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知识话语传播研究

蔡东伟， 李 洁

(东华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1 问题的提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现代化强国建设背景下必然要作出的战略选择。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所寻求的目标是使全球共同发展、人类共同面对和解决日益复杂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关于新时代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关注全球生态治理而总结出的最新理论成果。它预设了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强调自然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包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绿色发展、系统治理、以人为本、多边主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力求于对全人类发展前途的深切关怀，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时代困境指点迷津，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明科学的价值导向。当前，为增进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传播的实效性，为增强公众生态文明行动理性与文化自觉，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应从“宣传”走向“接受”。因此，本研究探讨新时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传播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可从文化逻辑、有限理性、话语认同角度来论析。

2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传播的必要性

2.1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的文化弘扬要求

一方面，知识与话语二者都具有文化属性，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本身蕴含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进”哲学思想的现代性解释。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人与自然二者的共同存在也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没有纯粹的、与人无关的自然。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生成的，借助工业这本打开人本质力量的“书”，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成了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另一方面，一个生态文化成熟与否，首先要看其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文化是否缺席、是否发育充分。毫无疑问，有限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带来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文化、生态和道德等问题。而生态安全的价值表现为生态文化的积淀过程，现代文明发展的负面效应告诫人类：问题不在于是否己经改变世界，而在于如何安全地改变世界，最终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宗旨。我国“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就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反思。

世界具有多样性，文化具有多元性，文化差异也会导致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差异。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我国对外文化弘扬和交流有利于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更好地完成发展目标，中国需要良好的外部国际舆论环境，而这就需要做到跨越空间壁垒，传播并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的文化弘扬可以为生态危机治理提供有力支持，为人类文明交融确立坚实的价值基础，世界各国守望相助，达到合作共赢。

2.2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认同需求

话语传播的关键在于话语认同。话语体系本身的信息生态特性在一定意义上存在话语霸权与操纵，导致不少人对话语存有一定程度的怀疑或否定。在现实中，影响话语认同的原因概括来说是对一些宏大话语的不信任与困惑[1]。大量事实表明，话语传播的效果取决于信息来源、信息内容和受众个体等诸多因素。话语传播中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宏大话语的信任度不高，其原因包括：第一，信息污染，大量虚假有害信息充斥网络空间，人们难以有效利用[2]；第二，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和“信息霸权”行为，人们难以选择；第三，信息采取的标准过分主观化、功利化，传播失范。另外，大量心理学研究证实，人们对负面信息有更高的信任度，易受负面信息主导[3]，这也直接影响话语传播效果。

当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话语认同冲突形成的重要原因是生态利益、安全利益、文化背景等差异导致的信任缺失。危机过后，社会对信任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建立信任却相当困难[4]。这是由于人们更易关注负面信息，不信任一旦出现，就很难消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利益大致分为三个关系层面：一是个体生态利益，二是企业、行业、区域等生态利益，三是国家的生态政策、行为利益及国际间生态利益。第三类利益需采用制度进行约束与规范，往往代表了某一地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取向与特色。由于制度的制约功能，人们对某一制度会产生认同感，并在人与自然关系实践过程中将其神圣化，成为相对稳定的规范体系。因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传播的一般意义，既包含了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和文化特质，也包含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历史经验教训。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展现出了良好绩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中国经验成为一般性理论学说的知识来源，中国也成为知识生产的表述主体[5]。

3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传播策略

3.1 运用知识话语传播的文化逻辑

人不仅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毫无疑问，有限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带来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带来经济、文化、生态和道德等问题。如今，生态赤字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这会给中国带来发展安全问题。在安全和利益面临威胁的背景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发展才是破解之道。

生态安全作为人类世界客观存在的一种需求，是在生态文化的大背景下实践的。而知识是一个共同体在话语实践中得到共享、接受和预设的信念，知识的可靠性依赖于认识共同体在语境、历史、文化上不同的辩护标准[6]。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条件下，主流共同体文化的生态认同，能够为生态危机治理提供有力支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话语传播本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其传播效果取决于人们的文化价值选择和传播过程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取向。所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话语传播的文化逻辑决定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方向和前途。新时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话语传播必须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文化进行整体考察，只能用无形的文化场来影响、疏导和激励。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蕴含着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对于不同的国家、集团、民族来说，安全与生态利益维度始终是核心指向，“发展”的诉求包含着特定的权力格局、文化选择、价值取向。由于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要求：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传播必须同时彰显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必须自觉进行文化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选择，意味着社会活动要在文化逻辑框架内进行，突出强调其中的生态信仰、和谐共生价值观等文化背景。因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话语传播应既是科学的也是文化的，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3.2 坚持共同价值话语设计的有限理性

良好的话语传播是影响人们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态度的重要举措。当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被置于人与自然安全和利益关系多元传播的信息环境中，而话语传播的效果受制于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也造成了群体对其文化认同差异。许多研究发现，在经历了相同的文化事件后，不同的个体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感知和解释[7]，同时群体可能会放大个体水平偏差的影响[8]。

当前，网络成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话语传播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话语与信仰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在网络中汇集、交流，放大了各种信息传播的效果，直接影响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话语传播的各个环节，直接参与塑造、改造人与自然安全真相信息的生成。在信息的电子传输阶段，持续的不稳定使自我失去了中心化位置，生态文化信息呈现分散和多样化的状态。从其信息的质与量上讲，人与自然安全真相信息所获得的适应网络形式的样态，客观上会发生三种情况：一是保持原安全真相的质与量；二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安全关系舆情信息经过多重传播中介，使安全真相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更有效的形式；三是与第二种情形恰恰相反，使安全真相的层次降低、价值受损、信息流失。

完全理性下的人与自然共同价值话语设计目标是单一、清晰、绝对的，设计一个“完全一致”的系统，总是可以做出最优选择。作为一个复杂的总体，信息生态涉及环境、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信息的创制、传播与实现。这个总体通过文化传统根植于社会信息之中，时刻以一种客观存在来改变和塑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话语传播。在有限理性下，要寻求有效性，而不是最优解。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话语传播中，有限理性关注的焦点正是理性与非理性方面的界线。人的现实性及其文化性存在决定着优化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传播的话语体系，话语传播应该是有限的理性、过程的理性，所考虑的选择机制应该是有限的理性适应机制。

3.3 把握知识话语认同的信息机制与群动力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话语的传播包括符号、视觉图像和流行的语句等。成功的信息传播需要接近社会主流的价值、文化、媒体互动，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9]。因此，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话语的认同，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信任基础上，并把历史的经验性事件与规范性效果相结合。需要指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并不是中立的。认同的准则是所倡导的理念超越自身世界观、社会信息传播及其真相的局限，达到对问题的认知和认同。当我们讨论跨文化的主体性时，不能仅关注其中的情感因素与共情效应，也需要基于国家话语的知识属性来寻求理解和认同[10]。无疑，作为阐述和争取认同的方法，认同应该包括身份平等的规范性。这意味着人们的独特生态经验与普遍的自然和社会规范保持一致是达成生态认同的必要条件。如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认同要以身份普遍平等的规范性思想和论证的普遍推理原则为基础，将平等规范性因素纳入话语认同的实现之中。

认同的信息机制表明了认识是以信息为中介的信息处理过程。在话语传播的过程中，人们的焦点是对话语传播方的预期维度，一旦判断信息发布者与人们突出注意力的相似性较低，就很难达到预期的话语传播效果。在有限理性指引下，人与自然关系风险知识目标信息要与人们的认知距离水平相适应，符合人们的最近发展区。人们在处理接收的风险信息时，将判断他人或机构与自己对风险的关注重点是否一致[11]。

群体动力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个体内在需要和环境外力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话语传播需要讨论群体中各种力量对个体的作用和影响。群体动力理论的主要意义是激励人们从内在角度来调查和研究群体行为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在群体成员以及整个群体氛围的关系中把握群体行为的变化过程，从而形成人们参与话语传播活动的动态过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传播首先要从专家、知识、环境、公众四维动力结构出发，最大限度地实现一致性的群体传播，营造充满群体动力的话语传播生态。

4 结语

全球生态治理的竞争不仅体现为硬实力的较量，还体现为以国际知识话语为核心的软实力的竞争[12]。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既蕴含人和物的关系，又有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强调人既有生物属性，又具有复杂的社会属性，人能够在意识的能动作用下感知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并做出相应的反应以满足生存和发展条件[13]。因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传播隐藏在文化、价值、习俗、信念以及政府政策和政治制度中。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话语传播既是科学的也是文化的，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互补，科学化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知识话语走向成熟的基础，文化是话语发展中务必蕴涵的情感关怀。只有同时具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人们对知识话语的认同才能更全面，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理性、自觉。从国际传播视角看，真正做好国际传播需要一个文化—思想—知识体系的支撑[14]，增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话语体系国际认同，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相关信息，有效研究、对接和融入目标人群特点，以平等的姿态投入国际关系交往中，在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的知识对话中建立交往性共识[10]。在网络传播中，我们应将获取的环境知识、和谐共生价值观、独特体验进行分享，在分享中增强人类的自主性、实践性和探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