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数字经济对服务消费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

苏蓓蓓

（大连财经学院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1）

随着时代的发展，数字经济受到的重视度也明显提高，其被应用在多个行业和领域，数字经济中的关键因素是数据资源，用数字说话，也表明数字经济具备的可信度高。数字经济的实施，使得社会的发展速度加快，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提升社会的生产能力，使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1]。通过数字产业化，关键技术和核心产业能够不断把消费、生产、服务过程中所创造的数据变成生产要素，从而提供新服务、新应用；通过产业数字化，推动传统企业、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农业数字化和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以及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网络化普及，从而持续利用数字技术改造并赋能三次产业。随着数字经济受到的重视度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参与度也明显提升，人们以往建立的消费模式，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消费模式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的速度明显提升，在全球范围内，可使人们快速获取自身需要的信息，从而使人们的生活也变得更为方便。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市场交易时间明显缩短，同时也搭建了商家和消费者的交易平台。数字经济包括数据和数字技术两个关键要素[2]。在很早之前，数据就已经出现，同时为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服务，但以前的数据传输速度慢，同时记录的内容并不多，但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数据的传输速度明显加快，同时数据的记录量也明显增加[3]。近几年来，大数据被广泛地运用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成为并列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新要素。这一新要素的出现，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很大，值得社会各界认真研究。数据要素具备低边际成本、无损耗、易复制等特点，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引擎[4]；数字技术具备迭代快、扩散快、渗透性强等特点，两者通过加快创新的供给和扩散，优化生产函数中的要素配置，提高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产业竞争优势。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换道超车的宝贵机遇，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5]。我国在2020年实现的GDP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所占的比例达到7.8%，由此可知，在我国的GDP构成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国GDP的提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6]。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可帮助我国数字经济的GDP占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以制造业为内核的实体经济也会实现提质增效发展。随着经济模式的改变，使得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以往相比，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居民在消费过程中的需求，也出现了更多多元化的变化，而数字经济的应用，可以使人们的多元化需求得到更为有效的满足，特别是数字交易平台的建立和发展，使居民多元化消费成为可能，也使得交易双方之间的交流更为高效，而网络支付的实施使得不同地区的商家和消费者能够开展即时交易。

一、数字经济对服务消费的直接影响中的问题

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数字经济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因此就需要考虑，在目前促进消费的北京下，如何在消费升级中，使数字经济具备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促使我国的经济能够实现平稳增长[7]。有研究人员对于数字经济和消费需求之间的联系开展了研究，有研究报道称，电子商务模式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通过比较淘宝和拼多多的电商模式，结果显示在应对不同的电商模式时，消费者自身的消费意愿也会有明显的差异[8]。也有研究人员通过数字金融的角度入手，发现在居民消费升级深化时，数字金融发挥的作用十分明显，同时数字金融和电商消费间具备着双向互动的关系，但在对农村消费结构方面，数字金融并不具备较大的影响力[9]。有学者通过平台经济发展角度入手，发现在使消费力提升的多种因素中，数字化生产属于重要的因素之一，但随着平台信息的垄断化，也会使得社会消费力的提升速度放慢，并且受到数字技术的限制，网络的贸易平台具备着准入门槛，使得消费力会发生分化的情况[10]。有研究发现，随着数字金融发展速度加快，其可使居民得到实时以及动态的交易信息，并且也能够降低金融产品的准入门槛，使居民在金融产品职工的参与度提高，进而使得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更为有效的释放，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这一情况展现得更为明显，数字金融会更为有效地促进居民的消费能力提高。通过上述研究报道可知，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数字经济发挥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前人研究报道为二者关系的变化提供了理论和经验的支持，但需要注意，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分析数字经济和消费需求之间的理论关系，部分研究报道表明数字经济会对消费需求产生线性影响作用，但在实际的生活中，数字经济自身就具备着跨区域的性质，因此使得交易过程所形成的经济效益，并非是对本地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还可能出现空间地理层面的溢出效应，而相关研究报道中对于该方面的内容并未过多地涉及[11]。因此本文就通过对空间计量模型予以应用，来对数字经济促进消费升级时形成的本地效应以及空间效应进行分析，使区域经济得到快速有效发展。

二、理论分析

1.数字经济使消费升级得到引领的本地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居民的消费模式也出现了明显的升级。而在这一过程中，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为促进消费模式升级。相较于以往的经济模式，数字经济的建立，首先使得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易的过程中，无须再使用传统的纸币，不是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拿货的模式，而是可通过数字信息，使货币信息化，从而提升了交易的便利性，其具备的优点包括实现电子化交易过程，无须采用纸币进行支付，可实现实时交易等。同时可依靠数字交易平台，来对丰富的市场交易信息予以获取，人们在选择所需物品时，可通过信息平台，来比较不同商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从而能够获取更适合自身的商品或服务[12]。其次是数字经济能够降低消费成本，从而使人们能够用定额的钱，买到更多的商品，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将互联网以及大数据作为基础，其可使交易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将市场交易成本明显降低，是消费者在家中便能够完成商品购买交易，将传统交易模式中产生的额外社会成本降低，由此使得居民能够将更多的费用花在商品购买上，可提升消费者的商品购买力[13]。

2.数字经济使消费升级得到引流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将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优点作为基础，使得数字经济可对其具备的信息资源共享、交易平台建设等方面的价值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使各个地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空间关联得到有效增强。比如将居民消费作为范例来分析，传统的交易主要是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线下交易，为了达成交易的目的，买方和卖方需要约定好交易的场所和时间，或由买方到卖方开设的经营场所去进行交易，其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交易成本，同时信息不对称，可能无法取得最佳的效益，同时这一模式的交易通常为相同地区的买方和卖方进行交易[14]。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居民消费的选择更为丰富，特别是淘宝、京东、拼多多等交易平台的出现，使得传统交易模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销售的商家可依托交易平台，宣传自身商品或服务，可实现双向选择，使得市场交易频率得到明显的提升，将传统交易中的地域边界限制突破，达到交易的跨区域目的，甚至是将商品送出国门，同时数字经济消费时，商品的传递需要依靠第三方物流平台，因此还会形成二次经济溢出效益[15]。

三、数字经济对服务消费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设计

空间计量分析的前提是各变量具备空间自相关性，可依靠Moran’s I指数来对变量的空间自相关开展检验，该指数的最低值为-1，最高值为1。其具备越大的绝对值，则表明其具备越强的空间相关性；反之其具备越小的绝对值，则表明其具备越弱的空间相关性。在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时，应用的分析方法为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以及空间杜宾模型[16]。

本文对我国30个省份近十年的面板数据开展研究[17]。本文将国家统计局、中信部认定的有关数字经济测量指标来作为参考，在对数字经济的相关测量指标进行制定时，选择的指标包括基础设施环境、经济产出水平以及信息化程度，依靠因子分析法，来综合评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中：在对基础设施环境进行评估时，所应用的次级指标包括网站数、移动电话交换机数量、互联网域名数、网页数以及光缆线路长度；在对信息化程度进行分析时，所应用的次级指标包括接入宽度家庭数、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网民数量、移动电话普及率等；在对经济产出水平进行分析时，所应用的次级指标包括技术市场交易额、固定资产、信息传输人员数量以及电信业务量等。全部的指标均通过公因子提取后，KMO值为0.877，同时Bartlett球形检验的水平在1%以上呈现出显著性，表明应用的综合指标，可使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在选择控制变量时，应用的指标包括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地方经济水平（人均 GDP）、居民收入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地方人口规模（年末人口数）与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比重），在对居民消费和收入水平、人口规模以及地方经济水平进行表示时，可能出现异方差的情况，因此应用了对数值。

四、数字经济对服务消费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1.数字经济和消费升级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

2009年的消费升级的莫兰值为0.168，Z值为5.650，P值为0.000，数字经济的莫兰值为0.029，Z值为1.915，P值为0.027；2010年的消费升级的莫兰值为0.177，Z值为5.968，P值为0.000，数字经济的莫兰值为0.029，Z值为1.874，P值为0.030；2011年的消费升级的莫兰值为0.182，Z值为6.107，P值为0.000，数字经济的莫兰值为0.018，Z值为1.588，P值为0.058；2012年的消费升级的莫兰值为0.177，Z值为5.994，P值为0.000，数字经济的莫兰值为0.015，Z值为1.504，P值为0.065；2013年的消费升级的莫兰值为0.134，Z值为4.825，P值为0.000，数字经济的莫兰值为0.006，Z值为3.166，P值为0.000；2014年的消费升级的莫兰值为0.132，Z值为4.688，P值为0.000，数字经济的莫兰值为0.024，Z值为3.854，P值为0.000；2015年的消费升级的莫兰值为0.137，Z值为4.854，P值为0.000，数字经济的莫兰值为0.025，Z值为3.006，P值为0.000；2016年的消费升级的莫兰值为0.145，Z值为5.115，P值为0.000，数字经济的莫兰值为0.009，Z值为2.915，P值为0.000；2017年的消费升级的莫兰值为0.118，Z值为4.460，P值为0.000，数字经济的莫兰值为0.004，Z值为3.105，P值为0.000；2018年的消费升级的莫兰值为0.044，Z值为2.314，P值为0.010，数字经济的莫兰值为0.210，Z值为3.012，P值为0.000；2019年的消费升级的莫兰值为0.196，Z值为6.472，P值为0.000，数字经济的莫兰值为0.023，Z值为2.858，P值为0.000[18]。通过相关的结果可知，近十年来消费升级的莫兰值均在1%水平上达到显著，在数字经济方面，仅2011年以及2012年未满足统计显著，其余时间的均达到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和消费升级基本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从具体来看，数字经济和消费升级之间的莫兰值均超过0，表明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性。通过研究数据可知，自2009年开始，消费升级的莫兰值就呈现出降低的趋势，直至达到2018年，其达到最低的水平，而在2019年消费升级的莫兰值又出现明显的升高。数字经济并不具备较高的莫兰值，近十年来大多情况下均表现为缓慢降低的趋势，在2018年又出现了较大的增幅[19]。分析后可知，数字经济和消费升级之间表现出空间自相关性，数字经济和消费升级的空间集聚水平，整体上表现为长期的降低趋势，由此也通过侧面说明，两项指标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关联。

2.消费升级空间集聚水平的省份分布差异

东部地区的北京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408，2019年为0.488；东部地区的天津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95，2019年为0.025；东部地区的河北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465，2019年为0.380；东部地区的辽宁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102，2019年为0.313；东部地区的上海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86，2019年为0.158；东部地区的江苏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08，2019年为0.061；东部地区的浙江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04，2019年为0.009；东部地区的福建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30，2019年为0.026；东部地区的山东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342，2019年为0.116；东部地区的广东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20，2019年为0.237；东部地区的海南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454，2019年为0.618。东部地区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平均值2009年为0.162，2019年为0.231[20]。

中部地区的山西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480，2019年为0.431；中部地区的吉林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226，2019年为0.458；中部地区的黑龙江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183，2019年为0.251；中部地区的安徽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87，2019年为-0.056；中部地区的江西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82，2019年为0.068；中部地区的河南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142，2019年为0.067；中部地区的湖北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42，2019年为0.044；中部地区的湖南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90，2019年为0.090。中部地区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平均值2009年为0.145，2019年为0.170[21]。

西部地区的内蒙古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568，2019年为0.267；西部地区的广西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346，2019年为0.536；西部地区的重庆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43，2019年为0.369；西部地区的四川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198，2019年为0.424；西部地区的贵州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400，2019年为0.277；西部地区的云南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469，2019年为0.101；西部地区的陕西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04，2019年为-0.038；西部地区的甘肃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06，2019年为0.000；西部地区的青海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77，2019年为0.005；西部地区的宁夏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110，2019年为0.049；西部地区的新疆在2009年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为0.007，2019年为-0.002。西部地区的消费升级水平莫兰指数平均值2009年为0.188，2019年为0.181[22]。

在消费升级的空间集聚上，最高的为东部，其次为中部，最低为西部。2009年莫兰值不足0.1的省份共7个，且辽宁的测算值未达到0，因此表明当年辽宁的消费升级水平表现为空间扩散状态。在2019年的东部大部分省份的空间集聚水平表现出明显的改善，东部省份的莫兰值均达到0以上，且莫兰值不足0.1的省份仅3个，表明在近十年来，东部地区的消费升级的空间集聚水平呈现为整体升高的趋势[23]。中部地区近十年来消费升级水平的空间集聚状态，并未出现明显的省份分布变化，仅安徽呈现为扩建扩散状态，但通过相关的数据可知，吉林以及黑龙江是表现为升高的趋势。西部地区的陕西以及青海在2009年消费升级表现为空间扩散状态，在2019年转变为集聚状态的省份为青海省，由集聚状态转变为扩散状态的地区为新疆，同时空间集聚状态表现为升高趋势的地区包括广西、四川和重庆[24]。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30个省份近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数据，依靠对空间莫兰数据进行构建，来分析数字经济和消费升级具备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对消费升级的空间集聚特征开展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消费升级之间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的消费升级具备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而中部省份的消费升级具备较低的空间集聚水平，西部省份的消费升级的空间集聚水平呈现出降低的趋势。建议要将对数字经济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大[25]。首先，通过政策的层面，对企业研发工作给予足够的支持，通过开展大力的支持，使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创新底气和动力，使其能够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由此明显提高创新能力[26]。其次要积极加强数字化服务基础建设，能够在数字化服务的过程中，不会由于硬件或软件的不足，使得数字化服务工作无法顺利开展。尤其是对于西部地区，支持力度要进一步加强，由此使西部地区的数字化服务工作也能够顺利开展。为了平衡发展，因此需要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况，来将数字化基础建设的投资力度加大，特别是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要通过多方面入手来提供支持，包括增加财政资金，扶持培养技术人才等，将互联网、公路以及高速铁路的覆盖范围增加，使当地的居民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资源共享，从而使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发展速度缓慢情况得到缓解，将当地的潜在消费能力有效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