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李：用剑在中国历史上刻下英名（散文）

（美国）淡巴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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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居的山谷小城驾车前往洛杉矶的帕萨蒂纳，刚进市界的134高速北侧，在随地势延绵起伏的树林与房舍间，我看到那块巨石，有些突兀地立在碧树环绕的高坡上，如一枚硕大的寿桃。石头是浅棕色的沙岩，冲着公路一侧的凹痕赫然像一只振翅欲飞的苍鹰，因而这块巨石得名Eagle Rock，鹰岩。

我那八十三岁的美国老朋友彼埃尔在鹰岩住了半个世纪，却从没想到，在他后院就望得见的这块石头像一个小小的顿号，曾在中国繁浩悠长的历史上刻下过一笔。

那个把鹰岩和中国历史牵到一起的人叫荷马·李（Homer Lea）。我的探险家朋友史蒂夫的家也离鹰岩不远，某天兴奋地给我打电话，“真没想到，一百多年前有个美国人曾为推翻中国的帝制奋斗过，他被称为李将军，披着自制的将军服为孙中山东奔西走，作为军事顾问，还在南京参加了孙的临时总统就职典礼，却不幸染病身亡，年仅三十五岁！你可以想象吗，帕萨蒂纳1905年的Rose Parade（玫瑰花车游行）队伍中，就有一百二十名着军服的中国人。他们不久前剪掉了辫子，观众误以为是日本人，冲他们大声用日语喊Banzai（万岁）！他们其实是荷马·李招募训练的军人。当时美国政府怀疑他有参加中国武装暴动的嫌疑，正在调查他和他的西方军事学校。为了掩人耳目，他故意让这些军校学生参加平民花车游行。”

被荷马·李震惊到的并非只是今天的我们。1941年10月，美国《时代》《财富》杂志大亨亨利·卢斯的妻子、记者克莱尔在马尼拉与几名美国军官共进晚餐。所有人都相信，菲律宾将成为日本战争机器的头号目标。在座的查尔斯上校是麦克阿瑟的重要参谋，他在桌布上画了一幅吕宋岛地图，并准确地标上箭头，“主要的袭击会发生在这里。”“你在泄露军事机密吗？”克莱尔问道。上校笑说他只是引用荷马·李的军事预言。

克莱尔不是那种轻易承认自己无知的女人，但她不得不问：“荷马·李是谁？”上校说，他是一位自封的将军，曾在1909年写过一本书《无知的勇气》（Valor of Ignorance），预言美日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日本人将占领菲律宾、夏威夷甚至整个美国西海岸。

“我在西点军校读到过他这本书。那家伙确实令人信服！”另一位军官说。

回到纽约不久，已经忘了荷马·李的克莱尔听到炸弹落在珍珠港的消息，报纸开始印刷日本袭击菲律宾的地图——那邪恶的小箭头登陆地点与荷马·李预言的丝毫不差。克莱尔立即去了图书馆，发现《无知的勇气》自1909年出版以来，只被借阅过三次。

当她读完这本薄薄的书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马尼拉，花了二十六天时间，比荷马·李书中预测的三周多了五天。而且他明确宣称，“即使用三倍驻军力量也不足以抵抗日本进攻。”事实上，麦克阿瑟的五万五千人很快被二十万日本侵略者击溃。

震惊万分的克莱尔找到了荷马·李的另一本书《撒克逊时代》（the Day of the Saxon）。它不啻为世界格局的超前预言，预测大不列颠将走向灭亡——在和平主义的侵蚀下，它失去了建立自己帝国的战斗精神。英国的全球敌人德国、日本和俄罗斯会让她在一两场可怕的战争中变得平庸无能。德国和日本实力也不会持久，反倒是俄罗斯会让英语世界无法防备，这将成为他第三本书《蜂拥而至的斯拉夫人》（the Swarming of the Slav）。

可惜，军事预言家也许泄露天机太多，还未来得及写这第三本书，他就撒手人寰。1912年11月2日，《泰晤士报》登了一则讣告：“那个推翻了破败的旧中华帝国的美国男孩可怜的、多病的小身体，静静地躺在他位于海洋公园的家中。荷马·李将军昨天去世了。”

四天后，大洋彼岸的孙中山致哀：“李先生身体残畸，但他有一个了不起的大脑。虽然他不是军人，但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哲学家。他是一个无比真诚的人，他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中国革命。”

“这鹰岩就是荷马·李当年练兵的地方，而且他就读过的洛杉矶中学、Occidental University（西方大学）都在我家附近。”两位老友的惊讶越发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其实时间并未将一切掩埋，我发现在中国的网站上对他也不乏客观介绍：“红龙——中国计划”（ProjectRedDragon-China）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中美革命志士联手秘密策划的旨在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府的武装革命计划。该计划从1908年开始酝酿，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爆发。其核心成员，包括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先生、中国著名的现代化先驱容闳和美国革命志士荷马·李以及美国银行家布思等人……

美国甚至有一个名为荷马·李研究中心的网站。主人劳伦斯·卡普兰博士是一位研究了一辈子荷马·李的学者，是其传记《荷马·李：美国幸运战士》（美国陆军协会“美国勇士”系列的一部分）的作者。“1979年，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历史研究生时，第一次发现了荷马·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堪萨斯州立大学继续写关于他的博士论文。此后我一直在研究他。”

读罢他的传记我不禁对这位身有残疾却仗剑走天下的美国人肃然起敬。他既非权力在手的美国政客，也不是因富而贵的精明商人，他甚至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他四岁时就被发现脊椎畸形发育不良，直到成年身高只有一米五，体重不过八十斤，常年受头痛折磨，本就极差的视力几乎完全失明。正是这个人，不仅先后被康有为、孙中山视为军事奇才而委任为军事专家，他出版的两本书《无知的勇气》《撒克逊时代》被列宁读后叹服不止，“这本书总有一天会被成千上万的人研究……荷马·李比所有在任的内阁部长都更了解世界政治。”

我在亚马逊网站上很容易就找到了他的著作，在今天的读者中居然还有惊人的影响力，一位读者在《无知的勇气》后留言：真正的美国人必读！从所有高中学生到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乃至国家领导人都会从这本书中学到一些东西！

我和史蒂夫、彼埃尔决定结伴做一趟怀旧之旅，去寻访与当年荷马·李有关的鹰岩，西方大学和孙中山当年来洛杉矶暂停地，当年荷马·李介绍他相识的另一个坚定支持者——南帕萨蒂纳市长的家，七十年前已经被那开明的市长捐给了国家成为教堂，虔诚的基督徒孙中山据说也曾在市长家那小教堂为革命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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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2022年的春日，我仍像往常一样，坐四十分钟火车到格兰岱尔，与等候着我的二位友人会合。彼埃尔虽然半年前被查出患了白血病，又刚刚从新冠感染中恢复不久，浓密的银发仍像往常一样倔强如野草立在头上。

“这位荷马·李真是个哲人和智者。当时一些政客根本不了解他的才能和胸襟，反倒恶意揣测攻击他，说他是战争狂。其实他是个相当平和的人，虽然预感到袁世凯会窃取孙中山的革命果实，但为了避免战争和流血，他冷眼旁观并没阻拦，只是警告孙中山和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平只是战争之间短暂的喘息，这是一个不幸的真理……你们将面对许多来自外部的敌人，但你们面对的最可怕的敌人来自内部……我指的是那些潜伏的阴影、公众的无知和冷漠，那些个人或团伙必将在毁灭一个国家之前滋生道德腐败——这话放在现在的美国，一点儿也不过时！”彼埃尔一直在为疫情以来的美国担心，特朗普虽然下台了，可疫情让美国人的生活压力陡增。

史蒂夫显然也和彼埃尔一样，已迫不及待地补了课，“如果他死得没那么早，我相信世界历史都会被改写。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七十五年后基辛格和尼克松所看到的一切。他相信，一个与美国友好的强大中国是平衡亚洲和世界力量的关键，也是阻止日本和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希望。他非常有洞察力，虽然当时的清政府让中国在世人面前呈现为一个可怜的受害国，是英德日俄这些掠夺力量的猎物。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让他相信一味妥协姑息不可能让中国回到强大。中国漫长的历史证明，每个王朝的更替都通过战争和革命，每一个朝代的开路人都是一位骁勇战士，中国在清王朝暮年的颓势呼唤另一名战士掀起一起复兴的革命。”

确实，带着近乎神秘的信念，荷马·李决定成为那个勇士，或者辅佐那个勇士的人。他幼年时家里有个中国厨师，长大后通过父母的中国教友又结识了更多中国朋友。他相信轮回，认为自己前生就是个中国人，甚至梦中他都是中国武僧。他读中国历史，学习粤语，甚至以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为背景创作了人生中第一本浪漫爱情小说《朱红色的铅笔》（the Vermilion Pencil）。在旧金山的斯坦福读书期间，他结识了百日维新后流亡到美国的康有为，加入了保皇会。在海外华人的支持下，康有为组织了中华帝国改革协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筹集资金，以期恢复光绪的君主立宪地位。1900年春，康有为从新加坡发来急电，让荷马·李将募集到的六万美元带到广州，同时组织武装力量。据美国驻广州领事的报道，那里的革命者每天招募五百人，惊慌失措的满洲总督为他的军队增加了一万五千人。当听说皇太后挟光绪逃离北京，这位年轻的美国人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救出皇帝，让他登上王位。他动身前往汉口，希望在那里找到康有为的军队，好有足够的人手来完成这一壮举。在他到达后，看到的却是秘密组织头领挂在城墙上的人头。他找到并加入了孙中山的一支武装力量，参加了一场战役，缴获了一把清朝军官的剑作为战利品。

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清军事武装已经现代化，日本新政府违背了先前的弹药和补给承诺，局面危急，荷马·李伪装成法国传教士逃到香港。

回到加利福尼亚，他在《旧金山电话》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是如何在中国军队中成为将军的》。当满洲政府领事谴责他为骗子时，中华帝国改革协会则为他正名，说他确实被授予一个相当于中将的军衔，曾在中国各地视察并组织了三万军队，这支军队如今总计四十万人，会扶持皇帝重新登基。显然，这些纸面上的数字只是当时虚张声势的宣传。

接下来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荷马·李都在从中国的冒险中恢复病弱的身体。当他再次露面时，他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培养一支领导中国改革军的干部队伍，成立西部军事学院。美国政府很快开始调查该学院是否可能违反中立法。1905年，荷马·李陪同康有为前往华盛顿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会面，获得了口头认可。

到达鹰岩山坡下，把车停在路边，我迫不及待地打量着这顶部光秃浑圆的小山丘，感觉它像一块经过上万年炙烤的面包。一侧有住户相依环绕，另一侧则是一条光洁的水泥小路，只有一个女人在遛狗。山丘下土质松软，东一丛西一丛生着灌木和仙人掌。彼埃尔有自知之明，说他就在坡下走走，等着我和史蒂夫去攀爬那巨石，“拍些照片给我看。”

“你能想象吗，当时那些怀着救国情怀的中国军校生坐电车到离山脚有一公里的车站，走着来到鹰岩。没有枪，就扛着长把扫帚，在这山头上下攀爬训练体能。而不训练的时候，他们就在附近的农场帮人干活挣点钱糊口。一百年前，这里的草莓和大丽花是闻名遐迩的，尤其大丽花，因为品种繁多出口到欧洲。”史蒂夫沿着那狭窄且已颓倾的台阶走在前面，不时停下来用手推开一侧挡住去路的橡树枝条。

这我曾遥望过许多次的鹰岩，第一次近得可以双手触摸，我有点激动，几次喘息着站定，怀着敬意望着摸着那夹着鹅卵石的砂岩和已经佝偻着腰的老橡树。是由于风化了，还是以前的农田太低矮？这山包比一百年前的黑白照片上的形象小了许多，离近了，那道凹进去的鹰的轮廓反倒面目全非。那岩石底部这一条那一团的彩色涂鸦很刺眼，给这历史符号抹上了粗鲁的现代痕迹。

台阶也就五十米左右，由缓渐陡。到达顶部却赫然见到一个小铁栅栏门，挂着铁锁。

“栅栏那面就是山坡另一侧了，属于私人住宅。”史蒂夫说扒着生锈的门往那边张望，阳光下只见到一片荒草地，虽然那栅栏上挂着警惕恶犬的牌子，却看不到人或狗的影子。

我很庆幸此前读了劳伦斯那相当翔实的荷马·李传。知道在他十六岁时，和家人从丹佛搬到了洛杉矶。一出生就与不幸相伴的他，很幸运地拥有一个开明的父亲。父亲为爱子赐名荷马，是因为喜爱希腊史诗，对《奥德赛》《伊利亚特》特别钟爱。

三岁时荷马的母亲死于恶性丹毒。四岁时他嚷后背疼，无医可治，缩脖塌腰成了驼背，他被剥夺了玩耍的权利。好在上天给了他早慧为补偿，父亲的书房成了他安静读书的所在，他喜欢一切冒险与科幻的书，从《鲁滨孙漂流记》到《海底两万里》，偶尔和小伙伴们玩不消耗体力的游戏，他总是扮国王、骑士、军官，姐妹和小朋友们从没有人质疑他的“权威”，他苍白、瘦弱、矮小，却天生具有领袖才能和气质。

他又是那么善良。家里的狗死了，他为它安排了一个军人的葬礼，伙伴们抬着狗的小木棺，播放着军队哀乐，他自己腰间用绳子拴着一把木剑向狗致敬。家里的厨师不小心把外婆送他的鸡杀了，荷马从桌子边跑开，伤心痛哭。

身体的残疾让他不可避免地自卑。而父亲再婚的女人艾玛成为了影响他一生的人。她对荷马·李说，如果他能做到她要求的二十件事情，她就把古董店里那块金表买下来送给他。其中之一就是被别人叫外号时不气恼，“人们判断你不是根据你的身体，而是你的大脑。”自那以后，荷马逐渐泰然自若地接受了自己的缺陷，也更加学会彰显他独有的才能——他越发迷恋读书和思考，他的博学和辩论才华让他在伙伴中威信日增。

毕业于洛杉矶高中后他就读于家门口的西方大学。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他报名想入西点军校，因为身体原因遭拒，他开始研读著名战役自学战略和战术，宿舍墙上挂满了他用来模拟世界各地假想战争的作战地图。

不久他前往斯坦福大学继续求学，知识精进的同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大三时他辍学了。正是在那时他认识了康有为。

但在1905年，荷马·李已经不再对康梁抱有幻想，认为他们“太儒家”了，与他的武装革命改变社会政体的观点不符，导致他放弃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怀疑康挪用了几十万美元筹款，那笔钱神秘地消失在墨西哥。

荷马·李曾在1900年的起义失败后在日本见到孙中山，那位视林肯为英雄的革命家与他理念相投。1905年，荷马·李的西方军事学校负责人奥巴宁将孙中山偷渡到美国，拜访政要和商人，希望得到资金和政治上的支持。1907年，荷马·李作为军事英文秘书随孙中山回到中国暴动，经过一番艰苦的战斗，又一次耗尽了弹药被迫撤退，清朝军队紧追不舍，在法国政府掩护下他们被驱逐出越南。

回到美国后，他开始写《无知的勇气》。1909年，当他再次见到孙中山时，这本书已经准备出版了。在这本被人极褒或极贬的书中，他认为世界历史就是战争史，在人类过去的三千年里，只有二百三十四年的和平。只有最大程度的军事准备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生存。正如美国在1909年所做的那样，由于无知带来的勇气等于自杀。这一理念尽管遭到冰火两重天的对待，却深得孙中山的认可。前往加州的孙中山把草拟的革命计划备忘录交给荷马·李，共商大计，并表示需要三百多万美元资金支持。除了四处募捐，荷马·李将《无知的勇气》的版权转让给了孙中山，并安排该书在日本翻译出版。不像在美国本土遭到的冷遇，该书果然深受日本人喜爱，销量很快达到八万多册。

3

站在鹰岩下，打量着不远处的现代城市，我不禁想，身形瘦小的荷马·李当年在此，是否曾仰望着那岩石上的苍鹰想象自己的功业？他留下的照片不多，正如克莱尔描述的那样，“一个相貌普通的男孩，也不过二十出头，嘴巴线条宽而倔，眼睛睁得大大的，眉毛很宽，柔软的头发不均匀地中分。”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目光，有点不识人间烟火的书生气，却又深邃高远，带着军人的果敢和诗人的梦幻，好像他在穿越红尘，打量着世界的终极未来。他那戴着肩章和胸徽的制服和他的过人军事才华一样令人瞠目。和军事学院的学员一样，那是美式军服，可上面的铜扣子上的美国鹰改成了中国龙。那把他从与清军的战役中缴获的佩剑与李将军的称谓一样，与其说有什么实际意义，更不如说是一个诗意的符号，与他瘦小的身子如影相随。不穿军服的时候，他喜欢中式打扮，清式的长袍和帽子。

走下坡去，我们和彼埃尔会合，他正两臂交叠打量着路边一根木桩。他没留意那上面顶着的带玻璃的小橱窗，里面张贴的唯一内容教人识别poisonoak（毒橡树）。他指给我们看木桩上贴着的一张白纸，打印的黑字很醒目：TOVAANGAR，这大写字母的标题下写着：请不要忘记曾经住在这里的通瓦土著，他们曾是这里真正的主人。“不可思议吧，美国现在有五百多个承认的原住民部落，通瓦这个加州最有名的部落至今都没得到认可，现在他们仍分散着住在洛杉矶。”

我们沿着山脚往山的另一侧走，见有六七户人家沿山坡而居，房子都很不起眼，那巨大的龙舌兰如莲花在屋侧门前或立或卧，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多肉也都恣意野蛮生长，让本有些破败的老屋有了艺术气息和自然之美。134高速上的车辆往来噪音喧嚣，几步之内也要大声嚷才能被人听清。

我们得以看到鹰岩的另一侧，有巨大的洞穴豁然在岩石中间凹陷，足有一间屋子大小，据说偶尔有流浪汉在里面过夜。

一位亚裔年轻女子不知从哪间屋子走出来搭话，有些不悦地提醒我们说这是私人领地。史蒂夫问她是否听说过荷马·李和当年曾在这里训练的中国军人。这位三十来岁的女子是出生在洛杉矶的中国人，惊讶地说她从未听说过这人。说罢抬头望着她门前的山丘，矜持的脸上有了笑容，“我从没回过中国，没想到竟住在一个和中国历史有关的地方。”

“如果你觉得我的职业生涯很奇怪，那对我来说就更奇怪、更不可思议了。”荷马·李的军事天才如果说让人惊奇，他为中国革命而奔波的行为同样令人不解。有人说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浪漫主义者，但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有远见的天才。

我曾问一位读书颇多的朋友是否知道荷马·李，对方的回答让我吃惊，“听说过，他极准地预言了珍珠港事件。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极信任他的军事才能。可他做这一切图个什么？”

在我看来，如果说荷马·李有私心，那也是希望以剑为笔，通过施展自己的军事才华在历史上留下英名，毕竟，这位出生富足的年轻人自小崇尚身材同样瘦小的拿破仑。一脑子军事才能的他并不善于和富人打交道，为孙中山的筹款也屡屡受挫，J.P摩根的创始人约翰·摩根明确表示：“我准备与地球上任何已经建立的政府打交道，但我不能着手创造一个用来打交道的政府。”事后荷马·李总结美国资本界对支持中国革命冷淡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红龙计划”缺乏一位在中国有足够政治影响力和资源的合作者；其次，当时的美国商界，尤其是运输和包装业界正投入全力以控制南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市场，无暇顾及中国。

“那些在这儿练兵的中国军人都来自本地吗？”那位除了面孔还很中国，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女子显然对脚下的历史产生了好奇。

西方军事学校的大多数学员是在美国出生的，但也有一些是通过墨西哥渔船从中国偷渡到美国的，其中包括二百五十位秘密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中国官员的儿子。据说当西方军事学校开学典礼时，在洛杉矶唐人街有一百五十多位知名商人在场观看了他们用手指蘸鸡血，效忠皇帝。从洛杉矶开始，西方军事学校很快在包括圣路易斯、芝加哥、纽约、旧金山和弗雷斯诺在内的二十一个城市建立了分支机构，一千多名年轻的美籍华人自愿参加。

然而，荷马·李很快看到，中国革命关键的需求不是军人，而是钱。他和孙中山募集资金的技能远不如康有为。许多华侨眼看着国内一场场暴力革命被镇压，仍然抱着国家可以在不发生暴力革命的情况下进行改革。

1910年8月，孙中山从马来西亚槟城写信给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军事形势：满洲政府摇摇欲坠，时机和资金都至关重要。时不我待，孙中山迫切需要筹集他们所需资金的十分之一。

在另一份备忘录中，孙中山指定荷马·李为其幕僚长，并授予他为与美国和英国政府谈判“盎格鲁-撒克逊联盟”的全权代表。

不幸的是，荷马·李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由于一阵阵失明，他几乎不可能继续写他的书《撒克逊时代》。一位熟人建议他前往德国就医。治病期间荷马·李前往英国试图说服那里的政客和银行家支持中国革命，却遭到嘲笑，因为他的书中一再呼吁他们为与德国的战争做好准备。孙中山赶到英国与他会合，发现他所能做的不过是消除英国人对他的运动的偏见。一封来自上海的紧急电报恳求孙中山回国团结各方力量，他请荷马·李同行。 无视医生“你会丢掉性命”的警告，荷马·李毅然和孙中山一起驶向上海，在船上他完成了《撒克逊时代》一书。

在香港，荷马·李与美国领事进行了磋商，并拟定了一份电报，经孙中山批准后发送至美国国务院。它描述了孙中山组建“联合临时政府”的计划——他们仍对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抱有一线希望，然而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华盛顿回应了这个创造民主中国的独特机会。

4

建于1887年的西方大学静谧得如在假期。那敦实方正带着时光痕迹的淡黄色教学楼，很配得上象牙塔这个词，此一栋彼一座疏落分散在不大的校园里。荷马·李三十五岁的人生，曾在这里度过一年。我们漫步一圈，猜测着哪栋楼是他在读时就已经存在的了。我们看到的树比见到的人多，尤其是图书馆前面的树林，有许多粗大的两人搂抱不过来的老橡树，树林间，有一个菲佣带着两个幼童在玩耍。

我们走到图书馆，得知需要刷卡才能进去。正好一个学生走来，我们跟着他混了进去。里面除了前台一位无精打采的保安，也空荡荡如生意冷落的宾馆。可大堂里站着的一个人让我们眼前一亮，居然是奥巴马！准确地说，那是奥巴马的彩色打印相片，真人尺寸，西装鞋履，双臂手叉，立在那儿冲人微笑，居然，也被谁给戴上了一个口罩。

“荷马·李？我没听说过。”问了两名学生，都一脸茫然。

“我想除了那几株老树和旧楼，估计这里没人记得他那激动人心的演讲了。”彼埃尔迈着不灵便的腿脚往停车场走。

身体的限制更加激发了荷马·李对军事的浓厚兴趣。1894年，当他进入洛杉矶的西方学院时，他可以就汉尼拔、恺撒、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的战役进行长达数小时的演讲。这种才能与嗜好，让他不可避免地对正在动荡中的中国产生了更强烈的参与欲望。他是如此崇尚伟大的军人，不惜为自己涂抹上英雄的基因，自称他是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将领罗伯特·李将军的后人。

他更加热切地与中国人交朋友。要知道当时的加州仍然对“黄祸”以及限制中日移民辩论激烈。中国人是不受欢迎的，可荷马·李却我行我素，从洛杉矶到旧金山，他一直在唐人街与中国人寻求友谊。

我们的下一站是当年南帕萨蒂纳市长查理·布思的故居，孙中山曾住过两周共同密谋革命事宜。荷马·李介绍布思先生与孙中山相识，二人一见如故，孙先生委派布思这位市长和银行家为美国唯一财务律师。1910年，孙中山在此小住，并手植一株木兰树为纪念。

我们到达早在七十年前就改建成了基督教公理教会的布思故居时，正赶上教堂的副牧师林肯要离开。这位谦和礼貌的年轻人听到孙逸仙的名字，脸上露出笑容，热情地把我们引到那株仍挺拔健壮的老木兰树前。年代久远，象腿般的树皮下暗自隆起巨大包块，树冠仍繁茂碧绿，数百上千个花苞如紧实的种子点缀在叶片间。树下有一块纪念牌，写着：

念辛亥，怀逸仙，为中华，创新纪

1910年孙中山手植木兰树

这四英亩大的院子打理得极为精心，红砖建筑，上面是棕色木片当瓦，牙黄色的墙，处处点缀着热带植物，一切显得雅致圣洁，井然有序。院墙下两株紫色玉兰正端庄绽放，副牧师的母亲在对着空房间弹钢琴。一部黄色校车停在旁边幼儿园前的老橡树下。这一幕，是一百年前的孙中山和荷马·李都不曾想象的吧。

人生中有太多的意想不到，就像当年他们二人万里迢迢乘船回到上海，迎来的不是欢迎而是不满的咆哮和指责，因为他们没有从欧美国家带回金钱。

由于康有为仍在海外书斋扮演哈姆雷特或孔子，没有其他中国领导人拥有孙中山那样的威望，在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的代表会议上，孙中山被任命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荷马·李陪他前往南京就职。他是现场唯一倾听了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白人。

没钱没武装，临时大总统只能屈尊向袁世凯提出合作。尽管荷马·李丝毫不看好这个不得已的提议，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也知道如果与袁世凯为敌只能意味着进一步的战争，他并没有反对。历史很快证明，袁世凯唯一的目标是权力，而不是共和政府。

清廷瓦解的前一天，荷马·李在南京因中风而倒下，不仅瘫痪，且几乎完全失明。从总统职位退下来的孙中山，悲痛地在这位异族战友的床边度过了一个夜晚。1912年4月，奄奄一息的荷马·李回到加州，11月1日，也就是他三十六岁生日的前两周，他永远闭上了那双诗人般朦胧的眼睛。

这个雅致的院子，曾留下他们的足迹，后人想记住的足迹。一个红砖砌成的台子，台面上有孙中山的小照片和当年这房子的旧照，几行中英文字注明：孙逸仙曾于1910年到洛杉矶为革命筹款，曾暂住在此，当时此为南帕萨蒂纳市长的家。

而砖台侧面写着：孙中山（1866-1925），是亚洲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帝制的革命家。他自1894年投身革命事业，前后起义十一次，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清政府，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影响深远。他是中国国民党总理、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历史像个最决绝的人，执拗地往前大步走，义无反顾。但总有些什么，不管你愿不愿意，会永恒地留在时光里。

1969年春天，荷马·李终于得偿所愿，他和妻子的骨灰被迁葬于台湾阳明山墓地，一批政要聚集在那里举行追悼会，并祈愿未来将之葬于南京中山陵，因为他临死希望自己葬在中国。

无论如何，他已如愿“用剑刻下了名字”。也许，真正卓越的军人都具诗人气质，他手中的枪和诗人的笔，都不过是运筹帷幄、改天换地的载体，他们本质上都是梦想家，做着市井百姓油盐酱醋之外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