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的影响因素及策略研究

虞新胜， 纪文洁

(东华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202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世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1]24,66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将这一理念作为外交策略，更是胸怀天下，站在时代的潮流上为全人类未来向何处去、如何发展提出指引。然而，要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人类的指引作用，构建真正的团结一致、协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需要全世界人民对这一理念的广泛认同。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实现层次

1.1 理念阐释：关于“人类”的存在与发展理念

当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加，全球性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的问题，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不和谐关系的问题。回应全球性问题，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以人为本，力图解决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旨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现实的人”的存在为基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的“类本质”角度，把人的类特性归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述人在现实性上应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01。马克思将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同时也作为一种个体的存在，个体与“类”相互依存，处理全球性问题既要把人作为“类”，关照整个人类存在的需要，又要把人看作个体，关照个体需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理论为基础，联通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中国梦”与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世界梦”，在关切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需求的同时，关注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的发展为目标。社会由人组成，社会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社会的发展也就是人类自身的发展。马克思在深刻分析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真正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区别于以往外在制约的自然共同体，打破了异化力量的虚幻共同体，旨在建立起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和谐共同体。《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53个体的全面发展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得以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然而，人类的发展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3]50。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美好愿景需要世界各国一道努力，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推动命运共同体构建。

1.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层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向何处去、如何发展指明了方向，是引领时代潮流与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要真正将理念转化为现实包含三个层次。

首先，凝聚利益共识，实现利益共同体。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利益密不可分，利益共识是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利益的追求不仅是推动人们进行生活生产的重要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精神文明发展状况。全球范围内形成利益共识是共同发展之道，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与亚投行运行，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一道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法国、德国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也日益加强同中国合作，进行友好贸易互动。由此可见，顺应全球化潮流，在全球范围内凝聚利益共识，打造利益共同体是众望所归。

其次，凝聚价值共识，形成价值共同体。形成价值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的战略性一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否形成价值共识的关键就在于其内在价值是否符合世界共同价值取向。要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从理念走向现实，就必须以价值共识为纽带，形成价值共同体。面对全球性问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单打独斗取得全面胜利，全世界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价值共识则是帮助人们团结合作，携手共渡难关的关键一步。

最后，凝聚责任共识，打造责任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是指世界各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全球治理新体系的基本遵循并自觉实践。在全球凝聚起共同的责任意识需要以利益共识和价值共识的形成为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全人类的接续奋斗中不断凝聚责任共识，逐步打造起世界人民的责任共同体。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形成机理与表现形式

理念认同即指认同主体在对某一理念通过经验或学习产生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产生情感共鸣与认可，并自觉将理念内涵与价值观念贯穿于认同主体自身的行为过程。

2.1 形成机理：由认知、认可到认同过程

第一，理性认知是理念认同的基础。认知是指主体对于某一客体通过学习、交流等方式，对其内涵、价值、作用形成的理解与认识，认知是认同的首要条件和基础保证。人能够直接感知具体理念或信息，但必须运用头脑对所感知信息进行本质概括与科学整合才能达到认知阶段。认知包括记忆、思维、反思、推理等，在认知过程中，推理与怀疑必不可少，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对所认知理念信息不断怀疑、破解、反思、总结，将理念信息转化为理性的认知。

第二，情感认可是理念认同的动力。情感认可是认同主体对于客体及其所持的原则、立场、价值与自我观念进行比较后所产生的满意、接纳、赞同等态度或感受。情感认可是形成情感共鸣与付诸行动的“桥梁”，人们遵循特定的情感而行动，并以信念指引行动，从而对所认知理念产生为之不懈奋斗的意志。情感认可是理性认知和行为养成的感情纽带，在整个认同过程中是极为关键的环节。只有将情感认可与理性认知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认同动机，进而选择正确的实践行为。

第三，行为养成是理念认同的最终目标。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讲“认同重要，因为它影响人们的行为”[4]，真正的认同是在理性认知基础上，内化于情感，外化于行动，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理念认同基本目标应当是自觉而不需要理由的行动，这种无须理由的行动表现出真正的认同感，是检验理念认同的标准之一。理念认同的深层目标是认同主体自觉主动地进行理念传播。认同过程也是理念的传播过程，广泛的传播使得理念有了被主体认知的可能，愈广泛深入的理念传播代表着理念认同的成效愈加显著。

2.2 表现形式：由认识、情感到行为的表示

理念认同是将某种理念贯穿于人的意愿与行为的过程，以理性认知为基础，以情感认可为关键，以行为养成为最终目的。在理念认同过程中，存在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一，从众心理。心理认同是理念认同最浅层次的表达，它具有不确定性和盲目从众性。当认同主体在理念认知并不完全时，或因可从中得利，或基于大众与社会的压力，从而被动地践行理念内容。这样的理念认同，虽然短时间内能集聚人力，但却是不坚定可靠的。因此，理念认同需要认同主体对理念进行全面正确的认知，在主观意愿上做出改善。

第二，情感认可。情感认可是理念认同在情感层面的表达，它是指认同主体在情感与意愿上接受理念价值但不付诸行动。主体缺乏采取实际行动的意志力和动力，无法将理念变成具体的实践。如果世界各国人民持旁观者的姿态，仅在情感上共鸣，那么理念认同将无法贯彻实施。这就要求认同主体必须在情感认可的基础上，在自身行为上做出改善。

第三，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认同与行为真正的一致，是认同主体在认知与认可后，对理念践行产生责任感，自觉主动地将理念贯穿于实际行动之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念认知，促进理念认知与理念践行的双向互动与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在明确主人翁角色的同时，真正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坚定其价值取向，才能对自己所应承担的工作充满责任感，表现出行动和意愿的统一。

3 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的因素分析

理念认同受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利益是影响认知的基础性因素，理念传播是实现认知过程的载体，文化是推进情感认可的抓手，政治是最终将理念价值落实到行动的驱动力。

3.1 利益分歧阻碍理念认同

利益是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的基础性因素。利益主体如果以利益分歧代替共识，只关注本国利益而忽视他国利益，就会阻碍利益共识的凝聚。

狭隘国家利益观影响利益共识的凝聚。狭隘国家利益观是指纯粹的本国利益至上思想。这种观念将对本国利益的单纯追求作为国际关系和国家行动的根本动力。一方面，西方大国在本国利益驱动下长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导致全球治理方式单一，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主权国家的自私性使一些国家为扶持本国产业，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种狭隘的国家利益观使得利益共识难以形成，从而阻碍着人类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性认知。

国家间利益分歧制约着共识形成，阻碍利益共同体的构建。经济全球化发展使国家间交往日益密切、利益相互交织，也使得国家间利益分歧不断显露。国家间利益分歧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经济贸易问题，全球化使国家间经贸活动日益频繁，贸易摩擦问题屡见不鲜，一些国家为应对他国贸易顺差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等行为扩大了国家间利益分歧；二是资源环境问题，赫德利·布尔认为：“对资源稀缺问题的认知而产生的利益冲突，是国家间紧张关系的一个新原因。”[5]一些国家为争夺资源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而使分歧与冲突频繁发生。维持各国利益的平衡与协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之一。

3.2 文化差异影响理念认同

“文化建设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6]，其在世界发展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片面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价值共识的凝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带来难度。

第一，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差异的背后是价值观念的差异。受历史与传统的影响，不同地区的群体有着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形成了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直接影响人类价值共识的凝聚。一方面，价值共识的形成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在对人类未来的思考中，西方价值观以孤立静止眼光看待变化发展的世界，思想仍停留在抽象理性之中；另一方面，有些宗教狂热分子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暴力冲突，给国际秩序和地区稳定带来威胁，这不仅使人类价值难以达成共识，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带来困难。

第二，西方文化霸权企图实现对他国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控制。文化霸权是指奉行霸权的国家将自身文化、价值观尤其是意识形态对他国进行渗透并迫使他国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在思想层面控制他国的行为。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战后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各方面的先发优势，将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用于文化领域，试图通过文化软实力，干涉他国内政。文化霸权其实质是西方中心论在文明层面的变种。

3.3 传统政治秩序冲击理念认同

政治因素也是影响理念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世界各国政治互信的程度影响着世界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情感认可。

第一，政治信用危机影响政治互信。首先，在传统政治秩序中，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经济、科技、军事等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将本国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凌驾于他国之上，妄加评判他国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选择；其次，在政治交往中，一些国家奉行“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思维，对他国发展大肆抹黑，企图再次挑起国家间新的政治信用危机，坐收渔翁之利；最后，战争遗留问题与主权领土问题阻碍着政治互信的达成，主权领土争端、战犯追究、政府间赔偿与民间受害赔偿等遗留问题悬而不决也影响着国家间的政治信任。

第二，单极主导秩序冲击国际责任共识。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成为国际政治秩序的主导者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军事、科技等实力薄弱，只能被迫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制定的国际规则与理念，欧盟、日本等国家作为单极主导的支持力量依附于美国强权政治之下，其他国家应声附和，参与度低，难以形成普遍的国际责任共识。

3.4 理念传播效能制约理念认同

没有认识就没有认同，理念传播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必不可少的环节。国家自身国际话语权不足、理念传播不够充分等，都会影响受众群体对理念的认知。

第一，理念传播模式的单一影响受众群体覆盖面。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已有成效，但还存在着传播体系不完善、传播模式单一的问题，具体包括三方面：理念传播精准度不强，靶向施策不够；理念传播工作差异性不强，对经济形态各异的主体国家进行理念阐释的针对性弱；理念传播语言过于官方，对语言的技巧性与艺术性运用程度不高。理念走出去需要针对不同时间、不同人群、不同地点进行更加精准传播，才能更吸引受众目光，深入受众内心，贯穿受众行动，最终达到理念传播与认同的实际效果。

第二，国际话语权不足制约受众群体认知程度。各国主流媒体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与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各国人民对理念的认同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虽初成体系，但由于国家话语权不足，存在着“内部”其乐融融，而“外界”冷冷清清的情况。西方媒体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国际舆论的高地，大肆宣扬 “中国威胁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为了对抗美国“重返亚洲”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究其根本，近年来中国国家话语权虽有提高，但仍与国家实力并不匹配，话语权的不足限制了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了解深度。

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的策略分析

4.1 通过“一带一路”平台扩大利益共识

“‘一带一路’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解决人类发展难题提供了平台”[7]，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需要在一带一路等平台中寻求各国共同利益，在合作中凝聚利益共识，在互利共赢中打造利益共同体。

第一，坚持正确义利观，凝聚利益共识。当前逆全球化现象的扩展为全球经济发展再增难题。随着国家间经济利益的依存度提高，互利共赢的义利观成为合作共赢的不二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是源与流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目标，“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是扩大利益共识，打造利益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8]中国提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互利共赢的义利观指引下，坚持陆海统筹、东西双向互济，以弥补传统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东西差异、南北差异的全球经济新倡议。

第二，在共同发展中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议。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一种单向单赢的全球化，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以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为目标，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谋求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当国家间产生利益冲突时，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妥善管控分歧，促进利益平衡。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性发展问题更要靠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来解决。中国在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增进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坚定不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合作共赢中凝聚利益共识，扩大各方利益基础，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享发展红利。

4.2 以合作式文明对话增进人类价值共识

当前国际间交往前所未有加强，在传统关注文化差异的比较式文明对话基础上，关注文明交流合作的合作式文明对话才是文明交流之道。因此，寻求多样文明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增进价值共识至关重要。

第一，在文明对话中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9]世界文明灿烂多样都是特定地区与时代的精华。在历史发展中不论分化出多少种文明，都源于人类社会。文明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文明是相通的。世界文明同根同源，都源于人类社会，必然具有相通性。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也是文明交流的历史，伴随着人类的交往，文明的交流融合必不可少，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具有相通性；另一方面，文明存在差异性。地理、气候等因素交织使得不同文明各具特色，正是文明的差异性使文明交流成为可能。只有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在文明互鉴中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以合作式文明对话增进价值共识，利用好文明互鉴的抓手作用，才能更好打造价值共同体。

第二，在文明互鉴中坚持平等民主，妥善管控分歧。文明存在着双重性：一方面文明具有满足自我需要的特性，为维护特定群体的共同利益服务；另一方面具有维护自身文明的特性，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认同自身而排斥他者的趋向。基于文明的特性，化解文明冲突论就必须尊重文明多样性，在民主平等关系中妥善管控分歧。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9]凝聚价值共识要坚持民主平等，尊重各国的和平发展，关切各国的合理利益诉求。用平等的态度对待相“异”文明，不以经济的发达程度与否来衡量文明的优劣高低。“我们倡导多元多样、平等相待的文明观，倡导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倡导以交流交融化解对抗冲突的文明观，倡导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明观。”[10]要加深对彼此的认识，尊重各方合理的利益诉求，善用合作式文明对话，以文化交流取代隔阂，以文明互鉴取代冲突。

4.3 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树立人类责任共识

树立起责任共识要循序渐进，在共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通过伙伴关系与规则意识探索符合地区特点的秩序架构。

第一，通过伙伴关系继续增强政治互信与增进人民友谊。伙伴关系是一种以相互尊重、共同发展为道路，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为理念的结伴但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其平等包容与合作共赢等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诉求相契合。首先，要开展更加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9]在2018年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中国提出了“新型安全伙伴关系”的理念，建立起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寻求共同的利益，实现资源共享，凝聚责任共识。其次，升级伙伴关系，深化合作与政治互信。各个国家共同构建新的全球治理秩序，不仅是增进政治互信的过程，也是在更高层次上促进世界各国合作与交往的过程。要在坚守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深化合作，扩大责任共识。

第二，在规则意识中探索符合世界人民诉求的全球治理架构。国际规则意识也就是国家的责任意识与国际间秩序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质就是一种事务共商、秩序共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国际治理新理念。全球治理秩序关乎人类命运，要建立起共同体就首先必须循序渐进，强化规则意识，通过公正合理、科学有效的普遍性规则与制度来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合理利益，探索符合各国人民诉求的秩序架构。另外，要以制度化的形式保障规则意识，以规章制度来规范和整合各国的多元诉求，从而实现各国共同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样需要循序渐进，在凝聚起利益共识与价值共识的基础上，确保在共建新的全球治理秩序中，各国最基本的经济与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与保障，才能更深入地在规则意识中寻求责任共识，打造全世界范围的责任共同体，最终赢得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4.4 发挥互联互通作用，提升理念传播实效

理念传播是认同的载体，通过互联互通可提高理念传播实效而利用主场外交提升国家话语权对于理念传播则至关重要。

第一，在互联互通中针对不同国家调整理念传播模式。中西方文化起源不同，发展历程与关注点不同，因此在观念与交流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要关注受众需要，善用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针对不同类型国家选择不同的传播模式。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要在更多的经济合作中传递价值观；对于亚洲国家，要以共通的文化底蕴凝聚亚洲共识；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在经贸交流中以贴近当地实际的民间用语进行理念传播。

第二，利用主场外交逐步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话语权。所谓中国主场外交就是在中国的平台上所组织与策划的外交活动，中国作为东道主在活动中应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近年来，我国成功组织了博鳌亚洲论坛、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等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11]。一方面可以在国家间交流合作中传递理念价值，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在活动中展现国家实力，提升自身的话语权。中国要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承办主场外交活动，发出中国声音，向世界推送中国话语；要通过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在国际组织中提升中国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