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现实诉求及理性选择*
——基于陕西省F县的实证调查

胡展硕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陕西 西安 710062)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1]。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再一次强调“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2]。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以人为核心是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本质区别，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而是进一步凸显人的社会价值，注重保护普通人民的利益，使农村人口真正融入、成为城镇人口。无论是社会产业支撑、群众居住环境，还是社会福利保障和人民生活方式，都要实现由“旧”向“新”、由“乡”到“城”的顺利转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教育事业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为了解决当下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也应当通过对资源配置做出新的有效调整，以期实现农村教育事业的稳步推进。

一、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提出新要求

城镇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种自发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行为。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过多地把评价城镇化成功的标准放在了土地、人口、GDP等指标上，没有关注到农村人口是否真正融入城镇生活、是否真的享有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安居乐业、留守农村人民的基本生活是否被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其他问题。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农村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农村儿童可以享受到公平、优质、便利的教育。如果留守在农村的儿童得不到公平优质的教育，抑或因学校的“消失”而无学可上或者被迫去往城镇接受教育，那么不但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是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人为核心思想的践踏。一旦这部分学生变成了问题儿童或者问题少年，将会给社会的安全稳定带来隐患。农村学校应该教会学生增强文化素质、提升个人修养，并非要抉择培养合格的“农村人”还是“城镇人”。农村教育资源的优化可以为留守在农村的学生带来生活和学习的便利，通过教育开拓其视野。农村学生随着年纪的增长可以选择未来发展方向，继续进城深造或者留守在家乡务农。对于想要继续深造的学生，农村教育使他们具备了基本的文化素质，对其日后更好地融入城镇生活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对于选择将来继续留在家乡的学生，农村教育教会他们基本的生存技能和知识，使其可以成为新型农民进而扎根农村。因此，国家需要提升相关教育政策的合力与效力，真正使农村学校成为“农民家门口的好学校”[3]。离农、为农本身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农村教育资源的优化应当成为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平台。

(一)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核心要求

城镇化是指非农产业在城镇聚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历史进程[4]。新型城镇化道路与传统城镇化道路相比，传统城镇化更加强调物的量变，如人口数量的增加、城镇化土地面积的增大等。然而，简简单单的城市规模扩大、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看似稳步增长的城镇化却带来了非常尖锐的矛盾：城镇对于农村转移人口所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土地的城镇化远大于人口的城镇化；农村城镇化居民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公共卫生、居民养老等方面享受与普通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城乡二元化矛盾较为突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推进城镇化的首要原则是“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其要求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不再一味追求人口或土地增量，而是希望通过合理引导人口流动、稳步推进农业人口转移等方式，不断提高城乡人口素质，促进农村人口的全面发展。

新型城镇化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同样适用于教育领域：农村学生也应当享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资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关于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解决好随迁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推进随迁子女待遇同城化；《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在随迁子女较多城市加大教育资源供给；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民生工作方面特别强调要有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让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真正做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让农村人口在城镇接受教育时也有获得感、满足感和归属感。二是稳步推进农村教育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教育旨在优化资源配置，引进优秀教师，提高优质学校办学质量与规模，缓解民众对于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压力，集中力量办好农村学校，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5]，从而将以人为本这一核心思想贯彻落实到实处。

(二)科学发展理念是教育资源配置的根本遵循

回顾以往，我国前期城镇化进程中虽然“极化”效应显著，但是“涓滴”作用不明显。“极化—涓滴”效应最早是由德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用来解释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6]。“极化”效应是指发达地区吸收欠发达地区的资源流进，进而造成强者恒强的局面；“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相对应，是指资源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时，虽然对于发达地区有促进作用，但是反过来也带动发达地区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反哺，同样也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城市优先发展，人口、资源由农村流向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城市发展起来后，应该带动农村发展，这种政策设定和实施符合“极化—涓滴”效应的理念。而在实际情况中，城乡发展不均衡导致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强域越富而弱域越穷，造成了两极分化。

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和实质为导向，需要营造科学的教育生态环境，最终实现人的平等发展。科学的教育生态环境既要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又要作用于城乡二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不同地域人口之间的深度融合。科学的教育生态环境应该包括办学条件、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师资结构等方面的健康、持续、良好的发展。通过教育不断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使城镇化不仅仅停留在量上，更要在质的方面有所改善。农村教育资源的配置应该因地制宜、科学合理，使每一名农村儿童都能享受到优质、公平的教育。

(三)教育资源高质量配置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必要保障

新型城镇化要求以人为本，其目标凸显内涵发展，注重人民群众素质的提高。若想真正地完成新型城镇化建设，其最根本的任务在于完成人的角色的顺利过渡，即完成由“农村人”向“城镇人”的过渡。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交叉融合，使农村人口可以在城镇中安居乐业，以平等的身份享受子女就学、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公共卫生、居民养老等社会公共服务。政策导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社会公共服务的实现，同时教育对于改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基本教育条件的保障是教育对于农村学校最基础的要求，要想顺利实现新型城镇化，这还远远不够。首先，农村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相应的技术技能，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所从事的工作多带有“脏、苦、差、险”等特点，其工作和生活的圈层多为社会底层。农村人口在城镇中的自我认同以及社会认同感不足，较难真正融入城镇群体中。其次，农村人口如若想要融入城镇生活中，就必须具备符合现代城镇居民的综合素质。这里的素质差异更多地强调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在生活和行为习惯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对待事物的不同观点。这就要求农村儿童从源头上接受与城镇相同质量的教育，助力新型城镇化的顺利实现。

二、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教育资源配置面临的困境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流动，人口布局的调整需要教育资源也随之调整。2015年，陕西省F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36.1%；到2020年，F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6.8%，平均年增长率为2.14%。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持续单向流动，给农村教育资源的配置带来了新的挑战与要求。如何有效地完善教育资源配置，需要面对一系列的困难问题。

(一)“城镇大班化、农村空校化”致使城乡学校生源差异显著

城乡学校办学规模呈现出“城镇大班化、农村空校化”的两极分化态势，我国基础教育进入了大规模学校与小规模学校并存的时代[7]。近年来，陕西省F县的人口大量从农村流动至城镇，农村和城镇学校在校生人数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据统计，2013年F县小学和初中的在校生总人数为55 357人，其中城镇学校学生为37 245人，农村学校学生人数为18 112人，比例约为2.06∶1；2020年F县小学和初中在校生总人数为64 316人，其中城镇学校学生为52 122人，农村学校学生人数为12 194人，比例约为4.27∶1。七年间，城镇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增加了14 877人，而农村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减少了5 918人。该县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20年该地区此段适龄儿童的出生率基本保持稳定，而城镇学校学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5.71%，明显高于该地区城镇化2.14%的增长速度，也就意味着增长的城镇学生中，相当一部分是异地求学的农村学生，这无疑也是撤点并校政策“一刀切”所带来的后遗症。城镇适龄学生激增，给当地的教育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学校超负荷、班级超人数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也直接影响着当地的教育质量，以F县YS中学为例，2000年其在校生人数为2 733人，2014年在校人数最高多达4 500人，而学校的实际承载能力为2 400人，属于严重超负荷运转；而MT学校地处农村，坐落于山脚下，位置较偏，交通不便，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2000年在校生人数为806人，2021年在校生人数仅为293人，二十年间，人数降幅达63.65%，从2003年开始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班人数45人左右。如此鲜明的对比，只是F县普通城镇学校和农村学校现状中的一例，却反映了不同地域间学校资源配置不均衡，人员流动的持续性、单向性等问题。在短期内显现为义务教育学生规模迅速扩大，师资、经费等一系列教育资源配置有待重新规划[8]。

(二)撤点并校加速教育资源倾斜

由于人口由农村向城镇持续性转移，F县也开始有计划地调整学校的招生规模以及教学地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策就是撤点并校，在城镇新建大批的现代化学校，大面积撤销或者缩减农村的办学规模和教学点。撤点并校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镇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了F县整体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但也同样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由于村庄学校凋敝，部分家长选择送孩子去县城就读，这大大增加了家庭的教育负担；另一方面，部分学生家长由于常年在外务工，其子女则不得不进入寄宿制学校就读[9]。然而，农村学校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地方，更是农村孩子走向城镇的窗口，是农村孩子学习知识、了解世界丰富文化的圣地，是农村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村教师也是当地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学识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农村学校的存在无形中也把适龄儿童聚集在了一起，不但使文化得到传播，也增进了同村人民之间的感情。而农村学校大面积的撤销，使各个家庭不得不为了孩子上学背井离乡，“离土化”现象严重，直接导致孩子对农村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减弱，使农村文化氛围淡化，甚至影响了他们对于今后农村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以MY学校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一次高考中，考入“985”高校数十人、考入重点院校学生达三四十人之多。遗憾的是，城镇化的进程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转移，MY学校由于长期维持在每年级一个班，而每班仅有数十人的状态，时常还会出现不同年级的断层现象，在较为看重量化指标的“撤点并校”政策到来时，曾经拥有光辉岁月、为当地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的MY学校未能逃脱被撤的命运。村子里读书声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频频的打牌声。MY学校只是众多被撤学校中的一例，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值得反思。

(三)经费悬殊导致城乡学校办学环境差异显著

虽然近年来农村教育办学条件先天不足、发展缓慢的情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10]，但是实际上城乡学校的办学条件依然有很大的差距，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物质方面。城镇学校规模较大，各种设施完善，除了满足学生基本知识技能的学习以外，还有很多的兴趣班可供学生选择，如钢琴、书法、绘画等。与此同时，各类教学现代化设施齐全，各科教师教学水平较高。反观农村学校，规模较小，学校设施破旧，各种配套设施不完善。从F县2017—2020年整体的经费统计(表1)来看，2017年城镇的经费总投入是农村的1.94倍，到了2020年达到了3.14倍，悬殊的经费投入直接造成了城镇学校与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的巨大差异。

表1 F县城镇与农村学校经费投入明细 单位：元

从生均拨款经费来看，虽然城镇学校和农村学校都有同等金额的生均经费，但是城镇学校在专项经费、配套经费以及其他相关经费的申请上，由于自身的区位以及师资原因，较农村学校存在明显优势。不少城镇学校的专项经费常年需要结转甚至偶尔有被收回的情况发生，而很多的农村学校却没有足够的经费可以使用。以F县NT学校为例，该校几乎所有的经费来源为国家对每名学生拨付的400元的“人头费”，在校生一共200余人，因此该校每年的经费一共8万元左右，如此低的经费，使得学校根本无力支撑现代化的办公条件，教室及办公区甚至没有一台空调，学校操场的跑道画在水泥地面上的无奈也就可以理解了。长期的经费差异，造成了城镇学校与农村学校在硬件配置的各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部分指标见表2。

表2 2020年学校设施设备建设情况

二是师资队伍方面。F县城镇学校教师中本科、研究生学历完整，职称配比合理，部分教师还获得省、市骨干教师或者教学名师称号。而农村教师大部分学历水平较低，多为专科生，本科生较少，几乎无研究生、无省市级教学名师。农村学校的教师结构与城镇相比，劣势明显[11]。2020年，农村学校MT中学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为零，而同一时期城镇学校YS中学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高达53人；YS中学的各类骨干教师、教学名师有几十人之多，而MT中学最多时不过3人，见表3。从整体的教师培训经费投入方面来看，城镇学校和农村学校也存在明显差异。从2017—2020年全县教师的培训经费投入明细(见表4)计算，四年间城镇学校的经费投入与农村学校的经费投入比值分别为2.25、2.37、2.70、3.02，且有差距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在这种师资配置的明显倾斜下，学生的整体素质出现差异也是在所难免的，进而造成城镇学校的升学率远远高于农村学校。在校际比较优势下，农村学校生源流失愈发严重，由经费投入、师资水平、学生成绩等因素带来的一系列马太效应使农村学校的发展越来越艰难[12]。

表3 YS中学与MT中学教师结构明细

表4 城镇与乡村教师培训经费投入明细 单位：元

(四)优秀教师流失使得农村学校师资水平堪忧

由于农村学校硬件条件普遍较差，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优秀教师流失现象严重[13]。即便国家有公费师范生以及支教等政策扶持，但是时限一到，优秀教师便被城镇学校挖走，农村学校无奈成为城镇学校优秀教师的输送基地。F县农村优秀教师到期离职率常年居高不下，最高时达到70%。留下任教的教师往往无奈地身兼多学科教学任务，真实存在“数学是体育老师所教”的尴尬局面。留下任教的教师由于乡土情结浓重，不愿前往城镇生活，但这部分教师老龄化现象严重。2020年，F县农村学校教师共计1 143人，30岁以下教师206人，31～40岁教师411人，40～50岁教师301人，50岁以上教师225人，教师队伍老龄化问题凸显。人才流失、教师专业化差、老龄化明显已经成为农村中小学发展的掣肘，并且问题有越来越严重的发展趋势。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理性选择

优化城乡教育资源的配置，应当明确农村教育的目标，明确教育资源配置的宏观背景，只有这样才能使结果更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人员结构复杂，家庭情况也各不相同，有的家庭有条件带子女进城学习，有的家庭则不具备进城的条件，只能留在农村生活、学习。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求是以人为本，无论家庭情况如何，农村公民和城镇公民都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利，尤其是公民的受教育权。人们也许会有疑问，城镇化是人口、资源从农村流入城镇，没有人口，也就没有了农村教育，然而，农村教育和城镇化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互利共生的关系。短时间内，有些地方“撤点并校”，使得农村家庭被迫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迁居到城镇以解决子女求学问题。但城镇化的最终形成并不能仅仅依靠一个个普通家庭从农村迁居到城镇，更需要农村家庭的成员真正融入城镇中，从生活、居住、医疗等方面享有同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

(一)首要任务：合理规划城乡教育资源空间布局，突出以人为本

关于学校的存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了一些量化的指标，如农村小学1至3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就近走读；学生每天上学单程乘车时间应不超过40分钟；原则上每个乡镇至少应设置1所初中，3万人口以上的乡镇可设置两所初中等。由于种种原因，《意见》中只有农村小学1至3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合理确定学校服务半径，尽量缩短学生上下学路途时间等条款，使各级政府在执行时由于标准模糊，容易出现一刀切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当科学预测人口的发展趋势，以人口分布为依据布局城乡教育资源。建立科学的人口预测模型，对一段时间内人口的增减做出准确判断，从而根据人口规模和特征最终确定学校的规模和布局。对于预测区域内学生人数较多，足以支撑其办学规模的学校，国家和当地政府应该积极保留，并且投入资金确保其健康、持续的发展。对于未来人口会增长，但目前办学条件无法满足需求的区域，为满足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的原则，政府应该重新考虑教育规划用地，测算需要的教学用地规模和配套设施的需求量，引进优秀教师，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为新开设学校做好充足的师资准备，使每一名前来学习的学生都能享受到现代化的教育资源。

对于人口规模不足以支撑当地办学规模的学校或教学点，除了考虑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外，也需要兼顾学校在当地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多方面因素。虽然撤销学校会减轻当地的财政负担，学校撤销以后，农村适龄儿童不得不进入城镇学习、生活，这时家人很可能会陪读，部分家庭会选择在城镇中买房或者租房，这无形中扩大了内需，促进了当地GDP的提高，区域经济在短时间内显示出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但是这种GDP的增长是不可持续且存在风险的，甚至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撤点并校一定要有充足的理论以及实践依据，决不能成为所谓“政绩”的牺牲品，让农村儿童背井离乡、异地求学，这与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此外，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信息共享红利。借助于信息技术可以贯穿不同地域的特点，实现优质课程的资源共享，使农村儿童可以在当地通过慕课、微课等多种形式的互联网课堂，随时随地观看名师授课，促进当地教学质量的提升。让网络成为一条无形的线，贯穿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布局的全域和始终，将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落到实处。

(二)当务之急：完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体系，平衡师资分配

教育资源配置体系中需要向农村教育倾斜的首要当属办学条件。“撤点并校”政策下，大量农村学校被撤，无形中减轻了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但对于规划中被保留的学校，政府应当加大投入。较未撤销学校之前，政府总的教育经费不应减少，而应把被撤销学校的经费集中使用到被保留的学校上，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学校目前老、破、小、差的实际状况。改善教师的办公、生活条件同样重要，正所谓“铁打的教师，流水的学生”，教师才是支撑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资源。农村环境和城市环境差异巨大，周围并没有配套休闲活动场地，并且多数特岗教师、公费师范生、支教教师并非本地户籍，被分到学校后，吃住只能在学校。为了增加农村教师的幸福感、归属感，使优秀人才能够留得住、扎得深，应在农村学校或者周围修建教师周转房以改善教师的住宿条件，修建教师休闲活动中心以丰富教师的课余生活。鼓励将学校相关设施与属地融合，在不影响教师、学生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可以有偿向当地居民开放。这样一来，学校既能加强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度，增强教师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感情，又可以为自身带来一定的收益，分担部分成本，可谓双赢。

提高教师待遇是增强农村教师队伍稳定性的重要保障。有了好的教师，才能吸引更多的学生，才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正如《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所言，“认真落实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等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提高补助标准，努力惠及更多农村教师”。要做到城镇教师与农村教师在基本工资方面相同职称就有相同薪酬，建立农村教师工资稳定增长机制，保证农村教师工资收入与城镇教师和当地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相比有同样的竞争力。在津贴方面，提高边远农村地区教师津贴，使其实际收入不低于当地城镇教师的平均水平，使农村教师具有公平感与成就感[14]，吸引高学历青年教师、优化教师年龄结构、完善教师职称配比。由于农村教育工作的特殊性，增加非教学津贴一项，用于弥补农村教师存在的非教学任务付出。除此之外，实行校长、教师城乡轮换制度，切实提高欠发达地区教师素质[15]，进一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教师的轮岗流动政策应着力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编制不与学校挂钩。目前，虽然教师的招聘工作由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但是具体的教师编制仍然是下放到各个学校，成为学校的固定编制，这就使得教师成了“单位人”而非“系统人”[16]，这样在教师轮换的过程中很明显地会有“自己人”与“外来人”的区别，影响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增加学校工作难度。二是实行教师的双向轮岗。目前的教师轮岗大都是城镇教师为了高级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需要，把基层工作作为一种必要条件去完成，这种暂时性的、带有明确流水作业性的轮岗很难真正提高当地的教育质量。因此，应当鼓励双向的轮岗制度，使农村教师有更多可以与城镇优秀教师交流、学习的机会，使“进城”与“下乡”同频共振，实现城乡教师的平衡分配。从政策外部来看，要突出利用政策的权威工具与激励工具作用。建立相应的奖惩措施，对于积极参与轮岗交流的教师，当地教育部门以及学校在教师职称评定、评优评先、职务晋升、培训提拔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并给予适度的政策倾斜，激发其主动性与积极性；对于拒绝交流的教师，学校制定相关的惩罚措施，严厉制裁拒不履行职责的行为。

(三)重中之重：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建设，确保供给的多样化

在加大整体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调整各级各类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如适当增加对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以此改善农村学校环境及办学条件，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完善教育经费拨款及监督制度，确保教育经费的正常运转。特别是在项目经费的申请上，应将农村学校与城镇学校按地区、按类别分组进行，由于两类学校虽然同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但是却在教师职称、学历、区位、生源等方面差异巨大，放在一起竞争，这显然也是一种不公平。

政府引领是主导。政府相关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是从宏观上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总的统领。以政府为主导，立法立政，实现项目引导式配置，这是全世界的普遍共识和做法[17]。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建设，要明确政府、学校、家庭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体的权责。农村教育作为社会的公共事业，环境差、责任重、情况复杂，更需要政府的关键引领作用。现阶段，城镇与农村在资源配置方面仍然存在差距，教育公平的本质属性要求政府应当对农村有一定的政策倾斜，从国家层面对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进行合理均衡，提升农村教育发展活力，打通农村教师晋升评级渠道，增强农村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使命感，以更好地激励农村教师培养优秀学生。让学生即便在农村学校学习，也能拥有和城镇学生一样的学习、生活条件，为其以后进入城镇进一步深造做好铺垫。通过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加强对城乡教育资源全方位、多层次的配置优化，才能更好地实现新型城镇化这一伟大目标。

民主参与是生命力。新型城镇化如果离开了对公民权的尊重，没有公共精神的培育和公民参与的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只能是美好的幻觉[18]。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关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牵扯到多方面的利益主体：政府、居民、企业、媒体等，最不能忽略的是农村人民的心声，他们应当享有决策的参与权以及绝大部分的话语权。以城镇化进程中的“撤点并校”为例，大部分学校由于生源不足被撤。由于政绩、GDP、减轻财政负担等多方面的利益冲突，“投票决定去留”的方式往往忽视了农村人民自身利益的诉求，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与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主旨思想相悖。因此，民主参与是保障政策活力的根本体现，让农村人民参与到决策中才能让政策贴近民生大计。

多元化供给主体是助力。由于农村教育的非营利性和边缘属性，鲜有社会力量为农村教育提供帮助，导致农村教育发展的动力不足。因此，农村教育应该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发展模式。政府可以以公开竞标、合同承包的方式，让社会力量以低廉的价格、优质的服务参与学校的部分后勤服务。另外，农村教育也要立足公共事业的本质属性，对于办学经费不足的学校，政府应当进行宣传以提高社会对农村困难学校的关注，并为其提供物质帮扶。政府还可以考虑吸引企业、成功校友、当地富裕村民对学校进行捐款。多渠道筹集农村学校教育经费，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减轻政府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增加社会对农村学校的关注度，进而促进城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