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佚文三则释读

张美萍

1994年12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林同华先生主编的《宗白华全集》四卷本，收入宗白华先生1919—1986年间所撰写的论文、诗歌、译著、题跋、书信、讲稿、编后记、未刊稿等，为研究宗白华思想提供了丰厚的史料。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并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2008年5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再版发行，但未增补新的内容。其实，《宗白华全集》未免有遗珠之憾。近十多年来，陆续有学者发现宗先生的佚文。近一年来，笔者亦先后发现三篇宗先生的佚文：《艺术与人生》《斯普兰格的教育思想》及《中国艺术三境界》之“妙悟境界”部分。这三篇文章不见于《宗白华全集》及各类宗白华作品集，以往的研究者尚未注意到它们，可以肯定是三篇佚作。兹披露于此，以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一、《艺术与人生》

笔者在查阅民国报刊时，发现一篇题为《艺术与人生》的文章，刊于《北极》，1944年第5卷第1期，署名宗白华。该文是宗先生于1936年在中央大学（1949年，中央大学易名南京大学）作演讲的一篇讲演稿，由徐汶整理。《北极》属综合性刊物，是半月刊，创刊于1943年7月，1946年5月停刊，系南通地方期刊。该刊由《北极》半月刊社发行，社长是孙永刚，主编是黄仲辉。后改由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印刷，主编是《北极》半月刊编辑委员会。其宗旨是服务文化事业，刊载的内容主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在《北极》上发文的作者大都知名度不高，且所发文章相当一部分是反映南通及苏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或许是因为以上诸多原因，加之因其是地方期刊所受的地域限制之缘故，这份期刊的影响力不大，受关注程度也不高，致使这篇演讲录未能进入专家学者的视野。

1920年5月底，宗白华赴德国留学，1925年春，留德归来，1927年7月，经同是江苏常熟人的同乡、清末明初小说家兼出版家曾朴（1872—1935）介绍，受聘到南京东南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1928年5月，东南大学易名为中央大学，宗白华担任哲学系教授。其时，在哲学系任教的还有牟宗三、方东美、邓以蛰、熊十力等学者。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1952年，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下半年，宗白华被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宗白华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探讨美学、艺术、美学与艺术、艺术与人生等问题。无独有偶，宗先生终其一生不仅在学术领域对艺术与人生、美与人生的命题倾力求索，如他自己所说：“我与艺术相交忘情，艺术与我忘情相交，凡八十又六年矣。”更是以身体力行的诗性生活方式诠释着他对艺术与人生之密切关系的理解。综上，1936年，宗先生在中央大学主讲的以《艺术与人生》为主题的演讲并非偶然为之，它是其多年来对艺术与人生关系问题的研究心得和身心感触。

这篇演讲录主要从人生内容的构成和具体的艺术门类，如音乐、建筑、器皿等着手谈论艺术与人生的密切关联。宗先生认为，人们不管身处何时何地，无论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由于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而生活在艺术的氛围中。他在演讲中如是说：“艺术对于人生，具有很密切的关系，艺术与生活二者，都是人类必要切近的问题：任何人无不生存在持续地生活之中，不论其是哲学家与否，皆意识的或非意识的有各人的人生观与生活的准绳。同时任何个人由于和大自然的接触而影响其生活，因而生存在艺术的氛围中。所以我说：艺术与人生这个问题是对一般人都十分亲切的题目。”演讲传达出宗白华对两种观念的否定：一种是19世纪的艺术至上主义者们主张“为艺术的艺术”，以“艺术应超越人生”为理论的标榜。另一种是摒弃艺术作生活的附庸，缺乏用艺术的眼光来欣赏生活，而一味对生活作消极反抗与逃避的消极观点。在宗白华看来，艺术产生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并表现生活。脱离生活谈艺术或脱离艺术谈生活，都是失之偏颇的。他说：“十九世纪的艺术至上主义者们主张‘为艺术的艺术’，以‘艺术应超越人生’为理论的标榜，叫艺术家解脱人生的束缚，发扬纯粹的艺术至性。此外，有一派人，感到被压抑于生活的困阨，要真切发掘人生的面貌；他们讽刺地称呼前派艺术为‘象牙之塔’里的文学，说是与人生绝缘，是为了艺术才有人生的落伍思想，有打破的必要。——这一种对立的学说都各具有极端过分的地方，因而不免错误。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任何人无论处于何种社会层，他的生活皆与艺术发生相当的关系。那些人，不顾艺术作生活的附庸，乃对现实生活作消极的反抗和逃避。其实他们并不能否定艺术的人生基础，反使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因反向作用而更趋接近。”

具体而言，宗白华首先从人生内容的构成着手分析艺术与人生的密切关联。人生内容的构成涉及从人类生存基础的物质部门的衣食住行到人类最高层次的精神部门的道德、学术、艺术、宗教诸领域。在精神领域各部门中，艺术与道德、学术、宗教位居并列的位置，而又富有自身独立的品格，非其它诸精神领域的工具。同时，艺术亦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生活的艺术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就建筑与人生的密切关联而言，宗白华认为，建筑是最切近生活的艺术，因为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建筑又因其巧妙的结构布局、各种氛围的营造等创设出不同的境界，或以此契合某种政治目的，或表写人们内心的各种复杂情绪，或彰显出某种精神力量来引发人们形而上的思考。此外，中国建筑与自然环境谐和一致、相映成趣，共同表现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就音乐与生活的关系来说，音乐的产生早于语言。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身的情感。可以说，音乐自产生之时便已与人类生活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上升到哲学宇宙观来说，“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于此”。古代器皿与生活亦存在密切关联。鼎鬲是古时候的炊具，又兼具盛放食物的功能。随着时代的演进，人们对鼎鬲的需求由最初的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逐渐上升到对形式美的追求，于是在其上印刻纹饰加以装饰。这些装饰的图案胚胎于生活，最终提炼为抽象的图案来传情达意。这样食器就成为被赋予了某些象征意味的艺术品。正如宗白华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一文中说：“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宗白华在演讲中用三句话精练概括了艺术与人生的密切关联：“艺术是一种造形，它可以（一）和人生谐和；（二）使人生因它而完全；（三）表现并象征人生的精神（情绪）的造形，即是说艺术对质人生的作用是‘代表’，‘集中’和‘象征’，而以象征为其最高的阶段。”

演讲临近尾声，宗白华特别强调：人生艺术化不仅仅是外在地与艺术发生关系，而是要内化为富有节奏韵律的艺术心灵。“不单使人生从外面与艺术发生关系，而从生活的内部，从生活本身来艺术化，使每个人自己的人格的形式节奏化，生动化，而整个生活成为美，遂更接近于艺术。”这种艺术心灵是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高尚道德情操，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远大志向，这才是艺术与人生问题的最后最高的理想：“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

1936年，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面临生死存亡的多事之秋。其时，日本加紧策划全面侵华，国民党四大家族疯狂敛财，社会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需要乐观的文学艺术精神来鼓舞人心。这篇演讲录以艺术与人生的关系为落脚点，最后升华到艺术从生活内部对人格的陶养作用。艺术唤起人们积极进取、厚德载物的人格精神；艺术引领人们用艺术美的眼光来审视生活。不管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还是在任何时代，唯美的眼光、艺术的心灵永远焕发出闪光的价值。综观《宗白华全集》可发现，宗先生用富含诗意的言语高谈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文章有很多，但实际上这类文章更多地还是倾向于从抽象的哲学高度来审视人生艺术化命题。这篇演讲录从具体的艺术门类出发诠释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宗白华的艺术人生化命题不无裨益，亦可作为研究宗白华艺术与人生关系问题的补充材料。

二、《斯普兰格（Spranger）的教育思想》

《斯普兰格（Spranger）的教育思想》是宗白华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时在校内所作的演讲录，由薇霞笔记，连刊于《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935年3月28日、3月30日、4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日刊》是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由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组编辑、出版，每日发行，出版地是南京、重庆。1937年11月，国立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沙坪坝，这份报纸照旧每日发行。每期的篇幅4至8页，每一期的刊名下方印有总理遗嘱。该刊设有《布告》《通告》《校闻》《学程》《演讲》等栏目。《演讲》栏目刊载社会名流到中央大学的演讲稿。

斯普兰格（E.Spranger，1882—1963），出生于德国柏林，是德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和哲学家，曾任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教授，是狄尔泰的高足弟子。他终身致力于建立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反对自然科学对人类存在价值的否定。其学术生涯的高峰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斯普兰格的文化教育思想在欧洲、亚洲，甚至全世界均得到广泛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教育学经由日本传入我国，对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篇演讲录谈论的主题是斯普兰格的文化教育思想。所谓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是19世纪末兴起于德国的一种教育学说，由哲学大师狄尔泰创立，代表人物有狄尔泰、斯普兰格、利特、诺尔等人。文化教育学反对采用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和实证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对从自然科学（比如生物学）视域研究人的心理的心理学持保守甚至否定的态度，力求探究深嵌于社会、历史、文化关系中的人的心理，高度重视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对人的内在生命价值和整体人格的建构作用，主张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以文化知识为桥梁，通过文化知识的习得来陶养和唤醒心灵，促成完满人格的养成。

文章主要讨论四个问题：其一，教育对象个性和价值观的形成是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教育者应综合社会文化环境中各个因素来全面地评估受教育者的个性，采取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文章说：“教育者的对象是人，而人有各个不同的个性，每个个性里潜存着无限的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个性，必定要了解，而后始能如孔子一样去因材施教。”其二，人与文化环境在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共同发展，人格与价值观的生成一方面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在人们身上留下的深刻痕迹，另一方面人类又通过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中打下自身思维意志的烙印。因而，人类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应在传承旧有文化的基础之上创造新文化。“教育之任务为承继文化成绩，帮助文化前进。使后代青年接受文化，不但使青年能容纳接受文化，且能就各人的个性完成自己以负起创造文化的一部分的责任”。其三，反对用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器械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的心理现象，而应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视域去了解全人的真相。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客观的社会历史文化转化为个体的精神世界，并将个体的精神世界涵映到客观的文化世界中去，培养完善的人格。“所谓文化教育学，即对于这种专门偏重知识及技术的教育，加以反对，而是主张教育不要忘记人是一整个的多方面的，文化也是整个的多方面的。”其四，培养完善人格的主要途径是陶冶、感化和唤醒。正如陈锋先生所说：“个人在一定时代的历史文化中生长发育，客观的超个人的文化精神起着限制、促进等作用，个人的主观体验则又参与了发掘、创造文化精神。教育就是充分把握这种生动、具体、现实的历史循环，使人的心灵得到完善的陶冶，而文化精神也愈加丰富，其构型更为复杂。”

斯普兰格（1882—1963）比宗白华（1896—1986）年长14岁，1920年，24岁的宗白华留德时，正值斯普兰格文化教育思想盛行时期。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宗白华是受过斯普兰格文化教育学思想的影响的。尽管宗白华的论著中没有专门讨论以文化与教育、人格与教育为主题的文章，但是，“人格”问题确是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核心，它贯穿于宗白华学术历程的始终，是充分理解其美学思想的重要命题，诸如《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青年烦闷的解救法》《怎样使我们生活丰富》《艺术生活——艺术生活与同情》《艺术与中国社会》等文章均涉及人格问题的探讨。 宗白华对人格与教育的问题也给予了相当重视。在《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一文中，他如是说：“我们学会的宗旨是创造‘少年中国’。但是，我们并不是用武力去创造，我们乃是从下面做起，用教育同实业去创造。”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包括“……建立各种学校，从事教育，用最良的教授方法，造成一班身体、知识、感情、意志皆完全发展的人格，以后再发展各种社会事业，如工艺交通之类，使我们完全脱离旧社会的势力”。

《斯普兰格的教育思想》字里行间流露出宗白华对斯普兰格教育思想的认同和接受，文章似乎就是借斯普兰格的教育思想来传达他自己的教育理念。联系宗白华涉论“人格”理念的文章及他在《斯普兰格的教育思想》里所陈述的教育观念来反观斯普兰格的教育思想，可见二者在对待教育和人格问题上具有共通之处。二者都强调文化与教育的密切关联，都极端重视通过文化教育来培养健全完满的人格。斯普兰格说：“教育的理想或目的，就是在各种文化价值的传递与陶冶人格继续创造文化未来的理想。”宗白华认为，“人是整个的统一的。教育者一方须注意一人格中各方面的价值活动能得到培养，俾成为一个完满的人格。而另一方面则注意被教育者的个性的才能俾成一独自的人格”。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斯普兰格立足文化教育来促成完满健全人格的形成，宗白华则一方面主张借助文化教育来实现人格精神的超越，他说：“我们‘少年中国’青年对于中国政治没有别的方法，还是从教育方面去健进国民道德智识的程度，振作独立自治的能力，以贯彻民主政体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主张从宇宙自然界中去体悟万物之性灵，去涵养悲悯情怀。提倡通过艺术或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来陶冶性情、完善人格。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立宪救国、革命救国等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起，宗白华选择通过学术、文化、教育这条救国路径来实现救国济人的理想。此举与他自小所受的家族传统的浸润息息相关。宗白华的祖父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为生。外祖父方守彝是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舅舅是著名诗人、书法家、教育家方守敦，姨妈是新月派女诗人方令孺。父亲宗嘉禄是举人，后为水利专家。1916年，宗嘉禄被任命为安徽省导淮测量局局长，后弃官从事教育，当过陈寅恪先生的家庭教师，也担任过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出任过校长。长辈们的言传身教促使宗白华深刻意识到文化教育对强国兴邦以及国民人格塑造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对斯普兰格的文化教育思想产生共鸣的原因所在。

《斯普兰格（Spranger）的教育思想》这篇佚文以文化教育为切入点，最终升华到人格的构建，其中闪耀着宗白华对教育与人格问题的见解。这些观点不见于宗白华现今可见的文章中，它们为研究宗白华有关人格与教育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过去，我们研究宗白华思想，多把他的身份定位在美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出于思维定势，也受限于其文献基本上都是美学和哲学类，所以研究者顺理成章地多从美学和哲学的视角来审视其思想。这篇佚文的发现可以使我们更加重视宗白华的另一重身份——教育家。新的身份的认同驱使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问题，它连同新史料的发现，都将为我们打开研究宗白华思想的新视野。

三、《中国艺术三境界》之“妙悟境界”部分

《中国艺术三境界》原刊于《学生导报》（周刊）1945年第1期，文章分为“写实的境界”“传神的境界”“妙悟的境界”三部分，前两个部分均已收入《宗白华全集》，第三部分“妙悟的境界”失收，且被误作“妙语的境界”。编者出注：经多地查询，均未发现此佚文。幸运的是，笔者在《书报精华》1945年第3期上翻阅到《中国艺术三境界》之“妙悟境界”的全文。

《书报精华》是一本文摘性的民办综合月刊。于1945年1月20日在西安创刊，发行至西安解放前，1949年5月由于资金困难导致终刊，共出51期。陈梦飞、夏登全先后任主编，书法家寇遐题签，由书报精华社编辑并发行。《书报精华》的办刊宗旨是要在物质条件匮乏、时间精力宝贵的战时，为读者提供一本涵盖丰富知识的综合性杂志。其选文原则是：“注重精辟，务使每篇文章都能使读者得到最大益处，决不滥竽充数，徒装篇幅。”其搜集文章之全，由《书报精华》刊载的《中国艺术三境界》全文可见一斑。《书报精华》针对各阶层读者的特点开设多种栏目，包括《人物介绍》《时代论坛》等等，内容涉及国内外的政治和军事大事，大量篇幅转载当时主流报纸（如《中央日报》《新民报》《文汇报》以及苏联的《消息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所发表的同一主题的社论，也转载文艺作品和名人传记，刊登由名家翻译的世界名著。曾刊登郭沫若、曹禺、胡适、老舍、费孝通、朱光潜、朱自清等名家的文章。除正刊外，还出有《周刊》和《副刊》。两种刊物在内容基调上与正刊大体相同。

意境理论是宗白华美学思想的精髓，它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融儒、道、释三家精神为一体，汇通西方生命哲学，建构其独到的意境理论。《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是宗白华首篇专门讨论意境理论的文章。该文公开发表后，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文章原刊于《时与潮文艺》1943年第1卷第1期，尔后，《书学》1944年第3期、《哲学评论》1944年第8卷第5期、《妇女月刊》1947年第6卷第5期先后转载。中国台湾的《鹅湖月刊》1977年11月第29期全文转载此文，掀起台湾地区研究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浪潮，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杨枚、秦贤次、张鸿恺、曾春海等。2017年，Jan De Meyer在由总部位于伦敦的Routledge出版社发行的学术期刊Art in Translation第9卷第3期中全文英译此文。《中国艺术三境界》是继《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和《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之后又一篇专门探讨意境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相互贯通，有重复论述处，多处引文亦相同。它们是构成宗白华意境理论的有机整体。因此，综合分析这三篇文章，才能更为系统深入地理解宗白华的妙悟境界。

在《妙悟境界》一文中，宗白华举以王安石的《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之一、《天净沙·秋思》和《诗经·小雅·采薇》来阐明什么是境界。单有景不能见出意境，它只是对物象作直观感相的摹写，只有融主观之情于其中，情景相契，诗的意境方能凸显出来。这篇佚文中所说“境界主要是抒写胸襟于形相之外，抓住本体。本体表现于形相，形相涵摄本体，乃成境界”即是此意。“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渗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透明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展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境象。”这情景浑然渗化、水乳不分的境界就是妙悟的境界。

该文也谈论了如何创造境界。宗白华借宋画家宋迪和郭熙、清画家方士庶“画贵虚不贵实”的画论来推导出“画之至高境地为虚境而非实境，在虚境中超脱形相，而入更深妙之本体。之所谓‘道’，实自然底真精神真生命”的结论。画中的虚空处并非真空，而是“道”的流行之所。艺术的至高境界乃是超出了直观感相的摹写层面，跨越体现人的精气神的传神境界，最终上升到启示本体“道”的至高境地。这至高境地就是妙悟境界。宗白华说：“画家所写的自然生命，集中在一片无边的虚白上。空中荡漾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老子名之为‘夷’、‘希’、‘微’。在这一片虚白上幻现的一花一鸟、一树一石、一山一水，都负荷着无限的深意、无边的深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和《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中，宗白华虽未把“妙悟境界”单独提出来讨论，但在其极富诗意的文字中多处隐含着对“妙悟境界”意蕴的阐发。而在这篇专题讨论“妙悟境界”的文章中，却只字未提“妙悟”二字，通篇只谈境界。比如，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宗白华如是说：“意境的表现可有三层次：从直观感相的渲染，生命活跃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实际上，这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的是写实（或写生）的境界、传神的境界和妙悟的境界。又说：“艺术家经过‘写实’、‘传神’、‘妙悟’境内，由于妙悟，他们‘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镜；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仔细对比分析上述三段引文，我们发现，“妙悟境界”“最高灵境”“灵境”具有同样的内涵，都是指主体的情感意志与审美客体在突然的碰撞中瞬间生发的至高至深的境界。这境界不是对对象作感象直观的描摹，而是饱含着艺术家的深情，超越有限进入无限，昭示着“道”的本体的玄境。文末，宗白华以唐代常建《江上琴兴》一诗为代表，来说明“艺术可以使世界净化，使世界深化。艺术是出自人格心灵底深处，而注向人格心灵底深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