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校合作可持续性发展的探讨

赵芮暄

（吉林省博物院，吉林 长春 130000）

当前，基于馆校双方教育资源和实际需求的现状，探索和拓展馆校之间的合作方式，推进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密切合作，扩容博物馆国民教育体系，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已不再仅仅是馆校双方工作发展的必要之义，也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提高国民素质的迫切需求，所以有必要对馆校合作模式展开充分的探讨。虽然目前馆校双方的合作依据各馆和各校的实际情况而定，合作的方式和内容各异，但仍可从实际工作中总结一部分共性的规律和可操作性的经验，以此来推动馆校合作工作的良性发展。本文拟从馆校合作的必要性、影响工作开展的原因和可行性建议三个维度出发，讨论馆校合作的合理模式构建。

1 馆校合作的必要性

“博物馆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尽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作用，无论是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或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还是对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将文物保护利用常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和干部教育体系，完善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长效机制。”2020年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文的《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更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强调要推动馆校合作长效机制的建立。教育体系主要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部分组成，博物馆教育不仅是社会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博物馆也应该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助推整个教育体系实现良性循环，形成教育合力，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而教育公平的重要目标便是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目前一些地区的教育资源已经明显产能过剩，然而另一些地区的教育资源却严重不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影响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优化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缩小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距，是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目标。”2021年，教育部《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发布，在评价指标的县域义务教育质量评价中也明确提出“统筹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红色教育基地、乡村人文自然资源等，支持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由此可以看出，当下对馆校合作的需求已经不应局限于省市级博物馆与学校，更应该进一步覆盖到县级的基层学校，故有必要“促进优质场馆资源和公共服务的普惠化，推动我国各地博物馆与中小学结合事业的均衡发展”。基于此，需要推动更多馆校双方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密切联合，将馆校合作工作的福祉惠及更多基层学校学生。

馆校合作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也是我国育人方式变革的需要。首先，人们对于学校教育的角色认知需要发生一定的改变。不可否认，学校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主要渠道，但是在终身教育理念的倡导下，“学校不再被视为最终的知识获得场所，而是一种促进学生未来学习、终身学习的基础性机构”。其次，当下对于教育和学习的内容的理解不应过于狭隘，“教育和学习应当是全面性的，既包含知识与技能的获得，也包括态度、情感、心理、精神的发展以及个人作为社会公民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的获得”。博物馆作为学校之外的重要社会教育机构，其自身丰富的教育资源仍有较大的挖掘空间，并且博物馆在对学生进行美育、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养成、问题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等方面都有独特优势。

2 影响馆校合作的原因

当前，我国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趋势日渐明显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根据实际的工作情况，馆校合作的形式主要有如下三类：其一为基于陈列展览进行的合作，多为校方组织学生来到博物馆进行参观学习；其二为基于课程开展的合作，既包括博物馆的特色教育课程，也包括馆校合作进行研发的校本课程；其三为基于教育工作交流开展的合作，双方的师资交流培训便是当今馆校合作中的重要形式。近些年，许多中小学和高校还会结合部分博物馆和纪念馆内的红色资源，在博物馆空间内举办入队、入团、成人礼和重温入党誓词等具有纪念意义的活动。

虽然馆校合作的内涵在不断深入，合作形式在不断丰富，但是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馆校合作工作较为偶发性和随意性，缺少长期性和稳定性，馆校双方的统筹规划不足；馆校双方对合作工作的准备不充分，学习和课程准备不足；馆校合作评估工作未受到充分重视；馆校合作成果转化能力不足；等等。

究其背后的原因，除了相关配套政策法规的不够完善和文教部门对于馆校合作的教育功能认知不充分等原因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便是馆校双方对于馆校合作工作的定位存在误区，并未将馆校合作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教育工作，“博物馆对自身教育角色的‘卑微’定位和主动服务意识的缺失，中小学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漠视，使双方的合作受到很大的阻碍”。在这种背景下，校方更多地将博物馆提供的参观学习活动和教育课程视为一种课外活动，或者日常学习生活中的调节放松环节，并没有将其视为一种规范的教育行为；而许多博物馆现在开展的馆校合作工作，部分时候只是在行政指令的要求和年度评估的压力下，为了完成任务和指标而进行。“总而言之，长期以来馆校合作还只是学生放松心情、学校履行职能、场馆达成标准的行动选择，尚未建成成熟完善的教学系统。”所以，双方都并未能从教育工作的角度出发审视合作，自然在开展工作时缺少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未能够对馆校合作工作做出详尽的规划和建立完善的合作机制。在馆校的紧密合作趋势越发明显的背景下，各场馆和学校应该意识到：“两者的关系与其说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补充，不如说是两个有着共同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的合作伙伴。”馆校合作的真正意义不仅局限于取长补短，以彼方优势弥补己方劣势，而应该真正从学生发展和教育事业进步的角度出发，合理配置双方的教育资源，共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助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

对馆校合作会产生另一影响的因素便是家庭教育对馆校合作的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若想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和校外的协同育人功能，家庭教育理应积极参与其中，方能形成一种教育合力。反观当下的馆校合作情况，家长对于馆校之间的合作了解甚少，较为被动。在馆校合作的过程中，馆校双方的前期沟通和洽谈期间，应该邀请家长代表参与其中，既可以提高家长对于馆校合作的必要性的认识，家长也可基于学生的实际需要，对馆校双方的合作提出参考性建议。

3 馆校合作合理模式建构

针对上文提出的当下我国馆校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相关原因进行探析后，有必要为馆校合作工作构建合理模式，以推进实际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我国顶层设计中已经出现了对馆校合作工作的明显政策扶持意向，各场馆和学校应该在此背景下，推进馆校合作工作的开展。而不同地区内的各场馆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和资源配置一定是各不相同的，即使在同地区内，不同的场馆和学校之间也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本文尝试提出的馆校合作模式，也只是依据部分馆校合作的具体工作并结合相关教育学理论，尝试总结出具有一定共性元素的合作模式，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准备工作、合作实施、合作评估、合作经验成果总结。四部分涵盖的是一次较为完整的馆校合作全过程，每一部分内部仍可以继续细分。要明确的一点是，这种模式并非馆校合作的固有流程，是可以进行一定的灵活调整，每一部分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若想推进馆校合作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化和常态化，这一模式不宜再进一步简化，否则无法从根本上揭去馆校合作“课外活动”的标签，也就更无法达到促进馆校合作工作体系完善的目的了。

3.1 准备工作

馆校合作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充分的准备工作，这里的准备工作可以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合作之前的沟通准备，主要是合作之前馆校双方对合作如何顺利开展进行充分探讨，包括了解合作的长期愿景和短期目标、双方的资源和实际需求，据此来判断是否有合作的可能以及合作的内容。虽然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可能会花费一定的时间，且会反复进行，但是这一阶段其实为馆校合作的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当今的许多馆校合作呈现出的碎片化和偶发化倾向，其因由便是馆校双方对准备工作的不重视造成的。所以，馆校都应该重视这一部分工作的开展，双方都应该设立专门的馆校合作联络员，实行专人专项专事负责，以此有序推进合作。馆校合作联络员在准备工作中主要发挥的职能包括“为馆校合作提供政策指导，建立日常联系的机制；制定馆校合作计划，并确定合作各方在活动中的角色”。而馆校合作计划应该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以规范馆校合作的流程。这一部分的准备工作实质上是加强馆校双方对彼此和合作本身的认同，唯有形成确实的认同感，馆校合作工作才能真正发挥协同育人的作用。

第二部分便是教学准备。教学准备则是在馆校双方已经明确要进行合作之后，针对具体的教学形式和内容进行的前期准备，要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这一阶段的准备工作需要双方教学工作人员充分合作、互相配合进行，且会因为不同的合作形式工作重心要发生偏移。如以到馆进行陈列展览的参观学习为例，是由馆方的讲解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讲解内容，还是由校方教师根据课程需要在展厅内进行实际授课，或是二者相结合的形式，这是需要进行前期周密准备的。再如组织学生参加博物馆的教育课程，这便需要校方和馆方教育工作人员进行充分的商讨，遴选合适的博物馆教育课程，需要既能契合学科课程标准的要求，还需要能够与博物馆内的教育资源进行充分的结合。此处对于教育课程是否符合馆校合作需要的判断标准，是基于校方教师对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的充分了解和馆方教育工作者可提供的多样化教育课程做出判断的，是将馆校之间的优势共同发挥的双向选择。

第三部分便是学习准备。当下许多学生在馆校合作中的学习都是处于无效状态，忽视自身作为学习者的身份。比如将场馆内的参观学习和博物馆教育课程的学习更多地视为游览和娱乐项目。并且有许多学生对参观博物馆的基本行为规范都不甚了解，在展厅内大声喧哗、肆意奔跑，这种情况反映的便是馆校双方教育工作者由于对馆校合作定位的认知偏差，在自身都未能对合作产生充分认同的情况下，遑论向学生充分阐明馆校合作的目的和意义，更不能提前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接下来的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一方面校方教师应该先建立起博物馆教育课程与学生已学知识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设问和布置课后思考题的形式使学生能够主动完成这一预习环节，并且应该明确和重申馆校合作的学习规则，不啻因学习地点、学习形式和授课者的改变，造成学习纪律的破坏；另一方面，“博物馆教育人员可以主动到校为师生提供到博物馆学习之前的导入式教育”，可以通过向学生简要介绍即将学习的主题或者提供学习单的形式，完成学习准备。充分的学习准备，可以使学生能够更加快速地进入学习状态，提高学生在馆校合作中的学习效率。

3.2 馆校合作的实施

经过周密的准备阶段，馆校合作进入了实施阶段。实施阶段，首先需要明确馆校合作的重点，“同时，我们也应当区分‘教育性体验’和‘教育’，馆校合作的重点在于‘学’而不在于‘教’，馆校合作的目的应当将青少年从学校教育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成为另外一种束缚；应当让青少年有机会接触成人世界，助力课堂知识的整合，增强运用博物馆的能力，让博物馆成为为改善青少年思考方式而设计的社会机构”。在此过程中，不论是馆方的教育人员还是校方的教师团队，更多的应该是充分运用双方的教育资源，引导学生进行主动和积极的思考，而非是知识的单方面信息输出。尤其是博物馆的教育工作人员，不应在此过程中过度模仿学校教师的传统授课方式，失去自身特色。以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学习为例，博物馆的教育员的授课方式可以以“提问—观察—解答—回顾”为主线进行；在实施博物馆教育课程时，馆方教育工作者可以结合课程主题和实物进行知识的深化介绍，给予学生更多探究式学习的机会，并鼓励学生主动提问。此外，在实施的过程中，学生的安全问题和秩序的维持也需要特别关注。一次馆校合作的实施，双方的工作人员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绝对不应该成为一方的“孤军奋战”。

3.3 馆校合作的评估

在当前的馆校合作工作中，需要重视评估工作的开展。从基层合作的角度来看，评估不仅可以对合作项目的优势和不足进行衡量，提升合作质量，从宏观角度来判断，馆校合作的评估结果可以直观地呈现馆校合作的影响力，为我国的顶层设计中一些政策和意见的出台提供基础。同时如前文所提，馆校合作不是偶发行为，但也绝对不应该变成长期的无效合作，适时地开展评估，也是评判馆校合作是否有必要继续的重要标准。另外，评估中体现的导向作用至关重要。“从理想角度来讲，评估不仅应该成为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的实践之一，而且应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以评价这一导向性环节，引导全社会重视非正规教育之于青少年、儿童乃至全社会的短期、中期与长期影响力，包括由作为合作方的场馆和学校直接共同开展。”

馆校双方开展评估的形式应该较为多样，从评估主体来看，不仅仅限于馆校双方的自评，还包括对对方的评估和第三方评估。从评估开展的时间来看，包括前置性评估、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不同主体和不同阶段的评估重点是不同的。比如校方开展的评估主要是侧重于馆校合作提供的教学内容是否契合了学校教育和学生的实际需要，是否对学生发挥了正面导向作用；博物馆方面开展的评估工作可以更加关注对馆校合作中博物馆教育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和学校教育方面对馆校合作的支持程度等内容。

在吉林省博物院馆校合作开展的过程中，一向重视通过测评表和与校方负责人面对面沟通的方式，及时了解活动开展的质量。在测评表中侧重于对馆校合作的整体情况评价，比如吉林省博物院之前在进行“百花争艳绘春色”精品博物馆教育课程课件优化版进校园试讲时，校方的负责人和老师在肯定课程整体质量的前提下，提出可以考虑在学科融合以及课程总结方面进行改进和提升的建设性意见，院方教育部门及时吸纳了相关意见，对于该精品课程的后续调整大有裨益。此外，应该意识到的是馆校合作评估的最终目的不是分出优劣和等级，而是对未来合作的方向进行引导和甄选优质的合作内容与形式，以提高未来馆校合作的质量。在接下来的馆校合作中，更应该重视通过不同的形式，针对不同学龄段的学生和馆校合作工作，开展多样化的评估工作，并要重视利用数据进行分析，以此来指导接下来的馆校合作工作开展。

3.4 馆校合作的经验成果总结

正如前文所提，虽然各地各馆的实际情况不同，但是一些馆校合作的经验和成果，可以在区域内或者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分享，有助于拓宽馆校合作的范围。“博物馆发展水平不一，这就更需要通过博物馆之间的相互学习来取长补短，通过分享教育经验、教育案例和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来共同进步，共同服务于青少年成长。”所以馆校合作的双方都应该有意识地将合作的成果进行及时的总结，可以学期为单位，双方的工作人员以座谈会、汇报展示等形式，对本学期的合作项目进行回顾和交流。并且考虑可以将某些具有代表性且成功的合作项目转化成出版物的形式，方便经验成果的推广和相互交流学习。在这一阶段，各地的教育部门和文旅部门都应该发挥一定的主导作用，搭建起馆校合作的稳定交流平台，这其实对馆校合作工作的开展是大有裨益的。一方面是优秀成果和经验的学习借鉴；另一方面可以从对方工作的角度出发，突破自身工作所带来的局限性思考，可以对馆校合作工作有更加充分且全面的考量。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对馆校合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馆校合作的教育课程的教辅材料研发便是重要因素。博物馆应该基于馆内的丰富物质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及解读，创新教学方式，以进一步满足学生群体的需求。这也是倒逼博物馆思考如何更进一步提高文物利用率的工作形式，馆校合作的背后不仅仅是博物馆、学校、政府部门、社区等的多方联动，更是对于如何让博物馆内的文物“活起来”的思考。要重视对馆校合作中的教育资源的充分转化，教材是助推馆校合作课程正式排入课表的重要因素，“同时共同开发既能满足校本课程教学需要又能体现博物馆特点的材料，为教学活动利用博物馆提供更大的便利”。

4 结语

当前馆校合作工作虽然已经不断被重视，但是合作开展的范围并不大，合作的形式仍然较为单一，对于合作的内涵和价值仍然缺少从理论层面进行的总结和反思。此外，更需要重视对馆校合作的主题和内涵的丰富，密切结合当下的时代需要，进一步推动校园文化与博物馆资源的深度融合，扎实开展“四史”教育，厚植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接下来，除了从实践层面上不断推动馆校合作的进一步开展，更需要重视相关理论的建设，使馆校合作从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提出的层面，为馆校合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实现馆校合作工作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汪培梓.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相关问题探析[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9（6）：60-62.②刘齐.习近平教育公平思想的形成与实践[J].现代教育管理，2019（1）：16-22.

③郑奕.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制度设计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173.

④宋娴.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3.

⑤朱敏，高志敏.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型社会的全球发展回溯与未来思考[J].开放教育研究，2014，20（1）：50-66.

⑥李君，隗峰.美国博物馆与中小学合作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2（5）：19-23.

⑦王乐.馆校合作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26.

⑧罗兴连.博物馆课程入名校学分—广州博物馆与广东实验中学馆校合作模式探究[J].博物院，2019（3）：114-120.

⑨宋娴.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60.

⑩刘芳.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整合与利用问题研究[J].科教导刊：下旬，2018（6）：178-185.

⑪陆澳波.活化文物点化人—试论馆校合作对文物和青少年的双促性[J].博物院，2018（1）：117-123.

⑫郑奕.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制度设计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504.

⑬刘芳.中美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比较研究[J].科教导刊：上旬刊，2017（1）：8-9，11.

⑭季晨，周裕兴.馆校合作与我国农村博物馆发展[J].学术探索，2017（4）：12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