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 文 秀

(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1 引言

FDI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之一[1]，促进了中国城市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2]，进而影响城市生态福利绩效。FDI可通过三种作用机制影响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一是规模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会使城市经济规模扩大，但同时会造成环境污染，而伴随着城市经济增长，为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会加大环境治理投资和保护力度，环境质量可能会因此得到改善；二是技术效应[3]，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技术溢出和转移效应，外资企业的进入能给城市带来绿色管理理念、高科技含量技术和环境友好型产品，有利于缓解城市环境污染压力；三是结构效应[4]，外商投资的跨国公司促使城市加入其全球协作网络，不同产业类型转移会对城市产业结构产生差异化影响，如高污染产业转移会使城市成为“污染天堂”，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能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等。

FDI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文献颇为丰富，如郭炳南等[5]测算了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并利用杜宾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FDI与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显著正相关；陈少炜等[6]测算了黄河流域各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发现FDI与生态福利绩效呈负相关；龙亮军等[7]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并利用Tobin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FDI与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关系不显著。

目前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多聚焦在全国、省际或者城市层面，来自于特定流域的证据较少[8-12]，且空间关系分析的研究较少。本文加入地理空间因素探索长三角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希望能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同时，已有的研究对FDI和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之间关系的论述较少，大多只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考虑，因此本文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长三角地区2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并且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FDI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超效率SBM模型

借鉴Tone于2002年提出的一种基于松弛变量的改进的超效率SBM模型,将非期望产出纳入考量范围，同时还解决了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性问题，为此本文使用超效率SBM模型来衡量生态福利绩效并对其进行定量分析，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1)

参考郭炳南等[13]的研究，本文选取人均用电量、人均用水量和人均城市建设面积作为生态投入指标，分别表示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以及土地消耗；产出分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用城市环境污染表示非期望产出，用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人均固体烟(粉尘)排放量分别表示城市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期望产出用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以及健康医疗水平来表示，由此本文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指标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所有数据来源于2008-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表1 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2 全局Moran’s I指数

全局Moran’s I指数是Moran在1950年提出的检验全域空间自相关的一个统计量，反映空间邻近区域单元属性值在整个研究区域内空间相关性的总体趋势，计算方式如下:

(2)

2.3 空间杜宾模型

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长三角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影响因子和空间外部性。具体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空间杜宾模型如式(3)所示：

(3)

其中，lnEWPi,t表示i城市t年的生态福利绩效，Wij为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反映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性。lnFDI表示FDI的对数形式，ln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ηi、δt、μi,t分别表示城市的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随机效应。

FDI是本文的核心变量，表示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借鉴既有学者对生态福利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14-16]，选取产业结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密度作为主要的控制变量，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环境规制用城市一般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人口密度用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量来表示。所用数据均来自于2008-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 实证分析

3.1 长三角生态福利绩效测度结果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运用Matlab软件进行分析，得到2008-2019年长三角27个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在研究期间，长三角27个城市中有10个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均值大于1，即处于有效状态，2008-2019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均值大于1的城市有舟山(1.108)、绍兴(1.093)、合肥(1.086)、南京(1.073)、温州(1.065)、无锡(1.047)、杭州(1.042)、扬州(1.041)、泰州(1.028)、金华(1.016)，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排在前三的是舟山(1.108)、绍兴(1.093)、合肥(1.086)，湖州(0.304)、宣城(0.303)、马鞍山(0.288)位于长三角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末三位，可以发现排名前三和末三位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相差三到四倍，这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内部分布不均衡，有较大的提升与改善空间。进一步对比发现，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值与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成必然的同向变动关系，这是因为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不仅考虑了人均GDP，同时考虑教育发展水平、健康医疗发展水平等综合因素，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城市居民福利水平。

表2 长三角生态福利绩效测量结果

3.2 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在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之前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本文利用全局莫兰指数公式，借助stata15软件对2008-2019年长三角27个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如表3所示。

表3 长三角生态福利绩效以及FDI的莫兰指数

结果表明，生态福利绩效的Moran’s I取值范围为[0.335,0.551]，生态福利绩效莫兰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5%统计显著性水平的检验，由此看出，在观察期内，长三角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在空间上并不是相互独立随机分布的，而是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这意味着周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不仅会影响到本地城市，而且会受到本地城市的影响。故此，在探究FDI对长三角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时需要将空间效应考虑在内，表明本文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具有合理性。

3.3 FDI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前文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因此将城市视为独立观测单元失之偏颇，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影响因素。为了确定本文是否适合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需要进一步进行必要的相关检验，因此在长三角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进行了LR检验和Wald检验，LR检验和Wald检验的结果拒绝了空间杜宾模型可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假设，因此本文应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空间杜宾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影响需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加以反映，对本文而言，直接效应为本城市解释变量对本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间接效应是邻近城市的解释变量对本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表4为各种影响因素对生态福利绩效效应评估结果。

表4 影响因素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核心解释变量FDI的直接效应值、间接效应值和总效应值显著为正，分别为0.198(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0.272(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和0.470(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FDI每提升1%，本城市和周边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将分别上升0.198%、0.272%，本城市和周边城市总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将提升0.470%。同时，可以发现FDI的间接效应值大于直接效应值，说明FDI对长三角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FDI的增加不仅能提升本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也能提高周边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这意味着FDI在总体上对长三角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产业结构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其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值均为负，说明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环境污染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抑制本城市和周边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

环境规制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其直接效应值为0.211，说明长三角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改变企业生产结构，促进企业清洁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的排放，使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提升了居民的福利水平；其间接效应值为-0.298表明本城市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导致污染企业向周边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城市转移，使周边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增加，降低了周边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效应值为0.502(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即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1%，长三角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将会提升0.502%，这表明经济增长可以显著提高长三角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经济发展的间接效应值为0.025，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本城市经济发展可以带动周边城市发展，但也会因为要素资源转移而限制周边城市的发展潜力。

人口密度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效应为负值而间接效应为正值，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目前人口密集度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无显著影响。

4 结论

本文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进行了测度与分析，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FDI对长三角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

①长三角2008-2019年整体生态福利绩效综合水平均未达到1，未能实现DEA有效，27个城市中只有10个城市平均生态福利绩效大于1，即DEA有效，有17个城市的平均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小于1，即DEA无效。且城市间差距较大，排名前三的城市(舟山、绍兴、合肥)的平均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是排名靠后的三个城市(湖州、宣城、马鞍山)的3到4倍。

②FDI的增加有利于提高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FDI与长三角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FDI每提升1%可以提高长三角城市生态福利绩效0.470%。这说明FDI在长三角地区不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给城市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环境友好型产品以及绿色管理理念等，缓解了城市环境污染压力，有利于提高城市生态福利绩效。

③产业结构对长三角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负值，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本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但对周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人口密度对长三角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