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龙”在商代造物中的应用

张泰然 高昌苗

四川师范大学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

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依据中国龙文化的发展史可以探索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从石器时代到今天，龙的形象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不同的器物之上。除工艺技术之外，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不同器物上所呈现的龙形象还有着很多不同的文化含义。正如《周易·系辞》中所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有“龙”文化符号的器物承载着“道”，赋予了“器”更多的文化含义，“器”也承载着“龙”文化符号所包含的“道”，将其含义反映在“器”的方方面面。在与今天相隔数千年的商代，这样的造物设计已经出现。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载道而来。

一、商代龙与器物概述

古代龙纹造型姿态万千，商代以爬行龙纹、卷龙纹和双体龙纹为主，基于商代的制造技术，它们多以线刻或铸造的方式呈现在玉器和青铜器之上，颇具商代朴素造物之美。

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龙的呈现与文化、信仰、社会环境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对殷商出土甲骨文的研究，商代是一个十分重视“巫术”的朝代，龙作为一种有神性的动物被广泛地运用在各种器物之上，这些器物中有水器、酒器、食器、饰物等，且多具有巫术含义。当透过器物追溯其造物原则时会发现，这些出现在器物上的龙纹与新石器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及商人所处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动物崇拜反映社会意识

龙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但其来源却是真实可追溯的。龙在夏商时有了雏形，它的形来自新石器时代先民所创作的各种自然动物纹样的集合。新石器时代是一个崇拜生灵、敬畏自然的时代，先民们在自然界中与各种动物朝夕相处，总体上与自然界动物的关系可分为畏惧型和依赖型两类。这两类动物带给人类无法预知的死亡与生存，使有着思考能力的人类感受到了自然界的伟大和神秘，先民们因此认为自然界中能主宰人类生或死的动物有着沟通天地的能力，于是将这些自然动物艺术化地表现在巫术用具之上，想借其通天神兽的灵性向上天祈求护佑，鉴于这些真实动物纹样与商代龙纹的渊源关系，将其称为“原龙纹”（如图1）。

图1 商代常见龙纹（左为卷龙纹，右为双体龙纹）

以畏惧型动物为例，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遗址有一组蚌壳摆塑的图案，其中墓主人头南足北，西侧为蚌塑虎，东侧为蚌塑龙，虽然现在被称为“龙”，但根据新石器时代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分析实则是以动物“鳄”为原型。鳄、虎性情凶猛，给人类造成威胁，先民们认为它们是神派来降下灾祸的使者，只有它们的主人或朋友能驱使它们。基于此，鳄和虎就成了巫师在巫术中通天的工具、助手、坐骑，从而增添了巫术的神秘和威慑力量，也使西水坡先民产生了强烈的崇拜之意。由此先民们将“鳄”艺术化地呈现在了表示时令的二分二至天象图中，其中“鳄”与虎的位置刚好与天文学“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的位置相符。墓主人北侧由三角形蚌塑和两根人胫骨组成的图像则为北斗，胫骨为斗杓，指向东方会于龙首。墓室主人生前极有可能是一位巫师或宗教主等掌管天象观测的人，蚌塑在其身旁的虎与“鳄”则是他的坐骑或助手，待他死后，先民们依旧将其用蚌壳这一与农业、天文有着玄妙关系的自然物质在西水坡最突出的地理位置上塑造了一幅天象图，它承载着西水坡先民对农事风调雨顺的祈求。

以依赖型动物为例，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壶（如图2），壶身上绘有鸟衔鱼的情景，鱼是渭河流域重要的渔猎动物，北首岭先民对鱼有着强烈的崇拜之意，壶身上的鸟是在天上飞的动物，鱼是在水里游的动物，“鸟衔鱼”使先民们联想到了“天地沟通”之意。此外，相关研究发现这一彩陶壶实则是一件酒器，由于酒对人在饮用后的生理作用容易使当时的人类产生其与巫术相关的联想，因此酒器也是古代宗教巫术活动中的一件重要器具。鸟衔鱼纹彩陶壶正是先民们将自己在自然界中所见到、真切感受到的事物加以艺术化的联想后创作在与巫术相关的酒器之上，它同样也承载了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图2 鸟衔鱼纹陶壶

新石器时代以后，经夏至商，巫术礼器中所承载的自然动物崇拜被传承了下来，与新石器时代不同的是，商代的动物崇拜是多种自然动物崇拜的集合，这种集合也导致了龙纹的形成。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玉龙佩是在商代晚期玉龙中外形特征最接近龙的一件，虽已跨入龙的门槛 ，但虎首、虎爪却依旧可以看出其与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出土的龙首纹玉镯都有着短吻巨齿的“虎”的特点（如表1），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商代玉龙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器的渊源关系。另外，殷墟妇好墓中的“妇好”依据同期甲骨文记载是商代的王后，在其墓葬中发现了大量与龙有关的器物，玉龙佩只是其中的一件，墓葬中还有大量礼器以及各种各样的献祭物品。根据这些物品可以推测，商朝王室用宰杀动物的方式向神灵献祭，而献祭在巫术中的意义是为了得到更重要的事物而献出对你来说重要或有价值的事物，这从侧面印证了动物对于商朝王室的重要意义，也与综合了各种真实动物的龙在妇好墓玉制礼器中的呈现有着同样的巫术意义。

表1 龙首纹玉镯与玉龙

三、礼器语义传递王权信息

前面提到，龙纹形成于商代，是来源于新石器时代多种自然动物纹样的集合，而这种集合形成的原因实际上与商代的政治有着很大的关系。商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国家政权，对比夏，商有着更广阔的疆域、更多样的文化，商王朝的建立也让中原及相邻地区各类型的文化空前融合。

与之前巫风炽烈的新石器时代相比，商王朝的宗教巫术观念并没有减弱，并且随着商朝政治的统一，宗教观念也更加统一化、规范化。商朝靠发展子姓部落的势力来巩固以其为首的方国联盟，而在发展子姓部落的势力时，为稳定民心发展政治，对各方国宗教文化的尊崇很有必要，因此商王朝对各种宗教有着海纳百川的态度，作为巫术象征的各种原龙纹也在此时走向了融合。同时，政治统一的商朝需要有足够的威严来震慑四方，因此在商代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上，龙纹呈现出威严、神秘、有力量的特点。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商代，鼎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既有“祀”的用途，亦有“戎”的含义。先秦左丘明曾提到过鼎的制作方法：“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从此段描述中可以得知，无论是鼎上的纹样还是制鼎的原料都来自各方国，“远方图物”是龙纹形成的重要原因，而鼎用作“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是“沟通天地”的祭祀用品，对于商这样一个“以巫治国”的朝代，足以见其政治地位。另外，鼎多采用青铜制成，而青铜也是制作兵器的原料，在各方国看来，商王朝将数量众多的青铜原料用在体量硕大的鼎上时，不仅需要大量的物力，还需要大量的人力，这无疑是商王朝一种隐晦的战略措施。由此看来，鼎是商代宗教及政治观念统一的实物写照，而各种原龙纹也在逐渐融合的过程中增添了一层政治色彩。

商后期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后母戊鼎（如图3）形制巨大，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重达832.84千克，鼎身四周还铸有精巧的夔龙纹和饕餮纹，颇具狞厉之美。今天再次看到这件国之重器，依旧可以感受到它的无言自威。在商代，人们早有天圆地方的概念，于是将方鼎盛谷以祭地，圆鼎盛肉以祭天。后母戊鼎祭祀的对象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妌，妇妌生前主管农事，因此后母戊鼎也是方鼎。不同于前文中新石器时代同样出土于墓室中的蚌塑龙祭祀的仅是一位巫师，妇妌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后母戊鼎不仅是一件巫术礼器，它还代表了妇妌的政治地位，而铸于鼎身的龙纹也不再只是通天神兽，它还被附加了巫术以外的政治象征。

图3 后母戊鼎及鼎身夔龙纹

与后母戊鼎合称为“青铜重器”的是子龙鼎（如图4），子龙鼎的铭文左上角铸有一“子”，右下角铸有一“龙”，其铭文上的“龙”是迄今为止青铜鼎铭文中出现最早的“龙”字，子龙鼎的腹部也有着对龙的描绘。虽然子龙鼎由于最开始被发现流传于海外而缺失相应的考古资料，但还是可以试着从鼎本身所带有的文化符号去推测它的身份。“子某”的称呼在甲骨文中常指代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结合子龙鼎的体量感也不难推测出其主人在商朝的重要政治地位，其鼎身所饰的夔龙纹与兽面纹呈现出狞厉威严之美。

图4 子龙鼎及其铭文

四、结语

综上所述，龙在商朝各种器物上的呈现代表了一种精神文化符号。商人以龙为元素的造物设计源于自然，而后由于国家政权的统一，龙转化为有着政治作用的符号。无论是呈现在什么样的器物上，都饱含着商代先民朴素的思想，既有美学价值亦有实用价值，而从龙纹在应用中所得到的“器以载道”之法，在今天的设计中依旧值得思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