点问题及行业最新政策动向，政府机构可以及时把握企业需求、市场走势，而出版企业则可从出版智库和政府机构获取最新的出版理论研究成果、问题解决思路、政策走向。其三，学科协同。融合图情、计算机等领域专家学者，创建各出版智库的机构知识库，形成出版智库机构知识库联盟，融合机构知识库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功能以及智库机构智慧服务功能，最终形成能够解决问题的智库产品[18]。

4.平台主导型服务模式：“大数据平台+微应用”模式

本文认为，基于产品传播能力可建立出版智库平台主导型服务模式，即以“大数据平台+微应用”为支撑的智库服务模式，依托后台大数据服务平台（基于优质内容资源的深度整合、语义识别、数据挖掘、知识关联）与前端微应用服务（基于用户画像系统的语义知识请求识别与精准推送）建立的交互式出版智库知识服务模式。出版业是知识生产大户，各类出版产品聚焦了各领域广博的原始知识数据与知识资源。以经过数字化、数据化、知识化、关联化处理的出版业优质内容资源为依托，以问题为导向，以领域知识集为基础，以新技术与新媒体为手段的出版智库微服务平台、微服务应用的开发，也是出版智库知识服务模式创新的路径之一[19]。

虽然出版业整体资源整合服务平台的建立耗时耗力，非一日之功，但可通过局部的实验性研发逐步推进。而前端微应用服务具备投入小、见效快、服务精准的优势，可以借助用户画像技术建立出版智库用户群体画像、专家群体画像等，探索基于用户画像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数据整合与挖掘技术等新兴技术的精准化出版智库服务与产品传播模式，实现问题的精准识别、知识的精准组织与挖掘，以及产品的精准推送。

四、结语

出版业具备特殊的属性，使得出版智库成为我国新型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智库在服务行业管理与行业发展，成为我国出版管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还肩负着为其他智库的决策咨询、理论研究等提供优质知识资源的重任。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出版智库动态知识服务能力体系，提升出版智库知识服务水平，进而提升出版智库社会影响力水平、新技术在出版领域的产业化效率、我国出版业的国际创新竞争力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与研究体系构建贡献出版人的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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