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情的批评主义”到中国文艺复兴
——李长之文艺批评的内在脉络与价值诉求

李 晶

近些年来，李长之（1910—1978）的学术贡献逐渐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有关李长之与文艺批评的探讨一直以来都是聚焦点。目前，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李长之的批评理论和实践，有关其“感情的批评主义”一直也是关注点。但关于内在发展理路却未能得到相应的研究，一些本源性问题也亟待充分探究。这从根本上有碍于溯源李长之批评话语，遮蔽其现代转型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批评理路之间的联系，以及其批评理论、批评实践的根本价值诉求。

把李长之提出的“感情的批评主义”放置于中国文艺批评现代转型的背景下，梳理清楚接续问题，同时，回观产生“感情的批评主义”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明晰李长之文艺批评的核心所在，回应当代文艺批评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获得启发性意义。

一、“感情的批评主义”：中国文艺批评现代转型的一种

1904年，王国维先生发表《〈红楼梦〉评论》；1908年，又发表《人间词话》。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两篇（部）体例完整的批评理论开启了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理论）。如果说早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先生提倡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属于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理论）的发生；那么，王国维的批评成果则实现了中国文艺批评领域在现代意义上的初步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胡适等的文学革命实践又进一步推动转型力度的深入。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出朱光潜、宗白华、李长之、傅雷、梁实秋和李健吾等众多批评家，才最终形成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格局。

这里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现代”通常指区别于古代的性质、状态、存在的时代，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的根本性转型，就西方而言，现代开始于文艺复兴之后，突出表现为理性的崛起。“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展露出中国文艺批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现代性要义，强调批评的逻辑性、科学性、体系化等现代性特征，最明显的特征则是外来（主要是西方）批评术语和思想、理论的使用，从而取代传统印象式、片段化的诗文评模式。

但是，“现代”“现代性”本身便是复杂的场域，不仅仅是非理性／理性、传统／现代、古／今的二元区分，更多情况下是处于众多的对立之间，由此形成的张力场才是真实状况。因此，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并不单纯地西化、理论化和系统化，而是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一同在断裂中保持接续性。从“断裂”与“接续”的权重转换过程，可以得出一条历史发展脉络。自晚清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中国文艺批评”经历了西化、以西释中、以中化西三个阶段：（一）发生期，受西方武力强迫打开国门的严重影响，知识分子亟须借西方之药方医治中国痼疾，表现出全盘西化或过度西化的倾向；（二）雏形期，借西方理论和词汇，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艺；（三）形成期，知识分子意识到中西对话的必要性，重新认识传统文化资源，反映了寻求中西美学融合的历史趋势。

这个演变过程极为重要，关系到彼时中国知识分子（批评家）如何处理中西文艺理论资源，关乎时代背景与学术架构之间的互动。本文的重点落脚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形成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反思“五四”的思潮，李长之提出，五四新文化“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唯物，功利，甚而势利”。事实上，这种对忽视感性深度的想法并不独特，早在李长之之前，鲁迅便在《文化偏至论》（1907年）和《莽原》（1925年）出版预告文字（“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中表达出质疑现代文明，建立一种“文明批评”的追求。李长之的批评路径则主要以“感情”作为核心词，试图弥补社会现代转型中有关感性、理想的缺失问题，为此他说道：“我明目张胆的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

何谓“感情的批评主义”？1933年，李长之写下了《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一文。在这一篇纲领性的文章里，他正式提出“感情的批评主义”，并在学术生涯中一以贯之。该批评主张是文艺接受者（批评家）在摒除个人偏见的基础上，“跳入作者世界里为作者的甘苦所浇灌的客观化了的”批评方式，具体包含：从理解到评价（“褒贬”），再到提出批评家“主张”三个步骤。从批评的具体路径横向对比，李长之的批评步骤与中西方现代理论批评的路径类同，也均采用现代批评的文体、语体和术语。但不同点也尤为明显。他的批评方式始终围绕“感情”因子，并由“感情”黏连中西文化意蕴。与此相对，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盛行的是社会批评、阶级分析，而西方世界批评界出现了以作者为中心向作品研究为中心的转向（例如英美新批评），揣度作者创作意图和研究受众接受的情况甚至被新批评的主将视作文艺批评的“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而李长之则不同，他认为感情是艺术的本质特征，“感情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是如同思想在论文里的重要，几乎是水对于生命似的”；批评时“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能见得亲切。在我爱一个人时，我知道他的长处，在我恨一个人时，我知道他的短处，我所漠不相关的人，必也是我所茫无所知的人”。在作者、作品、接受者、世界四个维度中，人的感情因素串联起创作与接受。与李长之同为京派的朱光潜和沈从文，也从理论阐释和作品创作上凸显感情在文艺活动中的重要性。可以这么说，“感情的批评主义”作为现代中国文艺批评形成期的一种，其特色并非具体的批评步骤，而是隐藏于该批评背后学理的传承与创造，以及李长之本人的现实期待。下文将主要围绕李长之的批评，厘清其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现代”的另一面，论述其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接续性。

二、传统余韵：“诗言志”的艺术观、“以意逆志”的批评依据与现代创造性转变

接续性，意指中国现代文艺批评与古代批评黏连的部分，亦可称之为现代文艺批评的传统余韵或传统性。李长之的批评观点关注作者，这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言志”和“以意逆志”的传统关联紧密。《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这一总结非常重要，它包含两方面的指向，一指出诗乐舞三位一体，反映出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一般艺术的观点；二是认为所有的文艺均为人心志的体现。这一观点延续至现代文艺批评的讨论中，“诗”便可囊括艺术诸门类（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等）。李长之也赞同文学是艺术的一种，艺术是人类生命表达最高之处。他对新诗的批评到评价古今戏剧等具体观点，凸显了作者“诗言志”的创作冲动之必要。1935年，他写有《论新诗的前途》的批评文章，对新诗未来作了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诗的本质必须是情感的，二是诗的精神必须是韵律的，三是诗的形式必须是自由的”。他认为“情感是诗的生命，也就是诗人的生命”。而他对戏剧的批评，也有类似观点。1942年，李长之分别就中国古代戏剧和现代戏剧撰写《十六世纪末的中国之“狂飙运动”——汤显祖及其〈牡丹亭〉》和《论曹禺及其新作〈北京人〉》的戏剧评论，他在两篇文章中都明确地表述“情感”是文艺作品的灵魂所在。他评价曹禺时说，“作者是情感特别浓挚的人”，尤其是“造型艺术”（布景）的描写能力，源自作者对“人世有一种深挚的爱”，因而即便在剧本和表演两者之间存有一定的不协调性，但根本上而言，《北京人》称得上“杰作”。他推崇汤显祖把“情”贯穿戏曲作品始终的做法，认为情感的自由表达比形式更为重要。

那么，如何理解所言之“志”？杨树达先生的《释诗》中写道：“‘志’字从‘心’，‘声’。”魏晋时期的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明感情在文艺中的重要位置。及至唐朝孔颖达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这段话说明“情”“志”具有同一性，因而“诗言志”所言便指诗（艺术）是人心灵世界的表现，包含思想、心意和情感的体现。

何以进入作品？对此，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文艺批评方法论。《孟子·万章上》记述了孟子与咸丘蒙有关《诗》之阐释的对话，提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按照周裕锴的研究，“‘文’就是‘文字’，也就是‘词’（word）；‘辞’就是‘篇章’（text）；而‘志’就是诗人的志向，即创作意图 （intention）”。“文”“辞”“志”三者递进共同反对“断章取义”，批评的意图乃是阐释还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孟子的批评方法主要针对《诗经》的解读，但是按照《礼记·乐记》对诗乐舞一体的概述，以及李长之的实际运用，“文”“辞”“志”亦可理解为构成一切文艺的媒介指涉，如音乐中的音符、乐章、志向，美术中的线条、图像、表达，等等。那么“意”又作何解？依照李长之的理解，“意”则为接受者尤其是批评家之“意”。“以意逆志”就是以受众（读者、批评家）的理解，阐释创作者的创作意图。

怎样才能实现“以意逆志”呢？李长之尤为推崇孟子，盛赞其是“中国第一个批评家”，并在《批评家的孟轲》（1940年）一文中对孟子的美学和批评方式作了详细论述，由此不难看出“感情的批评主义”与孟子批评原则的重合之处。据《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颂其诗”须做到“知人论世”，也就是对作品理解的关键在于对创作者的了解，对作者生平经历、情感表达以及所处时代背景的理解。建立在对创作者个体世界和生存环境的认知，以此通达创作者的意图。那么，为什么“以意逆志”仍是一种有效的批评方式，及至现代依旧具备理论实践的鲜活生命力？一是基于共同人性的共情。孟子的人性论决定了其文艺观和批评方式，《孟子·告子上》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因此，“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正因为人性的共性，所以人在品鉴方面（味、声、色）具有共性，因而能够推出创作者之意。李长之将之归纳为审美能力的客观一致性，是批评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二是“言尽意”的认同。不同于道家对语言的不信任，孔子提出“辞达”（《论语·卫灵公》）的言意观，因而言（诗）意具有同一性。然而，不可否认，从西方阐释学角度去看，这种方式涉及阐释的循环等诸多矛盾问题。正是在这个症结之处，李长之实现了接续传统，却又不是复古保守。他提到：“真正发现一种古代文化的完全真相也许是不可能的，只是在这发现之际，就可以表现一种发现者的人格了。就是这种发现者的人格，可以形成一运动；可以产生很大的价值。因此，了解包含一种精神上的共鸣，了解即是创造。”并且他的“感情的批评主义”三步骤的最后一步，即是提出批评家的“主张”。换言之，他允许且倡导在“以意逆志”寻求创作意图的基础上的创造性理解，并由不同批评者的“批评”（他所言“了解”）实现精神共鸣与文化觉醒。由此观之，李长之提出“感情的批评主义”绝非仅仅提供一种批评的方式和观念，而是以该路径实现无数批评的碰撞与共振。

李长之以批评为志业，以成为真正的批评家为毕生之追求。他认为，文艺批评存在的依据是因为“文艺所表现的是人生的核心”，“最高的文艺所企求的，也正是人类所最根本的企求的”。正是文艺所表现的是人类丰富的心灵世界，在1933年《批评家为什么要批评》这篇简短的文章中，李长之总结了批评之目的，即批评是一项寻求真理的活动，核心在于发掘艺术家的心灵世界。他对文艺作品、文艺活动、艺术家的批评，试图穿透文艺精神而表现出人生实质。类似于勃兰兑斯所说：“批评是人类心灵路程上的指路牌”。

总体概论，李长之的“感情的批评主义”深受西方生命哲学和古典精神的影响，其以现代名词标识，运用西方术语、观点，熔铸中国传统艺术观念和批评方式，突出强调情感的位置，关注批评家的价值。这种结合中西批评资源进行批评研究和实践的背后，希冀达到什么最终目的？隐藏着怎样的价值诉求？

三、李长之文艺批评的中国文艺复兴价值取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动荡不安，严峻的国情社情激发起文人志士的民族情感。众多的文化知识分子都在各自领域发掘中国古代文化资源，努力走出全盘西化或以西释中的盲区，从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复兴的发掘，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精神在民族危机中的应有之义，探索置身世界大语境复兴的可能性和路径。哲学上，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力图以“接着讲”的方式建构新的哲学体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复兴中华哲学精神，激发民族抗战斗志，以实现民族觉醒与振兴。美学上，宗白华创立了完整的“中国艺术精神”美学思路，尤其是“在此抗战危机时刻对晋人之美的理想化思考”，期待着“有一个伟大的‘文艺复兴’的到来，想象与智慧力的复活”。批评领域，李长之亦呼吁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前文提到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为此写有《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他认识到作为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的运动仅在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方面推崇理性、启蒙民智，没有正确认识中西古典文化价值，缺乏理想和情感的浪漫主义，只能算作“清浅的理智”。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的启蒙运动，而非文艺复兴。

对于新诗的现状和未来，他认为：“新文艺中以新诗的成就为最差，太理智了，那里会有诗！”尽管此番评论有所偏颇，但李长之对以新诗为代表的“新文艺”偏重理智缺少感性之维的影响而作批判显而易见。他发现，中国古代便存在张扬深厚情感的例子。1942年末，李长之以汤显祖及其《牡丹亭》中国古代戏剧高峰为例，比对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认为两者“精神是太相似了：同样主张情感的爆发，同样承认情感的力量”，“德国的狂飙运动是对于启蒙精神的反动，是情感在理智的桎梏中的解放，中国这一次运动也是对于‘理’的权威的反叛，也是重新估定了情感的价值和永恒”，“‘五四’精神的缺点就是没有发挥深厚的情感，少光，少热，少深度和远景，浅！在精神上太贫瘠，还没有做到民族的自觉和自信。对于西洋文化还吸收得不够彻底，对于中国文化还把握得不够核心”。他的观点聚焦于，五四运动于中西两方面都有缺憾。于西，“‘五四’时代没有深奥的哲学。柏拉图，黑格尔，康德，谈之者少”；于中，则是缺乏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也没有全面理解西方的“文艺复兴”究竟为何物。对此，他提出了在全面吸收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本位”的文化运动，以此匡正学习西方浅表而重视本国传统不足的弊端。他分析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思想，太偏于理智的了，末流而入于急功近利”，“过去因为国势的压迫，文化上也笼罩上了奴性。今后将为更自主，更民族，更近于自己的传统些”。他所期待的中国文艺复兴是“由清浅而变为深厚，由理智而兼有热情”。

作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之一的李长之的“感情的批评主义”，是时代的体现，针砭时弊，抓住现实存在的忽略感性的情况，有着鲜明的理论激情和现实意义——中国文化复兴亟待复归并重建感性的维度，这一维度的核心是理想人格的建构。李长之对“奴性”的认知，不同于往常的定义。他说：“太卑是奴性的表现，太亢也是奴性的表现，骄和谄本是一事。今后的文化运动大概既脱离谄，也脱离骄。”

他并不止限于具体的文艺批评，在他看来，“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最高的也是最后的结晶，因此谈文化便只有向人类最高的活动去探求……人类历史的重心是文化史，而文化史的重心当是艺术史。所以然者，艺术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顶点故”，又说，“审美是意志与理智中间的一种状态，重在感情与感觉。……这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李长之将中国艺术精神视作中国文化精神的顶点：追寻中国艺术精神便是把握中国文化精神，探究中国艺术精神即是探求中国文化精神，两者之间的转化是通过追寻理想人格得以联通。而他所提出的作为现代“以意逆志”的“感情的批评主义”，实则是以文艺创作的发生论回溯中国艺术精神，通过诚挚感情改变“清浅的理智”。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伟大的时代》一章，他说道：“假若艺术活动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顶点的话，这三种艺术（笔者注：唐诗、晋字、汉文章）也可说都是那每一个时代的各别的精华了。在这每一种精华里，逢巧都有一个集中地表现了的伟大人物。”该观点在他的美术批评和传记批评中尤为突出。1936年（后于1942年修改），李长之写下《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这篇长论是“中国绘画理论和西方美学理论的第一次体系性质的对话”，并回答了中国美术的特殊精神。他认为中国画彰显了民族艺术和文化的密切关系，把儒释道合流后的“逸”称为“士大夫的人格的理想境界”，中国画的最终极目的就是表达“逸”。

如果说李长之对美术的批评所显现出来的理想人格带有泛化的特征，那么，他闻名于世的代表作领域——传记批评，则将追寻至的理想人格具体化。温儒敏认为，李长之的传记批评“把握作家的人格精神与创作风貌，阐释人格与风格的统一，领略作家独特的精神魅力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因而不同于一般的考证式的作者传记。李长之之所以热衷并善于写传记评论，归根到底，还是以批评的方式发掘中国文化史上伟大人物的伟大人格。在其众多或长或短的批评传记（《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韩愈》《陶渊明评传》《孔子与屈原》等著作篇章）中，写作于1938年到1946年之间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批评领域达到了美学的高度，也是李长之最值得称道的批评佳作。他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进入司马迁的时代与生命。纵向上看，由司马迁的人格介入西汉的时代精神，最终在孔子、屈原、项羽等人物群组发掘出人类命运的伟大人格。司马迁“发愤著书”是“诗言志”传统延伸至汉代的表现，因为司马迁情感上与历史上伟大人物有着共鸣，他们都是充满向命运抗争的浪漫主义精神，即便是汉儒眼里行中庸之道的孔子，在李长之的论述中则是有着浓烈情感的伟大人物，而“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也代表了司马迁笔下伟大人格的感性力量。所以，李长之才会在书中写道：“不了解情感生活的人，不能读司马迁的书！”从这个角度，虽然《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是为司马迁立传，但实质上是为中国精神文化史上的具有理想人格的伟大人物作传，借历史的形式抒写情感的激荡过程，他列举到的孔子、屈原、信陵君、荆轲、项羽、司马迁被召唤回到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苦难的语境，以期将这种强调感性精神的批评方式赋予从学理理论推演至时代实践的可能。

因而，“感情的批评主义”成为李长之批评实践的方式和重要理念，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国难家仇危机。他观察到在西潮东渐的大浪中出现的不加辨别的全西化和割裂本土的反传统化这两种状况，回溯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影响，对症找出“批评”之重要性。他希冀通过批评，具体实践为“感情的批评主义”，激活传统的“诗言志”艺术观和“以意逆志”的批评方式，凭借“感情”因素联通艺术家与批评家，最终发掘出文艺内涵的“人格”。李长之显然清楚这一“人格”不是原本全然的历史上的人物之“人格”，而是加入批评家理解的“人格”，而是适应于所处当下时代的“人格”。究其本质，他所言“人格”有三层含义：作品人格、艺术精神、民族精神。文艺作品承载历史人物的精神，是作品言说人格；作品人格蕴藉艺术的精神，是无数作品构成艺术精神；艺术精神蕴藏民族的情感和品格。他以期从作品中寻找到中国艺术精神，从感性的可能，在现代转型中融合西方资源的过程中，寻回失落的、被打压的传统精神，激励国人，振奋民族，以期实现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

结语

中国现代文艺批评中的“现代”是个矛盾张力场，在传统与现代、感性与理性、中国与西方的混杂融合之中，不应只关注与传统的“断裂”截面。同样重要的，抑或更为重要的是重新梳理清楚被遮盖的连续之处，这些才是真正属于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独特性之处。以李长之“感情的批评主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继承了“以意逆志”的批评传统，聚焦到了时代中感性维度的缺失，与西方的生命哲学、康德哲学、席勒和歌德的美学思想一并，产生出现代性的批评变体。尽管该范式存在着不足和遗憾，但是在中国文艺批评现代转型的形成阶段，李长之的追求和努力依然弥足宝贵。

当前，我们依旧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其中，文艺批评是引领文化风尚的重要力量。当下重读李长之，分析其“感情的批评主义”的内在理路，探究其深层次的价值诉求，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文艺批评缺失“批评精神”的现状，发掘伟大作品的伟大人格，对抗庸俗化、商业化、全西化等问题，扭转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不利于构建文化生态的局面，致力于中国艺术精神的复兴，实现中国文艺在新时代的复兴。他的“批评精神”要义、“感情的批评主义”的实践以及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的论述，都有着激浊扬清、振兴文化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