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第九卷主编者问题再探
——兼论“上海、广州两个编辑部并存”

闻学峰

（浙江万里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一、问题的提出

创刊于1915 年9 月的《新青年》，到1922 年7 月共出版九卷五十四期（每卷六期）。其中，一至三卷系陈独秀主编，四至六卷由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北大教授轮流主编，第七卷“由仲甫一人编辑”[1]，第八卷前期是陈独秀主编，后期则由陈望道接编。上述史实在学界基本已形成共识。但是对于《新青年》第九卷主编者问题，不仅当年参与编撰该刊的有关人员说法不一，目前学界也尚无共识。

陈望道曾在晚年回忆：“《新青年》原来由陈独秀主编，他去广州，就叫我主编。”[2]263此说法似乎暗示《新青年》自八卷后期起一直由其主编。茅盾在1920 年12 月陈独秀赴广州之前与李达、李汉俊一起被吸收到《新青年》编辑部。[3]3051941 年，他撰文称陈独秀赴粤后，“《新青年》编务委托李汉俊（应为陈望道——引者注），常告稿荒，出版亦不准期，又受外界压迫，终于停顿了”。[4]根据此说，陈望道从1920 年12 月主持《新青年》编务直至其停刊。自1920 年11 月下旬茅盾接任《小说月报》主编，常一个人负责编校，自称“够忙了”[5]。因此，他在《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应属于兼职，主要负责撰稿，对于该刊的真实运作情况不一定全部了解，其说法的准确性存疑。曾为《新青年》“俄罗斯研究”栏目撰稿，并于1920 年12 月和陈独秀同期到达广州的袁振英在晚年回忆中却是另一种说法：“陈独秀到广州后，《新青年》杂志社也在一九二〇年底由上海迁到广州，编辑部设在广州市泰康路回龙桥一座大楼下（也即看云楼），陈独秀仍任主编”。[6]510根据此说，第九卷由陈独秀主编。但据袁振英自述，当年其到广州后相继担任“俄国同志”的翻译和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1 年秋已去法国留学。[6]511-512其在《新青年》第九卷时期也未发表过任何文字，应没有再参与编撰该刊，其前述回忆的准确性值得推敲。

至于学界对《新青年》第九卷主编者问题的认识，有的未深究，语焉不详；有不少研究者则认为是陈望道。孙玉石[7]说，虽然《新青年》自八卷六号迁至广州印刷，但编辑部仍留在上海，陈望道主持此后的编辑工作。刘亚丽[8]认为，陈望道从八卷五号担任主编至九卷六号。而欧阳哲生[9]则称，从八卷五号至九卷六号，陈望道是上海编辑部的主要成员，《新青年》“可能实际存在上海、广州两个编辑部并存的情形”，陈独秀“当时仍负主编之名”，陈望道仅负责上海编辑部事务。还有资料称《新青年》 在1921 年8 月之前为陈望道主编，同年9 月陈独秀再任主编，只出版一期暂停，1922 年7 月又出版一期后停刊。[10]66据此观点，陈独秀仅主编了九卷最后两期。概而言之，目前学界在《新青年》第九卷主编者问题上仍处于莫衷一是状态。

本研究将挖掘鲁迅、周作人、陈望道等《新青年》编撰者的日记或书信中有关《新青年》的记载以及鲁迅等人的作品，再结合其他史料，对《新青年》第九卷主编者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二、陈望道主编九卷一号，关键时期《新青年》得以接续出版

陈望道，字任重，曾用过佛突、雪帆、晓风等笔名。陈望道接编《新青年》始于八卷五号。1920 年12 月，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任职，行前致函李大钊等《新青年》北京同人：“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望道先生已移住编辑部，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四号报已出版，五号报收稿在即……”。[3]305这里陈独秀对《新青年》编辑工作作了明确安排，即由陈望道在上海主持。当时八卷五号尚未收稿。12 月16 日，他又给胡适、高一涵写信称“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3]292-293。同日陈望道也致函周作人：“尊译《少年的悲哀》，已经收到、并已付印了。独秀先生明天动身往广东去，这里收稿的事，暂由我课余兼任。”[11]175查阅周作人的译作《少年的悲哀》刊登在八卷五号上。陈望道接编《新青年》后，不仅相继编辑了八卷五号和六号，而且还编辑了九卷一号。有三种史实可佐证九卷一号为陈望道主编。

第一，陈望道积极为九卷一号组稿。1921 年1 月28 日，陈望道致信周作人：“大著小说三篇已登八卷六期，九卷一期稿，请设法搜罗一点来。诗稿也很缺乏，也请先生尽力。”[11]175在周作人已为八卷六号提供三件作品的情况下，陈望道仍希望其尽力为九卷一号提供更多稿件。周作人也未让陈望道失望，2 月上旬，他和鲁迅都给《新青年》寄了稿。2 月11 日，陈望道回函周作人：“大作《到网走去》和鲁迅先生《故乡》一齐收到了。”[11]1762 月13 日，其再次致函周作人：“收到两大作后，曾有一函奉复，想也收到了。大作定当编入九卷一号。潘君作品我已在编辑部中搜寻过一番，找不到。当写信去问仲甫先生，如果时间所许，定当编入九卷一号。”[11]176“两大作”即周作人的译作《到网走去》和鲁迅的小说《故乡》。尽管《到网走去》后来发表于《小说月报》，并未刊登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但九卷一号刊载了《故乡》。

第二，陈望道以编辑身份为九卷一号有关文章撰写“附记”。九卷一号刊登了日本学者山川均著、李达译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在该文结尾处，李达以“附识”的形式介绍了其翻译此文的目的并对山川均作了介绍。与李达“附识”编排在一起的还有署名陈望道的一段“附记”，该“附记”介绍了《新青年》向山川均和堺利彦的约稿经过以及两位学者的近况，对山川均在病中坚持为《新青年》撰稿表达了谢意，并对未把此文翻译成罗马文字刊发在“志末”的原因作了说明。[12]262从该“附记”的内容和作者署名来看，陈望道无疑是九卷一号的编者。

第三，九卷一号《编辑室杂记》系陈望道撰写。九卷一号《编辑室杂记》中的第二条说：“本社社员周作人先生近患肋膜炎，不能执笔，我们很希望他早日痊愈，本志次期就能登出他底著作。”[12]394周作人在1920年12 月下旬被诊断患了肋膜炎，治疗与休养长达10 个月，直至1921 年9 月才从北京香山返家。[13]1921 年1 月28 日，陈望道在给周作人的信中问：“先生病好点吗？很记念着。”[11]176在2 月13 日的信中又说“祝先生贵恙早日痊好！”[11]177可见陈望道在周作人生病不久即获知其病情。而陈独秀直到6 月下旬才从报纸上获知周作人生病的消息。他于6 月29 日致信周作人：“久不接你的来信，近几天在报上看见你病的消息，不知现在可好点没有？我从前也经过很剧烈的肋膜炎症……”[14]112九卷一号标注的出版日期是1921 年5 月1 日，这应是该期杂志实际出版时间。当然，《新青年》曾出现过不能按时出版的现象，但九卷一号即便愆期，也不会晚于6 月15 日出版。九卷一号刊登的《广东法政学报第一期出版预告》中称该学报“定期六月十五日出版”[12]258，据此可知九卷一号的出版时间应在6 月15 日之前，否则此“预告”就失去意义。因此九卷一号《编辑室杂记》的署名“记者”的真实身份是陈望道，其第二条乃至其他各条记述均应为陈望道所撰。

综合以上史实，我们可以判断陈望道应是九卷一号的主编者。陈望道继续主编九卷一号在《新青年》发展史上的作用不能被忽视。当时《新青年》 处于生存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一，《新青年》 内部已发生分裂，胡适、钱玄同等多数北京同人已鲜少供稿，《新青年》面临着稿荒危机。北京同人自八卷五号起对《新青年》的供稿就明显减少，当时周作人成为北京同人中唯一经常为《新青年》撰稿者且供稿数量最多。到九卷一号开始组稿时，从陈望道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请其为该期“设法搜罗”稿件，并称“诗稿也很缺乏”，望周作人“尽力”，即可知多数北京同人的“断供”一度确为《新青年》的后续出版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其二，1921 年2 月初，八卷六号在排印时遭法租界巡捕房搜去全部稿件并不准在上海出版，而此前陈望道已着手九卷一号的组稿工作。虽然此后不久，陈独秀即决定《新青年》南迁至广州出版，但当时陈独秀刚在广州立足，正忙于广东教育方面的行政事务，组稿不便，更无暇兼顾编务。在此情况下，九卷一号的编辑任务只能由陈望道继续承担。从稿件来源看，九卷一号多数文章为陈望道、李达、沈雁冰、戴季陶、沈玄庐、周佛海等人所作，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共早期党员，其中戴季陶虽系中国国民党党员，但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交往密切①，其独自提供了4篇稿件。在北京同人中，该期仅有鲁迅小说1 篇以及刘半农从伦敦发来的诗歌1 首。简而言之，在北京同人多数“缺席”的情况下，陈望道组织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作者为九卷一号撰稿，使《新青年》1921 年2月于上海被封后能够在广州顺利接续出版。

三、陈独秀主编九卷二号至六号，《新青年》未成为中共机关刊物

为便于考察《新青年》九卷二号至六号的主编者，我们先厘清这几期杂志的实际出版时间问题。

九卷二号标注的出版日期为1921 年6 月1 日，这个日期显然是为了凸显杂志出版的连续性而有意为之，其实际出版时间应更晚。该期杂志刊登的好几篇稿件均作于6 月，如该期发表的胡适的诗《死者》作于6 月17 日，最早见于6 月21 日的《民国日报》 副刊《觉悟》。此稿无论是胡适主动寄给《新青年》还是《新青年》从《觉悟》转载，《新青年》编辑部获取此稿的时间均应在6 月下旬。而《新青年》的稿件在编辑完成后通常需要提前10 几天甚至更长时间付印。1918 年12 月初，陈独秀致信周作人：“《新青年》六卷一号稿子，至迟十五日须寄出，先生文章望早日赐下。”[14]108“十五日须寄出”指稿件要在1918 年12 月15 日从北京寄往上海群益书社，而六卷一号在1919 年1 月15 日出版，陈独秀提前了一个月寄稿和付印。1920 年7 月9 日，陈独秀在向周作人催稿时说：“望必在二十号以前寄到上海才好，因为下月一号出版，最后的稿子至迟二十号必须交付印局才可排出。”[14]110此时《新青年》编辑部和出版发行地均在上海，陈独秀提前了10 多天付印。综合推算，九卷二号的出版时间最早也只能在1921 年7 月上旬。

九卷三号标注的出版日期1921 年7 月1 日也非实际出版时间。该期刊登了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根据该文，陈公博在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后于7 月31 日夜乘车赴杭，在杭州和上海逗留三天后乘船归粤，途中又在厦门停留三天[15]85-86，抵达广州的时间应在8 月10 日后，至于其写作该文的时间应更晚，因此九卷三号的出版应是在8 月下旬后。九卷四号的出版日期也不是1921 年8 月1 日。该期的“附录”刊登有《衙前（在浙江省萧山县）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玄庐”（沈定一）在其后的“附记”中称农民协会宣言与章程已经由衙前全村农民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七日在本村决议”。[15]273沈定一当时在浙江萧山开展农民运动[16]，就算其在9 月27 日当天即把前述宣言和章程寄给《新青年》，《新青年》最快也只能在9 月29 日前后收到，因此九卷四号的出版时间应不会早于10 月中旬。

九卷五号转载过1921 年11 月22 日《觉悟》上的一篇文章《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作者新凯）。另外该期刊载的《人民出版社通告》称《讨论进行计划书》和《共产党底计划》这两种书籍“已出版”[15]401，查阅它们的版权页均标注有“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初版”字样。因此九卷五号的出版时间最早应在12 月上旬而不是其标注的1921 年9 月1 日。至于九卷六号，其原本应在九卷五号发行的次月出版，但在休刊数月后于1922 年7 月1 日出版。

陈望道在主编了《新青年》九卷一号后，没再继续主编该刊，而由陈独秀接编，且九卷二号至六号均由陈独秀编辑。这个判断主要依据下述几方面的史实。

第一，陈望道自九卷二号起未在《新青年》上发表任何作品。陈望道直至接编《新青年》后才在该刊正式发表作品，这些作品散见于其主编的各期,但从九卷二号起该刊再也没有刊登过其一篇作品。而1921 年7 月至1922 年7 月（《新青年》九卷二号至六号出版期间），陈望道在《觉悟》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我底恋爱观》等数十篇作品[17]530-534，如果此间其仍主编《新青年》却未在该刊发表任何文章，这与编辑工作常理不合。据此我们判断，从九卷二号起陈望道很可能没有再主编《新青年》，甚至连撰稿人也不是。

第二，1921 年7 月后，鲁迅给《新青年》寄稿时寄稿对象为“仲甫”。陈独秀在赴粤之前曾向包括鲁迅在内的《新青年》北京同人交代其赴粤后《新青年》有关稿件寄给陈望道收。此后鲁迅一度也是这么做的。周作人在1920 年12 月至1921 年9 月生病期间，其书信和作品的邮寄皆由鲁迅办理。1921 年2 月8 日，鲁迅在日记中说：“上午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18]2662这里的“新青年社”即上海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陈望道处，“说稿”即《故乡》。但是自1921 年7 月以后，鲁迅寄给《新青年》的稿件收稿人均为“仲甫”，且寄稿多次。对此鲁迅在书信和日记（以下均称“×月×日记”）中均有记载。

1921 年6 月30 日，鲁迅致信周作人称“已译完《右卫门の最期》，但跋未作”[19]4。鲁迅7 月2 日记：“寄仲甫信并文稿一篇。”[18]26667 月19 日记：“夜仍寄陈仲甫信并稿一篇。”[18]2666尽管我们不知道7 月2 日和19 日中的哪一天鲁迅给陈独秀寄的稿件是《三浦右卫门的最后》，但该文后载于九卷三号，而该期实际出版时间在8 月下旬后。8 月29 日，鲁迅再致信周作人：“老三来，接到稿并信，仲甫信件当于明日寄去矣。”[19]128 月30 日记：“下午寄陈仲甫信并二弟文一篇，半农文二篇。”[18]2667鲁迅当日所寄稿件为周作人的《杂译日本诗三十首》和刘半农的两篇诗稿，均刊登在九卷四号，该期实际出版时间在10 月中旬后。

鲁迅9 月10 日记：“寄陈仲甫稿二篇，又郑振铎书一本，皆代二弟发”。[18]26689 月11 日，鲁迅告知周作人其给陈独秀寄稿一事：“你的诗和伊巴涅支小说，已寄去。报上又说仲甫走出了，但记者诸公之说，不足深信，好在函系挂号，即使行动不明，亦仍能打回来也。”[18]21909 月11 日前后，陈独秀因中共的工作需要从广州启程返回上海，“报上又说仲甫走出了”即指此事。周作人的“诗”即《山中杂诗》，“伊巴涅支小说”即《癫狗病》（译作），均载于九卷五号，该期实际出版时间是12 月。9 月17 日，鲁迅又在信中对周作人说“我为《新青年》译《狭亻笼》译成”，“至于老三之一篇，则须两星期方能抄成，拟一同寄去”[18]2191。9 月26 日记：“寄陈仲甫信并二弟、三弟稿及自译稿各一篇。”[18]2668鲁迅“自译稿”即《狭的笼》，载于九卷四号，“二弟、三弟稿”即周作人的《病中的诗》、周建人的《结群性与奴隶性》，均载于九卷五号。

1921 年7 月以后，鲁迅由此前把稿件寄给陈望道改为寄给陈独秀，且所寄稿件都被刊登在《新青年》上，这说明自九卷二号起《新青年》的主编者已是陈独秀。

第三，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留下了编辑该刊的痕迹。“通信”是《新青年》各栏目中唯一贯穿该刊出版全过程的栏目，但是八卷四、五、六号及九卷一号并未开设该栏目，这种连续多期未设置“通信”的现象此前从未出现过（在一至六卷中仅一卷五号和六卷五号，七卷中仅一、二、四号未出现该栏目）。其中除八卷四号系陈独秀主编外，八卷五号、六号和九卷一号均为陈望道主编。自九卷二号起包括二、三、四、六号不仅再次恢复了“通信”栏目，而且所有读者来信的答疑者都是陈独秀一人。这种答疑模式与陈独秀独立主编该刊一至三卷和七卷、八卷（一至三号）期间“通信”栏目的答疑模式相同，即由主编者本人亲自回复读者来信。据此可推断九卷二号之后各期主编者很可能就是陈独秀。另外，九卷二号曾以《新剧的讨论》为题约请了苏瑞熊、陈公博和亚魂等人分别发表对于新剧问题的看法。在讨论结束后，陈独秀又另外加了一段“附识”[12]477-478，表达了自己对于新剧的认识。从编辑工作角度看，该“附识”即相当于今天的“编后”，而陈独秀的身份即“编者”。

综合以上史实可推断，《新青年》自九卷二号起的主编者应是陈独秀而非陈望道。从稿件来源看，尽管九卷二号后各期有半数文章仍为中共早期党员所作，但相较于陈望道主编的八卷五号至九卷一号，其作者队伍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北京同人再次成为《新青年》的重要力量。九卷二号至六号中，北京同人发表的文章不在少数，除钱玄同、沈尹默与陶孟和等人外，多数北京同人都至少提供了1 篇稿件，其中李大钊、张申府、王星拱和朱希祖在陈望道主编时期未曾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八卷六号和九卷一号也未刊发过胡适的文章。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年》多数北京同人自分裂后在九卷二号至六号时期又集体“回归”。另外，九卷二号至六号还发表过沈性仁、周建人、成舍我、吴敬恒、高铦等人的作品，他们既不是中共早期党员也非《新青年》北京同人。简而言之，相较于陈望道时期，该时期《新青年》作者群体的多元性特征比较明显。

有一种观点较流行，即1921 年7 月中共正式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共的理论刊物[10]66。从1922 年后陆续创办的《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等中共机关报刊来看，它们的作者群体都比较单一，通常只有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两类作者。因此，从作者群体这个角度判断，九卷二号至六号时期，《新青年》并未成为中共机关刊物，多数北京同人及沈性仁、周建人、吴敬恒、高铦等人的文章仍讨论的是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问题，“色彩”不鲜明。《新青年》第九卷仍处于过渡阶段[9]。

四、第九卷的主编工作从陈望道转至陈独秀的原因

陈望道从八卷五号开始接编《新青年》，一直编到九卷一号，原本应持续下去，但自九卷二号起该刊再次由陈独秀接编。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笔者认为这至少与三方面的因素有关。

第一，因胡适的不满，陈望道主观上无意长期主持《新青年》。1920 年12 月初至1921 年2 月中旬，《新青年》北京同人之间在该刊的办刊方向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其间胡适流露过对陈望道的不满，称陈望道是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1921 年2 月13 日，陈望道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对此回应称：“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11]176陈望道因受陈独秀的邀请而主持《新青年》，编辑该刊之前几乎未在其上发表过文章，与该刊的渊源不深，其自己也说八卷四号之前“纯粹是一个读者”[20]。胡适的冷言冷语难免会让陈望道产生挂冠求去的想法，只要条件成熟其可随时离开《新青年》。

第二，因与陈独秀不和，陈望道被迫离开《新青年》。陈望道在1956 年和1963 年的两次谈话中称中共一大前他同陈独秀“意见不合”“做法有距离”，于是“声明不参加党”。[2]265在1961 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又称在建党初期的工作中“陈独秀有些措施不好，后来他骂了我一顿闹翻了”。[21]陈望道之子陈振新曾著文称，在筹备党的一大期间，由于陈独秀和李汉俊因为筹划会议经费时发生矛盾，把陈望道也牵扯进来，陈独秀散发书信说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陈望道接受不了陈独秀无中生有的指责，并坚持要求陈独秀澄清事实，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于是陈望道“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17]218若以上陈望道与陈独秀不和之说为真，则陈望道离开《新青年》带有一定的被迫性。九卷二号原定6 月1 日出版，却延至7 月以后才面世，且此后陈望道再也未在该刊发表作品，这似乎也反证了陈望道因与陈独秀不和而被迫离开该刊的真实性。

第三，新青年社从上海迁至广州，由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更便于该刊的出版和发行。尽管陈望道和茅盾晚年都曾否认《新青年》由上海迁至广州出版一事，称那是“故意放烟幕”和“迷惑法捕房”[22]，但该刊自沪迁穗出版乃是历史事实。首先，“移粤出版”是当时环境所迫。1921 年2 月15 日，陈独秀致信胡适说：“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3]309同日，他在致鲁迅和周作人的信中也说：“《新青年》风波想必先生已经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3]309其次，该刊不仅自八卷六号起在每期封面上标注“广州新青年社印行”字样，八卷六号还刊出“特别启事”，称新青年社已迁到“广州城内惠爱中约昌兴马路第二十六号三楼”，一切信件“均请寄至此处”[12]252。九卷一号的《编辑室杂记》也说明了该刊迁至广州出版的原因[12]394，九卷六号再次刊出“特别启事”称新青年社已迁至“昌兴马路二十八号”[15]416。《新青年》面向全国公开发行，从第九卷各期的“本报代派处一览”可以看出，当时该刊在海内外设立有上百个“代派处”，若真如茅盾所言其公开宣称迁广州出版是“故意放烟幕”和“迷惑法捕房”，岂不是同时也“迷惑”了广大客户和读者，进而严重影响其发行？再次，包惠僧曾回忆他在1921 年5 月去广州见陈独秀时就住在该社。[23]

新青年社自1920 年9 月起成为集编辑、出版和发行于一体的组织，编辑部和出版地均在上海。在1921年春新青年社自上海迁广州后，若编辑部设在上海，出版在广州，难免会增加杂志的运营成本，编辑与出版都安排在同一城市应是理想选择。新青年社迁广州之初，尽管九卷一号尚未出版，但从前述陈望道写给周作人的信来看，陈望道的有关组稿和收稿等编辑工作已在开展，待编辑任务全部完成后再将编辑部迁至广州应更为妥当。因此《新青年》编辑部应是自九卷二号始才迁至广州。迁广州后，由于该刊系陈独秀创办，且其始终是该刊的灵魂人物，由其主持九卷二号之后的编辑部工作更顺理成章。1921 年9 月11 日前后，陈独秀因主持党的工作再度自穗返沪，《新青年》编辑部也随其迁沪，又造成了编辑与出版的两地分离，但这也是无奈之举。

《新青年》从八卷五号至九卷六号是否同时存在上海和广州两个编辑部？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应该不存在。因为陈独秀在离沪南下时曾一再向胡适等北京同人强调其已将《新青年》编辑部事务交予陈望道主持，若其到广州后再同时另设一处编辑部，既是对陈望道的不信任，也失信于上海同人和北京同人。从前文也可看出，自九卷二号起，《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广州以及后来随陈独秀再迁回上海，陈望道应该都没再参与《新青年》的编撰。欧阳哲生说从八卷五号至九卷六号《新青年》“可能实际存在上海、广州两个编辑部并存的情形”，陈独秀“当时仍负主编之名”，陈望道仅负责上海编辑部事务。此论主要基于二点：一是袁振英的回忆，二是陈望道致周作人信中所称的“潘君作品，我已在编辑部中搜寻过一番，找不到。当写信去问仲甫先生，如果时间所许，定当编入九卷一号”。袁氏的回忆本身存在着失实之处，如他称1920 年12 月《新青年》随陈独秀一起南迁广州，袁氏当时到广州后也未再参与《新青年》的编撰，其对该刊具体运作情况不一定了解。至于陈望道拟写信给陈独秀询问有关“潘君作品”情况，也可能是因为陈望道认为“潘君”并不知道《新青年》主编者易人，进而误把作品寄给了广州的陈独秀。简而言之，依据前两点无法得出当时《新青年》存在上海、广州两个编辑部的结论。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内影响最大的杂志。在该刊发展史上，其每一卷（期）的主编者均对该杂志的历史影响发挥了一定作用。由于该刊各卷（期）的主编者不同，其办刊方向、编辑机制、思想内容、撰稿人队伍的构成乃至经营管理模式均有较大差异。而目前学界对于该刊第九卷的主编者问题基本史实不清，常出现张冠李戴现象。本研究旨在还原历史本相，为后续进一步研究该刊奠定基础（关于《新青年》的研究成果已不少，但尚有研究空间）。

《新青年》第九卷先由陈望道主编，后再转至陈独秀，其间中共由酝酿到成立，二人既是该刊主要编撰者，也是中共早期重要成员。尤其自《新青年》九卷二号以后，中共已成立，当时陈独秀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九卷二号后各期撰稿人队伍中，李达系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李大钊、张申府、沈雁冰、周佛海等都是中共成立前后的骨干，他们掌握着《新青年》的办刊方向，该刊实际上也有过半篇幅传播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内容。换言之，当时《新青年》已具备成为中共机关刊物的一定条件，但其并没有真正完成这种转型，仍具有较强的思想文化学术性，直至1923 年7 月改出季刊后才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这其中的原因为何？是《新青年》主编者的主观因素所致还是客观条件尚不完全成熟使然，或者两种因素都有？值得后续深入探讨。

注释：

①据周佛海和施存统（施复亮）回忆，戴季陶曾参与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活动。参见《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 年版，第66 页；金华县政协教文体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纪念施复亮百岁华诞专辑》，1999 年，第9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