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构建及其特点
——基于对赵五贞事件的评论分析

周媛媛，李 勇

(1.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 成都 610000 2.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31)

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萌芽于五四运动时期。1919年11月14日，长沙一个名叫赵五贞的新娘在轿中自杀，这件事发生之后轰动全城，立刻引起热议。作为湖南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大事件”，应该要“大做文章”。于是自这次事件发生的3天后，他在《大公报》《女届钟》等报章杂志上连发数篇专论，发表自己观点。以人道和情感自由为核心，剖析封建社会制度对中国妇女的压迫，提出婚姻和生育对女性的束缚，探索自由婚姻、自由意志与人格，进而促成新婚恋观，萌发其早期妇女解放思想。

一、青年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肇始

(一)自身成长经历

毛泽东从小生长在一个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湖南农村家庭中。其母因出身卑微，在传统封建家庭中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因此一直身处于封建礼教带来的悲苦之中。为此，毛泽东曾写下“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不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1]，以表达自己对母亲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封建性别伦理的抵触和厌恶之情。除此之外，毛泽东14岁时，父亲还为其包办婚姻，但是青年毛泽东对此封建陋习深恶痛绝，极力抗拒，并且从始至终都拒绝承认这门婚事。

“家庭可谓是所处时代的映像缩影，成长环境亦是青年毛泽东妇女解放信念得以激发的重要客观共性因素之一”[2]。正是由于毛泽东成长于母亲被严重束缚和压迫的家庭之中，亲眼目睹了女性的艰难处境，更促使他积极倡导妇女解放并逐步深入研究妇女问题，也是其后来致力于推进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最初渊源。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晚清以来，妇女一直是改革者所关注的重点对象，但不能否认的是，近代中国“女权”的广泛传播与普及却是发生在五四运动时期。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从此在中国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新浪潮，西方各种思想接连涌入，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主要代表人物，倡导民主与科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沉重打击了长久以来中国的传统礼教，启迪了民智，唤醒了人们的民主意识，助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陈独秀在《新青年》数次刊发文章，向中国的青年学生呼吁要发展独立自主的人格，要对所接触的各种思想进行选择与扬弃，摆脱陈旧腐朽思想的束缚，这也为后来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个人思想的转变

身为一名进步青年，毛泽东一直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广泛了解、比较和吸收各种新思想、新主张，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在新文化、新思潮中迅速成长，逐渐向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20世纪初期，改良主义思潮兴起，毛泽东开始接触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深受孙中山革命民主主义的影响，表现出对革命的向往，从改良向革命转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他遇到的以杨昌济老师为代表的众多优秀教师时常鼓励学生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激励他们做有益于社会的人的湖湘文化，这给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具有关键的意义。此期间，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革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他渴望“19世纪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是很确定的[3]。

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青年》杂志上刊发的一些新观点、新思想激发了青年毛泽东对于改造中国的思考，他意识到靠自己一人的力量无法改造中国，因此广为交友，结交志同道合之人，在1918年4月同他人创办了以革新中国为宗旨的进步社团—“新民学会”。1918年10月毛泽东在北大教授杨昌济老师的介绍下认识了李大钊先生，并且在李大钊的帮助下，获得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作期间青年毛泽东对于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新思潮产生浓烈兴趣。当时的李大钊已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与毛泽东相谈甚欢，经常一起讨论畅谈。毛泽东在李大钊身边工作时，正值李大钊开始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更进一步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所以，此时的毛泽东在论述妇女问题，探索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之时还处于思想转变时期，妇女解放思想尚处于初步构建阶段。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灰飞烟灭，但“缠足”“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约束依然存在。青年毛泽东亲眼目睹了在旧伦理束缚下母亲的悲惨生活，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深恶痛绝使他较早地展开对妇女解放的研究。与此同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呼吁平等而反对旧伦理。青年毛泽东受到新文化女权思想的渲染，逐步意识到资产阶级女权思想的局限性，萌发了早期的妇女解放思想。

二、青年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逻辑演进

(一)矛头首指封建的旧制度

1919年11月16日，青年毛泽东的《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在《大公报》刊登，文中他把人的死分为两类，一是生理及物理的，二是反生理及反物理的，他认为赵女士的死是自杀，是横死，属于第二种，并且认为赵女士的自杀是由环境所决定的，因为赵女士自杀的本意是要求生，是环境在逼着她死。对此，青年毛泽东指出，造成赵五贞自杀的根源就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4]，也正是被社会、夫家和娘家步步紧逼，才导致其求生不能进而求死。

1.婚姻制度的腐败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中国传统婚姻制度存有极大的弊端，无论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婚姻命定说、童养媳等无一不透露着封建婚姻文化的腐朽。他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并通过赵五贞自杀事件来批判“婚姻命定说”，认为旧式婚姻之所以还能够维持是由于这种婚姻制度中有着极大程度的迷信。有人认为由于“中国的礼教”的存在，使得“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两座大山一直制约着婚姻自由之路。但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四万万人口中，大部分女子、农民等都没怎么受过教育，只有一小部分自称读书君子的人真正懂得礼教，所以制约旧婚姻制度的很大一部分是迷信。在这个“婚姻命定说”的大迷信中，还包含有很多的小迷信，如“合八字”“订庚”“择吉”等。因此，除了对旧婚姻制度的批判，毛泽东还倡言要改革婚姻制度，并且明确指出，改革婚制的首要就是要打破迷信，打破“婚姻命定说”。

2.社会制度的黑暗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赵五贞的悲剧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是社会、自家和夫家三面铁网所造成。他从特殊现象一步步分析至普遍现象，批判封建的社会制度，“我们要晓得母家、夫家是有罪恶，但是他罪恶的来源仍在社会”[5]，并且他认为赵五贞绝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如果放任“社会万恶”不管，只会有更多的女性深受其害。毛泽东抓住黑暗的社会制度这一根本原因，从对赵五贞自杀事件的批评展开，对社会制度进行无情地批判。并且从这个看似偶然发生的事件中，分析得出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只要腐朽黑暗的社会制度没有被推翻，那么中国无数像赵五贞这样的青年男女就无法得到根本的解放。

(二)初步探索妇女主体意识

除了对封建腐败制度的批判外，毛泽东还从伦理、心理学角度对赵五贞自杀事件进行分析，发表自己对女性主体意识、女性独立的看法。“人格这件东西, 是由于对手方面的尊崇才有的，它的先决问题，是要意志自由”[6]。基于此，他做出辩证论述：一是赵女士没有人格，二是赵女士有人格。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赵女士没有人格，如果有的话，悲剧就不会发生，因为人格是因对方的尊崇而存在，其先决条件就是要意志自由，而赵女士身处封建迂腐的传统家庭中，不愿嫁于男方却不得已听从家中安排，倘若赵家父母能够尊崇她容许她，那么这场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不自由，无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了怪红的鲜血……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6]。而赵女士有人格，是因其在最后一刻遵从了自己的意志，虽然二十几年一直身处在一个不容许她有人格的家庭中，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人格忽然来了，她的意志终于自由了。

毛泽东提到的“对方的尊崇”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父母，二是男子对妇女的尊崇。他感知到中国封建礼教与男性对妇女的双重压迫，并基于此对赵女士的生活环境进行批判，认为社会与家庭使得其无法实现自由意志与人格。在他看来，人格必须建立在意志自由的基础之上，而自由意志的实现需要社会环境的建构，于是评论此事为在“中国家庭制度(父权母权)，婚姻制度(父母代办政策)的底下应该发生的”[6]。经过辩证分析，青年毛泽东将对“赵五贞自杀事件”的评论转化为了具有“压迫—解放”的认识框架，初步形成自己的新婚恋观。

(三)初具雏形的新婚恋观

通过对旧制度的批判，以及对妇女主体意识的探索，毛泽东初步建立了以爱情为基础的新型爱情婚姻观，认为要打破父母代办制度，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保障中国妇女的合理权益。对于中国妇女倍受压迫的窘迫现状，毛泽东提出以下几点：

1.萌芽妇女解放观念，提出女子自立

青年毛泽东提出要提高妇女地位，实现女性的经济独立，实现思想解放。首先，毛泽东在《女子自立问题》中指明封建礼教习俗下中国妇女的窘迫困境，他捕捉到女子地位之低下，并以原始社会中平等的男女关系为例，阐述当今女子所遭受之不公。在他看来，男女之间本是平等的，由于后来人口增多，食物资源不足，人们之间开始出现生活竞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就慢慢浮现了，以至于妇女受男子的压迫至今。同时，他认为赵五贞被逼身亡的事件，足以可见女子所受的不人道的虐待，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罪恶，提出要研究打破这种枷锁式制度，追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其次，青年毛泽东认为妇女不得翻身的根源在于男女生理心理上的区别。心理上，“女子的意志比男子要弱，女子是富于情的，情盛则知意退化，这是心理不及男子的处所”[7]。生理上，“又身体要弱些；加以包脚苦痛，行步艰难”[7]。并且他认为生育特性束缚了女子。因为体弱、包脚这种是可以后天改变的，而生育是使得女性从属于男子的唯一生理特性。生育期内女性无法劳作，无法获取食物，这时男子就“以‘服从’为交换条件，而以‘食物’噢咻之。”[7]在青年毛泽东看来，这就是妇女被压制而不得翻身的根源。

最后，基于以上的分析，毛泽东提出妇女解放、女子独立的方法，即“(一)女子在身体未长成时候绝对不要结婚；(二)女子在结婚以前，需预备够足自已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以此为最小单位；(三)女子需自已预备产后的生活费。”[7]他从生理、心理与经济方面寻觅实现妇女解放之路，认为这三条是实现女子独立的基本条件。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三条措施不够准确，但在当时的情境下着实是难能可贵的，率先为妇女解放辟出了一条路径。

2.重新定义婚恋内涵，倡导婚恋自主

毛泽东对封建制度的批判道出了对封建婚恋制度的不满，接受过新思潮洗礼的青年毛泽东坚持自由婚恋观，在针对赵五贞自杀事件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坚决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倡导以爱为基础的婚恋自由。

在《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中，毛泽东提出“所谓恋爱，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8]。青年毛泽东对恋爱做出明确的定义。他认为“生理的肉欲满足”是婚恋的基础，是两性之间的差别，是人类所固有的本能，如果没有这种生理的满足，也就无所谓婚姻。同时，毛泽东也指出，在当时社会中的婚姻，寻不到丝毫恋爱的痕迹，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制度，几千年来中国的婚姻已经异化，成为了以“讨亲”和“接后”为目的的结合，也正是在这种封建制度下生长的没有爱情的婚姻，缔造了无数个“赵五贞”的悲剧，造成了多少青年男女，尤其是女性的不幸。

因此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悲剧，他呼吁恋爱自由，倡导建立以爱为基础的新婚恋观。他认为健康的婚恋制度，并不是单纯的以生物本能为满足，如果只强调“那下等的肉欲生活”，而丢弃男女之间的“高尚欲望”，那么人类的爱情就同等于动物的交配活动。在青年毛泽东看来，这是一种极其庸俗的婚恋观，他认为婚恋是产生于人类生理、心理与社会伦理的综合需要，因此新型健康、科学的婚恋应该同时具备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也就是“生理的肉欲”与“高尚欲望”的共同满足。毛泽东对于恋爱的新定义为婚恋自由打下了理论基础，也为解开封建婚恋制度对妇女的束缚提供了理论依据，迈开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

3.强调婚姻的中心在恋爱，打破迷信制度

毛泽东强调婚姻的中心在恋爱。他认为恋爱的要求比任何要求都要大，是无法阻挡的，但是它却被轻易地挡在门外，以至于在中国社会中竟找不到半点恋爱的影子。对此，毛泽东点出旧式婚姻之所以仍然能够维持，恋爱的要求之所以能够被挡住，就是因为迷信，而且，最大的迷信就是婚姻命定说。

在《婚姻上的迷信问题》中，毛泽东以“指腹为婚”为例对婚姻命定说进行说明。他指出，这种“指腹为婚”使得一个人在尚未有心智之时，婚姻就被前定，待到年长一些之后，产生结婚的需求，却不敢自己自由恋爱结婚，全凭父母或媒妁安排，以为自己议婚与他人安排是一样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婚姻命定无非会造成几种结果：一是挡不住恋爱的势力，毁弃一切，夫妻两人大闹起来，闺房从此变成两人相杀的战场；二是无法抵御恋爱的势力，夫妻两人各自实行自己的秘密恋爱；三就是最常见的结果，虽无法抵抗恋爱的势力，但两人恪守“婚姻命定”四个大字，努力营造家庭和睦的氛围。在毛泽东看来，第三种情况占中国社会十分之八，表面上看家庭和睦，但其实都是在“婚姻命定”的束缚下，“莫名其妙”地凑活着过日子[9]。由此可见，旧式婚姻中的迷信程度之深，问题之大，在“婚姻命定说”下，不论个人愿意与否，就只能与父母指定之人结婚，完全罔顾个人意愿，从古至今引发了不少像赵五贞自杀这样的悲剧。

因此，毛泽东在《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中，向全中国的青年呼吁婚姻自由。并且极力提倡青年男女要树立以爱情为基础的新的婚恋观，主张“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的新式婚姻，也由此初步建立其妇女解放思想。

青年毛泽东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深刻披露了广大妇女尤其是下层妇女的悲惨遭遇，在社会解放思潮中掀起了波澜，将人们的关注点引至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从社会层面探究妇女解放问题上来。以此，青年毛泽东初步构建起了以倡导女子独立、婚恋自由为主要特征的早期妇女解放思想，对于其自身妇女解放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基本框架，对激发妇女冲破传统封建制度桎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早期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特点

在对封建腐朽的旧制度的批判过程中，毛泽东开始思考女性意识的觉醒，探索中国妇女独立问题，初步构建早期妇女解放思想的雏形。青年毛泽东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极具特点，从上文的论述和分析能够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追求上体现了时代性

青年毛泽东捕捉到了那个时代存在的妇女问题，在对妇女解放的追求上极具时代性。他从赵五贞自杀事件中以小见大，以对赵女士自杀事件的批评延展至对全社会腐朽婚姻制度的批判，追求打破旧制度，建立新思想。

在赵五贞自杀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立即对此事作出反应，委托新民学会的周南女校的学生去调查此事，并就此事在各大报刊上接连发表文章、输出观点。当时的青年毛泽东已经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对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敏感度，所以他在对这次事件发表的评论中，没有仅停留在这一事件的表面上，而是对此次事件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批判男性文化霸权主义有着特有的敏感。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将消除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开来，毛泽东作为一名有志青年，深受其影响。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青年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社会思潮的变动，将这次的赵五贞事件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一位女性因为不满人生被粗暴安排而自杀的事件在过去是不会被社会广为关注的，而经过新文化运动几年的发展之后，社会风尚被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这时，赵五贞自杀事件就是一次能够引发人们激烈讨论、深刻思考的契机。他声称：“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4]所以，青年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次时机，指出赵五贞事件不能小看，要从当下发生的社会事件探究其背后的哲理。

理论结合实际是毛泽东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必须要从实际出发，将理论运用于实际分析，才能找到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路径。青年毛泽东在谈及妇女问题时针对当时的现状提出问题与对策，就很好地符合了时代特征。

(二)在立场上体现了坚定性

青年毛泽东站在革命者的立场看待妇女问题，以激烈的言辞坚定、彻底地批判封建制度。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社会制度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而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改善妇女的生存环境，提高妇女地位，就必须从根源处进行改革，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当时赵五贞自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人们纷纷做出评论，但在寻找赵五贞自杀原因时，有些人仅从个人角度分析而忽略了社会层面，认为只需要在维持旧制度的基础上作出改善和修补。然而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想影响的青年毛泽东却敢于探索，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制度中看到此次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制度的黑暗与婚姻制度的腐败，探寻这次偶然事件所隐含的必然性，由此提出要通过改革社会制度来改变妇女的悲惨现状。

从当时毛泽东针对此事件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其语言文字极为犀利。在《赵女士的人格问题》一文中，青年毛泽东针对赵女士的人格问题进行辩证分析，在文末直呼“赵女士万岁”，且言辞直戳问题要害，直击重心，运用极具斗争性的话语来批判旧制度，批判封建的婚姻制度，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言语之中极具战斗性和革命性，充分表明了自己在妇女问题上坚定的立场。

(三)在理论上体现了先前性

青年毛泽东在谈论妇女问题时，充分地体现了其在理论上的先前性。作为一名积极的进步青年，毛泽东学习各种先进思想，运用学到的理论知识分析中国现状。因此，他时刻关注社会现象，并且对所发生的事情迅速作出反应，发表自己的观点。然而五四运动时期的青年毛泽东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尚未摆脱民主主义思想的桎梏，在从社会视角看待妇女解放问题时，没有运用到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缺乏革命性和系统性。在当时的封建政权下，他所提出的以恋爱为中心的新型恋爱观，只能是一种设想，无法成为现实。具体表现在，他在评论赵五贞自杀事件，对旧婚姻制度进行批判时，只着大量笔墨从“迷信”“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这些方面去揭露和批判，并没有对封建政权、夫权、族权等引起重视，缺少分析。并且此时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和实际运用尚不成熟，又受“新村主义”和“教育救国论”的影响，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具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

所以他所提出的观点在当时虽具有一定的突破性，却无法真正地帮助中国妇女摆脱困境。之后，毛泽东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之前提出的用“新村建设”、教育普及等来解决妇女问题的主张重新思考，认为这种方法在事实上难以做到。因而，在此基础之上他抛弃了改良主义，主张“流血革命”，主张共产主义，并且对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问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四权”对妇女的迫害，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毛泽东对赵五贞自杀事件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出，1919年至1920年的青年毛泽东，还处于对信仰的探索中，思想尚未成熟，对妇女解放的认识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见解还不够全面。但是，此时他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以及所建立的新型婚恋观成为了他的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构成了其婚恋观的基础与源头，为早期中国妇女的解放指明了道路。新时代研究青年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对于观察和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婚恋问题，树立科学、先进的妇女解放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