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初创时期的领导作用

◎宋泽滨

陈云是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责。在陈云众多领导职务之中，有一个负责指导中国早期原子能事业的重要“头衔”——中央指定的三人小组成员和原子能委员会主任。三人小组从1955年7月成立起，一直工作到1962年12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时间跨度有7年之久，为我国早期原子能事业的开拓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1]作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之一，陈云在早期领导原子能事业发展中，占有着特殊的地位，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作出了特别的贡献。

一、呕心沥血，主导中苏原子能合作事宜

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是在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做出的。这是一次注定要影响新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出席会议，作为中央书记处成员、后来中央指定的领导原子能事业三人小组成员的陈云，却缺席了这次会议，这似乎又令人费解。通过梳理材料，我们发现陈云这个时期担任着中央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重任，正处理领导经济建设的大量具体工作。陈云在离京外出调研之前，已经处理原子能建设相关事宜，参与了有关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工作。

党很早就有发展原子能的意向，国内地质普查等提供了存在铀矿的条件；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多次磋商，1954年年底也达成了原子能合作事宜，并决定在1955年1月下旬签署合作文件，即《中苏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查工作的议定书》，我国原子能事业呼之欲出。

陈云与周恩来研究了议定书签字问题。1955年1月13日，陈云赴天津调查，行前，审阅中苏两国政府将要签署的议定书，并同周恩来研究这一议定书北京签字问题。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由薄一波陪同，同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谈话，详细了解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人员、设备以及铀矿资源等情况，仔细询问核反应堆与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条件等。当天晚上，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谈话情况，并告可在15日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刘杰均可参加。同时，将《中苏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查工作的议定书》报送毛泽东阅看，并说：“此件已经陈云、一波、刘杰、伍修权等同志研究过，认为可以同意。尤金大使通知我，苏联政府命他代表签字，我方因陈云同志不在，可改由我代表签字。”毛泽东批示：“照办。”[2]这就有了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大决策。5天之后即1月2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由引可见，陈云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为执行这一协定，成立了中苏委员会，刘杰任委员会主席。根据协定，中苏两国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由此，中国原子能事业在早期铀矿勘探的基础上，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

二、夜以继日，参与原子能建设的重要决策

陈云调研回京后，出席中央和国务院讨论原子能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参与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决策。

《陈云年谱》记载：1955年1月30日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彭德怀、邓小平列席。会议研究关于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台湾问题和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3]。这次会议仍由毛泽东主持，在出席人和列席人中，《彭真年谱》《邓小平年谱》都有与上述内容基本相同的简单记载；会议研究讨论了哪些问题，作出了什么决策等，具体内容没有详细披露。但是，我们可以从第二天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推断出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内容。这就是1955年1月31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陈云参加的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有以下议程：

（1）讨论1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的声明》。

（2）周恩来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提出“认真进行原子能的研究工作”的要求。[4]

（3）研究通过《国务院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决议首先对苏联的声明表示“热烈欢迎”。决议深信：“在解放了的中国，它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们，在苏联的真诚帮助下，一定能够迅速掌握使用原子能的技术。”

（4）会议部署了“开展拥护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反对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会后，中共中央于2月9日发出《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全民运动的指示》，并指示在党刊发表《中国人民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委员会关于开展全国人民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计划》。

1955年2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报道这次会议，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决议。这就是陈云出席的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的主要内容，也反映了陈云出席的1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所讨论的主题。

在1955年7月5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李富春副总理代表国务院，连续两天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报告中谈到：“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五年内我国将开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设，使之为国民经济服务。”报告指出：“苏联政府主动地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我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并同我国签定了和平使用原子能的协定。”这次大会召开前一天的7月4日，陈云被中共中央指定为负责指导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的3人小组成员，担负起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领导重任。

三、慧眼识珠，为开拓创业推荐领导干部人选

陈云曾长期做党的组织工作，有着丰富的识人用人领导经验。开创原子能事业，最重要的是人才！陈云遵照毛泽东“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指示精神，大力支持原子能事业的人才队伍建设，为此付出了极大心血。可以从以下几个重要材料中窥见一斑：

（1）批准主管全国铀矿勘查工作的地质部三局局长人选。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考察工作的议定书》，由刘杰首任主席的中苏委员会商定，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的基础上扩建成立地质部三局，主管全国铀矿勘查工作，归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由薄一波审核报陈云批准，任命雷荣天为局长，安桐馥、高之杕为副局长。在当时，采矿是基础性建设，也是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先行者。陈云对此寄予厚望，批准相关领导干部人事任命，有利于加强原子能事业的领导。

（2）建议赴苏代表团团长人选。1955年3月11日，周恩来接到苏联政府通知：请中国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设计实验性原子堆、供应有关设备、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和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等事宜。为此，周恩来12日致信陈云：“请你考虑这个代表团以何人率领前往为合适。”18日，陈云复信：“推以刘杰、钱三强为代表团正副团长。”[5]我们在《陈云年谱》也能看到相关记载：1955年3月18日，复信周恩来，提议前往苏联洽谈设计实验性原子反应堆的代表团由刘杰、钱三强为正副团长。4月2日，代表团出使苏联，取得了重要成果。

（3）批准主持原子能科研新基地建设的建筑技术局局长人选。为了顺利完成苏联援助的试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设工作，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国家建设委员会成立建筑技术局。薄一波亲自给陈云并中央写信，建议调刘伟同志做原子能工业的组织行政工作。[6]1955年7月1日，建筑技术局正式成立，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的领导下展开工作，负责原子能科研新基地的建设，并办理与筹建原子能事业有关的人、财、物等具体事务。经过短短的两年时间，一座现代的原子能反应堆在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建起来了。

陈云决定的两个局长人选和建议的代表团正副团长人选，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几位同志，在1956年11月新成立的主管原子能事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都担任了副部长，担负起更加重要的责任。作为科学家，钱三强则进入更重要的科学研制任务的领导岗位，1956年4月任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委员，1958年任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负责核委的日常工作。中央在用人问题上的这一系列决策，充分表明了陈云在这个领域的发言权，为我国早期开展核事业奠定了重要的组织人事保障。

四、临机受命，不同时期担任不同领导重任

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由于陈云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在我国早期原子能事业发展进程中，不同时期担负着不同的重要领导责任，对发展尖端事业做过许多重要指示。

（1）1954年“主管”原子能问题。邓小平在阅国家计委军工局局长孙泱等1954年4月22日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李富春、贾拓夫的信，及随信所附4月17日听取钱三强关于原子武器的原理、性能、制造条件等问题的说明后整理出的一份报告后，于5月1日批示：“这个问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是值得考虑的，这几年的准备工作也是需要的，建议请陈云或富春同志主管这个问题。是否可在书记处谈谈，请少奇同志酌定。”刘少奇将此议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各同志。这个材料表明，陈云此时已经开始担负起领导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重任了。这也就为我们解开中苏原子能合作相关文件需要由陈云签署、只因有更为重要的使命才由周恩来代表签署之谜。

（2）1955年担任中央“三人小组”成员。据《陈云年谱》载：“7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成立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原子能事业领导小组（简称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全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这个领导小组一直工作到1962年12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7]。陈云担任中央三人小组领导任务后，多次参与重要决策。1956年1月2日晚，“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接受苏共中央邀请，派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苏联和东欧八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讨论经济合作兼及军事和国际问题。”3日晚，周恩来同将于4日出国的李富春谈话。深夜，看完李富春报送的四份文件和陈云转来的一份文件后，接连两次致信李富春。至于陈云什么时候交给周恩来文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从周恩来给李富春的第二封信来看，应该和与苏联讨论原子能的规划、援助建设原子反应堆等事情有关。

（3）1956年担任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主任。为了更有效地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根据当时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发展的形势，周恩来根据刘杰等的建议，决定成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1956年4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为了能够统一地和有计划地领导利用原子能的工作和发展航空工业，拟分别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直属国务院，主任陈云，副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宋任穷，秘书长刘杰”[8]。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委员会领导成员名单。

陈云在兼任国家建设重要领域领导职务期间，对发展尖端事业做过许多重要指示。1958年下半年，陈云任中央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后，先后主持华北、东北和西北三个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1958年10月10日，在哈尔滨东北协作区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说：“在一些尖端部门，比如：喷气式、原子、氢弹等都要求很高的技术，而且在若干个行业中有少数工厂是要强调最新技术的，否则，我国技术水平就不能提高。”因此，必须把建设的工厂分成两类，一类是为了提高的，一类是为了普及的，普及的同时也是为了提高。11月17日，在武昌会议召开之前，陈云将国家建委党组根据他几次讲话精神拟制的《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报毛泽东。毛泽东19日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到会各同志。应予批准，在全国推行。”[9]毛泽东肯定了陈云的调研成果，为即将召开的会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素材。

陈云十分关注对尖端武器起基础作用的有色金属等材料工业的发展。现代化的国防工业，是消耗有色金属数量最大的部门之一。原子弹、氢弹、导弹、火箭等近代武器更是需要大量的有色金属。在导弹、原子弹攻关进入关键阶段，为了解决需要的各种原材料紧缺问题，陈云于1962年3—4月间，十多次听取关于有色金属的工业汇报。汇报内容非常丰富，陈云问得非常仔细，对尖端武器需求、行业发展现状、生产中存在的困难、未来发展规划设想等，做到了心中有数，针对发展有色金属做出重要指示。

中央为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作出许多重要决策、决定。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各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10]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196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委员会的行政权力机构性质和主要职责任务。

在党中央和中央专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大力协同下，中国原子能事业进入快车道。我国核武器研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重大突破：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导弹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毛泽东“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的预言实现了！这一壮举也向世人宣告：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今天，中国的核力量已经成为打造国家安全的擎天利剑，成为维护人民和平的牢固盾牌；中国的核电站技术已经成为和平利用核能的杰出表现，不仅造福本国人民，而且走向世界。陈云同志早期在领导原子能事业发展中付出的努力、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注 释]

[1] 1955年“7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成立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原子能事业领导小组（简称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全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这个领导小组一直工作到1962年12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陈云年谱（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385.

[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36.周恩来年谱: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41.笔者注：毛泽东年谱用的是“照办”，而周恩来年谱则用的是“同意”，不知何故。陈云年谱（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351-352.

[3][7][9]陈云年谱（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355,385,608.

[4] 周恩来.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文化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35.

[5][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57,564.

[6] 李鹰翔.“两弹一艇”那些事[M].北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3:124.

[1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7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2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