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慈与抗战时期浙江省图书文化事业

吴忠良

陈训慈与抗战时期浙江省图书文化事业

吴忠良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抗战时期，中国图书文化事业备受日寇摧残，众多文化典籍被日寇劫掠而去或毁于战火。在此特殊时期，陈训慈征求各类文献，举办图书文献展览会，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天一阁藏书，撰文与创刊宣传浙江图书文化事业，创建图书馆协会推进全省图书文化事业，为图书文化事业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陈训慈；抗战时期；图书文化事业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慈溪人，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图书馆事业家。1927年，撰文《建设宁波公共图书馆之希望》，建议宁波市政府建设宁波公共图书馆。1932-1941年，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任职浙江省立图书馆时期，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图书文化事业遭到极大摧残，“珍贵之图书、海内稀有之手抄本，并已付诸灰烬”[1]。面对文化浩劫，陈训慈深鉴于中国文化对人类文化以往之贡献与今后之使命，“顾念善后，更当深谋远虑，为今后图书文化事业策兴复光大之道”[2]，陈训慈在抗战时期一直致力于浙江省图书文化事业，其功至伟。关于陈训慈的现有研究主要有两类，一为陈训慈在浙江省立图书馆时期的实践与贡献，二为陈训慈保护文澜阁阁书和天一阁藏书①。对于陈训慈在藏书建设、各种展览事业与图书馆协会方面的贡献论述不多，对展览会的关注也多集中于浙江文献展览会。本文将依据新旧史料，详人所略，从图书文化事业角度来论述陈训慈之事功。

一、搜求文献，充实馆藏

陈训慈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第三天，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上午，位于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馆遭日机轰炸引起大火，全部被毁。2月1日，原被火势殃及的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大火复燃，到傍晚竟焚毁一空，内藏数十万册珍贵典籍化为灰烬，损失难以估量。“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古籍，多系孤本……大部分宋元版本皆已无存。全国省县通志一整部，在全国仅有该馆之一份，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所无，全部价值实不能以数计。”[3]陈训慈指出：“吾人以为国人今后，应惕于日人摧残文化之野心，对于文化事业之被侵害，亦视为国家主权之受损；珍护图籍之心，应与保我土地无异。而职司文化机关者，亦宜策万全之道，以防患于未然。”[2]是以，陈训慈“以全副的精神主持并推进浙江省立图书馆的事业”②，在“珍护图籍”上多所着力。

（一）购买图书

陈训慈上任第一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就购买了4 770册中文书籍，而新添图书限于经费，一般每年不超过一万三千元，大抵以通行本为多。1932年之前，馆藏“明刻本先后收购虽近二百种（抄本稿本不计），而元刊本仅六种（且有经明修者），宋刊则在民国初年龚馆长时在北平购得《附释音周礼》《礼记》及《春秋左传注疏》三种（皆有元明修页），其后未尝续得”[4]242。浙江省立图书馆竭力购买善本。1932年所购古籍善本中有明刊张采辑《西晋文》《东晋文》《阿弥陀经句解》、旧抄《三才实义》《四书说约》、本止焚稿《志远斋史话》等，最值得称道的是从余杭王寿岚处购得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欧阳文忠集》五册，为阁书抄齐后难得之补购。1935年，浙江省立图书馆购置了中文书4 683种，日文书26种，西文书216种，合计4 925种，12 956册。善本图书方面则购置了明刊本《东坡外集》《考工记》《家礼仪节》等二十余种，抄本有《明史经编》《宣靖备史》等十余种，批校本有邵念鲁《思复堂文集》、张苍水《奇零草》等六种。从陈训慈出长浙江省立图书馆，至1938年由史美诚暂代馆职，浙江省立图书馆在此期间所购书之数量达到了民国时期的顶峰，“1935年度（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为民国时期本馆进书最多的年度”[5]89。

（二）征求图书

由于图书馆的地位和作用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是以当时各地图书馆经费普遍不足，而经费的不足又极大限制了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建设，尽管陈训慈努力向浙江省教育厅争取经费，使得浙江省立图书馆的购书经费位居全国各省立图书馆之首③，但还是未能满足浙江省立图书馆购书之需。为了解决此问题，浙江省立图书馆除征购与交换之外，尤致力于向公私各方面征集图书和征求捐赠。图书之征集分为本省方志之征集、本省郡邑丛书之征集、其他乡贤遗著之征集、各学校讲义及机关刊物之征集等。这些工作在陈训慈领导下，开展得富有成效。如浙江省方志之征集，浙江省立图书馆对于民国以来新出之各县志，大多写信征访，各县也都慷慨寄赠。1932-1936年，浙江省立图书馆所收新志有余杭、嘉兴、镇海、定海、南田、萧山、龙游、景宁、丽水等县志，不下二十余种。

浙江省立图书馆鼓励省内藏家捐赠藏书。陈训慈与当时浙江省内许多藏书家交谊甚深，与王修、庄泽宣、孙君木等藏家时相过从。如王修在杭州生活时期，与陈训慈、陈豪楚、张慕骞等时相往来，交游甚密，陈训慈曾请王修撰写《版本述》一文，并限定在二日内完成，二人交情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藏书家们与陈训慈等人同声相应，所以他们也很愿意向浙江省立图书馆捐赠书籍。如1932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共收到捐赠书籍2009册，而到了1935年，则收到捐赠书籍2 597种、7 319册，其中孙君木兄弟捐赠其父孙峻寿松堂遗藏600余种，2000余册。为了鼓励社会各界捐赠，浙江省立图书馆于1934年、1936年两次制定、公布浙江省图书馆关于图书版片及文献物品捐赠的奖励办法，对私人捐赠者依据价值高低，分别给予特辟一室以捐赠者别号名之、将捐赠者照片悬挂于特别阅书室中、将捐赠者小像悬挂于阅书室中、将捐赠者姓名汇镌铜牌嵌置于阅书室中等奖励，团体捐赠则酌情发给感谢状。如1934年，庄泽宣兄弟捐赠先祖庄守斋遗书27箱2000余册，浙江省立图书馆“除专函道谢，并具呈教厅，乞予奖励外”，特刊布藏书目录，并附录《庄守斋先生小传》[6]。

（三）刊印流通

陈训慈认为：“本馆既于搜集图书之中，注意本省文献之征存；而阐述宣扬，则不能不有需于出版。”[4]479为此，他首先改革编纂组，将其原有的编目工作纳入阅览组中，而将编纂组功能单一化，专心致力于考订编纂刊物书籍，然后由印行所印行。浙江省立图书馆印行所下设木印部和铅印部。木印部“现藏官书局及续雕书版达十八余万块，所出书籍逾四百余种。以事属公营，不与普通商贾竞利同趋，故取价务低，印刷务善，其宏播扬文化之天职。最近并特定九折办法，优待各学校及各图书馆。又将大部丛书，折售零种”。铅印部则“除印刷本馆出版物外，兼承印外界印件。设备完全，诸凡老宋仿宋等铜模，一应俱备。以旨在推广文化，辅助教育。出品迅速，取价低廉。并附设‘外埠通讯承印部’，承接外埠印件，代为设计校对装运，手续简便。又另设‘图用品部’，凡各图书馆应用表格卡片，无不应有尽有，所定式样，均经专家审定”[7]。

据1936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图书目录》统计，浙江省立图书馆所刊古籍有：经部32种、307册，史部67种、2 133册，子部40种、260册，集部48种、439册，丛书14种、1 070册。丛书14种分别为：《玉海》100册、《玉海十三种》20册，《蓬莱轩地理丛书》初集8册、二集8册，《二十二子》83册，《邵武徐氏丛书》初刻20册、二集20册，《金华丛书》275册，《续金华丛书》120册，《半厂丛书初编》16册，《啸园丛书》48册，《富阳夏氏丛书》4册，《武林掌故丛书》208册，《武林往哲遗著》96册，《当归草堂丛书》8册，《当归草堂医学丛书》10册，《章氏丛书》24册。由于浙江省立图书馆所藏官书局书版质量在当时全国各省立图书馆中名列前茅，所以其所刊印古籍不仅质量好，流传也较广。

通过多方努力，浙江省立图书馆藏书激增，截止1937年为36万册，“为全国省馆之巨擘”，而陈训慈长馆“五年来图书之增加量，约计原藏三分之一”[8]。

二、文献展览，阐扬文献

馆藏的丰富，无疑为浙江省立图书馆举办各类图书文献展览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30年代，全国各地多有举办文献（物）展览会，主办方多为图书馆。“图书馆举行展览会，其目的为集中阅览人之思想，增进其兴趣，或为特藏纪念或为学术上之宣传，咸有深意存乎其间。”[9]浙江省立图书馆不仅举办过多次图书文献展览会，还举办了民国图书馆史上规模最大的浙江文献展览会，这应与陈训慈的主张大有关系。在陈训慈看来：“文物展览之事，足以表暴藏珍，说明内容，引起观感，而策阐扬文献推进学术之效。”[4]477

（一）图书文献展览会

当时浙江“先代文献之征存阐扬，犹未得政府社会深刻之注意”。陈训慈认为，若能“得当局鉴于文献有系于政教之重，倡率推进，更集全省人士之共力以赴，则其所以为异日修志之甄采，为当前政教之辅车者，其成效正未可限量也”[4]501。为此，浙江省立图书馆举办过多次图书文献展览会。

1. 丁松生先生文物展览会

丁丙为著名藏书家，文澜阁《四库全书》尚能存留于天壤间与其大有关系。1932年为丁氏百岁诞辰，适逢浙江省立图书馆大学路新馆落成，遂于9月15-17日在大学路总馆举行“丁松生先生文物展览会”，追怀其抄补阁书与征存文献之功，“凡先生抄补之《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其画像、笔札、遗墨、册页、书橱等，悉为陈列，以公众览，亦盛事也”[10]。

2. 浙江省立图书馆三十周年纪念文物展览会

浙江省立图书馆滥觞于1903年之浙江藏书楼，1933年适为30周年，为表扬已往，策励来兹，于12月30日举行30周年纪念大会，并于次日举办“浙江省立图书馆三十周年纪念文物展览会”四天，此次展览以善本展览为主，以拓本、图片、古器物、书画等辅之，共计展览善本约近千种，佳品不胜枚举。四天展览，前来参观人数超过了9 000人。中华图书馆协会盛赞此次展览会“极一时之盛”[11]，“足以为地方树之风声，而为导扬学术之一助”[12]。

3. 总馆开幕两周年纪念展览会

浙江省立图书馆为纪念大学路总馆开幕两周年并与读者联欢，特于1934年9月16-17日举办图书展览会，陈列图书共分六类：善本图书，举凡近两年新收之宋元明善本皆在展览之列；中算学书，以新收裘冲曼旧藏中算学书为主；古今舆图，以明清舆图为主；朝鲜刻本，所展图书六七十种皆来自王修所寄存；新出巨著，计有宋版《大藏经》《四部丛刊续编》《四明丛书》《安徽丛书》等；画册图片。因参观者要求与雨天尚有较多市民未及来馆参观等因素，展览会决定延期一天，因九月十八日为国难纪念日，又增加了国耻纪念展览。三天之中，来馆参观人数超过了4 000人[13]。

4. 分类图书展览会

为提高文化水准，促进社会读书风气，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浙江分会于1935年4月22-28日举办读书运动周，其中图书展览一项委托浙江省立图书馆举行。“此次展览，系将书库中所有图书，就其重要者分类提出，按日陈列于总馆阅览室中，俾阅览人平时未能轻易入库者，在此时期得饱览馆藏内容之美富，盖不啻一临时的开架阅览。”22-23日，陈列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类图书；24-25日，陈列社会科学类及史地类图书；26-27日，陈列美术书及文学书；28日，展览浙江乡贤著述，“每日参观人数，颇为踊跃”[14]。

5. 善本展览会

1936年2月9-11日，在孤山分馆举办的善本展览会，所陈列善本皆为近四年所收宋元明刊本、钞校本及旧稿本，计宋刊有《名臣碑传琬琰集》，元刊有《说文》《韶府群玉》《事文类聚》等若干种，明刊最多，但皆为初次刊刻，或经明人手校，清初刻本亦有陈列，而近年来所收钞稿本多为乡邦遗著，又有新收四库原抄八种，共四百三十余种，依四部分类陈列，其中又以集部为最多，“罗列一室，极琳琅之观”[15]。凡来馆参观之人，皆赠送《浙江省立图书馆四年来新收善本展览书目》一册，既方便参观，又扩大了影响。

6. 全省中等学校学生史地成绩展览会

此次展览会系受浙江省教育厅委托，于1937年5月8日在总馆开幕，参展学校为浙江省中等师范学校和中学等，凡三十余所，参展作品达八千余件，分为两个陈列室陈列，第一室展览品十大类，为：中国疆域沿革、中外政治史、中外普通地图、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人文地理、军备与国防、殖民、国耻；第二室展览品分五大类，为：浙江省史地图片及模型、乡土调查报告、史地参考资料、笔记及试卷、人物。会期原定五日，“后以参观者踊跃，展期三日，于十五日闭幕，总计参观人数不下万余人”[16]。

（二）浙江文献展览会

1933年6月，陈训慈就有“拟集各方之助力，逐渐准备，期望异日举行一度‘浙江文献展览会’，以激发省人士继往开来之精神”[4]249。因经费问题，进行中辍。1935年，浙江省教育厅将举行文献展览会列入年度计划中，其大意谓：为启爱乡观念，培养民族意识，拟广两浙文献，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并确定经费预算为两千元，令浙江省立图书馆主办其事，还颁发了组织大纲七条。据此，浙江省成立了文献展览会干事会，由浙江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张彭年与陈训慈为正副总干事；后又成立了设计委员会和征品分会。征品分会大多在1936年9月前成立，这对文献展览会的成功举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又离不开陈训慈的多方接洽与努力。如北平征品分会，陈训慈“在七月杪北上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时，在青岛得晤到会之旧都浙籍名硕，即约集商榷，请在北平并设征品分会，在八月廿五日成立”[4]487。征品分会成立后，征品工作进展顺利，“几乎一呼百应，旅外浙籍藏家亦推信允予征借”[3]21。如南京征品分会截止1935年10月7日，征得展品“一百七八十件，内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南京古物保存所两处应征者最为大宗”④[17]。经过各方努力，总计应征凡三百余户，征件总数达二万余件，六千余种。

1936年10月31日，浙江文献展览会在浙江省立图书馆大学路馆舍开幕，当天到会者200余人，由浙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宣读开幕词，各征品分会主任、副主任分别致词，最后由陈训慈致答谢词。浙江文献展览会于11月1日向社会大众正式开放，11月18日结束。展览会展品分类陈列，设12个陈列室，“其间瑰异文物，琳琅满目，美不胜收”[17]。各地来杭参观者达7.6万余人，社会名流有于右任、张元济、柳诒徵、竺可桢、朱希祖、马衡、邵裴子、余绍宋、陈可忠、蒋复璁、叶恭绰、李拔可、王体仁、张寿镛、王绶珊、潘承弼、任鸿隽夫妇等，其中张元济更是“往观者再”[18]。这次民国时期罕见的文献展览会，《中央日报》《大公报》和《申报》等均加以报道，《国风》和《文澜学报》也都设“浙江文献专号”以宏观览。通过此次文献展览会，大大增进了“政府和社会对于乡邦文献注意爱护之观念”[4]501，江苏吴中和上海等地随之相继主办了文献展览会。浙江文献展览会结束后，陈训慈总结大会得失，进一步主张：“编印展览品目录与展览图录；由浙江省立图书馆编印分发展览会报告；分函各藏家，凡可以复制的拓片及文献图片，请其酌送省立图书馆保存；展览会中本省乡贤名著设法印行流通，请教育厅拨发刊印费；为继续征存并整理本省文献案，建议设立省文献委员会。这些建议和措施都很实在，一部分也得到了响应和实施。”[4]677

陈训慈等浙图前辈们所举办之图书文献展览会，绝非仅仅是陈列图书而已，他们是希望通过展览会的方式来征存浙省乡贤著述，继承历代乡贤优美学风而光大之，促进浙省文献整理事业，推进浙省人士爱乡爱国精神，其中推动浙人的爱乡卫国之念是陈训慈的最大期望[19]。仅就此点而言，陈训慈通过图书文献展览的方式，尤其是浙江文献展览会的举办，成功实现了这一期望。参观了浙江文献展览会并拜访过陈训慈的简又文对当时的参观场景“回来多日，脑际尚未能须臾忘却”，他发现前往参观的不仅有社会名流、知名学者、普通市民，还有“扶杖的老妪”“列队的学生”“颟顸的乡民”，简氏认为“他们参观以后爱乡土，爱民族，爱国家的精神必大为兴起，较前振奋”[20]。

三、余论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省图书文化事业史上，陈训慈实为一关键人物。除了前述两大端外，至少尚有以下三点值得研究者关注与重视：

第一，撰文与办刊，宣扬浙省图书文化事业。整理地方文献一直是陈训慈努力的方向，也是他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的目的之一。除了具体事务外，他还通过撰文来宣扬浙省图书文化，相关文献有《浙江文献论丛》《浙江省史略》《浙江文化概说》《谈浙江文化问题》《浙江之县志与省志问题》《晚近浙江文献述概》《四明近代文献谈丛》《谈四明范氏天一阁》《浙江图书馆之回顾与展望》《浙省图书馆对于浙江文献之搜集与整理》《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丁氏兴复文澜阁书纪》《西湖与文澜阁》《新刊仙居丛书序》等。陈训慈的这类文章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与引导作用。如《晚近浙江文献述概》之后出现了孙延钊的《温州文献述概》一文。于撰文外，陈训慈更是创办了以阐扬浙江文献为宗旨的《文澜学报》，其《弁言》指出“作者不必皆浙人，而取材则以本省为主”[21]，凸显了该刊宣扬浙省图书文化事业之意。

第二，创建协会，推进浙江省图书馆事业发展。浙江最早出现的图书馆协会是1924年成立的浙江省会图书馆协会，章仲铭为会长，陈允恭为副会长。陈训慈任馆长时期，曾倡导成立浙江第一学区图书馆协会和浙江省图书馆协会，力推浙省图书文化事业。浙江第一学区图书馆协会成立于1932年5月22日，陈训慈为主任理事，会刊为《浙江第一学区图书馆协会会刊》。该会自成立至1937年4月共开过八次大会，讨论事项较多，虽然未能完全实现，“然如各图书馆相互间之联络，学校图书馆与民众图书馆诸问题之讨论，图书馆学讲演之举行，应用簿籍表卡之征集与分发，亦不无成效可言”[22]。浙江省图书馆协会成立于1936年4月19日，陈训慈为常务理事。该协会“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本省图书馆事业，并谋推进本省之学术文化为宗旨”，拟开展事业六项，其中第六项为“倡导本省学术文献之保存与阐扬”[23]，会刊为《浙江省图书馆协会会刊》。1937年4月25-26日举行第二届大会后旋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停止活动。

第三，抢救阁书，功在千秋。南宋以来，浙江图书文化事业素来发达，文教绵延不衰，私家藏书极富。日本全面侵华以后，军事侵略与文化掠夺是交织在一起的，关于此点，时人已有充分认知。“日本对我国进攻，在军事上，有极充分的准备，在文化典籍上，也极有计划，故随军皆有摧毁劫掠我国文化典籍之有体系的组织。”[24]在此背景下，陈训慈力主“在战区附近的图书馆，除将工厂书籍设法妥藏外，更应协助私家珍藏，迁地保存”[25]，终以其睿见和胆魄，保护了浙江省两大文化瑰宝：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天一阁藏书。

关于陈训慈保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天一阁藏书之贡献，浙江省图书文化事业的前辈张宗祥曾有诗提及，其中有云：“护书心血偿全愿，历劫飘渺发异香。天一丛残怀甬上，文澜安稳到黔阳。”⑤张宗祥曾主持浙省文澜阁《四库全书》癸亥补抄事宜，他对陈训慈的称许也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平添一段佳话。

陈训慈之所以致力于浙江省图书文化事业之兴复，乃“以吾浙在中国历史文化上造就之卓越，在今日政治教育上所处地位之重要，则今后发扬浙江学风而辅进其建设，实为增进民族文化、复兴民族精神之一主力”[4]250。国势日蹙，日寇侵略益甚，陈训慈依旧心系浙省乃至全国图书文化事业，《战时图书馆事业》就是明证。他“相信能够多尽一分力量，对于抗战前途，必能多得一分助力，而且敌人只能毁灭我们的馆舍，劫夺我们的图书，决不能打击我们不屈不挠的服务精神”[25]。正是有着这样的信念与精神，陈训慈戮力于浙省图书文化事业，以他那热爱文化、保护文化的奉献精神为浙江省图书文化事业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也为当下的文化大省建设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①关于陈训慈在浙江省立图书馆时期的实践与贡献的研究主要有：宋晞的《陈训慈先生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期间的学术活动及其贡献》（《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0年第4期）、王效良的《陈训慈与三十年代浙江图书馆活动》（《图书馆杂志》2002年第12期）、谢灼华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浙江图书馆馆刊的历史地位》（《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6年第1期）、吴忠良和王效良的《陈训慈与浙江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年第1期）、吴育良的《陈训慈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年第1期）、江山的《近代图书馆学家陈训慈对地方文献事业的贡献》（《高校图书馆工作》2016年第4期）等文；关于陈训慈保护文澜阁藏书和天一阁藏书的研究则有《陈训慈与文澜阁〈四库全书〉》（《兰台世界》2009年第11期）、《陈训慈与宁波天一阁》（《宁波经济》2011年第6期）、任彦馨的《陈训慈与文澜阁〈四库全书〉大迁徙》（《钟山风雨》2017年第6期）等文。

②参见：陈训慈：《我的生活的回顾》（手稿），现藏其子陈思佛处。

③ 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年购书经费约为一万四千元，另外的省立图书馆除山东省立图书馆为一万一千余元外，皆在万元以下。如绥远省立图书馆的购书经费仅为480元，青海省立图书馆更少，只有360元，当时经费之紧张由此可见一斑。具体的经费情况，详见陈训慈《全国省立图书馆现状之鸟瞰》，浙江图书馆编《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75-278页。

④朱家骅：《致陈训慈》，1935-10-07，现藏浙江省图书馆档案室。

⑤ 参见：张宗祥：《陈叔谅兄来》，《张宗祥诗词抄》（无出版信息，现藏陈训慈之子陈思佛处），第111页。

［1］ 上海图书馆职员致函国联调查团[J]. 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 1932, 1(2): 12.

［2］ 陈训慈. 文化之浩劫——为东方图书馆与其他文化机关之被毁声讨暴日[J]. 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 1932, 1(1): 2.

［3］ 东方图书馆之善本书籍惨遭焚毁[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2, 7(4): 23.

［4］ 浙江图书馆. 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5］ 浙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6］ 本馆新得庄氏兰味轩捐赠图书目录[J].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 1934, 3(2): 1.

［7］ 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J]. 图书展望, 1936, 1(7): 封底.

［8］ 浙省圕五年来之进展[J]. 中华圕协会会报, 1937, 12(4): 33-34.

［9］ 图书馆之展览会[J]. 江西图书馆馆刊, 1935(2): 139.

［10］丁松生文物展览会[J]. 现代, 1932, 1(6): 86.

［11］浙省馆文物展览会[J]. 中华圕协会会报, 1934, 9(4): 24.

［12］浙省馆三十周年纪念及文物展览[J]. 中华圕协会会报, 1933, 9(3): 30.

［13］总馆开幕两周纪念展览会[J].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 1934, 3(5): 5-6.

［14］读书运动周中之图书展览之举行[J].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 1935, 4(3): 6.

［15］浙江图书馆善本展览[J]. 学觚, 1936, 1(2): 14.

［16］代办本省中等学校史地成绩展览会[J]. 图书展望, 1937, 2(8): 115-116.

［17］浙江文献展览会[J]. 新北辰, 1936, 2(12): 1291.

［18］张元济. 《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序[G]//张人凤. 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 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108.

［19］陈训慈. 浙江文献展览会之旨趣[J]. 国风月刊, 1936, 8(9-10): 60-61.

［20］简又文. 浙江文献展览会[J]. 逸经, 1936(19): 3-4.

［21］弁言[J]. 文澜学报, 1935(1): 1.

［22］弁言[J]. 浙江第一学区图书馆协会会刊, 1934(1): 1-2.

［23］浙江省图书馆协会简章草案[J]. 浙江省图书馆协会会刊, 1936(1): 4.

［24］江浙私家藏书遭浩劫[J]. 中华圕协会会报, 1938, 13(3): 22.

［25］陈训慈. 战时图书馆事业[J]. 社教通讯, 1939(3): 2-3.

Chen Xunci and the Cause of Book Culture i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U Zhong-liang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During the 14 years of 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books and cultural undertakings were devastated by the Japanese invaders, and many cultural classics were plundered or destroyed by the Japanese invaders. In this special period, Chen Xunci, as the director of Zhejiang Provincial Library, made indeli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cause of Zhejiang’s book culture. Under his leadership, Zhejiang Provincial Library made great efforts to search for all kinds of documents, held all kinds of document exhibitions, protected Wenlan Ge’s “ Encyclopedia of Four Classic Vaults” and the collection of Tianyi Ge in Ningbo, wrote and publicized the cause of Zhejiang book culture, established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to promote the cause of Zhejiang book culture

Chen Xunci,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book culture

K26

A

1001 - 5124（2022）01 - 0126 - 07

2020-08-07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南高学派”（12CZS001）

吴忠良（1977-），男，浙江杭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国学术史、图书馆史。E-mail: wzlhzfy@163.com

（责任编辑 周 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