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批判与超越
——基于《资本论》第四卷的考察

胡芳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马克思是在何种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以至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如何从庸俗经济学“惑人耳目”的剩余价值理论中独善其身？又是怎样统一历史经验逻辑、思想理论逻辑以及主题实践逻辑从而科学地创建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深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之问。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零散于其政治经济学各手稿之中，这为人们理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增添了一定的难度。恩格斯辞世之前委托考茨基整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则为我们完整、系统、科学地理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提供了有效的研究途径。而学术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延展空间。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的重要方法。马克思超越旧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完成了“第一个伟大发现”，实现了唯物史观的范式变革，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革新与突破，在批判、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创建了科学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对旧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超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是打开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金钥匙”。

一、研究起点：马克思对剩余价值来源的研究

马克思认为，以往的经济学家无非是在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或表现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的一般规律，这种将“表象”与“实质”混为一谈的分析方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而他们非但没办法找到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反而沦为资产阶级的辩护律师。马克思指出，其实以往的经济学家曾关注到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也曾对生产过程和劳动等概念进行过研究，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办法解释社会频繁爆发的各种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所在。一方面，或许是出于“自我麻痹”。以往的经济学家们把资本家想得太好了，再加上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的一片“欣欣向荣”的假象，认为资本家不过是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追求自己应得的利润罢了，这也无可厚非；另一方面，或许是选择“视而不见”。以往的经济学家毕竟或多或少是在资本家的“资助”下做研究的，他们越深入研究越会发现资本的秘密。但令他们惶恐不安的是，一旦将秘密揭露出来，他们作为“泄密者”，结局也好不到哪儿去。因此，他们或许选择了“包庇”。但马克思敏锐地发现这种“沉默的真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背后的剥削实质。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正是在分析斯图亚特、重农主义、亚当·斯密、魁奈等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流派关于剩余价值理论来源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出剩余价值真实来源的。

(一)斯图亚特“让渡利润”与“财富绝对增加”的矛盾

马克思指出，在经济学研究史上重商主义者是最先对剩余价值的来源进行研究的，斯图亚特作为重商主义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克思说他“合理”地表达又“科学地”复制了重农主义的基本观点，因为他始终没有突破这个学派关于“剩余价值——即利润，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完全是用交换，用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来解释的”[1]11这一基本观点。斯图亚特实际上也是在兜兜转转中承认了商品以高于它本身的价值售卖而得到的利润就是剩余价值这一观点。他引用了“让渡利润”的概念模糊剩余价值的来源。值得探究的是斯图亚特对这种所谓的“让渡利润”的态度又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在他看来，“让渡利润”意味着一方盈利的同时另一方必然亏损，并且“让渡利润”的发生没有使社会财富在总量上发生任何变化，既不会亏损也不会增殖，但事实与之相背而驰。在斯图亚特看来，商品买卖成立的情况下，利润即剩余价值来自于商品的成交额超过商品实际价值的那部分余额，也就是说商品在流通领域中完成了“贵买贱卖”的交易，实现了商品的“让渡利润”。这就相当于说剩余价值来源于流通领域。马克思则明确指出，流通领域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不可能在交换中又产生出什么新的价值，斯图亚特所谓“让渡利润”中的“利润”不过是在生产过程中就确定好的、被工人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只不过这部分价值的实现是在流通领域进行的。

不过，马克思通过对斯图亚特经济理论观点的分析，发现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重商主义者，他只是带有重商主义色彩残余的古典经济学家。斯图亚特事实上在后期就已经摒弃了关于“流通领域产生剩余价值”的错误观念，并初步试探性地提出了剩余价值来源于劳动的观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斯图亚特实际上是绕越了重商主义的最大的弊端的。斯图亚特曾认为绝对利润(他此前曾把利润分为相对利润和绝对利润)是除了由“勤勉”和“技能”产生以外，还可以由“劳动”产生的。显然，斯图亚特这时已经明确劳动“产生”利润(剩余价值)的事实，而这个认识却是与重商主义关于“货币是财富的来源”“流通是财富的源泉”的主张相悖的，所以说他并不是一个“顽固”的重商主义者，只是带有重商主义思想的残余。马克思认为，斯图亚特此时已经摆脱了旧经济学家从流通领域研究剩余价值的错误方法，将研究视野放在了劳动本身上，转向了生产领域的研究。斯图亚特还认识到国民财富的增长的实质也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增加而增长的，还认识到劳动创造并决定了商品的价值以及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等初具劳动价值论形态的正确观点。

(二)重农主义探讨剩余价值来源的理论贡献与缺陷

在分析完带有重商主义色彩残余的斯图亚特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研究之后，马克思随即将研究视角重新转向重农主义。他指出，法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开始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并且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由于封建王朝牺牲农民利益得来的，在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农民受到的奴役和剥削异常残酷，这便使得占据法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地位的封建农业一度衰落。基于这种现状，以魁奈为首的重农主义流派经济学家认为不能让这种情况肆意发展下去了，认为法国经济的唯一出路在于振兴农业，于是他们主张法国发展资本主义大农经济，并通过对农业生产劳动的研究初步探究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马克思指出，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是有一定的理论贡献的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重农主义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们打破了以往经济学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定律，把对财富来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并且通过对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生产部门的重要性研究，为18世纪的法国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及推动了法国后期的改革。

1.理论贡献：财富源流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

作为重商主义的对立面，法国重农学派与之持相反的态度，他们认为剩余价值没有采取货币的形式，也不是在流通中产生的，而是在生产并且是在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对此，马克思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由于重农主义学派第一个将剩余价值的研究视角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这样，他们就做到了“真正政治经济学的开端”：第一，重农主义学派认为生产领域发生价值增殖，流通领域价值没有发生改变。在流通领域中，资本家购买到的原材料和劳动力都是一个定量，没有发生价值转移或结余，但在生产过程就不一样了，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劳动能力的价值显然是大于资本家购买这种劳动力时所花费的价值的，所以，这种由工人的劳动过程创造出来的更大的价值才是剩余价值的来源，而这部分价值只能来源于生产领域。第二，重农主义学派认为社会财富来源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在重农主义者看来，社会财富的增加是物质产品的增加。生产领域中，物质产品的数量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增加量，物质产品在生产环节的积累是一个可以用肉眼看见的量的增加，所以社会财富才同时、同样地被生产出来了。而流通领域不过是将已经确定增加的社会财富“变现”而已，生产领域是生产物质产品即生产社会财富，而流通领域是售卖物质产品即实现社会财富。但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重农主义对于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定性的致命缺陷。

2.理论缺陷：对生产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狭隘解释

第一，重农主义把生产劳动简单归结为农业劳动。在重农主义者看来，只有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即只有农业生产才能带来利润，他们以“纯产品”学说(农业产品扣除种子、工人及资本家的生活资料后的余额)为主要依据，认为只有农业产品才是“纯产品”，其他任何生产部门都不能生产出“纯产品”，因而他们不是生产劳动。马克思指出，由于重农主义者忽视了农业生产中生产资料的消耗，因而他们只能在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的基础上去理解“纯产品”。由于对价值的实质缺乏有效认知，重农主义用使用价值来认识价值、用使用价值来认识剩余价值，他们认为农业部门的工人一年中生产的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总是大于他一年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总量的，这是一个看得见的量，而除开农业部门，别的生产部门就没这么容易了。比如在工业生产部门，重农主义者认为工人的生产只是改变了生产资料的物质形态但并不增加物质的量。马克思指出，重农主义者缺乏对价值实质的一般认知，无法看到工业生产部门的使用价值总量的增加，因此，他们只能得出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才是有效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活动的狭隘见解。

第二，重农主义者把剩余价值简单归结为地租。马克思指出，如果按照重农学派关于生产劳动的狭隘定义，那么地租就应当是区别农业生产劳动与其他一切劳动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在重农主义学派那里，剩余价值被赋予地租的特殊含义，剥削也随着这种转化好似“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但马克思认为，农业生产部门的地租也是由农业资本家对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进行剥削得来的，地租不过是他们剥削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表现结果，重农主义者同以往的经济学家一样只是从地租这种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这样就容易造成二者的概念混同。另外，由于农业生产部门的特殊性和大地主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农业生产部门的利润不参与其他生产部门的利润分配，从而取得绝对地租；但本部门的农产品由于土地质量等因素会有价格高低的差别，因此会形成级差地租。在这种情况下，租种肥沃土地的资本家能获得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而租种贫瘠土地的农业资本家就只能取得绝对地租。总之，地租是由农业生产部门的生产劳动得来的，它实质是剩余价值但又不直接等于剩余价值。

马克思认为，重农主义学派之所以对价值的概念界定如此单一和狭隘，是由于他们认为“价值不是人的活动(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物质，由土地、自然以及这个物质的各种变态构成的。”[1]19

(三)亚当·斯密认为剩余价值产生于抽象的社会劳动

马克思认为，在剩余价值和资本的分析上，亚当·斯密相较于重农主义学派有一定的进步，他克服了农业部门的农业生产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的重农主义观点，指出一切社会劳动都是生产的：“在制造业中，自然什么也没有做，一切都是人做的”[1]35。但马克思认为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也是有缺陷的，并对其进行了批判。

1.厘析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界限

亚当·斯密将一切社会劳动区分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见解又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斯密认为只有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生产劳动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斯密以资本家、仆人和制造业工人为例，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种规定性做出了说明。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解释。资本家花费一定的资本购买到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力，随后，通过压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生产出了两部分价值，即除了可以抵消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力的价值之外，还能为资本家创造出剩余价值，完成资本增殖的目的。因此，制造业工人的劳动直接同资本相交换，属于生产劳动。再来看看仆人的情况，资本家为了提升生活质量，从制造业工人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中抽取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家仆的劳动的工资，但是，家仆无论做什么劳动(如擦地、洗碗、修整花园等)都无法为资本家创造出剩余价值，相反，家仆是在消费资本家的收入。因此，如家仆的这类劳动不同资本相交换而是同资本家的收入相交换，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对斯密的这种解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斯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下给生产劳动下了正确的定义，触及问题本质、抓住了要领。

再来看斯密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解释：生产劳动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斯密认为，制造业工人通过劳动生产出的商品具有“固定劳动”或“物化劳动”的功能。也就是说，制造业工人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够暂时储藏他生产这种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在以后的某一个场合中，这个商品可以再次用来雇佣曾经“物化”或“固定”在商品中的这种劳动量相当的劳动量。因此，制造业工人的这种“物化”劳动是生产的。而在仆人那里，情况却不一样。家仆日常也在进行劳动，但他的劳动是转瞬即逝的，没有把他的劳动量“固定”或“物化”在某一对象身上，因此，家仆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对此，马克思指出，斯密“实际上就是把工资当作商品的价值尺度”[1]46，抛弃了他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角度分析生产劳动的正确观点，而转向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来分析生产劳动，这是错误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因为斯密受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部门是一切物质财富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和分配者的观点影响，认为凡是可以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因此，亚当·斯密不能从劳动者本身出发、不能从商品经济的社会形式中解释生产劳动。

2.打破重农主义局限：一般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

马克思指出，亚当·斯密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家在特殊形式上分析剩余价值的局限，明确指出一般社会劳动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源泉。对此，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真正实现了剩余价值从特殊到一般的科学的分析。在斯密看来，剩余价值不会实现“钱生钱”，因而利润绝对不会从预付资本中产生，而是在工人结束他的必要劳动之后在“新”的劳动中产生的。但同时，正是因为亚当·斯密把剩余价值当做一般范畴而不是特定的范畴，因此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形式利润与形式地租等为何是剩余价值的部分分支。除此之外，斯密还混淆了劳动与劳动力概念，这样一来，斯密就没办法真正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剩余价值的来源，因此，虽然斯密打破了重农主义关于剩余价值只来源于农业生产领域的局限，他实际上对剩余价值来源的理解也是“半吊子”式的。

(四)魁奈《经济表》初步分析资本生产和流通

马克思认为，重农主义在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上做了两大贡献。一是把剩余价值来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二是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作了初步分析。马克思称赞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2]399马克思继承和批判了重农主义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各种理论结果，肯定了重农主义关于生产领域创造剩余价值的观点之后，他将研究视野再次转向重农主义，从对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一个“极有天才思想”的经济学家魁奈1758年发表的《经济表》的研究中，分析和考察了关于资本生产和流通的规律。并对魁奈的《经济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1]415。

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经济表》没有完全认识到资本在循环过程中会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即根据资本循环过程分别表现为生产资本的形态、商品资本的形态以及货币资本三种资本的形态。斯密也曾带有讽刺意味地评价《经济表》是由世界形成以来，文字发明和货币发明的结果和完成。首先，魁奈只承认生产领域的、作为生产资本的形态是唯一的资本形态，这样一来，由于认知的缺陷导致斯密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和流通问题的认识也是模糊不清的，他就无法解释和承认资本循环的发生的条件和实现的要求；此外，马克思指出魁奈也没有对生产资本作出明确的划分。他甚至认为只有在农业部门生产出来的“纯产品”才有资格作为生产资本，这就无法窥探资本增殖在流通环节生成和实现的本质。其次，魁奈简单地认为工业部门不生产纯产品，因而也就不生产利润，他不明白资本的划分是有不同的依据。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划分应当遵循这两个方面的原则：其一，根据资本存在的形式不同，可分为以劳动资料形式存在的固定资本(机器厂房等)和以劳动资料(原材料等)及劳动力两部分形式存在的流动资本；其二，根据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不同，可以分为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不会发生价值增殖的不变资本和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会发生价值增殖的可变资本。魁奈对生产资本的认知存在缺陷，也就不能真正解释清楚社会资本的生产和流通问题。

二、定义厘清：马克思对地租、利润、价值和价格等问题的研究

“剩余价值之谜”的揭示都基于对基本概念的透彻理解、对与关联性概念之间关系的厘清，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对概念的定义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马克思从地租、利润、价值和价格等定义出发，揭示了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1)十九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打破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学领域的垄断，他首先在德国公开倡议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阿道夫·瓦格纳和俄国的米哈伊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他的《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主要论述作者的“五大原理”，反映了作者在价值、货币、资本、利润、地租、工资等理论问题上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构成了“洛贝尔图斯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对洛贝尔图斯的理论体系进行批判。的“新地租理论”和李嘉图学派关于价值论和地租、利润等关系的逻辑混乱，廓清了剩余价值相关概念的内涵及其本质。

(一)洛贝尔图斯“新地租理论”缺少建立的根基

洛贝尔图斯曾宣扬马克思“剽窃”和“洗劫”了他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研究结果。对此，马克思只能通过理论的批判作出回应。像以往的经济学家一样，洛贝尔图斯也曾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进行过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新地租理论”。但马克思指出，洛贝尔图斯从一开始就错了，他朝着“乌托邦”的方向试图“发展”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但方向一旦错了，他就不免带着偏见讨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他所谓的“新地租理论”无非就是无稽之谈。“洛贝尔图斯肯定说，德国农民不把种子、饲料等算做自己的支出，不计算这些生产费用，也就是说，计算错误。”[3]42按照洛贝尔图斯的观点，由于农业生产部门没有计算例如种子等生产资料的费用价格(因为在农业资本家看来，种子等生产资料也是由农业生产部门自行生产出来的，不需要在市场上购买，也就不会发生额外的开销)，导致农业部门生产的农产品的利润率普遍高于其他生产部门生产的产品的利润率，这样一来，按照洛贝尔图斯的观点，地租的产生就不是因为劳动生产本身产生的，而是因为没有计入种子等生产资料的费用价格所引起的计算错误。因此，马克思称洛贝尔图斯这种可笑的“新地租理论”本身就是无法说服人的，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只要农作物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那么，包含在作物里的价值就应当计算一切支出。可以说洛贝尔图斯没有真正理解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为何高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

当然，马克思也对隐藏在洛贝尔图斯“新地租理论”中的点滴合理性的观点进行了客观评述。虽然洛贝尔图斯没能正确解释农业部门比工业部门生产率高的原因，但至少他觉察到这一事实存在，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正确的理论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称为利润)，这样一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便会展开激烈的竞争，大量资本也必然会从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转向利润率高的生产部门，本着“等量资本换取等量利润”的诉求，“平均利润”形成。农业生产部门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农业生产部门的C/V相对较低，生产的单个农产品的价值普遍高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价格(C+V+平均利润)，再加上资本主义社会土地资本家凭借对土地所有权(不是经营权)的垄断，他们能够获得不被其他生产部门瓜分的绝对地租即超额利润。因此，农业生产部门的利润率是大于工业部门的。但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各个生产部门来看，商品的价值最终会取得生产价格的形式。

(二)李嘉图将剩余价值混同于利润

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马克思对各个经济学流派关于地租理论和价值理论的研究在李嘉图这里得到较为完善的叙述。洛贝尔图斯的“新地租理论”只是马克思地租理论研究的一个“插曲”，完成了理论分析之后马克思立即转向对李嘉图学派关于价值论和地租、利润的深层次分析和研究。大卫·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但由于受到历史和生活环境的影响，他的理论学说都包含有为资产阶级辩护的色彩。

1.对李嘉图“劳动决定价值”的肯定

在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上，威廉·配第第一个试图说明劳动的价值，提出了有关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命题。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在配第的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一种物品通常应可换购或支配的劳动量，只由取得或生产这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可以看到，当时的斯密已经正确认识到决定商品价值的是表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李嘉图也是如此。但李嘉图在遇到资本与劳动相交换以及资本竞争导致的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系列概念和相关过程时却又放弃了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强调任何情况下决定商品价值的只能且必须是工人的活的劳动。并借助“劳动”和“劳动力”的概念区分帮助李嘉图重新建构起更加完善的劳动价值论。

首先，关于李嘉图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一个矛盾，即“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矛盾”[4]43，马克思认为是由于李嘉图为资产阶级辩护的身份模糊了他对资本与劳动对立关系的分析，李嘉图认为与资本实现等价交换的是工人的活的劳动，那么按照劳动价值论，工人的劳动生产的价值应该与购买他所耗费的价值相当，但实际这两个价值之间却是存在差额的，因此李嘉图认为资本与劳动相交换的时候劳动价值论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而马克思只用了一个“劳动力价值”的概念就解决了这种问题。其次，关于李嘉图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二个矛盾，即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价值规律与利润平均化规律存在所谓的“二律背反”，即当商品按价值出售时，等量资本无法获得等量的利润，而如果等量资本要获得等量的利润，商品就不能按价值出售的矛盾，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分析入手，借助由于资本家追逐最大化的剩余价值的本性，最终将导致社会上的整个生产部门的所有商品的“生产价格是价值的转化形式，平均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5]这一现实情况出发，解决了李嘉图的第二个矛盾。

2.对李嘉图“价值=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利润”的摒弃

马克思指出，由于李嘉图学说概念间的自相矛盾和混合及他对理论批判的不彻底性，导致对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认识十分混乱。一方面，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经济范畴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永恒范畴，他没有看到资本家相互追逐剩余价值而相互竞争的直接结果，也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形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李嘉图死磕价值规律的适用性，但经济范畴不是永恒不变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各个生产部门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中，以价值表示的成本价格转化为以生产价格表示的成本价格，以价值表示的平均利润率转化为以生产价格表示的平均利润率，即便如此，生产价格与价值之间也不是一个可比的量，二者之间同样不是等同的关系，不过是价值朝着生产价格的方向转变了，这体现的是资本运作、资本竞争的结果。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李嘉图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区别。马克思指出，李嘉图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剩余价值本身进行研究，他只是从利润、地租等的分析上来强行解释剩余价值，作为“从现象到现象的研究”，只要涉及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概念，李嘉图都将他们视作利润和利润率，这样一来，李嘉图就混淆了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进而混淆了利润和剩余价值，于是不可避免地歪曲了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利润率=m/(C+V)，而剩余价值率=m/V，二者显然不是对等的概念，李嘉图会将他们等同起来，是因为李嘉图把全部预付资本只看做可变资本，这样一来，利润率的下降或增加与剩余价值率的下降或增加是一个相同的变量，利润也就等同于剩余价值了。此外，李嘉图不仅篡改了关于全部预付资本的价值构成，还私自“规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绝对剩余价值的存在，他认为所有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工作日长度都是一个既定的量，假如市场上维持工人生存的必需品价值提高，则工人工资会相应提高，剩余价值率则会下降，资本主义社会的利润率也会跟着下降。这样，李嘉图就混淆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

3.李嘉图地租理论存在致命缺陷

关于地租理论，李嘉图认为“土地并不是无限的，各块土地的肥沃程度也不尽相同，……地租的多少取决于两块地在质量上的差别”[6]47-48，所以在他看来，地租及其大小存在差异性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土地的存在是有限的；二是由于土地的状态即肥沃程度不尽相同；三是由于土地所在的周边环境即阳光水源以及距离市场的远近这三个方面共同影响的。但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将地租产生的原因与存在条件相混淆了，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地租存在的原因而是地租存在的条件。李嘉图根据同等劳动在土地肥沃程度不一和在地理位置远近不一的条件下生产的农产品的价值差异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了级差地租理论，但李嘉图的致命缺陷在于他只看到土地资本家对土地租种取得的经营权而没有看到大地主凭借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获得的超额利润也即绝对地租，这也是李嘉图没有发现的产生地租的真实原因。此外，李嘉图错误地将利用土地从好地到坏地的顺序和“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与地租联系起来。马克思深刻地剖析了李嘉图地租理论的逻辑缺陷，他认为，“利用土地的顺序和土地上的报酬是递增还是递减，都与级差地租的形成无关；只要土地在肥沃程度和位置上有差别，只要土地上每一笔投资的报酬有差别，就会产生级差地租”[7]。所以，李嘉图无法洞悉地租本身就是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直接产生于土地租种者的资本连同技术等带来的超额利润，根源于劳动者所创造的生产剩余价值。

三、理论解体：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衰落缘由的评析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命运兴起于17世纪中叶，衰落于19世纪初。马克思指出，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立场和时代背景的制约，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立场上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他们的认知具有无限性和反复性，理论具有不彻底性，他们不了解经济范畴是可变的范畴，再加上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无法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不再支撑社会发展，从而走向衰落。

(一)外部条件：无法满足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需要

某种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17、18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主要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高涨期相呼应”[8]。配第、魁奈、斯密、李嘉图等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人和见证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使然。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确立，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个人的需要，也不再满足小资产者或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单一、商品种类匮乏、产量少的生产模式，逐渐意识到组织社会生产的必要性。因此，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嗅觉灵敏的资本家便开始建立了对劳动力的集中管理和集中剥削的统一的生产方式。“1860年代，英国虽然仍处于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但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经济波动日趋增加，贫富差距则不断扩大，李嘉图的自然工资率和劳动价值论越来越不能解释现实。同时，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和工会地位的加强，社会上对于自由放任政策和工资基金理论的反对声音也在不断增多”[9]，到了19世纪初，生产的组织力量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与此同时，劳资关系的紧张和阶级矛盾的激化正在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人们不禁质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合理性和理论适用性。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已变得无比尖锐，一些论敌，如西斯蒙第、李斯特、克利夫·莱斯利、詹姆斯·罗杰斯等后来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对其进行批判，更是发问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否为“乌托邦式的遐想？”。马克思也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只要是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就只能永远接近于真相而不可能到达真相。

(二)内部缘由：李嘉图派学说体系的致命矛盾

熊彼特曾经这样评价过李嘉图：他把他的理论从“绝对真理”变成了“近似真理”。由于没有认清劳动与劳动力的实质以及没有坚持商品价值由劳动决定的原则，提出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商品价值的错误观念，李嘉图理论体系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修正”中暴露了两大致命矛盾：一是剩余价值与等价交换之间的矛盾；二是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换取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李嘉图无法实现理论的“自圆其说”，既然资本与劳动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无论在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都不应该也不能出现价值增殖；各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等量资本无法换取等量利润，但事实的发展却与之愿违，李嘉图学派无法从理论中抽离出来，从社会现实出发来验证理论的合理性，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正是基于这两点：“(1)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与价值规律相一致。(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关系。”[10]208因而，这两大矛盾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就造成李嘉图派学说的解体，从而主要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衰落。

四、阶级局限性：传统剩余价值学说必然衰落的根本原因

在《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马克思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来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学说体系进行理论分析和评述，同时也重申了自己关于各种经济范畴的主要看法和观点。庸俗经济学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分支，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对这部分“扼要总结”进行了单独论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和矛盾冲突频发，这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庸俗经济学就以“和事佬”的身份出现了，企图调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资产阶级进行辩护。马克思指出，这种调和和辩护不过是在做“表面工作”，他们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已经解释过的东西再从消化道里掏出来消化一遍，不仅止步不前，反而似是而非了。马克思首先批判了庸俗经济学家关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历史倒退型”的研究，指出价值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由使用价值来决定的；其次，马克思批判了庸俗经济学家混淆了由人的抽象的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观点，认为机器等非劳动力的使用只要能满足对象的需要，也能够积累劳动，创造价值。这就模糊了特殊劳动的含义。第三，马克思批判庸俗经济学家在“价值到底由什么决定？”这个问题上的摇摆不定和思想混乱，例如，他们时而抄袭斯密关于价值决定论的第二种错误解释，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物化在商品中的价值量；时而认为收入决定价值、工资决定价值、供求决定价值等等鱼龙混杂的观点，因而他们没办法真正意识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正确且唯一决定价值量的正确观点。第四，马克思批判庸俗经济学家不懂得价值的相关范畴和概念的真实含义，如对于穆勒，马克思曾指出，穆勒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是折中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他们胡乱而又随意地将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等价值形式混同起来，认为交换价值不仅仅指商品之间的互换还可以指商品所能交换的劳动的价值，他们甚至还认为劳动的价值是一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能被交换的“作用”，这就又曲解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实质。因此，马克思认为，正是囿于庸俗经济学家们自身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他们既不能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立场，又不能回应无产阶级的剥削诉求，既“目光短浅”，又“自恃清高”，硬生生将错误的观点强加“学究”气味，最终非但没有调和阶级矛盾，反而走向衰落。

五、超越混乱：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

以往的经济学家或受所处时代阶级局限性影响，或歪曲既定事实为资本主义寻找出路，都难以窥探资本主义社会虚假繁荣背后“人吃人”现象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深刻洞悉传统剩余价值学说逻辑混乱的缺陷，不畏浮云遮望眼，从抽象到具体，从剩余价值一般到剩余价值特殊，如解剖麻雀般以“商品”这个构成社会财富的最小元素和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为抓手，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概念、揭秘工资的实质、厘清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形式并开启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实现第二个“伟大发现”的创造。

(一)对商品价值形态的解剖使得剩余价值学说的建立成为可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11]95。马克思指出，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1.价值。2.使用价值。简单来说，使用价值就是指商品是否有用？是否能满足购买者的需要？对应的是商品这个“物”与购买者这个“人”之间的关系。当人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在自然界催化作用的共同作用下，商品的使用价值便由人的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生产出来了。另外，价值是指商品中蕴含的生产商品本身花费的人的劳动的量，对应的是生产商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人的劳动量”之间，无论哪个生产领域都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是一种抽象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它是一种固定的劳动量的耗费，它不因购买者的使用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正是在对商品价值形态的解剖上看到劳动二重性，并发现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从而找到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并建立起系统的剩余价值学说。

(二)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剥削成立的前提

以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模糊了劳动与劳动力价值的基本概念，往往将劳动看作商品，认为工资与劳动的交换符合价值规律，因而无法解释“等价交换”背后的价值剩余。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11]244工人在他成为工人之前，是以劳动力商品的特殊身份存在的。而他的劳动在他本身变成劳动力商品之前，是一个潜在的东西，由于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能与这种特殊的劳动力商品结合，劳动始终无法显现出来。因此资本家购买的只是工人的劳动力。工人成为工人以后，他的劳动却不属于他了，因为他向资本家出卖的是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即劳动的支配权在资本家那里，任由资本家发落。因此，自始至终，与资本相交换的都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劳动本身没有价值却能创造价值。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出售劳动力，二者有效结合形成商品生产的条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成立。所以说，劳动力成为商品也使商品的价值获得了剩余价值的蕴涵。

(三)戳穿资本的谎言：工人养活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

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成立以后，资本家便谋划着如何利用工资“合理”榨取更多更大的剩余价值，以便遮掩自己贪得无厌的丑陋吃相。马克思指出，从表象上来说，工资的确是资本家预付的，先暂且不讨论这部分预付工资是来自于带有“血腥味”的原始积累的资本，从实质上来看，这部分预付的工资也是资本家在上一轮生产环节中对其他工人的剩余劳动进行压榨得来的。况且，工人拿到工资以后所进行的消费一方面是为了养活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消费，另一方面是用以恢复和维持自己作为劳动力商品的“身份”，便于再次出卖劳动力供资本家压榨、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以至于为维持资本家“骄奢淫逸”的萎靡生活买单。因此，马克思戳穿了资本的谎言，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们所宣扬的“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养活工人”[2]548的价值“颠倒”，他指出事情的真相恰恰相反，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

(四)追溯剥削根源揭开剩余价值具体形式的迷惑外衣

马克思指出，以往的经济学家都没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仅仅只是从剩余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去“揣测”剩余价值，而未能真正解剖剩余价值的应有本质。为了揭秘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关系，马克思区分了资本的两种不同形态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马克思认为，不变资本绝对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只能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没有发生哪怕一丁半点的价值增殖，只有可变资本即劳动力资本才能创造商品的价值。这就从根本上揭露了资本家的剥削实质。一看生产的秘密即将被曝光，资本家用“利润”来掩盖剥削实质，在他们那里，剩余价值取得了利润的形式，他们认为利润来源于全部预付资本，这样，资本家就成功地掩盖了剩余价值的剥削性质。除此之外，资本家还将地租、借贷资本的资本利息等看作是利润的形式，心安理得地进行瓜分。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种价值形式，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剥削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作为马克思探寻“为人类求解放”道路的理论内核，剩余价值学说旨在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情境和视阈，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来源、表现形式、一般实质等问题的分析研究，揭秘其生产关系的一系列问题，最终建立起关于科学的、完备的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