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河洛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探析

任莹，董子安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河洛文化在自夏商至隋唐两千余年的历史中一直都处于华夏文化的主流地位，是悠久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考古证据表明，河洛地区是古代中国各地中最早建立国家政权，并步入早期文明社会阶段的地区。河洛文化无疑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文化。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形成的特色地域性文化。考据《史记·货殖列传》可知，河洛地区指的就是黄河中游地区与洛水流域。结合华夏文明历史进程，河洛文化不仅涵盖了夏商周三代文明，其中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鬼谷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文化，还包括秦统一后，以洛阳为中心的皇都文化，主要有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以及在政治中心和经典哲学影响下的史学、文学、科技、艺术、教育等文化[1]。

河洛文化以其悠久的发展历史、 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成为河洛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代表了河洛地区的先进文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易·系辞》中提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其中的“河图”与“洛书”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开端。河洛文化发展到今天，仍然具有生生不息的精神文化气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多元化的城市文明形态对乡村的文化生态空间进行了入侵，同时乡村主要常住人口不断流失，乡村文化在传承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断裂和异化，导致乡村振兴文化基础薄弱。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河洛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作为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代表，对当下乡村文化建设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 河洛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经济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乡村经济振兴，乡村经济振兴离不开乡村产业兴旺。通过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文旅资源向经济效益的转化，是推动乡村经济振兴的有效途径。拥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河洛文化为河洛地区的人们留下了丰富而又璀璨的河洛文化遗产和文旅资源，使河洛地区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方面具有天然资源优势。原始社会新石器文化创造的文化遗产，如新郑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和舞阳贾湖遗址，仰韶文化的郑州大河村遗址、濮阳西水坡遗址等,以及代表河洛人智慧的《河图》《洛书》。夏商周三代的史官文化、礼乐文化、青铜文化、冶炼文化也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如：安阳的殷墟遗址发掘出了大量的甲骨卜辞和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与魏晋时期传入中原的佛教文化，留下了如洛阳的龙门石窟、 白马寺，嵩山的嵩阳寺、少林寺、嵩岳寺等名刹古迹。

河洛地区以河南省洛阳市为代表，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知名旅游城市，洛阳更是被称为“十三朝古都”。文旅业的发展继而带动其他产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成为不少农村地区经济创收的主要来源。仅2021年清明小长假期间，洛阳市共接待游客249.2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0.91 亿元，接待人次、旅游收入较2019年同期实现双增长。因此要深入挖掘河洛文化的当代价值，弘扬传播河洛文化，扩大河洛文化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对优秀河洛文化相关文旅资源合理适度地进行利用开发，推动河洛文化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更好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拓宽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

2 河洛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政治作用

河洛地区作为多个朝代的政治中心，在中央集权的统治思想下，以儒家“大一统”与“德治”为代表的价值观念也成为河洛政治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多民族共同繁荣与一国两制的实施正是其中国家统一与民族认同理念的现代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乡土性特征使礼治秩序成为内在行为准则与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规则性不是法律，而是文化层面的规定与约束。“大一统”思想认为政治次序必须统一于“仁义礼乐”“王教道化”，构建出以礼治秩序为核心的人治政治文化。“徳治”思想要求统治者贤明达观、 为政以德，是礼治的本质要求。在现代乡村社会中，政治和道德还没有完全分解，人治和德治的思想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除了强调礼治，河洛文化中的“人治”与“德治”思想中也暗含着民主法治的观念，唐朝时期的最高司法机构“大理寺”就位于河洛地区，这充分说明了河洛政治文化中存在着“民主”与“法治”的萌芽。“人治”思想的主体虽然是君主，以刑法为主，但集权政治制度也使基层政治形成“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特点，由此推动了基层民主的最早实现。在著名学者秦晖的《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一文中把这种特点系统地总结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以宗族伦理乡绅为治理标准的河洛乡村政治文化与如今倡导的村民自治制度高度契合，以“德治”为主的治理思想也成为如今乡村治理“三治融合” 的重要环节之一，指明了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与建设原则与理念。

乡村秩序的构建离不开和谐思想，而河洛文化中就蕴含着和谐统一思想，推动了和谐乡村的构建。如西周、春秋时期，史伯与郑桓公的“和同”之辩就提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河洛文化深受道家与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仅倡导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更加注重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河洛地区作为古代的“天下之中”，地理位置的优越以及自身对其他文化的包容性，使其在文化交融过程中孕育发展出了多元的文化，表现出“兼容并蓄，辐射四方”的文化特征。河洛地区作为古代中国长期的政治中心，以河洛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形成了各地共同认同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心理，最终形成了“四海之内皆为一家”的共同体民族意识，将河洛文化中的和谐统一观念融入乡村生活中，使其进入乡村的各个方面，这对于乡村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也是乡风文明建设有效且必要的途径。

3 河洛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社会作用

乡风文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河洛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河洛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根源于河洛地区的乡土文化，是农村文化建设中重要的传统公共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同时也是河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天然具备乡村居民的高度文化认同度，有着极强的文化渗透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同时河洛文化还反映着当地的文化、经济、政治的发展历史和当地群众的道德观念，其中所蕴含着的道德观念影响着乡村居民道德素质的养成。河洛文化是儒学思想的集成地区，后期历朝历代多在河洛地区建都，把儒学思想确立为主流思想和正统观念，儒家文化便成为河洛文化的核心文化。儒家作为“入世哲学”的代表，注重人自身的完善，在社会实践层面表现为教化宗族与乡约化民[2]。儒学所弘扬的仁义观念成为河洛地区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道德准则，有利于乡村居民道德素质的养成。

马克思认为，历史文化是人类发展和创造的基础和源泉。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写道：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活人的头脑”[3]。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如风俗习惯、性格心理、价值观念等，都是通过历史漫长的进程逐渐形成然后沉淀下来的，它在民族之魂中深深镌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强调礼乐文化的河洛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也无形地塑造着河洛地区人们的伦理观念。周取代殷商建国后，周公在河洛地区制作礼乐，礼制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种种典礼仪式以及社会中的各种行为准则，范围广及政治、军事、 社会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 乐制则指在不同的典礼仪式中需以不同形式规范的乐舞来配合仪式活动[4]。这套礼乐制度便成了当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因此河洛文化中有着浓厚的礼乐色彩。礼乐制度所包含的部分伦理道德观念有助于在乡村社区间形成良好的伦理关系。

在现代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各地区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性增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不断缺失，河洛地区作为历史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也不可避免出现了人口大量外流的情况。河洛文化是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延续，不仅是文化价值延续的重要载体，还可以有效地将乡村振兴的多个主体团结起来。实现乡村振兴，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人口回流。河洛文化留下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物质文化资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低错落的建筑遗迹、独特的风俗习俗和饮食文化充满着乡土气息，构建起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形成了刻在深处的家乡文化记忆，在人口不断流失的乡村社会中，乡土文化的召唤更能为我们留住“乡愁”。

4 河洛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人文作用

乡村学者费孝通曾在《文化的生与死》一书中提到“文化中的活和死并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文化中的要素不论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在对人们发生‘功能’时是活的，不再发生功能时还不能说‘死’因为在生物界死者不能复生，而在文化界或人文界里，一件文物或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而去满足另一种需要，而且一时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时又起作用，重又复活。人文世界里自有其逻辑，不同于自然世界”[5]。当下的农村社会已然发生较大的变化，不再是传统的熟人社会，日渐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但从根基上来看，农村社会的主要生产生活仍然以土地为中心，仍然是乡土性的。河洛文化作为乡土文化的重要体现和传统乡村记忆的重要载体，仍然深刻影响着居民的人文素养与情感记忆，存在于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与理想信念的综合，是一个民族自信和底气的深层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道：“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这其中北宋前的14 位思想家中，8 位都来自河洛地区。河洛文化创造的精神财富，使河洛地区的居民自发地产生文化使命感与荣誉感，使乡村居民们发自内心地对其进行传承并对自身严格要求，增强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塑造出独特的文化性格。

5 河洛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生态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并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我国重要国家战略层面，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中生态文化的普及与推广。河洛文化中也蕴含着诸多生态文化基因，从“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告诫人们要遵循自然规律，敬畏自然，顺应自然[6]。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如《周易》中所言只有“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优秀的生态文化基因在长期历史的沉淀中化为乡村居民们日常所遵循的生态道德，在现代社会生态危机加深的今天，将河洛文化中的生态文化基因融入文化建设，更容易动员组织村民保护生态环境，构建乡村地区绿色文化氛围。

推进乡村振兴下的文化建设，重点就在于从地域性实践入手，考虑到不同地域间的差异，将地区发展需要、地域文化基因需求、民众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去推进地区文化建设。河洛文化作为河南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更为贴近民众，河洛文化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气息滋养着一方土地，也滋养着河洛地区的人民，其中蕴含的优秀价值观念、 人文情怀、道德规范，起到了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重要作用。河洛文化还是一种“根文化”“源文化”，是在文化建设中团结和凝聚广大农民群众的重要纽带和文化依托[7]。河洛地区是最早的“中国”所在地，据记载，周武王灭商迁都时，曾说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又民”，其中的“中国”指伊洛之间的洛邑即河洛地区，“中国”一词的概念便起始于此[8]。河洛文化也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认同精神和民族归属感。时至今日，河洛文化也依然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河洛文化流传到今天，我们不仅要继承好传承好河洛文化创造相关的物质财富，更要弘扬好发展好河洛文化的精神内涵。河洛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层面的存在，受到一定社会存在和历史条件下的决定因素影响，必然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其中的唯心观、 形而上学的辩证思想以及其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因此，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建设乡风文明的新乡村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上述河洛文化活的灵魂和精髓，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融入新的时代精神，与当今时代精神进行对接，在继承河洛文化中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河洛文化中一些落后的因素有所摒弃，实现河洛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不断挖掘河洛文化的精神特质，坚定河洛文化之自信，把握河洛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内涵，在传承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