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放权与多元赋能：“社会力量办体育”的中国方案—基于浙江省改革实践的案例分析

柳鸣毅，敬 艳，孙术旗，孔年欣，魏零壹，刘 松

（1. 武汉体育学院 青少年运动训练评价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2.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健康智能装备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体育是最具代表性、参与性、基层性的社会活动之一，在其逐步从游戏演变成人类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过程中[1]，国家制度、组织安排、经济结构和地域人文等成为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变量。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方面，在计划经济制度安排下，为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国构建了以体育行政组织为主体的一体化体系；另一方面，我国体育事业承载了为国争光的重任和使命，以赶超式发展的理念使竞技体育率先发展[2]，形成了独具中国体育管理特色的举国体制，为我国体育事业参与全球体育治理奠定了制度基础。

当前，随着民众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和社会需求的转变，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级、多样性体育需求供给不足的矛盾尤为突出；同时，在政府“放管服”驱动下，体育行政组织自上而下全包式、全面式、全域式管理已难以支撑民众体育健身、体育场馆管理、体育赛事服务、体育技能指导、体育科技服务和体育人才培养等体育事务[3]。在建设体育强国的过程中，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存在多方面难点和堵点。长期形成的体育行政管理路径依赖使得体育社会组织层次化、网络化、基层化改革极为艰难，体育产业整体规模、服务效益还处于初级阶段且内在结构有待优化，群众体育健身场馆利用率不高、指导人员服务率较低和活动黏性不强等问题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