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与闻一多早期文学交往再认识

王金玲

梁实秋与闻一多早期文学交往再认识

王金玲

（江苏大学 文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梁实秋与闻一多在清华和留美时期关系密切，两者经常探讨诗歌创作问题，结成了“诗友”。由于艺术观不同，两者在诗歌创作、诗歌观念以及对一些作家的评骘上存在分歧。梁实秋认为艺术可以超越现实，坚持诗的“贵族性”和“唯美主义”；闻一多则兼容了诗的“现实性”与“时代性”。这种艺术观的差异其实源起两者的个性、气质与性情的差异，同时，也影响着两者的艺术走向与人生选择。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二人以“诗友”始，却没能以“心友”终。

梁实秋；闻一多；诗友；文学交往

关于梁实秋与闻一多的文学交往活动，学界已有不少研究①，大多认为梁实秋与闻一多前期交往关系密切，诗歌观念大体一致。但细读了闻一多与梁实秋往来的书信，发现两人在诗歌观念上时有龃龉。闻一多致梁实秋信中曾说：“我们是以诗友始，但是还要以心友终的啊！”[1]160这句话寄托了闻一多对两者关系的美好期待，事实上，两者交往之初是以“诗友”开始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以“心友”终。

闻一多与梁实秋两人的文学生涯持续时间长，两者交往亦持续久，本文的“早期文学交往”主要是指两者在清华读书期间以及留美期间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文学交往活动。之所以选择“早期”这一时段进行讨论，一是因为两者早期的文学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自的文学观，预示了后期的文学走向；二是因为学界在研究两者早期文学活动时，多注意“相同”的一面，常常忽视“裂隙”和“分歧”的一面。本文通过解读两者的往来书信以及文学批评中的“裂隙”，呈现两者早期文学交往中不易被人注意的另一面，分析两者为何“以诗友始”，却没有“以心友终”。

一

闻一多于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当时清华学校学制是八年，闻一多因为英语不及格留级一年，又因闹学潮留级一年，在清华待了十年，于1922年7月赴美留学。梁实秋于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在清华待了八年，于1923年赴美留学。闻一多与梁实秋在清华学校相识，梁实秋回忆道：“我和一多开始熟识是在‘五四’以后。”[2]492五四运动爆发时，两者都在清华学校学习，并参与了五四运动，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关系进一步加深。1920年，梁实秋与同班的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小说研究社”，后来接受闻一多的建议，更名为“清华文学社”，闻一多亦加入此社。1922年6月22日，闻一多致信梁实秋，信中写道：“我于偶然留校的一年中得观三四年来日夜祷祝之文学社之成立，更于此社中得与诗人梁实秋缔交，真已喜出望外。”[1]42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闻一多与梁实秋都爱好诗歌，两者经常交流诗歌创作经验，分享对新诗坛的看法，彼此唱和赠答，关系非常密切，结成了“诗友”。

梁实秋在清华时期，尝试着创作新诗，闻一多对其多有赞赏之词，称梁实秋为“红荷之神”②、“豹隐”诗人[3]69。闻一多对梁实秋的创作有很高的评价：“实秋的作品于其种类中令我甘拜下风——我国现在新诗人无一人不当甘拜下风。”[1]78中国现代诗坛出现了不少诗人，闻一多认为梁实秋的诗可以让其他诗人甘拜下风，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不仅如此，闻一多还说自己的诗歌创作受到梁实秋的影响，“从前受实秋底影响，专求秀丽”[1]162，闻一多与梁实秋前期的诗歌创作，在创作题材、风格上有相似之处。闻一多对梁实秋的批评文章也很认同，“实秋作《草儿评论》，好极了，此诚乃当今急务”[1]81。在美国留学时期，闻一多在芝加哥，梁实秋在科罗拉多，本来是分属不同的学校，但闻一多为了与梁实秋彼此交流切磋，特意从芝加哥搬到了科罗拉多。梁实秋留美期间，受到白璧德古典主义的影响，批评风格，由之前的重视“情感”和“想象”转到了重视“理想”和“节制”，写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有“浪漫”的趋势，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加批判，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了，闻一多对此文评价较高：“实秋之作，震聋启聩，洵新文学诞生以来之第一篇批评也。”[1]233此文确实是“振聋启聩”，但是不是“新文学诞生以来之第一篇批评”就值得商榷了。总体而言，闻一多很认同和欣赏梁实秋的诗歌创作与批评活动。

梁实秋对闻一多也是赞赏有加，曾经称闻一多为“清华现在唯一之诗人”[4]；并且承认自己受到闻一多的鼓励：“很多人都受到他的鼓励，我想受到鼓励最多的我应该算是一个。”[2]494梁实秋对闻一多的文学活动也提供了不少帮助，闻一多游美之前，曾经将新诗手稿《红烛》交给梁实秋编订，闻一多的《〈冬夜〉评论》出版受阻，梁实秋就私人出资，把闻一多的《〈冬夜〉评论》与自己的《〈草儿〉评论》合在一起出版（1922年11月1日由清华文学社出版）。

闻一多与梁实秋之间还有诗词唱和，1922年9月19日，闻一多在致信梁实秋时，曾附上了一首诗《寄怀实秋》，梁实秋在接到信后，立即回了一首《答一多》，两首诗都表达了对彼此的惺惺相惜之情。在梁实秋有限的新诗创作中，与闻一多直接有关的就有三首：《送一多游美》《答一多》和《寄怀一多》。闻一多还经常对梁实秋的诗提出修改意见，两者经常切磋诗艺，交流对文坛的意见。

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中写道：“实秋啊！我的唯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论文——我们将想象自身为李杜，为韩孟，为元白，为皮陆，为苏黄，皆无不可。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1]139-140闻一多与梁实秋之间因为有深情厚谊，有共同的文学理想，闻一多想把这种情谊继续下去，所以向往“李杜”“韩孟”“元白”“皮陆”那样的“诗友”关系。这是一种浪漫的情怀以及想象，但亦可看到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二

闻一多与梁实秋结成了“诗友”，不过细究起来，两者在诗歌观念上又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闻一多认为梁实秋的诗歌创作“题材之范围太窄”[1]78，闻一多自己的诗歌创作，题材范围更为广泛，就收入《红烛》的诗歌而言，就分为“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孤雁篇”“红豆篇”，所涉及的主题与题材都比较广。在风格上，闻一多也有变更，他曾说：“从前受实秋底影响，专求秀丽，如《春之首章》《春之末章》等诗便是。现在则渐趋雄浑沈劲，有些像沫若……其实我的性格是界乎此二人之间。”[1]162闻一多的诗歌创作，除了秀丽的短诗之外，还有篇幅宏大、气势磅礴的长诗，风格多样。而梁实秋的诗歌创作题材较窄，风格以秀丽为主，相对单一，数量不多，创作持续时间较短。

闻一多与梁实秋对一些作家的评骘也有不同，其中更可见两人趣味之差异。

对于徐玉诺，两者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闻一多致信闻家驷时曾提到这事：“文学研究会底徐玉诺出了一本《未来的花园》，见过否？实秋不喜欢他，我却说他颇有些佳点。徐君是个有个性的作家，我说他是文学研究会里的第一个诗人。”[1]162闻一多高度赞扬徐玉诺的诗，认为徐玉诺的《未来之花园》可以与冰心的《繁星》并肩。在新诗创作领域，冰心成名较早，闻一多把徐玉诺的诗与《繁星》相提并论，可见他对徐玉诺的评价之高。闻一多不仅自己喜欢徐玉诺，还试图劝说梁实秋欣赏徐玉诺，让梁实秋接受不同风格的诗作，但梁实秋并未改变对徐玉诺的看法。多年后，梁实秋仍说：“徐玉诺的诗也相当的古怪。”[5]通过对徐玉诺的不同态度，两者的文学批评观念之差异，可见一斑。

又如闻一多与梁实秋都写文章评论过俞平伯，但两者批评的角度不同。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主要反对《冬夜》的艺术粗糙，风格松浅平泛，缺乏想象与情感，反对俞平伯的“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6]13，闻一多注重诗的“艺术性”和作诗的严肃性，反对作诗的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梁实秋评论过俞平伯的《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俞平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反对以美为鹄的，想以向善代之，认为好的诗应该都是平民的。梁实秋则反之，认为“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他的鹄的只是美，不晓得什么叫善恶”[7]，反对俞平伯的平民风格，明确提出“诗是贵族的”这一观点。梁实秋主要是从诗的内容上对俞平伯的诗歌进行评论：“胡适之等把奋斗、革命、手枪、炸弹、努力，作了诗的原料，可以说是‘红色化’的诗；俞君等想把打铁、抬轿……来作诗的原料，可以说是‘绿色化’的诗。其实红色化也好，绿色化也好，像托尔斯泰之借小说宣传宗教也好，这全是借重艺术来达他们的目的……”[7]梁实秋反对把艺术作为宣传的工具，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比较极端，连《冬夜》的内容也否定了。

对于冰心，闻一多与梁实秋的观点也有些差异。闻一多对冰心评价较高，在《〈冬夜〉评论》中，闻一多举出冰心的诗句“听声声算命的锣儿，敲破世人的命运”，认为冰心的诗“不独意象奇警，而且思想隽远，耐人咀嚼”[3]80，在夸奖徐玉诺的《未来之花园》时，称其“它或可与《繁星》并肩”[1]127，由此可见，闻一多认为冰心的《繁星》算得上是诗中的佳品。而在梁实秋看来，《繁星》与《春水》并不算得上成功，虽然承认其字句的美丽，但整体而言，梁实秋并不看好冰心及其创作，“我读冰心诗，最大的失望便是她完全袭受了女流作家之短，而几无女流作家之长”，“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女作家”，“《繁星》《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国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8]。梁实秋认为冰心作为一位诗人，“情感”不够炽热，而《繁星》与《春水》的创作，亦是有句无篇，算不得是好诗。而闻一多看重的恰恰是冰心的“思想”以及她美丽的词句。梁实秋与闻一多对冰心的评价有较大的差异。

闻一多与梁实秋在诗歌创作风格上显现出了差异，在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诗友”之间现出了裂隙。

三

闻一多与梁实秋在诗歌批评上为什么会产生裂隙呢？两者对艺术的本体论以及艺术功用的理解上，存在一些差异。

在艺术与人生的关系上，两者看似相同，却暗含着分歧。闻一多与梁实秋都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在实践中，两者所指却不一样。在梁实秋看来，艺术只是艺术，艺术的效用“只是供人们的安慰与娱乐”[7]，梁实秋过于重视“美”，滑向了“唯美主义”；此外，梁实秋还明确提出了“诗是贵族的”[7]这一口号，认为诗的目标是美，诗的内容要符合美的要求，因此，他对诗的内容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世界上的事物，有许多许多——无论是多数人的或少数人的所习闻的事物——是绝不能入诗的。民间的俗歌，同‘香奁体’和‘西昆体’一个样，有的是诗，有的不是诗。诗的目标，是美；故诗的内容，只应要美的，全要。”[7]“唯美主义”与“贵族主义”的主张，使梁实秋离“现实”越来越远，他认为诗人应该远离“血与肉”的现实社会，“赞颂真实普遍的人生，不是诗人的态度啊！在诗人的眼里，这个现实的社会，普遍的人生，实在是丑极了，诗人不是社会改造家，不是道德家、宗教家，没有能力与心愿去在‘丑’里鬼混”[7]，梁实秋认为诗人不应该赞颂“真实普遍的人生”，认为艺术可以脱离“现实”与“人生”而存在。

闻一多虽然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他并没有忽视“人生”，他所讲的“纯艺术”中是有“人类同情”的，他对艺术甚至有一种基督教的献身精神，他曾说：“‘文学’二字在我的观念里是个信仰，是个vision，是个理想——非仅仅发泄我的情绪的一个工具。The Muse 是有生机，有意识，有感觉的活神——伊被忘弃时，也会悲伤，也会妒怨……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已失，那基督教的精神还在我的心里烧着。我要替人们consciously 尽点力。”[1]159-160闻一多在从事文学活动中，对世间百态多了一些怜悯与同情，他的“为艺术而艺术”还是相当有人生担当和现实关怀的。闻一多重视艺术的“现实性”与“时代性”，他在评价郭沫若时，特意写了一篇《〈女神〉之时代精神》，大力赞扬《女神》的“时代性”。

梁实秋与闻一多对某些作家持不同看法，其实是由两者文艺观的差异引起的。如对徐玉诺的不同态度就体现出这一差异。徐玉诺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他的诗是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活体现创作的，表现了中原农民及农村生活的真实状态。徐玉诺的创作大多是立足于真实的世态人生之上，追求一种“人间真情”，展现的是丰富的现实生活，“是对现实发出的批判性质疑”[9]3，闻一多所列举的那几首诗，就体现了徐玉诺的这一风格。闻一多注重“现实性”，所以他称赞徐玉诺的诗，而梁实秋反对诗人反映“血和肉”的现实，所以他不喜欢徐玉诺也在情理之中。

又如对俞平伯的评价，在《〈冬夜〉评论》中，闻一多曾详细分析了《冬夜》的题材，认为该部诗集中有的诗是歌颂劳工的，有的是讽刺军阀的，有的是讽刺社会的，有的是反映政府压制的，有的是鼓励人民奋斗的，有的是催促群众觉悟的，有的是提倡人道主义的，有的是反映新文化运动的，这类直接与现实社会有关的题材占了诗集的四分之一以上，还有一些诗是间接反映时代思潮的，因此，他总结道：“《冬夜》在艺术界假若不算一个成功，至少他是一个时代底镜子，历史上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3]89“反映现实”与“时代底镜子”是闻一多评价诗的重要尺度，而这恰恰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评价标准，所以闻一多总体上还是肯定《冬夜》的创作的，赞扬其“实录”精神。而在梁实秋看来，诗的内容应该符合“美”的原则，为了达到“美的原则”，甚至可以超越现实，在《〈草儿〉评论》中，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诗人首先不满足于物质世界，所以诗人的思想应该是超于现实的”[10]27。在梁实秋看来，诗中所写的内容与现实世界关系越少越好，以这个评价标准来看，《冬夜》的内容包罗万象，与现实相关的内容不在少数，这当然不符合梁实秋的审美眼光。闻一多与梁实秋对《冬夜》截然不同的评价，反映出两者文艺观点的差异。

如果结合两者的成长经历，能更好地理解其艺术观的差异。梁实秋出生于北京，家境殷实，父亲接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开明，梁实秋从小就聪颖早慧，深受父母宠爱，很顺利地考入清华。梁实秋的出身和教育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算得上是比较好的，他享受了传统大家庭带来的好处，也接受了近代教育的便利，成长经历非常顺利。过于顺利的人生固然令人羡慕，但对于一个作家或者批评家来说，并不见得是好事，他社会经历少，对人间冷暖炎凉缺乏体认。中国古代讲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因时常说“不平则鸣”，梁实秋的生活过于平坦，没有太多的郁结之气。纵观现代文学的其他作家，如鲁迅、郁达夫、沈从文、丁玲等人，与之相比，梁实秋确实是少了很多人生的“故事”。梁实秋对时代的风云变化与世事沧桑缺乏深切的体验，他认同一种现象或反对一种现象时，往往表述得很“简单”和“绝对”，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其看法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闻一多则出生在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家中弟兄姐妹众多，还曾只身到武昌市去求学，成长经历上比梁实秋丰富。艺术的理解上，梁实秋更注重抽象性、理想性，对现实因素的考量较少。闻一多则加入了对现实的考量。

俞平伯曾经批评梁实秋：“有心的诗人，看见众生底疾苦，都该早早到民间去，他们原是无冕的帝王，没有人能够命令他们的；但无论如何得受一种命令，良心的命令。梁君心目中底众生只是牛，是矮子，自然可以不受这命令底束缚……”[11]俞平伯的批评有一定道理，梁实秋主张“贵族性”与“唯美主义”，无论在诗歌创作还是批评上，缺乏“现实”关怀，这使他较少关注“众生底疾苦”；而闻一多能够看见“众生底疾苦”，逐渐增强了“现实性”与“时代性”，其行文风格与批评风格亦发生了转变，两者逐渐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四

在某种程度上，艺术观的差异反映的是个性、气质，以及人生态度的差异。在个性气质上，梁实秋更加“理想化”和“单纯化”，闻一多则表现出一定的“现实性”和“复杂性”。这种个性气质影响了两者的文学道路和人生选择。梁实秋留美归国之后，转向“古典主义”，坚持“人性论”理论。抗战爆发后，他坚持认为文学要反映普遍的人性，引发了一场“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他坚持翻译莎士比亚，写出了《雅舍小品》，编辑报纸杂志，编写教科书等，亦写了不少批评时政的文章，但他始终认为文学不能机械地反映现实，不能被视为“工具”，他的理论依然具有一种“抽象性”，他对“现实”的介入始终是“若即若离”的。闻一多则不同，抗战爆发后，他去了西南联大，直接参与民主斗争，最终成为了民主“斗士”，并因此牺牲，闻一多对“现实”的介入显得更为“直接”和“激烈”，更具有“时代性”。

面对风云变幻的时代环境，闻、梁选择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不能说是艺术观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两者的不同选择，但见微知著，分析两者前期文学交往中存在的差异，并因此窥探两者性情、气质的差异，对理解两者不同的人生走向还是有帮助的。

闻、梁的文学交往，亦反映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普遍问题。闻、梁在读书时，充满着年轻人的热情和锐气，想在文坛上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两人因共同的志向以及同学间的友情而建立了最小的文学“团体”，想在文坛上杀出一条出路。我们可以把闻、梁的联合看成是最小的文学“圈子”，当这种圈子在面对共同的反对对象时，就会联合，体现出一致性，内部的差异性暂时被搁置，等遇到环境变化，差异性就浮出地表了。其实，在现代文学诞生及其发展的历程中，不乏各种社团、流派、文人团体等，他们亦因共同的志趣、目标、性情，或因地缘、学缘等因素形成一个“文人圈子”，但最终能坚持下来的凤毛麟角，其中原因纷繁复杂。通过解读闻、梁之间最小“圈子”的“合”与“分”，可在看似“相同”中发现“差异性”，进而探讨背后艺术观的差异，窥探个性、气质等个人因素对人生走向的影响。

① 这些研究成果参见李乐平《闻一多梁实秋文艺思想异同比较及其他》（《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伍春明《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论闻一多、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赖彧煌《论早期新诗观念中诗艺和经验的紧张——以闻一多、梁实秋、俞平伯、康白情为中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李凌《闻一多与梁实秋的交往》（《纵横》2006年第7期）；商金林《闻一多的风采——闻一多与胡适、梁实秋、吴晗、朱自清、鲁迅之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等。

② 此称呼见1922年6月19日闻一多写给梁实秋的信，此信并未寄出，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1］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 第12卷[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2］ 梁实秋. 谈闻一多[M]//梁实秋文集: 第2卷.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2.

［3］ 闻一多. 《冬夜》评论[M]//闻一多全集: 第2卷.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4］ 梁实秋. 送一多游美·序[J]. 清华周刊, 1922(8): 58.

［5］ 梁实秋. 略谈《新月》与新诗[N]. 台北联合报, 1976-08-10.

［6］ 俞平伯. 冬夜·自序[M]//俞平伯全集: 第1卷.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7.

［7］ 梁实秋. 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N]. 晨报副刊, 1922-05-27/28/29.

［8］ 梁实秋. 《繁星》与《春水》[N]. 创造周报, 1923-07-29.

［9］ 刘增杰. 中原诗坛开路人——序《徐玉诺诗文辑存》[M]//徐玉诺诗文辑存: 上.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10］梁实秋. 《草儿》评论[M]//梁实秋文集: 第1卷.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2.

［11］俞平伯. 评《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N]. 时事新报·文学旬刊, 1922-06-21.

A Revisit of the Literary Intercourse Between Liang Shiqiu and Wen Yiduo

WANG Jin-l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Liang Shiqiu and Wen Yiduo forg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hen they studied in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y often discuss poetry creation, thus forming “poem friend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rifts in their friendship. For example, they have divergence in poetic ideas and their comments on some writers. The reason is that they hold different artistic views. Liang thought that art could transcend reality and adhere to the “nobility” and “aestheticism” of poetry, while Wen was compatible with the “reality” and “contemporaneity” of poetry. In fact, the differences in artistic views reflect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personalities and temperaments, which all affect their artistic trends and life choices. In the changing times, there are increasingly widening divergence between them, and they finally embark o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ath. They started with “poem friends”, but they did not end with “bosom friends”.

Liang Shiqiu, Wen Yiduo, poem friends, the literary intercourse

I206.6

A

1001 - 5124（2022）01 - 0033 – 06

2020-12-03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整理与研究”（19JZD037）

王金玲（1991-），女，河南周口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E-mail: 1573089762@qq.com

（责任编辑 夏登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