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道：《论语》中孔子的君子教育思想论析*

吕璐璐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6031)

我国近代学者辜鸿铭先生评价孔子思想时指出，“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即‘君子之道’”[1]。孔子在探索个人立身行事之本的过程中践行并推广其“君子之道”，进而形成其“君子教育”思想。君子教育是孔子思想乃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产生深远历史影响的一种教育思想。纵观学界对孔子君子教育思想的研究，或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在对儒家君子教育思想进行宏观梳理的过程中阐述了孔子的君子教育思想[2-3]；或立足时代需求，探讨孔子的君子教育思想对当前人才培育的启发借鉴[4-5]；或立足比较视阈，对中国的“君子教育”及西方的“绅士教育”进行对比研究[6-7]；等等。这些研究或因时间跨度过大，或因研究侧重点不同，都仅仅阐述了孔子君子教育思想的某一方面，而对《论语》中孔子的君子教育思想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立足《论语》文本，结合具体时代背景，阐述孔子如何实现君子概念由以“位”为主向以“德”为主演变的过程，揭示孔子所开创的“君子教育”新在何处，并从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特点三方面对《论语》中所体现的君子教育思想进行系统化解读，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创新所在。

一、概念溯源：何谓“君子”及“君子教育”

“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期便已经出现并使用，直至孔子，其概念内涵经过了一个由以“位”为主到以“德”为主的演变过程。在《论语》中，孔子追求“君子”人格，并通过君子教育践行自己的“君子理想”。概念是理论推进的基础，下面将对“君子”及“君子教育”的概念内涵进行论述。

(一)何谓“君子”

“君子”一词历史悠久，不断发展，并非孔子首创，“是相伴着中华文明而与生俱来的”[8]。在《论语》中出现之前，“君子”一词在《尚书》《诗经》《周易》等文献中就已经出现并使用，具有丰富的内涵。

从词源来看，“君子”是由“君”和“子”构成，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君子’最早肯定是个阶级的概念。就像诸侯之子称公子，天子之子称王子一样，‘君子’就是‘君之子’。”[9]即“君子”一词在最初含义上即“君之子”，指的是皇室贵族的子孙。

作为两个单独的字，“君”“子”的使用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甲骨文中的“君”字可拆分为“尹”和“口”。其上半部分“尹”为一手执笔的图形，看着像是订立书面协议、写下某样东西，因而也具有统治者掌权、制定规则的含义；下半部分是“口”，表示传达、发布命令的意思。从图形来看，“君”的古文也像一个人坐着(上半部分)发布命令(下半部分)的样子。而能够发布命令的人，大多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如图1所示。

图1 甲骨文时期的“君”字

《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对“君”解释如下：其一，代指“君主”“帝王”，如《论语·八佾》记载“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其二，有封号、赐封之意，春秋时期较为普遍的在封地后加“君”，如“春申君”“商君”等，用以表示被称呼的人的尊贵地位；其三，“君”还表示对某人的敬称，即等同于“您”[10]207。而这其中“君”字最广泛的用法是指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管理阶层，不仅仅代指国君，还可引申为统治、主宰之义，是对身份高贵的界定，并不包含道德色彩，即所谓“职位君子”。

《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对“子”做如下解释：其一，代指婴儿、小孩子；其二，“子”单独用或者写在姓氏后面，还表示对人的一种尊称，多指男子；第三，子还有等级制度的第四级(子爵)、利息(子息)、天干地支的第一位(子时)[10]518等不太普遍的用法。这三种用法与本文没有太大联系，故在此不作过多叙述。

“君”与“子”合称“君子”，君子在周代既是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是一种敬称和美称。梳理孔子之前的诸多文献以及《词源》《辞海》发现，“君子”的释义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西周、春秋时期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常与被统治的所谓“小人”或“野人”对举。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11]34，意思是品格高尚的有才学的人地位低下，没有得到发挥才能的机会，而碌碌无为的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占据着朝廷要职。这里的“君子”就代指有一定地位和职务的官员，其代表的是统治阶级。其二，指妻子对丈夫，或女子对意中人、情人的称呼。这种用法较多出现在较为集中表达现实情感的《诗经》中，如《诗·王风·君子于役》中“君子于役，不知其期”[12]，这里的“君子”便是丈夫的意思。

截至春秋中前期，“君子”概念的提出及广泛使用大多是指身份尊贵、地位崇高的统治者。他们享有平民乃至一般贵族都无法达到的尊贵待遇，是四方效仿的典范楷模，与德行尚未形成必然联系。春秋中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地主阶级的出现，使得社会矛盾激化。被称为“君子”的统治者腐败、堕落、无德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位”与“德”处于一种相对断裂的尴尬境地。对此，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开始愈加期望统治阶层、官员具备相应的道德素养，从此“君子”的概念开始具有一定的道德色彩，发生了从政治地位到道德文化的转变。东汉的《白虎通义》定义“君子”时说：“《孝经》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何以知其通称也？以天子至于民。故《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论语》曰：‘君子哉若人。’此谓弟子，弟子者，民也。”[13]这里面引用了《孝经》《诗经》《论语》中对君子的概念界定，用以说明当时君子内涵由“位”向“德”的转变。《周易·否》卦辞云“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14]，意思是作为统治者的“君子”要远离“匪人”，这是对作为统治者的君子应当具备的道德素养和政治智慧的要求。这些用法突出了作为统治者的君子应该具备高尚的德性这一意义，反映了“君子”含义中道德色彩占比越来越重。还有《诗经》《礼记》等诸多传世典籍中，对“君子”一词的使用大部分是对君子所具备的道德品质的描述，在代指有德行的贵族统治者的同时，更强调有职位的贵族应当以德配位。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贵族体制的崩溃、平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君子”内涵中的地位性因素逐渐减弱，道德性因素逐渐增强；“君子”所代指的对象中，有地位、有官职的人逐渐减少，有德行、有品质的人逐渐增多；“君子”一词所涵盖的范围，政治层面的比重逐渐缩小，道德和文化方面的比重逐渐增多。直到孔子时期，他痛心于礼崩乐坏的现状，决心培养有道德素养的君子出仕为官。他认为，君子是言与行、文与质、内在德性与外在德行的统一。他不仅提出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5]87，更具体地指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15]137，把“仁”“知”“勇”等作为君子教育的主要内容，体现了孔子对君子的理论知识、道德素养等方面的重视。正如余英时所说：“孔子以来的儒家是把‘君子’尽量从古代专指‘位’的旧义中解放了出来，而强调其‘德’的新义。”[16]由此，相对于初始涵义，“君子”一词在内涵上就完成了较为彻底的质的转变。朱熹对此点评说：“君子，成德之名。”[17]

(二)何谓“君子教育”

君子教育即“使受教育者成为君子”的教育，是指孔子在私学中开创的、经由后世儒家学者不断发展延续的一种主流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模式以儒家“仁”“知”“勇”“礼”等为主要教育内容，以培育“内圣外王、修身治世”的人才为目标，兼具政治性、知识性、道德性等特点于一体，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通过考查文本可知，历史上君子教育较早应当是产生于尧舜时期。在主要记载虞、夏、商、周时期的帝王言行或史事，具有较浓政治色彩的《尚书》中较早提到“君子教育”。在《尚书·舜典》中提到：“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11]19这里的“胄子”代指帝王或贵族之子女，几近于当时“君子”的用法，当今仍沿用的“王孙贵胄”便与此同义。“典乐”则是指称一种职位，主要掌管朝廷的礼乐事务。结合前文关于“君子”概念内涵的论述可知，“君子教育”在尧舜时期便已萌生。

学者唐文治对此进行了佐证说明。他在对历史文本进行详细考究之后提出：“君子教育，权舆于《易》而推衍于《孝经》……盖提倡为君子者，始于周文王。如《坤卦》君子有攸往，《同人卦》利君子贞，《谦卦》君子有终，是也。”[18]他认为“君子教育”在商末周初就已经出现。并且指出，这种教育出现在帝王日常用的卜卦等文本中，表明其对于国家发展治理的重要性；出现在儒学经典《孝经》中，表明其在官方教育内容乃至于地方风俗中的重要性。

正如前文所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周王室衰微，井田制崩溃，各诸侯崛起，国家进入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时期。然而，封建制度的崩溃却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文化、哲学、艺术等的繁荣。政治格局的演变使得“学在官府”格局被打破，贵族学者下移，民间有志之士积极授课。他们或著书立说，相互辩论；或广收门徒，开课授业，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因而春秋战国时期也被称为“轴心时代”①。对此，如何挽救礼制，如何重建人们的道德以便维持社会的稳定成了心怀天下的孔子所要思考的问题，而这都离不开对“君子”的培育，即君子教育。

孔子对“君子教育”的重视体现在孔子自身的君子践行中，体现在孔子周游列国时期对诸国国王的劝说中，体现在孔子在教学过程中，更直接地体现在其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中。《论语》也被称为“君子之学”[19]，不仅是因为在《论语》中提出了君子教育的内容、途径与方法等，而且从自身修养(道德)和奉献社会(政治)两个方面对君子教育进行详细规定，更是因为孔子及《论语》创始了君子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主流地位。君子教育是由孔子所创的儒家的一种人才培养思想。以孔子为始，儒家学者便对君子教育大为倡导，君子教育逐渐成为人才教育、出仕为官的主要渠道。后世众多儒学之师对君子教育的内容进行了丰富发展，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荀子，汉代董仲舒，宋代二程、朱熹等儒学大家，并一直延续至清末时期，成为我国古代主流的教育思想。乃至于有学者指出，“化成君子的教育是贯穿中国五千年之基本文化理想”[20]。

二、教育内容：仁、知、勇、礼

孔子在《论语》中所追求的君子理想，既体现着春秋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也体现了孔子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的反思和对有道之统治者的期待。孔子希望通过君子教育培育更多的君子，他们私下独处克己自律，勤奋好学；出仕为官的时候又能为政以德，善待一方百姓。他指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15]137因而他广办私塾，有教无类，通过教导学生养成“仁”“知”“勇”“礼”等君子品性，以实现其君子教育之目的。

(一)孔子教仁：君子有仁，故而不忧

作为孔子君子思想的核心所在，关于“仁”的论述在《论语》中占了较大比重，共有一百多处，还有多处虽然表达了“仁”这一含义但是未用这一字眼。

从个人层面来看，孔子认为，君子克己复礼为仁。此处的“克己”，即克制自己思想、行为等；“复礼”即尊崇周礼，按周礼的要求处理社会事务，不能“非礼”。孔子鼓励通过“克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礼制，从而实现“天下归仁”的良好愿景，这也是孔子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在。正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5]174。所以君子能够做到克己复礼，能够做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5]174，坚守内心本真的道德品质。从家庭及社会的层面来看，君子亲亲爱人为仁。在个体克己的基础之上，君子要把“仁”推广到社会群体层面的“亲亲爱人”。这里的第一个“亲”用作动词，有“亲近，对某人好”之意，第二个“亲”用作名词，指“亲人、家庭成员”，“亲亲爱人”就是君子之仁在家庭关系及社会关系中的体现。孔子提出，“孝悌”是仁之本，而“爱人”则是“仁”的基本内涵。“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5]2而当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就毫不犹豫地回答“爱人”[9]185。君子贵仁，所以亲近自己的亲人，并由此扩充到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邻居甚至陌生人，做到“泛爱众，而亲仁”[15]6。从国家层面来看，君子舍生取义为仁。“子路问君子。……‘修己以安百姓’。”[15]225在宗法血缘关系维系的古代父系家长制社会中，“家国同构”的思想观念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亦是家族的延伸。在此思想脉络之下，“克己，亲亲爱人”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扩大，这体现为“修己以安百姓”的仁政精神，也体现为杀身成仁的崇高气节。

(二)孔子教知：君子有知，故而不惑

在“仁者爱人”的基础之上，孔子提出君子还应当做到“知者不惑”，着重强调君子应该具备的理性思考能力。“知”同“智”，本意为“知识、智慧”等含义，代指人所具有的某种天赋能力。在《论语》中，“知”则具有道德层面的含义。一个君子不仅应该是位仁者，也应是位智者，能够明辨是非、通达事理、思维敏捷。这既是知识的掌握与认知境界的提升，也体现出君子本应具备的良好品德。

其一，君子博学自知。“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5]91这是君子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体现的是对君子在知识掌握、理论根基以及学习态度等方面的要求。君子应当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并内化于心，再用礼的规范严格要求自我，这就能使得君子不仅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迈进，不离经叛道，还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知晓自己的不足，增长自己的仁爱品性与理性智慧。其二，君子好知乐知，这是一种良好的求学态度。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君子的知识储备和道德智慧都不断提升，君子也逐渐明白，死记硬背式的学习并不是求知的正途。学习应当是“乐亦在其中矣”，是一种好之、乐之的心态。“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5]87“乐之”是“智”的高级阶段，以某物为乐并积极追求，通过乐之而实现由内向外的转化过程。其三，君子知人知命。孔子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15]297孔子认为知命是君子必备的修养，不知命就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君子，因此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孔子也把“五十而知天命”[15]16当作人生的重要阶段，甚至提出了“君子畏天命”的观点。“天命观”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语》中，不同的语境下，天命、命有着不同的解读，或代指上天鬼神，或代指被上天所主宰的命运，或代指自然规律及宇宙法则，都体现了一种人力所不能达到的限度。因为君子怀有对天命的敬畏之心，所以遵从规律，遵守必然性，在顺天而行的同时修养自我品格，完善自我，达到“天生德于予”[15]104的人生境界。

(三)孔子教勇：君子有勇，故而不惧

《论语》中君子的“三达德”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仁”即仁爱，是情感基础；“知”即理智，是理性基础。不论是情感基础还是理性基础，这两者都属于人的内在情感，所以要通过一定的意志品格(勇气)来推动其外化。这一意志品格，即君子之勇。

君子有勇，但不是“好勇”“恶勇”。君子之“勇”不是意气用事、鲁莽冲动的“好勇”，也不是一种在背后说别人坏话，诽谤他人的“恶勇”。背后诽谤他人更是一种恶勇的体现，子贡在与孔子的讨论中，也提出了把不逊以为勇、以毁谤别人显示自己直率是一种恶勇的观点。因此，君子之勇应当以“礼”“义”为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5]270。孔子说君子应当遵守礼义，要坚持内心的善恶观念，这也是一种君子美德的体现。“义”是君子做人、做事的原则要求和原则底线，“礼”则是区分“勇”和“好勇”的标准。做任何事情都要保持对“礼义”的敬畏，要以合乎“礼义”为前提，确保自己的“勇”不会对他人、对社会造成伤害，否则会导致“乱”的结局。

(四)孔子教礼：君子有礼，故而立己

“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就是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华夏文化也就是礼文化。”[21]186从远古时期到夏商周时期，“礼”逐渐从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宗教习俗演变为代表国家典章规范的制度体系，在人才培育、社会管理和国家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西周官学中，礼是六艺之首，既是贵族子弟的修身之要，更是他们的应世之具，是他们投身国家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21]244而在孔子以培养君子为目的的教学活动中，“礼”既是孔子教导弟子必须学习的内容，更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仪式的体现。所以孔子承袭了自西周以来的礼乐之教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把包含生活规范、社会习俗及国家典章为主要内容的“礼”加以实践并融入教学中，以求实现一种“天下归仁”的良好愿景。

首先，君子学礼知礼。“礼”是成就君子人格不可或缺的道德素养，是君子的立身之本。孔子首先教导弟子要学礼知礼。“不学礼，无以立”，因为学礼，所以知礼。孔子自身严谨地践行礼的要求，早年便以“知礼”而闻名。《论语·八佾》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15]39除此之外，《论语·乡党》篇中还有许多孔子在政治生活及日常生活中躬行礼仪的记载。如表示其在政治生活中遵循礼的有“入公门，鞠躬如也……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15]140等，在方方面面对礼的遵守体现了孔子对历史、政治制度和现实生活的知识性的了解和认同，在这种认同和遵守之下，礼作为社会秩序和价值规范的重要性得以彰显。

其次，君子立礼行礼。这一方面是因为礼是“恭”“慎”“勇”“直”等德目的指导，否则就会产生“劳”“葸”“乱”“绞”等负面效果。另一方面，孔子也曾说：“不知礼，无以立也。”[15]297-298在孔子看来，礼是立人之本。从自然层面来看，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从社会层面来看，礼是区别文明与野蛮、华夏与夷狄的重要标志。当政者用“礼”来经国家、定社稷、别贵贱、序尊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用“礼”来规范行为、评判是非。所以当君子学礼、知礼之后，便要立于礼，使自己在生活中接触到各类的礼仪规范，深入了解各类礼仪的内涵和意义，并“立之”用以指导生活，也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5]116。这里的“立”，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见解。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特别强调礼与道德的关系，把“立”理解为学道之后道德生命的确立，距离完成当然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学礼知礼之后，君子就要立于礼，把所学到的知识、理论加以运用、内化。此处的“立”是确立、内化的意思。君子接受了“礼”的教育，学礼、知礼，在对礼的赞同、认可的基础之上，把“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借之以确立自身，加以运用，否则不仅不能被称作君子，反而无以成人。

三、教育途径：求学养德，修己笃行

“君子是人人可以躬行实践的方向，可以作为每个人的发展目标”[22]22，因而孔子希望通过君子教育推动“人人可以为君子”这一盛景的出现。君子教育是孔子所开创的侧重于培养受教育者的知识技能、道德素养等教育。这是不断学习理论知识与道德规范，将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质，继而不断修养自身，在道德实践中不断提升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求学与养德互为一体、修己与笃行相互促进，这也是君子教育方法的主要体现。

(一)“求学”以成君子

在追求成仁成圣的道路上，孔子曾自信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5]75这是孔子对自身好学的自信。也正如孔子对自身的评价：“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5]103“求学”是贯穿于孔子一生的追求，也体现在孔子的君子教育中。他认为，每个人生下来并不是什么都知道，因为怀着对事物探究的兴趣，所以可以做到孜孜不倦地思考、研究、求学，达到博学以文的境界。孔子把这一追求贯穿到了自己言行举止的方方面面，并进而把这一要求融入对君子的设计和要求中，贯彻在自己的君子教育方法中。对自己的儿子孔鲤，孔子多次敦促其学诗、学礼，否则就难以立足社会。

纵观《论语》全书，孔子所倡导的君子“求学”之道可以从明确求学的目的、保持好学的态度、养成适合的学习方法三个层面来论述。

君子求学，要明确自己的学习目的，要知道自己求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功名利禄，还是为了被人称赞夸奖？都不是。在孔子看来，人的一生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求学，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完善与全面发展。“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5]216孔子不认同当下“学之为人”的做法，认为这种“夸耀式”求学并不可取。他高瞻远瞩地提出，君子求学的目的应当像古人一样，是为了自我的成长。学习最根本上是一个不断提升自我的过程，通过不断地求学，丰富自身理论水平，完善自我道德人格。

君子求学，要有谦逊好学的态度。孔子认为，那些天生就非常聪慧、什么都知道的人是很少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学而知之者”[15]252，通过不断地求学从而使自己不断成长，而这个成长的关键就是要有谦逊好学的态度。因为有谦逊好学的态度，所以君子并不盲目夸耀自己的知识多么渊博，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的不足，并认为敢于承认自己不知道才是一种大智慧。因为有谦逊好学的态度，所以当君子在学习上遇到不懂的问题的时候，不会因为向比自己不足的人请教而觉得耻辱。因为有谦逊好学的态度，所以君子在求学的过程中，既能够做到“见贤思齐”，也能够做到“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充分地向比自己优秀的人学习，并不断地反思自身。

君子求学，也要有适合的学习方法，如此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孔子在进行君子教育的过程中，提出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比如君子求学当“学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5]23。这句话通过说明“学”与“思”的辩证关系进而说明了两者的重要性。“学”是君子教育的基础，“思”则是君子提升自我思辨能力、发展健康人格的关键要素，做不到学思并重就会导致迷惘、懈怠的状态。

(二)“养德”以成君子

在孔子看来，君子不仅应当“博学以文”，更应当“约之以礼”。这里的“礼”就体现为君子对礼仪规范的遵守，是君子个体道德素养的反映。理论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道德素养的培育也必不可少。孔子认为，在求学的基础之上，君子应当通过内省、慎独等方式，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认知，使自己具备相应的道德素养。

君子养德，首先要做到经常自我内省。自省是君子完善自我的重要方法，只有不断地自我反省，及时发现并纠正自己的错误，才能不断完善自我人格，达到君子的境界。正如《学而》篇记孔子晚年最得意的学生曾参所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5]4君子应当做到每日多次地反省自己，思考自身在为别人做事情的过程中是否尽心尽力了，在与别人交往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诚信，在学习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多次温习。孔子还提出，君子应当对自己的方方面面都进行反思。“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5]252除此之外还有君子的“三戒”“三愆”“三畏”“三变”等，从感觉、听觉、视觉、言行等多方面描述了君子的言行品格，规定了君子所应具备的道德规范；也告诫君子应当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我、反省自我，进而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正。

内省是孔子提出的重要的修身方法，也即时刻反省自身道德素养有何不足之处，进而告诫自我应做到“慎独”。所谓“慎独”，就是个体在自我独处的时候，仍然能够时刻遵守道德规范，保持自身良好的品德修养。这是儒家君子“为己之学”的体现。此处的“为己”不等同于“利己”，不是指致力于为自己谋私利，而是指自我的全面发展。君子不断内省、完善自我的道德修养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在外界监督、社会规范制约之下，人们能够按照社会规范严格要求自我。然而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个体的言行举止就很容易出现偏差。君子要“慎独”，在一人独处的时候更应该严格规范自我，这是对人的道德修养更高层次的要求。能够做到内省、慎独的君子，便能够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道德规范内化为自我认知，进而不断指导自我道德实践，形成德才兼备的君子人格。

在养德的过程中，内省与慎独相辅相成。时常的自我反思是慎独的前提，慎独是对内省效果的检验。正是因为君子常常自我反思，所以君子对自己的优缺点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与了解，进而在自我独处的时候避免犯错误。在君子养德的过程中，两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三)“修己”以成君子

《论语》中子路请教孔子“什么是君子”，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5]225。所谓“修己”是指君子通过自我教育，进而完善自我，为他人树立榜样的过程。要做到“修己”，首先要严于律己。君子在终身发展的过程中，要做到“三畏”“九思”“三变”“五美”。因为君子的一言一行都对周围的人有着极大的影响。君子之德如风一般，一言一行都对周围的人、环境有着重大影响，所以君子应当严于律己，进而发挥自己对周边人的感化、引导和教育的作用。

因为做到了严于律己，君子自身在品行修养等方面无可挑剔，所以君子可以以身作则，可以以自身品行影响、带动周围的人；孔子以身作则的教育方法，不仅体现在他始终自我严格要求，践行“君子”道德标准，进而影响周围的人；还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以身作则的有关理论，如“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15]113。这句话揭示了作为“君子”的统治者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及所产生的模范效应。“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5]192，这句话强调君王和官员要率先垂范，由“正己”，而后“正名”，而后才能够“正人”。如君子以身示范，则可实现民众孝悌，天下大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君子，即使犯了错误也不怕。孔子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15]288这也体现出君子所具有的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与改过自新的勇气。犯错是不可避免的，对待错误不应该遮遮掩掩，而应该坦诚以对，努力改进。

(四)“笃行”以成君子

君子不断学习、养德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付诸“行”这一实践。实践既是对理论知识的强化，也是对理论知识正确与否的检验。君子求学，养德、修己，最终也要在不断地笃行中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并进一步发展理论。在不断地践行自己所学的知识、品德的过程中，磨炼自身意志，锤炼良好道德品质。孔子强调“躬行君子”，反对空谈和言行不一，并提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5]57。

君子笃行，首先要学以致用，即积极地投身到社会实践中，通过出仕为官等途径为社会做贡献。学以致用既是对理论学习与道德修养的强化与检验，也是发挥君子教育对个人及社会作用的重要途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5]191即使学习了再多的理论知识，了解了再多的政治常识，如果在实践的过程中不能应对所出现的复杂情况，那么所学到的这一切又有什么用？个体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君子修养的标准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不仅仅体现在个体对于所学到的理论知识、道德品质的掌握程度。

君子笃行，其次要知行合一。所谓知行合一，也即说的话要和自己的行为相符合，甚至达到多做、先做的境界。正如孔子所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5]219等。因此，孔子对于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人是很不赞同的。相比于过多的言论，行动才是检验一个人是否是君子的标准。当子贡问如何做一名君子的时候，孔子回答他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5]23在孔子看来，君子的培育不只是一种理论知识的学习过程，也不只是道德品质的完善过程，而是不断地学习、内化认同、外化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君子教育方法主要体现为个体不断提升的道德认知境界与不断完善的道德实践。这是求学与养德的统一，是修己与笃行的统一，也是内在德性与外在德行的统一。

四、特点界定：“君子教育”的独特性

孔子的君子教育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社会文化、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带有独特的时代印记。其教育理论在反映君子的一般特征之外也有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教育内容上，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并重；教育形式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教育功能上，情感教育与政治教化并重等方面。

(一)内容上：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并重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层面的大动荡引发文化层面的变革，私学兴起形成多元教育格局，传统官师政教合一的局面被打破，“学在官府”的文化格局逐渐演变为“学在民间”，这使得处于社会底层地位的“民”能够开始接受知识教育和道德熏陶，也为孔子进行大范围的君子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孔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5]87君子应当兼具文化知识和道德品质，否则就会陷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15]87的粗野、浮夸的状态。

因而，从内容上来看，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孔子进行君子教育的重要特征和主要内容。而这也体现在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总纲领中。而在对学生进行诗书礼乐之教的过程中，既体现了知识、技艺等内容，也渗透着素质教养和敦化民俗等道德教育的内容。孔子对学生进行礼、乐、射、御、书、数等教育。如以六仪(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与车马之容)，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为主要内容的“礼教”，以乐德之教和乐舞之教为主要内容的“乐”教，以书法、文字为主要内容的“书”教和以数学计算方法、宗教巫术、技巧方术为主要内容的“数”教等[23]。这些既涵盖了官员、将领必备的知识与技能，主要包括祭祀、丧葬、射箭、朝会、冠礼、交聘等；也涉及个体道德素养、智力、审美等多方面，使人们明尊卑守秩序，并且通过学习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从君子人格的构成要素来看，“仁”“礼”等既是培养君子的必要内容，又是君子在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中必备的道德素养。就仁而言，“仁”是君子必须具备的一种内在道德品质，是君子教育的核心所在。只有具备了“仁德”，人才真正成为人。君子仁以为己任、无终食之间违仁。就礼而言，礼是君子展现自己言行举止的外在道德规范，也是孔子规范自身并进行君子教育的途径。

(二)形式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

孔子注重实践教学，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的观念，既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知行观，也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相符。马克思曾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此外，毛泽东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写下了《实践论》这一经典著作，并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知和行的关系”为副标题，详细深刻地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具体关系，影响深远。

(三)功能上：情感培育与政治教化并重

正如蒙培元所说，“儒家哲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视人的情感……就是把情感放在人的存在问题的中心地位”[26]1。在进行君子教育的过程中，孔子非常注重在教学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氛围营造，注重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出有高尚道德情感的君子。在教学过程中，孔子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5]87。而要让人“乐之”，单纯靠知识灌输是达不到的，还应该加之以情感传递和情感体验。首先，体现为孔子对环境育人的重视。孔子经常和学生在风景优美的郊外共同交流，在合适的环境下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如《论语·先进》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通过与学生在环境优美的郊外共同交流的形式潜移默化地进行教育。其次，孔子注重在教学过程中用音乐、艺术等陶冶情操。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5]116，“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15]100。“情”往往诉诸“乐”，而“乐”则必然作用于“情”。孔子亦持此观点。“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在这里，“歌”与“善”相并用，如果一个人的歌听着很美好动听，那么说明这个人是很“善”、很“思无邪”的，孔子就会请客人再唱一次并且和他一起唱，以之愉悦自己的身心。再次，孔子格外重视学生的个性特点及情感状态。当孔子与弟子在陈蔡期间面临绝粮、病患、战争等困境时，面对子路的消极态度，孔子温和委婉地通过君子和小人的对比来劝慰子路。最后，君子教育过程中不仅重视对于理论知识的灌输培养，更注重对于道德情感的培养熏陶。在《论语》中随处可见有关仁爱情感、孝悌情感、忠君情感等培养、重视的言论。注重情感教育，所以孔子对舍弃父母之情的宰我加以斥责，认为提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之疑的宰我是不孝的典型。没有对父母亲的仁爱之心、敬重之心，这样的人在孔子看来和犬马无异，无法成为君子。在这一情感教育的过程中，仁爱、孝悌、忠君都是君子的重要情感体现。重视情感教育，从而丰富理论教学，推动受教育者将理论进行外在转化，这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要求的以情育人、以情感人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情感教育之外，孔子在教学过程中还注重君子教育的政治教化功能，从而发挥君子在出仕为官、安邦定国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我国历来都有政教合一的传统，“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以及和教育手段的紧密结合，这是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统治之术的显著特点”[27]。孔子注重对学生的“礼”教以培养其成为君子，而作为风俗习惯和制度体系的“礼”在建构社会秩序、规范个体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政治教化作用。政治教化既体现了君子教育的目的，也体现了君子教育的方法。从君子教育的目的来看，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培养君子的实质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对于当时混乱的社会局面，孔子既哀其不幸，不满于“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等僭越混乱的政局，认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5]31；又怒其不争，痛斥贵族群体整体堕落且庸庸碌碌，“斗筲之人，何足算也”[15]198，因为这些人“好利无厌，淫行不倦”。且孔子一直有感于周王盛世、尧舜之治，希望通过培养具有政治潜力、心怀天下的君子，鼓励其出仕为官，挽救社会现状，恢复周王盛世。这一政治目的也体现在孔子所称赞过的君子典范上。在《论语》中，这些君子典型往往有着良好的教养，处事温和，举止无可挑剔，同时又有着很强的道德意识。私下独处克己自律，勤奋好学，出仕为官的时候又能为政以德，善待一方百姓，维护君主权威，是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如作为“在位者”，子产既能够恭、敬、惠、义，又能够自我修养高尚品德，更能够为官辅政，造福百姓。与孔子亦师亦友的蘧伯玉是春秋时期卫国的上大夫，因为人贤德而闻名于诸侯。他曾说过“耻独为君子”，不仅满足于自身成为君子，更要用自身的行动影响周围的人，使整个社会都以追求君子为荣。

正如学者狄百瑞所说：“《论语》的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并不在于它阐释了一套哲学或者思想体系，而是在于它通过孔子展现了一个动人的君子形象。”[28]孔子的君子追求本就是为了通过君子教育，进而塑造君子，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其天下归仁的远大抱负。在不断进行君子教育的过程中，孔子不仅严格要求自我，还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君子的内涵，以此来影响、带动自己的学生，将这一教育理念传承百世。基于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特点三个层面来考察，《论语》中所蕴含的君子教育思想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在当前仍有着深远的教育意义，对培育时代新人、加强新时代青少年道德教育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