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廉政政策传播创新的实践探索
——以“廉洁广州”全媒体传播为例

肖生福，郑伟训

（1.广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广州医科大学 学生工作处，广东 广州 511436）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如何治理腐败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了有效治理腐败和净化政治生态环境，党和政府制定了大量的廉政政策。但是再好的廉政政策也必须通过有效的传播才能为目标群体所理解、认可和接受，而有效的传播离不开传播技术的支持。在“一报两台”传统媒体格局下，廉政政策传播具有模糊传播、单向传播等特征，存在传播效果不佳等“政策传播失灵”问题。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传感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及各种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数字化生存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作为一次理念革新和技术创新，必将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大数据具有数据来源多、数据类型多、关联性强等特点，作用于信息传播领域，信息传播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大数据的“大”作用于政策传播，主要表现为传播渠道的拓展、传播方式的创新，大容量、高速度、精准化的政策信息内容传播以及优质高效的传播效果，大数据技术无疑为廉政政策传播创新提供了机遇。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指出的：“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事实上，在各地政策传播实务中，党和政府早已尝试利用大数据、新媒体技术探索政策传播模式的创新。例如，广州市纪委监委利用“廉洁广州”全媒体矩阵平台进行廉政政策传播创新，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

一、“廉洁广州”全媒体传播平台建设背景

“廉洁广州”是中共广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官方的全媒体传播平台，是广州市纪委监委宣传反腐倡廉工作动态、开展廉洁文化教育以及传播廉政政策的重要阵地，其建立既是党和国家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提升腐败治理及防控能力的需要，也是大数据时代政策传播革新的需要，具有深刻的历史政治和时代背景。

梳理“廉洁广州”全媒体传播平台的发展历史，其产生与建设发展是跟“廉洁城市”的理念推广密不可分的，“廉洁城市”源于国际透明组织的“廉洁岛”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一个国家难以从总体上摆脱腐败的困扰，但却可以在一些有限的小区域或市场范围内做起，率先实现廉洁的目标，然后形成示范效应，扩大影响力和辐射面，通过一个又一个“小气候”的改变来改善“大气候”，最终实现腐败的防治。“廉洁岛可以是一个单独的采购行为、一个私有化的项目或是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1]。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先后提出建设“廉洁城市”的计划，如2008 年，杭州市做出了《关于打造廉洁杭州的决定》，2010 年深圳市提出“要建设廉洁城市”，并于2011 年7 月发布《关于建设廉洁城市的决定》。2012 年2月，广州市在这一方面也做出了行动。

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规划纲要（2008—2020）》，要求广州强化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区域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提高辐射带动能力，将广州建设成为广东宜居城乡的“首善之区”，建成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国际大都市。[2]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有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完备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还要求有廉洁高效的城市文化环境作为支撑。2012 年初，根据中央纪委、广东省委、省纪委相关要求和部署，广州市委十届二次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廉洁城市”的战略目标，“廉洁广州”建设至此成为了全市各界的共识。

廉洁既能增强党的生命力、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又能催生社会的凝聚力，从廉政到廉洁，是反腐倡廉建设从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的延伸。时任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市纪委书记的王晓玲指出，“廉洁广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要明确建设什么样的廉洁广州和如何建设廉洁广州很关键。[3]首先，“从广州改革开放的大局看，它具有战略性；从全市反腐倡廉建设的全局看，它具有指导性；从涉及的领域看，它具有开放性；从实施的内容看，它具有系统性；从评价的标准看，它具有动态性；从建设的周期看，它具有长期性”。基于此，“廉洁广州”建设可以从建设廉洁政治、建设廉洁市场、建设廉洁文化、建设廉洁社会四个方面着手。其次，要建设“廉洁广州”，需要逐步打造一串完整坚固的监控链条、逐步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逐步建设一个智能防控的集成系统、逐步编织一张恢而不漏的惩戒大网、逐步培育一种广泛认同的廉洁文化、逐步形成一个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并且要“适应信息时代发展要求，树立‘善待媒体、善用媒体’理念，加强反腐倡廉宣传工作，充分展示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成效，改进和规范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加快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形式生动的廉洁文化宣传载体和平台，充分发挥各种大众传媒在传播廉洁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营造建设‘廉洁广州’的良好舆论氛围”。

2012 年5 月，广州市委市政府颁布了《关于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建设廉洁广州的决定》，进一步阐述了建设“廉洁广州”对全市新时期发展的重大意义，并明确了建设“廉洁广州”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同时倡导要“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形式生动的廉政文化产品传播平台，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传播廉洁文化中的重要作用”[4]。通过政治动员，关于“廉洁广州”全媒体传播平台的建设工作被提上了日程，《廉洁广州导报》于2012 年6 月1 日启动创刊仪式（后期同时采用了数字报形式）。

2012 年9 月，广州市先后印发了《关于建设廉洁广州重点工作分工方案》《廉洁广州建设测评指标体系》《2012 年广州市纪检监察系统建设廉洁广州十项重点工程》，全面细致地推进“廉洁广州”建设，且提出要“建立定期新闻发布机制，研究设立纪检监察官方微博，搭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全面、形式生动的廉洁广州建设文化传播平台”[5]。至此，通过不断加强政治动员，关于建设“廉洁广州”新媒体的工作也加快了步伐，“廉洁广州”政务微博、广州纠风网于2012 年9 月20 日正式上线，“廉洁广州”微信公众平台于2013 年11 月21 日正式开通并试运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力度空前加强，党和国家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乃至壮士断腕的政治决心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广州市推进“廉洁广州”建设，是基于地方发展实际而采取的全方位、系统性的反腐倡廉工作，自然地融入了国家反腐败工作的体系之中。2014 年12 月31 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广州市廉洁城市建设条例》，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强势推进“廉洁广州”建设，以法促廉、依法治腐，助推“廉洁广州”建设更上一个台阶。在党和国家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大背景下，“廉洁广州”的建设力度和决心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廉洁广州”新媒体的建设关乎新时期的信息发布效率问题，是推进“廉洁广州”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因而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2016 年3 月21 日，广州市纪委举行了首场“网络新闻发布会”，运用新媒体创新信息的发布方式，且市纪委每年12 场定期新闻发布会采取了“10 场网络新闻发布会+2 场现场新闻发布会”相结合的创新方式进行，打造出“不落幕”的新闻发布会。[6]

当然，“廉洁广州”新媒体的建立除了得益于不断强化的政治动员以外，与政治实践形成良性互动的学术热潮以及当时的政务新媒体风潮也都对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在学术热潮方面，对“廉洁广州”的研究从2011 年之后迅速增加，并在2012 年形成了一个小高峰。具体来看，主要集中于廉洁文化建设、公共服务廉洁化、公共权力规范化这三块。其中，广州大学卢汉桥教授带领的团队，其“廉洁广州”调研成果《构建保障公共权力规范运行的安全平台——广州“廉洁城市”建设的实践观照》，获得了时任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先耀的批示：“广州大学课题组‘廉洁广州’调研成果对广州市推进‘廉洁城市建设’的调查研究很深入，总结概括很全面……从国情省情市情出发，按照‘制度+科技+文化’三位一体的模式与思路……使廉洁城市建设有目标、有内容、有抓手、有特色，对全省推进廉洁城市建设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7]其次，在政务新媒体风潮方面，各地争先运用新媒体开展政务工作，主要是受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兴起的影响。2009 年11 月11 日，我国首个政务微博“湖南常德桃园县人民政府”官微正式开通，而后从2011 年开始，我国的政务微博出现井喷式发展，关注的民众也越来越多，政务微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8]政务微信方面，全国首个政务微信“广州应急—白云”于2012 年8 月30日开通，主要用来发布点对点突发事件预警信息，而后“平安北京”“温州开发区警方”“内蒙古交警”等大量公安微信出现，全国便掀起了开设政务微信问政的潮流。[9]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市纪委监委的官微“@廉洁广州”微博和“廉洁广州”微信也陆续推出。

二、“廉洁广州”全媒体传播平台发展现状

目前，“廉洁广州”已成为广州市纪委监委宣传反腐倡廉工作动态、开展廉洁文化教育以及传播廉政政策的重要媒体传播平台，围绕新媒体发展，现已形成全媒体矩阵格局，包括《廉洁广州导报》《廉洁广州聚焦》、“廉洁广州新闻发布会”“廉洁广州在线”“廉洁广州”微博、“廉洁广州”微信多个媒体传播窗口，形成了“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全媒体格局，各自具体的发展情况如下。

（一）《廉洁广州导报》

《廉洁广州导报》于2012 年6 月1 日创刊，由广州市纪委监察局（现为广州市纪委监委）主办、广州日报社承办，是全国第一份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公开发行的行业刊物。作为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不仅有在政治导向、舆论监督等方面讲政治、讲原则的良好基础，而且报社拥有优秀的采编发行队伍及广大的固定订阅用户，因而成为了《廉洁广州导报》采编发行的单一来源，这样既有利于保证《廉洁广州导报》的质量和效果，也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廉洁广州”建设在市民群众中的知晓度和影响力。[10]《廉洁广州导报》最初共设置要闻动态版、基层聚焦版、深度报道版、廉洁文化版4 个特色版面和权威解读、廉洁视点、廉政时评等17 个栏目，并以半月刊的形式逢每月1 日、16 日刊出，随《广州日报》发行，每期发行量51 万份，主要面向广州市区50 万《广州日报》订户，同时将1 万份分别派送到各区、县级市的街道和乡镇，并在社区、村社读报栏张贴，使建设廉洁广州的宣传在全市实现全覆盖。[11]此外，《廉洁广州导报》会定期向中央纪委监察部、省纪委监察厅领导及全省20 个地级以上市纪委监察局进行赠阅，其电子版通过中央纪委网站实现向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覆盖。[12]为了进一步适应新媒体的阅读环境，目前《廉洁广州导报》除了随《广州日报》发行，所有内容都在《广州日报》官网和大洋网以数字报形式同步发布，同时也在广州市纪委监委官网以电子版的形式定期发出。

（二）《廉洁广州聚焦》电视专题栏目

《廉洁广州聚焦》是由广州市纪委监委与市广播电视台于2014 年10 月10 日联合开办的一档党风廉政建设电视专题栏目，首播定于每月第一周周一17：00 在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并于每月第一周周二13：15 在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进行重播。[13]《廉洁广州聚焦》栏目在具体运作上主要依托“广州反腐倡廉广播影视制作基地”，重点宣传中央、省、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方针政策、播报反腐动态、传播廉洁文化、宣扬先进典型、聚焦廉政热点，积极传递“廉洁广州”建设正能量。该基地是由广州市纪委监委和市广播电视台于2010 年12 月28 日联合创建的，是广州市继广州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广州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广州革命优良传统教育基地、广州反腐倡廉培训基地和广州廉政文化研究基地5 个市级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之后打造的又一廉政文化宣传教育平台。[14]为了进一步适应新媒体的观看环境，目前《廉洁广州聚焦》栏目除了每月定期在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还同时在“廉洁广州”微信上推出。

（三）“廉洁广州新闻发布会”

“廉洁广州新闻发布会”是广州市纪委监委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的信息和新闻发布活动，广州市纪委监委通过“廉洁广州新闻发布会”直接向新闻界发布反腐政策或反腐行动信息，采用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2016 年3 月21 日，广州市纪委举行了首场“网络新闻发布会”，且从3 月开始，每年12 场定期新闻发布以“10 场网络新闻发布会+2 场现场新闻发布会”相结合的创新方式进行。[6]其中，2 场现场新闻发布会原则上定于每年市纪委全会召开后及上半年全市纪检监察工作总结结束后举行，其他10 场网络新闻发布会召开的时间不变，同样是定于每月20 日下午3：00 至4：00 举行。每场网络新闻发布会的内容不仅有市纪委主题发布、媒体提问等原有环节，还增设了网友留言，使得公众与市纪委沟通起来更加顺畅和广泛。同时，网络新闻发布会可以让记者随时通过手机、iPad、电脑等各种终端参与，这样既符合公众接收新闻信息的习惯，同时还提高了新闻发布会的发布效率。

（四）“廉洁广州在线”网站

“廉洁广州在线”网站是广州市纪委监委依托大洋网所设立的提供反腐资讯和服务的网站，所依托大洋网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于1999 年12 月在广州日报网络版的基础上创建的大型综合性门户网站，是国内最早在互联网提供新闻资讯的三家媒体之一。作为大洋网政务联盟网站之一，“廉洁广州在线”网站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一个反腐资讯获取便捷、廉政知识学习便利的互联网平台。现在网站除了能在PC 端登录，还能在“大洋网”微信公众号登录查阅。同时，它与作为广州市反腐倡廉综合门户网站的广州市纪委监委官方网站共同为广大网民提供反腐咨询和举报服务，形成优势互补的双网站格局。

（五）“廉洁广州”微博

“廉洁广州”微博于2012 年9 月20 日正式上线，是广州市纪委监委的官方微博，设置了“微要闻”“微动态”“微发布”“微回应”“微典范”“微预告”“微警钟”“微预警”“微纠风”“微访谈”“廉洁微信息”等栏目，负责在第一时间发布与“廉洁广州”建设、廉政政策信息相关的权威信息，及时回应网民对广州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关切。[15]截至目前，“@廉洁广州”已经推送了将近4 万条微博，吸引粉丝达62 万，成为广州市纪委监委传播反腐倡廉信息的重要窗口。在广州市纪委监委官微的影响下，广州市各区县相继开通政务微博，截至2013 年10 月底，12 个区县纪委官方微博已经全部开通[16]，分别为“廉洁越秀”“廉洁荔湾”“清廉海珠”“廉洁白云”“廉洁天河”“廉洁黄埔”“廉洁番禺”“廉洁南沙新区”“廉洁黄埔”“廉洁花都”“廉洁增城”“廉洁从化”，各区形成了立体化的廉洁微博群。

（六）“廉洁广州”微信公众号

“廉洁广州”微信公众号是广州市纪委监委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于2013 年11 月20 日正式开通并试运行，主要在于解决反腐资源整合不够、交流互动不强、内容形式不多和网络兼容不畅等问题。[17]最初平台主要实现两项功能：一是建设农村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信息查询服务模块，方便村民随时随地对本村“三公开”情况进行查询；二是建设行政执法结果查询模块，实现行政相对人实时查询执法案件的处理结果，并反馈评价意见。[18]随后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逐步完善，陆续开通了公共资源交易信息查询、网上办事大厅办事进度查询、行政权力清单查询、商事主体登记信息查询等功能，并于2015年2 月13 日开设网上举报栏目，群众点击“网上举报”，按要求填写相关资料即可参与举报，进一步拓宽了群众反腐举报的渠道。[19]现“廉洁广州”微信公众号的功能已经非常全面，账号主界面设有“廉洁热点”“廉政热播”“廉洁热线”三个栏目，栏目内各自设有相关的索引词句，该账号现已成为一个集反腐知识学习、廉洁教育、信访举报服务于一体的公众平台。目前，广州12 个区均开设和运营名称为“廉洁+区名”的微信公众号，形成廉洁微信公号群。

三、“廉洁广州”全媒体传播的特色和创新

广州市纪委监委利用“廉洁广州”全媒体传播平台积极开展廉政政策传播，形成了一定特色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体跃迁：从宣传者到传播者

传播主体是公共政策传播过程的最先把控者，是政策信息传播的源头，也是政策传播活动的关键节点。各级党政组织（特别是纪委监委）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廉政政策主要的传播主体。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廉政政策依赖于党政组织内部的机构层级，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体制上的递推传播，并依托科层制式的政治权威压力逐级传导。广州市在没有开设“廉洁广州”传播平台时，其廉政政策的传播主要依赖于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及其领导下的各区县纪委监察局，且主要以政策宣传的方式来开展。一位受访者表示：

“‘廉洁广州’媒体平台建设最重要的就是新媒体的打造，在没有开设新媒体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说是廉政政策的传播，当然可能会有那方面的内容，因为没有新媒体，我们也有报刊、电视台等方面的传播渠道，但是传播的内容更多是那种反腐倡廉方面的信息，就是一些相关的工作动态和反腐的政策解读，可能跟廉政政策没有那么高的契合度，而廉政政策方面一般是研究室、政策法规处还有宣传教育室负责，应该说是更倾向于以宣传教育为主的，因为接触到最多的主要是一些政策文件和工作会议，如果要说是传播的话以这样的方式来效率就可能会高一些。”（访谈编码：GZDJZ20210301）

“以换届为例，按照以前的做法，简单出一篇宣传通稿，传达换届的人数、纪律等要求，而且只发一报一台。但现在不行了，在全国媒体生态环境变化的大形势下，市纪委需要进一步打造新媒体，构建廉政信息传播的全媒体格局。这就像一场话语权的斗争一样，如果继续像以前一样只拘泥于开会发通稿，而不考虑内容和渠道建设，那就是一种不担当、不作为。‘廉洁广州’最大的特点就是起步早，受益于广州民众强烈的民主意识和监督意识、发达的媒体生态和综合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等因素，市纪委敢于率先打造阳光透明纪检，同广州日报、广州广播电视台、大洋网等媒体合作，发挥专业媒体优势，加大新媒体产品输出，构建全媒体矩阵。”

（访谈编码：JJXCB20210429）

随着广州市建设“廉洁广州”这一政治目标的提出，组建“廉洁广州”新媒体平台的工作也逐渐拉开了序幕，廉政政策传播主体的定位有了很大的转变，逐步从宣传者转变为传播者。伴随着这一定位的转变，廉政政策的传播主体不再局限于依赖党政组织的主导，其他公共组织、单位乃至个人，在传播廉政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党政组织主导廉政政策传播的格局被打破，廉政政策的传播也越来越依赖于各传播主体之间的有效协作。

（二）内容革新：从政策宣讲到丰富的政策信息传播

传播内容是整个传播过程中实现“言而有物”的关键环节，是传播活动的核心所在。没有传播内容就没有进行传播的行为活动，没有好的传播内容就没有顺畅的传播过程。好的传播内容取决于内容本身与当下环境的契合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传播内容对传播受众的适配程度，而这一适配程度决定了传播内容的形式特征、传播内容的“叙事方式”。就廉政政策传播而言，以往廉政政策以其政治的严肃性出现在党政组织、专家学者乃至普通大众的视野中，自然地廉政政策传播的“叙事方式”便倾向于政策文本的宣传和解读，这在无形中抬高了廉政政策的传播和认知门槛。“廉洁广州”的出现，给予了廉政政策传播更多的“叙事”可能，政策传播内容得到革新，“政策文本”转为“信息推送”。在访谈中我们这样听到：

“过去我们讲到廉政政策传播，更多会跟中央纪委监委、省纪委监委的政策文件宣传有关，当然还有我们本市一级的，传播的内容是要严格按照政策文件来的，要保证严肃性，领导干部和专家对政策的解读一类的会多一点，内容形式应该说是没有现在新媒体上的多，现在这方面做的比较成熟了，利用新媒体平台就可以深入浅出地解剖政策内容，你如果有关注‘廉洁广州’ 的微信公众号的话，就能看到里面推送内容的方式都很新颖，什么H5、VR、AR 都有。”（访谈编码：GZDJZ20210315）

“廉洁广州”所推送的廉政政策，采取了比较丰富多样的内容形式，包括内容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内容题材的多样化和内容体裁的多样化（见表1）。就内容呈现方式而言，有纯文字推送、图文推送、音视频点击、现场或网络答问、直播、主题H5、AR，甚至还有线上的VR 体验，如“廉洁广州”微信公众号推送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东四大名园之一——余荫山房，同时附带了在线体验网上VR 基地的链接，让用户在线上就能游览余荫山房家风家训廉洁文化基地。就内容题材而言，有时下反腐倡廉的工作动态，不间断地传播反腐战略布局和行动策略信息，如扫黑除恶工作部署、专项监督巡查等。也有廉洁典型人物或事迹的榜样引领、公职人员腐败过程或经历的警示教育和随身微教育，题材丰富多样，正反教育效果突出。就内容体裁而言，有导报、新闻、漫画、短视频、微电影、聚焦节目、专家时评、案例解析、访谈实录等，内容的体裁不拘一格，各有特色，让政策受众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表1 “廉洁广州”传播廉政政策的内容形式

同时，“廉洁广州”微信公众号所推送的内容较之以前也更易于阅读和理解，文本性的廉政政策有了更加柔和的表达方式。2016 年6 月30 日至2016 年12 月16 日，“廉洁广州”微信公众号推送了由市天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局（现为天河区纪委监委）和暨南大学艺术学院联合创作的廉政漫画《再见，雪客公主》。该漫画通过童话故事与反腐倡廉内容相结合的方式，把廉政政策的法理融于童话故事里，把廉洁生活的道理融入亲情中，既有现实意义又有视听语言的可观性。此外，“廉洁广州”微博与“廉洁广州在线”网站还会不定时地推送“漫画解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内容，严肃的条例配合直观生动的漫画，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受到广大网民用户的喜爱。

当然，除了漫画，“廉洁广州”微信公众号每周还会推送案例分析的推文。该类推文通过对少数政府、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等腐败分子的腐败经历进行案例分析，详细贴切地展现了廉政政策的政策内容。较之于长篇严肃的政策文本，这样结合实际的案例情境进行柔性化解读的推文更能让读者了解和学习到廉政政策。以“廉洁广州”微信公众号2020 年11 月、12 月的推文为例，案例分析类的推文很好地结合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廉政政策内容，传播效果明显，阅读量较高，在同期推文中更受读者欢迎（见表2）。

表2 “廉洁广州”微信公众号部分案例分析类推文

（三）渠道拓展：从压力型递推到全媒体矩阵

传播渠道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是传播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主要指的是传播媒介的使用。以往的廉政政策传播，主要以党政组织传播为主，且大多追求以刚性的手段达到短期应激效果，在传播途径上依赖于文件、报纸、杂志期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传播。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廉政政策传播多以文本性的政策文件宣传为主，宣传教育过程遵循“压力型递推”逻辑，即政策文件沿着政府体制内层级逐级下发，自上而下地形成中央核心指示到地方基层落实的政策传播“信息流”，各层级的报纸、杂志期刊和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进一步强化宣传，并最终以会议、报告、学习培训等反馈形式实现自下而上的信息回流。长期以来，这样的政策传播方式因为具有强烈的政治响应效果而备受各级党政组织、官媒地推崇，且逐渐地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路径依赖。然而，“廉洁广州”传播平台的产生及运作，却使得广州市在传播廉政政策方面摆脱了惯有的传播模式，“全媒体矩阵”的形成使得政策传播的渠道大为拓展。一位受访者这样提到：

“‘廉洁广州’现在是一个多媒体的传播平台，我们称之为‘全媒体矩阵’，既有线下的传播，也有线上的，有以前旧的媒体，也有现在的新媒体，对外传播有不同面向，争取覆盖到更多的人群。你比如《廉洁广州导报》就是线下的，还有《廉洁广州聚焦》、网络新闻发布会，他们都是沿袭以前旧的媒体。线上的也有而且更加的重要，毕竟现在是信息时代了，使用新媒体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像你们现在这样的年轻人，这方面我们有网站‘廉洁广州在线’，还有微信、微博，他们的互动性比较强，能发挥更好的传播效果。”（访谈编码：GZDJZ20210301）

“矩阵的特点是新旧媒体相融，虽然各媒介对新闻生产方面的运作基本是独立的，但却有一个统摄的议题，这个议题由市纪委监委那边统一给出，比如某一期我们需要开展广州好家风的新闻工作，那么各个战线的记者和编辑就会运用他们的专业技能来做，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个清晰的议题来统摄各线工作，使得我们的宣传具备合力的效果。同时因为各媒介的内容方向是一致的，那么新旧媒体之间的传播内容就有了共享的机会，比如导报、电视节目等内容可以根据编排的需要在‘两微一网’上进行推送。”（访谈编码：DZDBJ20210429）

目前，全媒体矩阵传播的主要受众及传播现状如下：（1）《廉洁广州导报》主要面向城区固定订户及各区街道、乡镇的居民，这部分读者依然留有纸质阅读的信息获取习惯。自2012 年6 月创刊至2019年，《廉洁广州导报》共出刊184 期，发行9000 多万份。从2018 年开始，《廉洁广州导报》配以电子版在大洋网上发布，搭建起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形式多样的廉洁文化产品传播平台。（2）《廉洁广州聚焦》是广州电视台电视栏目之一，主要面向市内广大的电视用户，至2019 年，《廉洁广州聚焦》栏目共播出了77 期，其前身是2001 年广州市纪委监察局与广州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党风廉政建设电视栏目《廉政前哨》。2013 年，为加强“廉洁广州”宣传，发挥电视媒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优势，将《廉政前哨》电视栏目改版为《廉洁广州聚焦》，旨在发挥电视优势，传播廉政动态，宣传先进典型，关注舆情焦点，解读倡廉新政。（3）“廉洁广州新闻发布会”直接面向主要包括新闻媒体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以及广大网民，2012—2019 年，共举办了现场新闻发布会42 场，网络新闻发布会25 场。自2012 年9月起，广州市纪委监察局每月定期在广州新闻中心举办现场新闻发布会，内容主要包括市党风廉政建设阶段性情况或者重大工作事项、“廉洁广州”建设的重大工作部署、重要工作措施以及重点任务推进落实情况、广州市行政监察工作开展情况、广州市预防腐败工作开展情况，旨在进一步提升廉政政策传播的影响力。（4）“廉洁广州在线”网站主要面向市管领导干部和一些习惯于在门户网站获取资讯的网络用户，其前身“廉政在线”是广州市纪委监察局与大洋网联合开办的反腐倡廉网络宣传专题频道。利用华南地区重要新闻门户网站大洋网，宣传广州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部署及成果，依托频道资源，开办廉洁广州手机报以及广州市反腐倡廉网上舆情信息收集两项业务。2012 年，专题频道改版为“廉洁广州在线”，定期编发《廉洁广州手机报》，向全市市管领导干部点对点传送反腐倡廉工作的有关资讯。“廉洁广州在线”网站已被打造成为服务广州并具有广州特色的网上廉政政策传播和反腐倡廉舆论宣传、引导的新平台。（5）“廉洁广州”微信公众号主要面向一些喜欢用微信进行社交学习和获取新闻资讯的微信用户，截至2019 年底，该号关注网民超35 万人，累计推送图文信息近200 条，阅读总数近282 万人次。（6）“廉洁广州”微博主要面向广大喜欢在微博上进行社交互动、获取热点新闻的网络用户。截至2019 年底，“廉洁广州”微博累计发布信息逾4000 条，新浪微博粉丝总数约62 万。

（四）受众锚定：从政策受众到用户粉丝

传播受众是廉政政策最终的接收对象，即政策受众。在“廉洁广州”全媒体矩阵建设之前，尤其是“廉洁广州”新媒体开设之前，广州市的廉政政策传播主要依赖于党媒党报等传统媒体和党政机关自身的新闻发布会，对政策受众的理解还停留于“一对多”的宣传对象层面。整体上，政策传播依靠党政机关主导的层级传播机制，整个传播过程缺乏站在传播对象的立场进行考量，处于一种泛化的、笼统的、滞后的杂糅状态。一位受访者这样表示：

“在没有这个矩阵之前，尤其是还没有新媒体的情况下，信息的传播面就比较窄一点，以我们机构的宣传工作为主，比较少的去说考虑受众的问题，就算有，技术方面可能也还没成熟，无法支撑。这种情况下新闻发布会就成了主战场，通过新闻发布会发布信息，现场的媒体、记者进一步跟进报道这样的方式来扩大宣传。”（访谈编码：GZDJZ20210315）

随着“廉洁广州”全媒体矩阵的建立，廉政政策的传播面进一步扩大，客观上促使政策受众被锚定为用户粉丝。《廉洁广州导报》和《廉洁广州聚焦》节目依然面向传统线下阅读或收听的读者、观众，这类以城区订户和社区、乡镇居民为主，范围较窄，而“廉洁广州在线”网站、“廉洁广州”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所面向的政策受众范围就扩大了很多，虽主要以庞大的网络用户为主，但受其媒介属性的影响，其政策受众又可以进一步切割为门户网站网民、微信用户和微博用户。访谈对象对我们表示：

“在全媒体矩阵中，尤其是‘廉洁广州’微信、微博中的用户粉丝，他们有不同的特质，微信用户不仅看重社交需求，还有学习的价值，而微博用户相对倾向于社交的互动，还有关注热点舆论。所以针对这不同类型的用户，我们发布的内容肯定是不同的。”（访谈编码：DZDBJ20210429）

政策受众的社会类型和认知能力的差异，以及受众对媒介的接触水平、动机和习惯等都会影响其对公共政策的理解。[20]在新媒体环境下，泛化的政策受众易受各种媒介的拦截而生成用户粉丝。全媒体矩阵中的新媒体不仅是一种获取信息资讯的媒介手段，还是一个精进自身知识结构的学习平台。在这方面，“廉洁广州”微信搭建的“党员随身微教育”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党员随身微教育’是一个绑定个人身份的党员学习管理平台，不同于以前市纪委定期发送廉政短信，而且是定期只向全市局以上领导干部或处级干部发送廉政短信的方式，这个学习平台的覆盖面相对而言就比较广，国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有，并且有配套的管理机制来调动他们定期登录学习的积极性。”（访谈编码：JJBMZY20210430）

该教育平台的具体运作和成效如下：从2017 年开始，广州市纪委监察局便坚持运用“互联网+”思维，依托“廉洁广州”政务微信平台，开发“党员随身微教育”学习管理平台，通过绑定个人信息进行实名登记管理，印发配套管理办法，强化宣传教育、互动反馈、在线实时测试、用户提醒等功能。通过移动终端持续推送图文、视频、音频等学习资料，“党员随身微教育”平台成为了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随时学、随身学、经常学以及在线实时测试的重要平台。2017 年，该平台持续向党员用户推送的图文、视频、音频等学习教育课程共32 期71 堂课。全市在职党员干部登陆微教育参加在线学习超18 万人，参与微教育“每周一课”学习累计320 万人次，在点对点的精准化教育和常态化教育上做出了有效尝试。2018 年，通过“党员随身微教育”系统，向全市20 多万名党员干部推送38 条有关党章党规党纪知识点和测试题。2019 年，通过“党员随身微教育”系统向党员用户推送的图文、视频、音频等学习教育课程共47 期141 堂课，全市在职党员干部登陆系统参加在线学习超23 万人。

（五）效果优化：从静态验收到动态监测

传播效果是廉政政策传播最终的反馈环节，代表着廉政政策传播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政策传播的目标。从传播链条来看，尽管传播效果处于政策传播的最后一环，具有总结收官的意涵，但从政策传播周期来看，传播效果又是影响下一阶段政策传播方式调整的关键环节，有着“启下”的开局意义。在传统媒体时期，广州市的廉政政策主要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定位，在体制内，其传播效果以会议、报告、学习培训等反馈形式实现，是一种静态的验收。在体制外，党政机关依托传统媒体实现“金字塔”式的单向宣传，缺乏传播反馈，政策传播效果处于“混沌”状态。“廉洁广州”的建立，使得静态验收传播效果的方式得到优化升级，动态监测成为评测政策传播效果的新手段。对此，访谈对象非常自信地表示：

“在全媒体矩阵中，新媒体最大的用处就是提供一个数据留痕的平台，这样一来政策传播效果的问题就能用数据来说话，比如网站可以搜集网页、链接窗口的点击数还有网民的互动留言，比如17 年时我们官网的总访问量就已经超过了200 多万人次。微信、微博的操作空间就更大了，基本的阅读数、点赞数、转发量都能直观地呈现和统计，尤其微信后台还有自带的数据分析功能，能实时监测到消息传播情况，如有年度总结任务需要深入分析数据的话，还可以借用第三方测评机构的技术，他们做的是一个垂直的系统分析，不仅可以统计分析自己内部的传播效果，还可以跟其他政务新媒体比较各自的传播力。”（访谈编码：GZDJZ20210315）

例如，对于“廉洁广州”微信而言，可以结合其媒介自身的技术特性，进行多维度的传播效果分析，包括“图文分析”“消息分析”“留言分析”“用户分析”“菜单分析”“取关分析”“增长小时报”等数据分析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可以实时测评用户粉丝对廉政政策传播的知晓、理解和赞同情况。同时，还可以通过第三方测评机构对政策传播效果进行统计分析。利用“清博指数”（http：//www.gsdata.cn）对“廉洁广州”微信进行数据回溯分析，可以在统计图表中直观地查阅任意采集时间段的传播数据，包括总阅读量、头条阅读量、点赞数、在看数等数据的动态变化情况；或者利用“新榜”内容产业服务平台（http：//www.newrank.cn）查看排行榜、WCI（微信传播指数）等。例如，可以利用“新榜”查看年度回顾H5 报告，该报告是指“新榜”基于日常监测数据，为样本库内2020 年有监测发文的公众号绘制的年度回顾报告。

除了结合媒介自身的技术特性或者第三方测评技术进行传播效果分析之外，对于比较敏感的政策内容，针对其传播效果的监测问题，广州市反腐倡廉部门从2012 年开始便进一步地加强建设兜底的舆情监测机制。2012 年，广州市纪委监察局筹建了广州反腐倡廉网络舆情监测研判中心，通过加强网上涉穗涉腐涉纪舆情信息的监测、收集、分析和研判，建立反腐倡廉网络舆情信息日报、专报制度，从技术、制度层面实时把控廉政政策的传播样态。反腐倡廉网络舆情监测研判中心主要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进行信息自动搜集，覆盖更多的信息源，如微博、论坛、博客等，同时利用“关键词”进行筛选及背景分析，让舆情、线索能及时、多维、直观地反馈到业务部门。

综上所述，“廉洁广州”作为中共广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官方的全媒体传播平台，是广州市纪委监委宣传反腐倡廉工作动态、开展廉洁文化教育以及传播廉政政策的重要阵地，现已形成以新媒体传播为核心的全媒体矩阵，包括《廉洁广州导报》《廉洁广州聚焦》“廉洁广州新闻发布会”“廉洁广州在线”网站、“廉洁广州”微博、“廉洁广州”微信多个传播窗口，为推动廉政政策传播做了十分积极有益的探索。从“廉洁广州”的政策传播模式来看，廉政政策传播模式有了较大程度上的创新，传播主体从宣传者跃迁到传播者，传播内容从政策文本革新为信息推送，传播渠道从压力型递推拓展到全媒体矩阵，传播受众从政策受众锚定为用户粉丝，传播效果从静态验收优化为动态监测。实践证明，“廉洁广州”全媒体传播平台大大提升了廉政政策传播效果，推动了反腐倡廉建设，可谓地方政府探索廉政政策传播创新的成功案例，值得其他城市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