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刀与木的咏叹，到铅与火的交响（散文）

（奥地利）安静

一

北宋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因“乌台诗案”陷狱四个多月的苏轼，以戴罪之身踏上流放黄州之路。行至麻城境内春风岭，荒山幽谷中，但见雪花飞舞，红梅灼烁。他仰天长叹，抖去身上的尘埃落雪，七言绝句《梅花二首》一挥而就：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在这孤独愁苦之际，虽无人把酒宽慰，但幸有梅香和小溪伴他前行，更有书本不离不弃。

他深知自己这块“大石”是如何被无情的狂风吹裂的，也深知“黑夜”之险恶，未曾料到的是，自己的获罪，竟与千里之外的闽北小城建阳有关，确切地说，与建阳著名的雕版印刷有关。他的政敌指控他攻击新政，讥谤朝廷，罪证就是他那些作品的出版物：“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这镂板，便是雕版印刷，其中不乏出自建阳的建本。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作为宋代文化顶级人物，苏轼身居要职、蜚声文坛。他的美名是如何扬播四海的？除了口耳相传、朋友之间手工抄录互传互赠、题写等传统媒介外，更有赖于在宋朝发展到高峰的雕版印刷技术——正因为雕版印刷，“乌台诗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桩以出版物为罪证的文字狱。作为首位在同时代就达到了文学与印刷媒体融合的诗人，他应该是第一个活着看到自己著作出版的畅销书作家。

建阳刻书业在随着苏轼走红的同时，也无端“躺枪”了，建本图书本来就赫赫有名，这次却以“乌台诗案”推手的身份再次名扬天下，这真是历史的尴尬。

二

我的思绪从九百年前的红梅飞雪中收回来，落在眼前这方简陋的池子上。水池长约4.5米，宽约3.5米，水深不足1米，有泉水汩汩流出，边缘以雕花石头为栏，仿佛时光的酒窖，弥漫着古老的气息。清凉的风吹过池水，荡起阵阵涟漪。远处一片萋萋芳草，给乡村的午后增添了孤独寂寥的诗意，落寞又安详。

这个普普通通的水池有何讲究呢？和我同来的伊里奇眯起蓝色的眼睛，询问的目光投向陪伴我们的友人。他是我的先生，来自遥远的奥地利，慕建本之名，特地踏着麻阳溪的哗哗水流到此寻幽访古。友人活灵活现地款款道来。

从前，这里住着一条墨蛇。一天，墨蛇刚喝过池水，过路的瞎眼乞丐跟着也喝，眼睛竟然亮了起来。从此，村里不论谁的眼睛坏了，喝了这水便会好。某年，一位来自京城的长老，见这竹山林海盛产竹纸和可做刻版的木材，意欲雕印佛经普度众生。经版雕好后，长老取遍一百口井水调墨，写在纸上都洇成一片墨团，什么也看不清。愁病交加之际，一个黑面黑衣人告诉他：“寺前那口泉井，明天会变成漆黑的墨池，那池水可取来印经。”这黑衣人就是墨蛇的真身，他只有葬身在泉井中，这水才可印书，医好世上的睁眼瞎。第二天，往日清冽的泉水，真的变得黑墨墨的。长老忙取来泉水磨墨印书，果然字字清晰明亮，透着墨香。慢慢地，本地人都用这池水印书，办起书坊，四方书贩聚集于此，将书远销到全国各地，此地真的成了图书之府。外地书坊也常有人来此取水作“种”，用于印书。周边省份学子进京赶考，更取此水研墨，唯愿下笔如神，金榜题名。

听了这个墨池之神的故事，伊里奇似信非信地微微笑了，他当然知道，这一定是个被神化了的传说，由各种想象、无从考证的方志附会在一起，寄寓着当地人对故乡朴素的自豪感，也使得高深的学问更接地气，沉寂枯燥的古物旧事因之而流光四射。但直觉也告诉他，这方水池绝不寻常，它的背后一定埋藏着山高水长的奥秘。

友人收起笑容，神情庄重地说：这叫积墨池，是建阳雕版印刷史上的活化石，见证了建本图书的兴衰。

古时，建阳雕版印刷多集中在永忠里和崇化里，即今日福建建阳的麻沙镇和书坊乡，刊印之书分别称作“麻沙版”和“书坊版”，统称“建本”，刻印书籍的数量居全国之首，与当时临安（杭州）浙本、成都蜀本争雄鼎立，为宋代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行家称赞建本图书“纸墨精莹，光彩耀人”“墨气香淡，纸色花润”，据说正是用积墨池之水印刷出来的。《书林余氏重修宗谱》说，宋代当地有“墨丘”百余口，解决了书刊着墨的问题。“墨丘”之水注墨印书，清晰干净，暗香四溢，还可防虫防蛀。比较专业的说法是，积墨池乃因地处洼地，四方作坊印书废水余墨均汇集于此，日久成池，水色若墨。

离开积墨池，伊里奇随着我们信步来到书坊乡歌乐山的书林门，但见5米高的门楼巍巍矗立，在斜阳中沉思，拱门上方的门额镶砌着“书林门”三个行楷大字，背面刻的“邹鲁渊源”遒媚劲健，折射出古代出版中心和朱熹理学发祥地的辽远和深邃。

遥想当年，接官亭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赶考的举子，刻字的匠人，治学的文人，从门下匆匆而过，沿着百米之外一条青苔密布的鹅卵石古驿道疾步前行，眉眼间含着大江大河，胸口里揣着团团火苗。门的另一边是长达数里的车马大道，通向城里状元府长街，内有五条石板街道，小巷横陈错杂，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相传有一百家刻坊、一百口井、一百座庙，弹丸之地的崇化坊书肆林立，书堂毗邻，十日两墟，四书五经、农桑医算、童蒙读物、戏曲歌谣、历史演义，无所不包。无论是官刻、私刻还是坊刻，各种热门冷门书籍在此率先付梓，引得各路贩书客商蜂拥而至，“文人学士趋之若鹜，客商贩者往来如织”“咫尺书林应万户，倚空文焰欲腾腾”。这边厢，西山文庙青烟缕缕梵音阵阵；那边厢，坊间美传的书林十景亦真亦幻：书林文笔、仙亭暖翠、龙湖春水、南山修竹、岱嶂寒泉、云衢夜月，还有状元桥、步云桥、云衢桥、同文桥、一家桥、八达桥，六桥横贯书林溪。

好一个“书院林立，讲帷相望”的文化重镇，好一个图书之府，理学名邦！

明嘉靖版《建阳县志》记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书林三万居民“以刀为锄，以版为田”，祖祖辈辈薪火相传，每家每户从壮丁到妇孺儿童，分工有序，写样的写样，定样的定样，刻字的刻字，印刷的印刷，装帧的装帧，气势何等不凡！“作场刻凿之声，如筝如鼓，终日不息；年关赶工，夜阑更深，灯火通明。”——这些描述书林盛况的文字，几乎被每位建本研究者所引用，可见那场面是如何动人心魄。

奥地利人伊里奇，似懂非懂地听着这些绘声绘色的传奇，望着这座20世纪80年代仿建的书林门，摩挲着勾勒着白灰的暗红、深灰、土黄、浅褐的斗砖石，不知今夕何夕，惊觉自己已经穿越到古代中国。

三

建本果然那么神吗？诗人杨万里与建本《东坡集》之间的一段佳话，可为佐证。

南宋淳熙八年（1181）正月，诗人杨万里收到了好友寄来的建本《东坡集》，心旷神怡，回赠了一首《谢福建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其中写道：

东坡文集侬亦有，未及终篇已停手。

印墨模糊纸不佳，亦非鱼网非科斗。

富沙枣木新雕文，傅刻疏瘦不失真。

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雁点秋云。

杨万里在诗中说，自己之前早读过其他版本的东坡文集，但因“印墨模糊纸不佳”，还没看完就不想看了，而此番获赠的建本东坡文集，以枣木为雕版木材，印刷用纸像刚从玉盆中取出的雪白柔软的茧丝，又如秋天的白云，版刻的墨字疏朗有致，硬瘦得当，恰似霜天里的大雁在秋云上飞翔。

杨万里无意中为建本做了广告。诗中所说的“富沙”，旧时指建阳的上级行政区建宁府，即现在的福建南平。闽北茂林修竹生长周期短，是最好的造纸原料，建阳出产的竹纸，温润如玉，被称为“建阳扣”。明朝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传其盛。”清人郭柏苍在《闽产录异》里说：“建阳扣，士人呼为书纸，宋元麻沙版书，皆用此纸二百年。”《建宁府志·物产志》也说，墨、纸“俱建阳产”。建阳还盛产制墨的松树，雕版材料梨木、楠木、枣木，细腻坚韧，是刻印最好的材料。

建本之佳，胜在刻印精美，用材讲究，也胜在内容丰富，孔孟之道与通俗小说比肩，汉晋辞章和唐诗宋词同辉，佛道经书和科举时文并举，包罗万象；更胜在创新，为迎合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建本独创了以下版面形式——

首创插图和带图的封面，增强了趣味性，上图下文的版式后来发展为全页巨幅式、合页联式、文中嵌图式，形成了明代“建安版画派”。无书不图的风气，使建本成为连环画的鼻祖。

首创标点断句，使书稿的逻辑层次清晰明了。

首创将书稿的正文与注疏（注释）刻在一起，大字刻正文，小字为注释，便于上下对照。

首创“二维码”即“牌记”——在书的卷末或序文目录的后边、封面后边刻印图记，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信息，并使用统一的字体。文本形式的规范，使工作流程更为简洁高效。

一系列创举，大受欢迎，建本的市场占有率飞速提高。

但是，书卖得太好了，问题也跟着出现了，粗制滥造、托伪窜改现象偶有发生。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录了麻沙版的一桩糗事：王安石变法时，在一次公试中，学生发现教官所用的教材题目为麻沙版所印，考题刻错了！教官惶恐致歉，主动接受惩罚，并重新出了题目。虽只是个别现象，这类事还是让建本名声受损。

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便是盗版，而且居然盗到了大儒朱熹的头上！他的著作《四书章句集注》是南宋官方唯一指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盗版商就直接从他家里偷书，他的《伊洛渊源录》《四书或问》《论语集注》等书还未定稿公开，手稿就被人偷走了，书肆盗印四散，不仅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因“编集未成”，还“煞误看读”，误导读者，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

朱熹向官府举报，无效。无奈之下，堂堂的理学家被逼成了出版商，他和弟子在崇化里创办了集讲学、刻印、藏书于一体的同文书院。鉴于一些书肆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勘校不严错厄丛生，朱熹对自己出版的书严格要求，要求门生“校时须两人对看，一听一读乃佳”。

1238年，发生了一件对于世界版权史和著作权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朱熹的门人祝穆的地理著作《方舆胜览》在建阳麻沙刊刻，两浙转运司和福建转运司接受了他的请求，发榜制止盗版，该榜文附于书中，并在麻沙书坊等四处张贴。这份文件是世上第一个由官方公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版权和著作权文告，比《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认为的“著作权的原始形式发生于15世纪后期”早了两百多年。该建本现存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宋之后，元代福建刻书业依然遥遥领先，建阳坊刻首屈一指，至明嘉靖、万历达到巅峰。两坊“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高丽、日本、东南亚，后又到欧美。连路上的大小朋友都兴高采烈地唱道：“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儿郎伟，抛梁北，万里车书通上国……”

建本风靡世界理所当然，因为它的美学范式独领风骚，自成一格，魅力难以抵挡。我无数次想象那令人销魂的刻书场景：拳刀落处，木屑纷飞，刀具是阳刚的、坚硬的，木板是阴柔的、有弹性的，它们之间张力极致的交锋撞击，会孕育出怎样的诗性质感？墨韵粲然，纸声窸窣，笔墨是放恣的、热烈的，竹纸是舒缓的、温存的，它们之间含情脉脉的亲吻相拥，会吟哦出怎样的黑白韵律？

无怪乎，明代收藏宋版书的风潮，几乎达到了“以页论价”的地步，甚至于后来形成了千金难求宋版书的局面。晚清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不禁感叹“建阳书林擅天下之富”，宋版书一度成了文化收藏品中的“顶级奢侈品”，并推动了“复刻宋版书”的发展，对宋版书的仿写、变革、改形，最后演化出仿宋体，沿用到现在。

建本的蹄印，延展至深远宽阔的历史广角。迄今有不少建本图书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珍藏，藏品中甚至有在中国大陆已失传的孤本。

四

纸寿千年，建本承载着中华文脉的秘密和辉煌。

以刀为笔，以墨为锋，以字为魂，在印章拓片基础上形成的雕版印刷，融雕刻术、摹拓术、造纸术、制墨术于一炉，历经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的千年淬炼，将这一传统工艺发挥到了极致，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奇迹，成为人类印刷史上第一座丰碑，为知识传播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条件，也使得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文化和经济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宋朝是“中国第一次文艺复兴”。

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通过研究比较发现，因雕版印刷而引发的宋代“文艺复兴”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很有相似性：经济的飞跃，大城市的崛起，知识的普及，贸易的发达，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火药和指南针的广泛使用，纸币的诞生，以及文体的变革：始于晚唐的古文运动一直延续到宋代，体现了文学上的复古；同时，以戏剧脚本为形式的白话文学，影响到后来的元杂剧和明清小说。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十分相像：西方的文艺复兴，同样表现在印刷术的发达、科技的进步、哲学的复古思想、文体的变革，但丁用托斯卡纳方言撰写《神曲》，十分的“潮”；“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却选择留在古代，把古典文化看作是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欧洲文艺复兴还有一个最显著的表现是绘画的兴盛，同样，宋代绘画也有重大成就，出现了不同阶层的绘画体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画派，尤其山水画达到不可逾越的高峰。另外，欧洲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与宋代儒教的改革，貌似也有一定的可比性。

不过，这些学者可能是太乐观了。雕版印刷促进社会剧变毋庸置疑，但宋朝的“文艺复兴”可能只是表面的，它翻搅起动荡的海洋，又复归沉滞，儒教改革使保守主义思想被确认为国家正统，影响中国近千年之久的宋明理学，非但没有引发巨大的社会变革及各种思想解放运动和哲学思潮，使社会跨入一个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此后社会反而倒退了，封闭、僵化，进入一千年的困顿。美丽的大宋，轻摇酒杯，缓缓喝光半杯风雅半杯风霜，开成古代的最后一朵盛世之花。

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却不然，它犹如狂风骤雨席卷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向着现代化一路高歌。

同样，以建本为代表的雕版印刷，虽然8世纪就开始作为主要的印刷方式，印刷业比欧洲早了八百年，后来却被德国人古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反超了。

两种印刷术，两种“文艺复兴”，差距何在？

我和伊里奇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带你去一个地方，看了，你就有答案了。”他神秘地说，蓝眼睛一眨一眨。

五

清晨的薄雾弥漫在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砖红色建筑上，一个尖顶圆塔，左右两道山墙，萦绕着缥缈的光环，仿佛沐浴着神宠。德国美因茨古腾堡博物馆，印刷界的“耶路撒冷”，走进这个拱门，就走进了印刷史长廊。

博物馆有个复原的古印刷工坊，工匠身穿中世纪服装，围着皮裙，为参观者示范操作由榨油机改装的仿古印刷机，并用熔化的合金和手动冲字模当场演示浇铸铅字。他将合金活字母在印刷板上按需要排列好，把两只大墨球粘上油墨嘁嚓嘁嚓互相摩擦，等墨磨得足够均匀时，啪啪啪，一下一下用力拍到合金字盘上；又在压纸格装上纸张，夹在活动压印板上，推到螺旋压印机下，像推磨一样，握着长长的手柄转动“磨盘”，吱吱呀呀地使劲推出去，又拉回来，把榨油机和葡萄榨汁机的原理运用得出神入化。油墨压到纸张上之后，再拖出印刷盘，一页墨色均匀的漂亮印刷品便奇迹般地出现在眼前。这些用过的活字再重组排列，又可印出不同的字页。

1455年，古腾堡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印出了180套《古腾堡四十二行圣经》这一印刷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据说在此之前，一部手抄《圣经》的钱，能买下美因茨半条街上的所有房子。1978年，古腾堡博物馆斥资200万美元买下一部珍本，作为镇馆之宝。

我迫不及待地握住那被成千上万双手磨得光溜溜的木质手柄，古腾堡顿时在我身上附体复活。

向右推，向左拉，一推一拉之间，一张书页出来了，瑰丽灵动富有装饰性的哥特体字符，像一个个黑色精灵在纸上且歌且舞，有的柳腰轻旋，有的信舒云手，有的抬眉低腕。又一张出来了，这次是带插图的。它们在我的眼前，幻化为一幕幕电影画面：一边是五百多年前的德国，金匠之子古腾堡头戴标志性的帽子，身着中世纪长袍，长长的卷曲的胡子波浪似的倾泻下来，一如他那曲折不凡的人生：被流放、搞发明、借高利贷、办工厂、带学徒，不断创业，不断失败，不断吃官司，死后墓地不知所终；另一边是遥远的东方，古道苍茫，青山疏旷，田野上，书林间，走来朱子，走来毕昇，走来建本刻书世家熊氏、余氏、刘氏……他们开创的黑色艺术，成为劈开沉沉黑夜的一道光。

灰褐色的毕昇雕像，就在东亚文化展区。他手拿排好的活字印刷版，胡须前翘，眉毛浓重，眼睛炯炯有神。旁边的半卷竹简，刻着庄子的《逍遥游》。我不禁热泪盈眶。在人类史上，每一项重大发明、每一种文明形态，都留下一些伟大的名字和伟大的作品，庄子不例外，毕昇也不例外。这位中国古代印刷文化代表性的人物，能在这文艺复兴的圣地占有一席之地，作为活字印刷的始祖与西方现代印刷技术之父古腾堡对话，多么富有象征意味的一幕！

作为一个曾在建阳学习工作成长的文字工作者，我的热泪是复杂的，不仅因为感动，还有遗憾、难过。我的建阳，我引以为豪的千年建本，还有毕昇，曾经何等辉煌何等璀璨，可在这里，在这西方印刷术的摇篮，突然显得落后和原始。

伊里奇拉着我的手，把我唤回现实。与其沉溺于悠远的历史残梦哀婉叹息，不如理性地分析，找到问题之所在。

六

是的，中国的雕版印刷再怎么优秀，到了19世纪还是衰败了，表面看它没落于兵剑火的乱世，实际上是败在文明技术的迭代递嬗中。与活字印刷相比，雕版印刷的确有很多弊病，印一本书，得雕刻无数块模板，所刻的模板只能印刷限定的书籍，大批书版存放困难；在雕刻时，如果出现错字可能整版作废……它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了。

且慢！我们不是还有毕昇吗？

历史往往很吊诡，中国人毕昇明明在北宋就发明了活字印刷，还没等流传开来，几乎就无疾而终了，反而是四百年后，在世界的这一端，古腾堡的技术石破天惊，独占鳌头，传遍全世界，后来通过传教士又打到了印刷术祖师爷、活字印刷先驱者的老家，引发中国近代图书印刷革命，促成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

活字印刷“东方不亮西方亮”，令人扼腕。症结何在？

从技术层面上看，中国活字主要用胶泥、木料制作，容易破损，虽有少量的锡、铜、铅等金属材料，但由于油墨技术没有解决，水墨不易着色，印出来效果不佳。

中西方文字符号的特征不同，中文常用汉字大几千，排字时不好找，还容易行距不齐、打横、倒置，高低不平，印出来墨色不均，字体大小不一。而中国是个讲究书法形式美的国度，歪歪扭扭的活字显然不入众人法眼。反观西方，字母就那二十来个，做字模很容易，找到就更容易。

最关键的，中西思维方式不同。在阅读沈括《梦溪笔谈》时，我注意到毕昇活字制作方法的一个技术细节——“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恍然大悟。原来，他的思维方式，和雕版木刻并无二致，焦点仍然是手工“刻”，而在西方的活字印刷术中，字模不是“刻”出来的，而是“铸”出来的。古腾堡在世界印刷史上第一个用铅、锡、锑、铜等合金来制作活字，第一个发明使用模具浇铸活字，可以大批量、标准化生产活字库。

“刻”和“铸”一字之别，本质上是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更是手工化个体化与机械化产业化的差异。从抄书到刻字，虽是巨大的飞跃，却同属农耕文明的范畴，而从刻字到铸字，却是工业文明的更迭。

古腾堡的设计核心，不仅是活字，还有转轴印刷法、可移动的螺旋压印机。这一切，使他的活字印刷成为一个配套完整的、可以连续工作的印刷生产系统，而不是手工作坊里的零敲碎打。

铸造了优质的金属活字库，找到了合适的油墨，研发了先进的机器，设计了高效流水线化的作业流程……在这里，“科学”是关键词。有了科学的加持，古腾堡得到了近现代印刷术的主体部分。

从商业理念的角度来看，中西之间也存在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商业意识的差距。古腾堡的印刷发明，初衷就是为了生意利润。而中国士绅精英轻视书贾文化的“谋利而印”，将刻印视为下等人的雕虫小技，《建阳县志》没有为一位刻书家留下小传，史书方志族谱也少有记载刻书世家的事迹。反之，西方的印刷商，比如普朗坦的金圆规，却留下每日所有的营业账本原始记录，甚至完整保存了出版家和学者作家之间的来往信件，文明的细节印迹，点点滴滴被详细记录下来。

毕昇的创意举世公认，他是前无古人的优秀技术革新能手，但他的发明，仅是作坊里个人性的偶发性的升级换代实验，项目缺乏资金支撑、市场推广与大规模生产的后续力量，而古腾堡的发明诞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阶段，有金融合作者，有法律交易文件，是一个典型的有正式契约关系的商业行为。

古腾堡的发明不是单一性的，他创造了许多与印刷行业相关的机会：培养了印书商，他的徒弟带着技术走遍欧洲寻找创业机会之时，将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培养了高文化的工种，吸引有知识的人进入高收入的排字工人队伍；培养了职业作家，开“约稿”之先河。在此之前，书籍市场主要是宗教书籍，现在这一市场饱和，通过作家创作文学作品这一新的商业模式便应运而生……他的伟大在于，不仅是个发明家，而是整个印刷系统的整合者。

刀与木的咏叹，终于让位于铅与火的交响。

正应了那个预言，一只蝴蝶在巴西的丛林扇动翅膀，会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引起飓风。经此一役，史诗般的社会巨变接踵而至：媒体革命，给普通人提供了大量学习的机会，书籍便宜了，教育普及了，现代意义的大学、科学院广泛设立，知识积累和传承呈指数级增长到一定程度，撬动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杠杆，思想解放运动摧枯拉朽，工业革命势如破竹，欧洲社会的现代性如约而至，文明的进程如高原的羚羊，飞速跳跃。

七

说到印刷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不能不提到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提到马丁·路德，又不得不让人联想起本文开头的苏轼。两人的际遇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

同样是异见人士，同样受到印刷术的影响，路德的命运与苏轼完全相反，苏轼的作品因大量印发而成为罪证，导致他被诬陷被流放，路德的论著却因着印刷品的广泛传播，造就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他本人也获得了保护力量，使得教廷不敢随便砍他的脑袋。莱比锡的当权者封杀路德学说，不允许印刷商印刷其作品，却导致莱比锡印刷业就此趴下，这个教训给所有的出版商敲了警钟，必须遵循市场法则，人民需要什么，出版业就必须追随什么。出版商与路德相辅相成，前者获得大量的市场，后者传播新思想，宗教改革如龙卷风横扫德意志，开启了新教时代，影响欧洲后续一百多年的政治格局。

路德的时代毕竟和苏轼那时不一样了，印刷业不再是统治者和政客操纵打压不同政见者的工具，而是思想和知识的器皿。从此，思想革命和技术产业之间的彼此成就、互相呼应成为常态，松散的力量得以聚合，弯曲的航道得以修正，两重视线汇合之处，排山倒海，演化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

恩格斯在译作《咏印刷术的发明》中深情礼赞这位“启蒙者”和“崇高的天神”：

你赋予思想和言语以躯体，言谈话语本来随风飘散、无踪无影，你却用符号锁住了他的生命。冰封的莱茵河看到古腾堡崭露头角。印刷术问世流行，看，欧洲感到激动、震惊，它迅速崛起，发出海潮澎湃的强音，就像一阵狂飙骤然降临，将地底的火苗从昏睡中唤醒，于是烈焰升腾，传来阵阵轰鸣。

写过《自然辩证法》的恩格斯一定能预见到，古腾堡的发明必然还会被更新的发明所取代。果然，到了20世纪，更先进的照排机出现了，到今天，已经发展到第四代。

八

纵观人类书籍史，从甲骨、竹简、锦帛、泥版书、莎草纸到羊皮卷，从写本、雕本到铸本，无论是“刻以代抄”还是“铸以代刻”，它们都已成为历史文化遗产，即便是现代最先进的数字化激光照排，也终将成为文化遗产。

今天，当我们走过原始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告别刀与木、铅与火，迈入光与电，进入信息时代，那些古老的传媒工具和模式，早已脱离实用器物的躯壳，沉淀为一种美学符号和镌刻光阴的历史代源码，在日月轮回中缔造不朽的永恒。

所谓“文化遗产”，重点就是“遗”，其魔力不在于使用功能，而在于审美功能，在于古朴的艺术价值和文史价值，就像陈酿的老酒，年代越久远，芳香越浓郁，韵味越醇厚。在高速喧哗的当代社会，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所忽略。曾几何时，雕版印刷被岁月踩踏遗忘，千古风流早已深深锁进昔日沧桑斑驳的木纹里，陷入时光隧道，忍辱负重，面目模糊，似乎只有大宋遗民的饮泣之声从历史深处依稀传出。

直到近年，忽如一夜春风来，古墨又飘香，学人开始如获至宝地收集、保护、研究那些被时光锯齿啃噬的光华，传承人乐此不疲地寻觅、重刻、复制，抢救濒临灭绝的技艺，以再现昨日的时空。

2006年，雕版印刷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历史总是“否定之否定”地呈螺旋式上升。莫非，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悄然萌动？

我采访了几位建本雕版印刷技艺传承人，感受到这涌动的春潮。

这是郑建彬的“翠云轩”。他手握拳刀，凝神定志，在香樟板上用力一凿，妙不可言的馨香便随着木花的舞蹈氤氲开来，缭绕在屋里泛黄的拓本、瓦盆枯枝树桩中，颜筋柳骨从指尖上逐一浮现。在这个远离建阳城区的破茅屋，他复刻了唐代《金刚经》、北宋蔡襄的《茶录》、清代《朱柏庐治家格言》等经典雕版作品。

另一位传承人吴刚则被楠木的药香魅惑，楠木不仅芬芳醉人，还耐腐防虫不易变形呢。他尝试将建本的古风与生活气息结合，制作文创产品，并出版专著，带学生，开讲座，探索新的审美旨趣和授艺方式。

与老时光对话，与文化遗产对话，寻觅东方传统的智慧，解密匠人的创举，探秘发明家的灵魂，破译文脉传承的暗码，这是新生代建本人的追求和境界。

本文收笔之时，正值欧洲的夏日。在矢车菊竞放的窗前，我和伊里奇深深地思念那个拥有朱熹、宋慈、游酢、蔡元定、建盏、建本等文化名片的儒雅山城建阳。此刻，我们的朋友，是不是刻书累了，正端着建盏，喝口白茶，扮一回雅致简约的宋人，拂去滚滚红尘的浮躁焦虑，找回古代的平静和安宁？

岁月的鳞片，熠熠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