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目录学思想研究综述

熊元楚

（郑州大学，河南郑州 450000）

1 研究概况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回顾近年来对其目录学思想的研究，对于梁启超本身思想的重新发现与新时代目录学的发展融合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CNKI 数据库作为数据源，对关键词 “梁启超”“目录学”进行模糊检索，所得文献114 篇，经过人工筛选检查，获得密切相关文献29 篇。 辅之以万方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共计33 篇。 以CNKI 为例，可以看出该主题的发文量呈现波动中趋于稳定的状态（见图1），研究热度有所下降。

图1 CNKI 有关“梁启超”“目录学”发文量年代分布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比较归纳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及其成就持高度肯定态度，认为“其目录学成就对我国近现代目录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1]。 现有文献对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的论述与研究，可总结为几个方面：对古典目录学体系的构建、 对现代目录学体系的构建及其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 其中梁启超关于佛经目录的论述即以《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为代表与《西学书目表》中体现的科学分类思想尤受重视，相关文章中多次提及。

2 古典目录学体系的构建

2.1 目录职能归纳

谢俊贵在《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中，举出了梁启超所归纳的目录学职能的5 个方面。第一，目录是了解历代图籍和图书现状的工具。 倘若能够充分发挥出书目的指导阅读功用，“虽未睹原书，亦可知梗概”。 第二，目录有助于考古籍之存亡，辨时代之学风。处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意识到了目录学要充分顺应国家自强的需求以进行总结与变革，以这一方面为切入点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著述，为我国目录学研究开创了新局面[2]。第三，目录是揭示馆藏开展流通工作的工具，通过对目录的阅读可知图书所在，方便读者获取。 第四，目录能辨析流别,知类通方,具有指示门径的功能。目录概览学科发展的情况与种类，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全局视角。第五，目录具有思想性、普及性、传播性等方面特征,能够打通知识与信息接收者间的障壁，并为相应的阶级提供服务。 目录的以上种种功能适配了梁启超宣传变法维新、启迪民智的要求，成为其推动近现代政治经济变革的重要工具[3]。

2.2 关于佛经目录的研究

梁启超对于中国目录学的贡献表现为其关于佛经目录的研究与著述。正如中国著名目录学家、梁启超的弟子姚名达所言，“自尔以还，恍如敦煌洞之发露、殷墟卜辞之出土焉，目录学宫里黑暗之一角，重幕骤揭而大放光明。”梁启超可谓是中国研究佛经目录的第一人。而梁启超的佛经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文《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中。

彭树欣《梁启超对佛经目录研究的开创性贡献》文中，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梁启超之于佛经目录的贡献。第一，梁启超对佛经目录学史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 采取表格形式，以时间为线索，结构清晰；第二，详略得当又点面结合地对历代主要佛经目录做出品评论述，三言两语间便能将其概况道出；第三，重视历代佛录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化和发展。在详细列出特色佛录的同时，梁启超又以纵向（以佛录内容性质的发展）和横向（按佛录的体裁分） 的形式指出了佛录的图书分类法的发展演变过程。他还梳理出佛经目录的几大类型，一为当时可见的所有佛经总录，二为专记一人或一派的佛经目录，三为专门记述一个朝代的佛经目录或者一个地方的佛经目录，四为专注重分类及真伪或专注重年代及译人的佛经目录。 除此之外，在辨伪方面，梁启超也对一些伪托的佛经目录进行了辨析，著有《古书真伪及年代》一书。 梁启超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不盲从古人之言,不妄下断语,每一判断都力求有根可寻,有据可依[4]。

表1 梁启超关于目录学的著作概览

梁启超在《佛经在中国书目中的地位》一书中，整理了元代以前的佛家经录并作“元以前佛家经录一览表”，考察了元前期佛典的基本内容，包括名称、作者、年代、藏书等，使后人能够系统直观地了解古代佛典的概况[5]。以东晋到明末的留存至今或只存有书名的佛经为研究范围，通过佛经目录与一般图书目录的比较，梁启超指出佛经目录有五大优势[6]。 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二曰辨别真伪极严，三曰比较甚审，四曰搜采遗逸甚勤，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即便是在同一目录中亦采取多种分类标准，互注别裁以助读者检查之便。

梁启超无疑是中国近代研究古代佛经目录的第一人，他对于佛经目录的研究与论述对其弟子姚名达《目录学》和《中国目录学史》的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7]。 他深入发掘了佛经目录的长处与优点，指出了当代目录学的不足，整理出目录学的两大原则，“抱残守缺，确是目录学家应有之态度”“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 而梁启超的近代目录学思想，就是在结合吸收中国古典目录学思想与西方目录学思想优秀成果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2.3 关于目录学完整研究体系的建立

刘静 《略论梁启超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贡献》中，将梁启超对中国目录学的贡献划分为目录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目录学史与目录学实践三个方面。梁启超充实和发展了中国古典目录学思想，糅以西方的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等先进观点，在中国社会遭受巨大动荡之时夯实目录学各方面基础理论，推动了目录学的转型发展。可以说，梁启超的研究著述极大地促进了古代目录学现代研究法和研究规范的确立, 为中国近代目录学的理论内核构筑做出了重大贡献。 梁启超对目录学的研究,标志着古典目录学由以文献整理为中心开始向近代目录学即以读者为中心的转变[8]。

3 现代目录学体系的构建

3.1 《西学书目表》

《西学书目表》分为序例、表文、读西学书法三部分。其目的是加速西方思想的流通与传输，起唤醒中国国民之意识的作用。 后附《读西学书法》，内容主要为对编纂西方之读书法进行的阐述、 以及比较各学科内容并进行评价和看待西方先进学说的真实态度[9]。

关于梁启超目录学思想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对《西学书目表》 中的科学分类思想进行了说明与阐释。以光绪二十二年（1897）沔阳卢氏刻本为例，该书共计收录书籍644 种, 正表部分为鸦片战争以后所译西书著录352 种,附录85 种为通商以前西方人来华翻译的作品,近译未印西书88 种,以及国人所著与西学相关书籍119 种[10]。 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已经难以适应社会需要，梁启超结合本人的思考与见解，将西书划分为学、政、教、杂四类。 因梁启超认为宗教类书无须录入，所以主要有学、政、杂三类，与当今的自然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一一对应。 这三大分类即是梁启超对“西学”门类的宏观勾勒和边界确定，也是其以自身的学识与见解去权衡“西学是什么”“西学的意义何在”“如何把握西学”等一系列问题的结果，同时也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书目反映[11]。

《读西学书法》指出学、政、杂三大部类图书的学术价值的差异。 综合评判了关于学、政、杂三大部类的读法与同类学科书目之间的深浅，最后着重阐述了自己对西学的真实态度，着重落在了向西方学习,达到富强的政治目的上。

在分类顺序方面，“一切政皆出于学”，学类居于众类之首。学类下的小类按照先虚后实进行排列，政类之下则是史志于首，后设官制学校、法律等类。 梁启超不仅自成一套对书目进行分类的理论, 而且提出了“其有一书归两类者,则因其所重”的图书归类原则，直到今天这一原则仍具有现实意义。 同时，梁启超认识到了目录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一些暂时没有书籍可供放入的类目，也应设置，以便后来图书数量增多时有类可归。

鲁海在《梁启超的目录思想及其书目实践》中提及，《西学书目表》中设有圈识、书名、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议语七大著录项目。 在著录方面有4个特点:改卷数为本数,我国书目传统列卷数,这里改为本数；标以价值,这是传统的书目所没有的；虽无解题,但有“识语”指明如何阅读；加以圈识。 以上种种特点，基本具备了现代书目著录的内容与特征。

为了方便读者选择购买与阅读图书，梁启超主张“表下加识语,表上加圈识”，利用简单的标记符号勾画要点、注明内容。例如《西学书目表》的正表部分著录352 种图书,其中共有300 种有圈识，用圈的数量与该书的重要程度息息相关,所注圈识越多,说明该书越重要[12]。 设置圈识对于辅助读者理解书籍内容、快速找到重点具有一定帮助。

对于选中书目译作的收集与编目，梁启超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 制造局和格致汇编等版本多被选中,而译书以制造局版本的居多。 这些翻译著作大多是由在翻译馆从事翻译工作的中外人士单独或合作完成的，少有中国人单独翻译。 著名译者有徐寿、华衡芳、傅兰雅、丁韪良等人,傅兰雅的译作被录最多。

3.2 导读书目的编纂

戴丽琴、彭树欣与柯平所著《梁启超：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现代第一人》中提到，首先，梁启超发展了导读书目的读书法，对读书法做了不同程度的划分；其次，梁启超将解题加以革新，注重揭示书籍本身的内容与趣味，写出“要籍解题”或“要籍读法”等书。以导读书目作为治学门径，为学生们提供了生动详细地了解知识的渠道。 不仅如此，梁启超所推荐的书目，如《论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鲜明地体现出梁启深厚的文化修养与对传统国学教育的重视。

4 结语

纵观当前对梁启超目录学思想的研究，总结出以下几点欠缺之处：第一，集中一点，角度同化。当前对梁启超目录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学书目表》、对佛经目录的贡献等方面，而对梁启超其他目录学著述关注较少；第二，研究与梁启超本人观念见解的变化过程联系松散。 梁启超本人是一个非常多“变”的学者，当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静态的梁启超整体的目录学思想与理论，对其思想转变的动态的过程描述不足，缺乏与其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更迭的相关性；第三，未具体全面地说明其不足与落后成分。 对于梁启超目录学思想的局限性当下学术研究少有提及，缺乏具体的说明与举例。分析其目录学思想的不足不仅能够拓宽研究角度提高研究深度，对我们当代目录学研究同样也能够起到警示的作用；第四，研究热度下降。 正如开头所提及，关于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的研究发文量在波动中趋于稳定，然而相较20 世纪总体来说，其发文量还是在逐步减少，反映出研究热度的下降。在科技不断发展进步的今天，尝试利用新技术重新研究也许能够发现新的角度与新的时代价值。

论及梁对于后世的影响时，同样认为“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中国目录学能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设与发展起来，梁启超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