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白宫”遗事（散文）

（德国）海娆

一

有些历史一旦进入，就难抽身。那些被时光层层包裹的往事，像迷宫一样千回百转，像暗道一样充满神秘。你在黑暗中探索，你看见了光，看见了出口，但那可能诱你进入另一个更迷幻的世界，就像此时的我，因为翻译《汉娜的重庆》而进入汉娜的童年，邂逅了她儿时的小伙伴多洛丝，又沿着多洛丝的足迹，进入一座更浩大的迷宫，一条更幽深的暗道，沉陷其中，流连忘返。

多洛丝的外公，美国建筑工程师查尔斯·伯捷，20世纪初来到广州，与澳大利亚建筑师帕内合作，成立了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他们为广州设计和建造了很多别具风格的建筑。这些建筑大部分至今犹在，经历了百年的岁月风霜，成了广州历史的见证，也为今天这座现代化的南国大都市赋予了浓厚的历史底蕴和古典气质。而伯捷的家，一幢位于白鹤洞山顶的西式洋楼，中华民国早期的政要孙中山、蒋介石等一度常去开会议事，歇息小住，因此享有“广州白宫”之名。

然而，“广州白宫”至今空置，百年的风霜吹走了它当年的奢华和荣光，世人的遗忘加速了它的衰老和凋敝。如今它在盛世的繁华中独自荒芜，在都市的万家灯火中悄然黯去。当我帮多洛丝整理她的回忆录，我被新发现的史料所震惊，原来关于“广州白宫”、关于伯捷，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往事。它们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末期艰难地迈向世界的一行蹒跚脚印，是古老的中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一块基石，也是人类社会开启全球化时代的一缕穿破云层的曙光，无论是令人唏嘘叹息，还是让人暖心感怀，都值得铭记。

这一切，还得从一场百年前的战争说起。

二

1898年4月，相隔半个地球、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西班牙，爆发了一场战争。战场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并没能驯服被殖民的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愈演愈烈，西班牙军队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镇压，也危及美国资本家和侨民的利益。一艘被美国派往古巴护侨的军舰，在哈瓦那港口爆炸了，美军死伤者众，这直接引爆了两国开战。作为新兴的工业大国，美国的战争机器迅速碾压了老牌的西班牙帝国。短短数月之后，战争结束。历史上的这场美西战争，终结了西班牙自大航史时代就开启的殖民史，向世界宣告了美国的崛起，也彻底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多洛丝的外公查尔斯·伯捷。

1874年伯捷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父亲是棉麻制品商。他是家中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八岁时全家搬到宾夕法尼亚州。伯捷一路学霸，后来进入理海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求学期间就开始为著名的土木建筑工程师威尔金斯工作，准备毕业后入职威尔金斯的事务所。然而，战争爆发了。美国媒体大肆宣传报道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对当地人民和美国侨民何等残酷，全美的反西情绪和民族情感空前高涨。年轻的伯捷也不例外，他胸怀远大，决定要为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和祖国侨民奉献青春，毅然弃学从军，由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变成一名美国陆军工程兵，被派往菲律宾，负责勘测科雷希多岛，为美军建造防御设施做准备。

科雷希多岛位于马尼拉海湾的入口，战略地位相当重要。伯捷是首位对该岛进行地形勘测的美国军人。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获得了菲律宾的主权，伯捷被派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成了城市工程师麦格雷戈上尉的助理。

1902年是伯捷命运的又一转折点：美国合兴公司获得在华修建粤汉铁路的机会。曾设计和建造了纽约地铁的著名工程师巴克莱帕森斯是该项目的总工程师，他要求从马尼拉抽调六名美军工程兵前往参与这个项目。麦格雷戈上尉推荐了伯捷，伯捷退役，来到广州，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六名美国工程师之一，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清末的中国贫穷落后，伯捷的工作很辛苦。他率领一支勘测小组，负责对粤汉铁路的最南段、从三水到广州约四十公里的路段进行首次勘测。有一次他们不得不在没有旅店的荒野过夜，去向一户农家请求投宿，却被主人安排去睡猪圈。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到一座破庙栖身。

伯捷性格开朗，喜社交，来广州不久，结识了澳大利亚建筑师帕内。帕内是香港英国建筑师事务所丹备洋行的广州分公司负责人。当粤汉铁路项目一年后突然终止，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伙成立一家自己的建筑设计公司。1904年公司在沙面开业，中文名治平洋行，英文名即两人的姓氏组合，Purnell & Paget。伯捷年长帕内四岁，如果按姓氏的字母顺序，他该在前面。但他让帕内的姓氏在前面，以示尊重。帕内的薪金也是全公司最高的。由此可见伯捷在人情世故方面的智慧、豁达与慷慨。

帕内性格内向，负责设计；伯捷外向随和，负责施工和公关，也兼设计。两人珠联璧合，恰逢清末新政倡导实业，沙面开始新一轮基建热潮，天时地利人和，公司开业后生意兴隆，广州的中外政府机构和商业财团，纷纷成了他们的客户。由他们设计和建造的许多建筑，如大清邮政局、粤海关大楼、瑞记洋行新楼、俄罗斯领事馆、花旗银行新楼、以及后来成为大元帅府的水泥厂等，都成了广州的地标建筑，作为文化遗产被保存至今。伯捷因为在建筑施工中首次运用西方的钢筋混凝土技术，促进了广州建筑业的现代化，被誉为“广州现代建筑之父”。

三

事业如日中天，青春韶光正好，爱情也开花结果了。

1898年伯捷与夫人梅德在纽约的一次朋友聚会上初次相遇。当时伯捷入伍不久，随部队在纽约等待奔赴前线。梅德年方二十，在纽约长岛出生长大，父亲是纽黑文铁路公司的审计师，父母早年是全美著名的溜冰冠军。梅德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最小的，性格开朗活泼。她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黑色的大眼睛明亮动人，让年轻的伯捷过目难忘。当他们被半个地球分开后，伯捷心中爱情的种子在东南亚暖风醉人的夜晚发芽了。他开始了漫长的单相思。

一年后的圣诞节，伯捷回美度假，专程去纽约看望梅德。他看见心上的姑娘像一只燕子，在中央公园的冰场上翩然飞翔。那一刻，他的心也随她飞上了蓝天。这次的相聚依然短暂。当两人再度被分隔在地球的东西两边，伯捷提起笔来，展开了他的爱情攻势。当时一封信从马尼拉寄出，要等至少八周才能收到回信。年轻的工程兵就这样锲而不舍地，靠着他飘逸而遒劲的字体、诗意而深情的句子，鸿雁传情，渐渐俘获了姑娘的芳心。

1905年，伯捷在广州事业初成，生活渐入安稳和富裕的佳境，便向心爱的姑娘正式求婚。这时他们已经通信四年多。焦急不安地等待了八周后，他终于等来她用蓝黑墨水写下的“我愿意”。作为远东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伯捷的婚事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1905年12月5日的《费城咨询报》率先刊登了他们即将大婚的消息。文中说，广州最富有的美国商人之一——查尔斯·伯捷，即将迎娶美国曾经的溜冰冠军的女儿。两人原计划圣诞节前在纽约结婚，但伯捷因为公司事务繁忙，无法脱身，梅德将赴广州完婚。

在当时，体面人家的年轻小姐是不能单独出远门的。伯捷通过广州美国领馆的关系，联系上一对在广州生活、送儿子回纽约上大学的夫妇——约翰·迈尔斯和夫人斯旺，请求他们在返回广州时，充当梅德的监护人，陪她到广州。1905年12月23日，勇敢的梅德告别了亲友，离开了繁华热闹的故乡纽约，踏上此生最遥远的旅途。他们穿越辽阔的北美大陆，登上Corea号邮轮，横渡无垠的太平洋，于1906年1月20日抵达广州。2月7日，两人在沙面举行了婚礼。治平洋行的澳大利亚会计赛德·坎贝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有对这场婚礼的描写：

“昨天整座沙面岛充满节日气氛，我的老板伯捷先生跟一位来自纽约上层社会的小姐结婚了。不用说，昨天我几乎没怎么工作。下午两点，沙面岛就热闹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英国教堂——那是一幢华丽的建筑。三点整，一大批轿子来到教堂门前，新郎新娘也被簇拥着来了。新娘的婚纱之华美，如果我能如实描绘出来，肯定会让整个澳大利亚的姑娘们垂涎三尺，尤其是我的家乡莫朗的姑娘们！教堂婚礼结束后，他们又坐上轿子前往美国领事馆参加婚宴。途经我们公司的办公楼时，三码长的鞭炮炸响了。到了领事馆，那边的鞭炮又炸响了，噼里啪啦，惊天动地，好像两个大国开战了。在他们启程经香港前往日本度蜜月之前，我们拍了合影留念。”

这场由美国驻广州总领事Julius.Lay主持婚宴的婚礼，是二十世纪初期沙面岛上最隆重的婚礼。

四

当时的广州，西方人主要集中居住在沙面岛和白鹤洞。伯捷和帕内的治平洋行在沙面岛上，两人的单身公寓也在那里。结婚后，伯捷在白鹤洞多了一个住处，白鹤洞12号，一幢带游廊的独立平房。两年后的1908年，由帕内设计的沙面万国宝通银行大楼竣工，两人租下副楼的几间房，把公司和自己的公寓都搬进了这幢新古典风格的摩登大楼。

这一年帕内衣锦还乡，走亲访友，年底娶回新娘珍妮。他年方三十，已是广州炙手可热的建筑设计师，事业有成，新婚燕尔，可谓春风得意。没想到，这场婚姻竟然终结了他在中国的事业。珍妮不适应广州生活。这位二十三岁的新娘水土不服，受不了广州又热又潮的气候。她没有朋友，不会粤语，在孤独寂寞中苦苦坚持十个月后，于1909年10月返回了澳大利亚。

帕内陷入痛苦的两难。几番纠结挣扎后，他决定选择爱情，并于珍妮离开三个月后，匆匆完成了手里的工作，于1910年初也告别广州，追随妻子返回澳大利亚。

事实上，广州的生活对梅德来说也不容易。她跟珍妮一样不会粤语，不习惯这又热又潮的气候。酷爱溜冰的她，最大的失落，是广州的冬天没有冰场，她再也无法享受溜冰之乐。但她是个乐观又坚强的人，一方面，她通过参加骑马、划船等社交活动，积极结识新朋友，另一方面，她主动跟家里的中国仆人学习粤语，努力去发现新生活的美好。更重要的是，她蜜月回来就怀孕了，即将做母亲的喜悦极大地帮她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

两个女人也曾经见面，在伯捷夫妇为珍妮的到来举办的欢迎聚会上，她们相谈甚欢，惺惺相惜。随后，伯捷夫妇就携两岁的儿子回美省亲。待他们年底返回，珍妮已经走了，帕内正在去留两难的痛苦中。珍妮在最需要人陪伴和安慰的时候，自己却不在她身边，梅德为此深感遗憾，却也只能一声叹息。

这两个远嫁中国的西方女人，一个浅尝辄止，折翼而返，另一个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梅德与丈夫共同生育了三个孩子，他们分别于1907年、1911年和1913年在广州出生，都由广州奶妈带大，母语皆为英语和粤语。1924年大儿子金十七岁时回美国求学，毕业于父亲的母校理海大学，又于1930年作为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职员，被派回中国工作；1940年小儿子泰德二十七岁才因战争首次回美，进入海军部服兵役，后来又随部队回到中国，协助中国抗日；多洛丝的母亲一直没有离开中国，她十八岁嫁给德国驻华公司职员、一生从事对华贸易的威尔纳。1924年威尔纳到中国，抗战时期是德国国防军下属的军火公司合步楼的最后一任驻华代表。她随丈夫在战火中的中国颠沛流离，从广州到香港，又经上海到重庆，在中国生活了43年。这三个美国孩子都深爱中国，都视广州为故乡，都视自己为白皮肤的中国人，却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迫离开中国。

五

随着家庭成员增多，伯捷决定建一幢漂亮的大房子，为妻儿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他买下白鹤洞的一片乱坟坡，从山顶到珠江河畔共九亩地皮，开始规划建造新的家园。

这时中国社会发生了剧变，辛亥革命爆发了，民主共和之光照进了这片被封建帝制笼罩了两千多年的古老大地。由于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见多了民生疾苦和社会落后，伯捷的政治热情被再度点燃。他成了孙中山的支持者和新生共和国的拥护者。1912年9月，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的孙中山，成了全国铁路总督办，一心要实现铁路救国的伟大理想。在袁世凯规定的兴建铁路只能借用外资的前提下，孙中山竭尽全力，调动所有的关系去筹集外资，对广州最成功的外商之一、跟广东政府关系密切而友好的伯捷也委以此任，便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伯捷其实无暇他顾：帕内走了，公司的事务全都压在他一个人肩上；家里的新房已完成设计，各方准备都已就绪，正待开工；夫人正怀第三胎，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一岁，也缠着爸爸膝下承欢……但他被更崇高的理想召唤着，就像当年大学即将毕业，他听到了远方被压迫的人民求救的呼声，毅然弃学从军那样，他欣然领命，把孙中山的委托视为高于一切的神圣使命。他把远在美国的弟弟、同是土木工程师的马克斯威尔请来广州，帮忙打点公司；新房工程推后；再说服和安慰了家里的妻小，便一头扎进孙中山的强国梦。

整枝疏果：采用人工立式吊苗方式。果实膨大后，营养生长变弱时停止摘心。及早摘除基部老叶和过密叶片，以利通风透光。每株留1～2个果，及时疏去其余花果。

旅途的劳顿和筹资的艰辛一言难尽，要说服精明的资本家们把钱投到一个遥远而陌生且前途未卜的新生共和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伯捷出征的第一站，在他自己的祖国美利坚，就遭遇了滑铁卢。1913年5月31日的《皮兹堡邮报》报道说：“伯捷受广东政府委托，谈一笔五百万美元的黄金贷款。他首先向美国的资本家们提供了这笔贷款的中国债券，被拒绝了。伯捷被迫前往欧洲，在伦敦，他成功了，与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们全额谈成了这笔贷款。随后他又被委托去谈另一笔高达三千万美元的贷款，用于中国的铁路建设，他也跟欧洲人顺利谈成。”

沙面是伯捷的福地，是他事业的根基和功成名就的地方。由他和他的治平洋行设计承建的各国领馆、银行及商行等建筑，不仅是沙面最靓丽的风景，备受赞赏，更是一种实力和信任的象征。沙面是英国和法国的租界，伯捷跟这两国的政府官员、财团及公司的老板们的良好私交，无疑是他在欧洲融资成功的关键因素。1912年12月30日他抵达美国，两个月里八方游说，一无所获。而他前往欧洲，在抵达伦敦的两天内就如愿以偿，大获成功。在返程途经美国时，他去探望匹兹堡的另一个兄弟，接受了这份报纸的记者采访。面对美国政府和资本家们对中国新政府的不信任，伯捷说：“中国的清政府闭关锁国，但新政府很先进和开放，真诚欢迎外国资本家到中国投资。新的中华民国才成立一年，中国社会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中国的未来，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光明的国家，也是其中之一……中国人是出色的绘图师和建筑工人。他们聪明勤劳，有耐心，能吃苦……”

即使在今天，当一个外国人如此向世界宣传中国，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呼吁世界了解中国，帮助中国，并投身于中国的发展事业，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华儿女都会对他心怀谢意。更何况在一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中国积贫积弱，新生的共和国在内忧外患中举步维艰，这样能为中国发声就更加可贵！作为一名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洋行老板，伯捷不辞辛劳，只身穿越大半个地球，离妻别子大半年之久，去为羽毛未丰的中华民国摇旗呐喊，争取国际援助，这是一种对中国怎样的大爱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六

遗憾的是，1913年7月15日当伯捷凯旋归来，迎接他的，却是二次革命的大动荡。9月，革命失败，孙中山逃亡日本，广东政府岌岌可危，铁路救国大计搁浅。伯捷千辛万苦争取来的巨额贷款，已无处投放。他所有的牺牲和努力换来的，不过是一场空欢喜，和面对信任他的英法资本家们的尴尬。

还好，妻儿健康，新生的婴儿已经会对他咧嘴笑了，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多少安慰了他那颗失落的心。他开始精心建造新家，用最好的建材、最贴心的细节，要让妻儿拥有最美好的家园，也补偿自己对他们的亏欠。一幢华美大气的洋房就这样慢慢在白鹤洞山顶傲然而起。房子用钢筋混凝土建成，一楼一底带地下室。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每个房间都宽敞明亮。因为夫妻双方亲戚众多，房子还有多间客房。这些房间都有漂亮的壁炉和当时最先进的卫浴室，客厅和饭厅更加气派豪华。所有的玻璃、电器、卫生设施来自美国，全套红木家具来自加利福尼亚，地板和楼梯是用菲律宾的上好木材做成。房子一面青砖，三面是带有落地窗和白色罗马柱的宽大外廓，四周花木环绕，环境幽静，视野辽阔，珠江风光一览无余。天气好时，还能从屋顶眺望珠江河里的澳门炮台。

1915年年底，伯捷全家迁入新居。三个孩子，多名仆人，其乐融融。圣诞节到了，每个孩子的愿望都得到满足，他们拥有了此生的第一只宠物：两个儿子各得到一条狗，女儿得到一匹广西小马。偌大的新房和花园，人欢狗叫，马蹄嗒嗒，成了乱世中的桃花源。

好客的伯捷开始呼朋唤友来家里聚会。新居的恢宏和奢华，成了白鹤洞最壮丽的一景，迅速在广州传播开去。1916年11月，时任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在美国驻广州领事PaulR.Josselyn和驻香港领事Qeo.R.Andersen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伯捷家。他们把伯捷和他的新居视为美商扎根广州和融入中国社会的典范和象征，也视为中美友谊的结晶。此后就不断有政府官员和各路名流来登门造访。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中国社会仍在大动荡中，军阀混战，城头频换大王旗。伯捷的家不知怎么，就成了广东政府官员们的一处隐秘小港湾。他们常来这里聚会议事，歇息小住。1945年伯捷夫人在纽约写下的一份法庭陈述书里，清楚地记录了他们的名字，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蒋夫人的宋美龄，还有孔祥熙夫妇，陈友仁、宋子文、孙科、吴铁城等。“他们都在不同时期在我们家住过。”她写道。

“我们住在那里时，只是一个五口之家，外加几个仆人。中国客人住那里，从来不少于三十个人，还外加一支背着枪的士兵队伍在外面巡逻。”伯捷夫人在那份法庭陈述书里写道。“到二十年代末期，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代表广东政府，把那幢房子租下来，用于接待外宾。如果外宾来自美国，他们就说那是‘广州白宫’；如果外宾来自欧洲，他们就说那是‘广州契克斯’。”

伯捷的家，就这样拥有了“广州白宫”之名。

七

多洛丝至今不明白，有些往事，父母、外婆和所有的亲戚，都讳莫如深，绝口不提。她不知道他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另有隐情，有所顾忌？比如外公的突然赤贫。

1928年母亲有几张和几个中国女学生的合影，多洛丝惊诧于母亲这年才十七岁，就做了教师。母亲解释说，也不是正规学校的教师，只是为几个有钱人家的女儿教教英语。多洛丝这才知道，1926年夏天母亲和小舅被送到上海的美国中学读书，只读了一年，就不得不辍学回家，因为家里没钱了。

在1926-1927年间，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伯捷作为“广州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为什么会经济窘迫到掏不出一双儿女的学费？多洛丝多次追问，母亲都摇头不语。是外公的洋行破产了吗？多洛丝百思不得其解。有资料显示，伯捷于1921年被广州市市长孙科聘为市政顾问，1924年还为政府设计了广州消防局大楼，又设计了广州公安局大楼，怎么会突然就穷困潦倒？等三个孩子都离家了，1926年外婆开始做生意，在沙面开了一家“美国小店”，从中国民间收购古董、瓷器、字画、丝绸等，转手卖给欧美人。是她投资小店耗尽了钱财，耽误了两个孩子的学业？以她对孩子们的宠爱和教育的重视，多洛丝认为，这不太可能。

另一个不解之谜是，父母结婚，外公却没有参加婚礼。这也是多洛丝从照片上发现的。父母婚礼的合影上，没有外公。对此，母亲的解释是，当时外公不在广州。他去了哪里？唯一的宝贝女儿结婚，他为何不赶回来为她祝福？没有人知道。1933年伯捷去世，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家人和亲戚们的口里，成了一片空白。他们谁都不会提及。多洛丝唯一知道的，是外公因糖尿病在广州东山医院离世，葬于珠江河畔的外国人公墓。公墓与白鹤洞山顶的房子隔江相望。外公临终前说，他死后要守望着他的家。

伯捷夫人守口如瓶，还有她在战争时期的一段经历。1955年夏天，十九岁的多洛丝去美国探望外婆，两人朝夕相处了一个月。她发现外婆经常自言自语，诅咒日本人，也追悔自责，当年把店里的贵重货物和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装船运去香港。没想到香港沦陷了，那些东西全都落入日本人手里，不翼而飞。失去了积攒一生的财富，伯捷夫人痛悔终生。“我真蠢，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运去香港，而不直接运回美国？”“该死的日本强盗！我活着的每一天都要诅咒他们下地狱！”她不时这样嘟囔几句，像个美国祥林嫂。

外婆几乎夜夜噩梦，经常在午夜的梦中发出尖叫，把多洛丝惊醒。可第二天如果多洛丝问她梦到什么，她只耸耸肩，摇摇头，说不记得了。直到近年，多洛丝查到外婆写的那份法庭陈述书，谜底才解开。原来外婆曾经被日本人俘虏和虐待。这件事，外婆没对任何人说过，母亲和亲戚们都不知道。

陈述书里，伯捷夫人写道：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清晨六点左右，住在沙面公寓里的她还在梦中，日本兵就来了。她被仆人叫醒后，匆匆起床，还穿着睡衣，就被日本兵用枪抵着，押了出去。沙面岛上所有的美国人，都被日本兵押出家门，驱赶到美国领事馆前的坝子上，集体接受训话和羞辱。这些美国政府的官员和高级职员、公司老板和商人以及他们的家眷们，都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和清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尊严尽失。随后他们就被禁闭在各自的住所，失去了自由。其间有日本兵多次闯进伯捷夫人的公寓，翻箱倒柜，搜刮钱财。六十三岁的伯捷夫人稍加反抗，就被他们毒打和凌辱。他们扇她的耳光，扯她的头发，用脚将她踹翻在地，用枪对着她的后脑，把她吓得魂飞魄散。1942年6月，全体美国人被遣返回美，伯捷夫人不得不在美国接受了两周住院治疗，身体才勉强恢复过来。但心理的阴影却留下了，让她的整个余生都饱受折磨。

八

2021年夏天，我坐在瑞士多洛丝家的露台，和她一起翻看她母亲留下的相册。阳光铺天盖地，草坪碧光潋滟，仿佛照片上百年前的广州珠江，泛着波光的河水正从远方浩荡而来。河面上缓缓驶来一艘小船，上面坐着多洛丝年轻的母亲和盛年的外公外婆，他们向我们挥手，微笑不语。

我追随他们的身影，来到百年前的广州。在南中国的阳光里，我看见那些欧式建筑在伯捷气定神闲的指挥下，和一群中国男人的挥汗如雨中，一幢又一幢拔地而起；我看见伯捷与夫人的盛大婚礼，鞭炮齐鸣，新娘云鬓高挽，一身白纱，坐在扎着红绸的花轿上，被四个中国轿夫抬着，在一群西装洋裙的外国男女簇拥下，于沙面街头惊鸿一现，留下一路细碎的红纸屑。珠江河畔的白鹤洞，一道杂草丛生的乱坟坡，仿佛被伯捷手握魔棒轻点，变成了花木葱茏井然有序的花园、菜地和植物园，一幢壮观的西洋别墅悄然屹立在山顶。年轻的伯捷夫人打着洋伞在堤岸散步，温良的广州奶妈推着婴儿车紧随身边。多洛丝少女的母亲骑着一匹名叫“公爵”的小马，穿过花园，进屋上楼，把平层屋顶当小操场散步，眺望风景。在大人惊慌的呵斥声中，被宠坏的小姑娘还得意地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

骄阳当头，一行人匆匆来到他们的“广州白宫”。灼热的阳光被伯捷精心设计的外廊和落地玻璃窗过滤阻挡，变得温柔又清凉，抚慰着他们为统一中国和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心……音乐响起，多洛丝十八岁的母亲身穿白纱裙，头戴花冠，挽着一袭白装的新郎，迎着亲友们祝福的目光和掌声，从转角楼梯上款款下来。那是那幢房子最后的辉煌。

沧海桑田，风流都被雨打风吹去。

我不知道，帕内从澳大利亚带来的两只袋鼠，后来是像伯捷夫人，适应并爱上广州，且把异乡当故乡，还是像珍妮，水土不服，郁郁寡欢，患上严重的思乡病？但我知道，他带来的三棵桉树苗中的一棵，被他亲手种植在伯捷的新居旁，已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多洛丝母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返回广州，故居已被高墙围住，淹没在城市密集的建筑群中。她一圈又一圈绕墙而行，不敢确信，墙内那幢爬满青苔和荒草的破旧建筑，是否就是自己当年的家，直到看见那棵桉树！她曾经为它浇过水，还记得它幼苗的模样。如今它还站在那里，雄姿英发，已长成高过屋顶的大树。刹那间她泪奔如涌，仿佛看见童年的伙伴还在老地方等她归来。

而今又过去了半个世纪，多洛丝的母亲已化作欧陆大地的一捧黄土，伯捷故居也逾百年，“广州白宫”成了鲜为人知的传说。唯有那棵孤独的澳大利亚桉树还生机蓬勃，忠诚地守护着垂暮的老屋，等候小主人再次归来。它那高入云天的树冠，不知是在关注身边日新月异的城市，还是在遥望远方再也回不去的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