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历史新机遇，擘画融合新图景

胡正荣 李荃

【摘要】当下，恰逢党的二十大与“十四五”规划开局的重要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擘画了我国面向未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整体蓝图，其中对于主流媒体的发展问题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划。尽管与媒体有关的表述相对简短，但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主流媒体发展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意义，下一阶段的根本任务和未来可能的趋势也日趋显现。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 媒体融合 主流媒体 全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12-036-07

【DOI】 10. 13786/j. cnki. cn14-1066/g2.2022.12.0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体制机制创新研究”（18JJD860002）

作者信息：胡正荣（1966— ），男，宁夏银川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传播学理论、媒体融合、国际传播；李荃（1992— ），男，山东泰安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媒体融合、国际传播。

当下，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业已成为人类社会系统运作的底层逻辑，人与信息的连接方式已然被重塑，万事万物都具备成为信息传播节点的潜能，媒介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一种双向互动性、碎片化、去中心化的信息空间与秩序由此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深刻阐明了媒体融合不仅关系到行业机构的高质量发展，更在国家意志层面确立了推进媒体融合的重大意义。在延续顶层设计的规划和指引下，近年来各级主流媒体的融合变革实现了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的有序推进。

融合十年，恰逢党的二十大与“十四五”规划开局的重要历史节点，党和国家对媒体也提出全新的时代要求。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擘画了我国面向未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整体蓝图，其中对于主流媒体的发展问题也做出相应的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1]尽管与媒体有关的表述相对简短，但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主流媒体发展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意义，下一阶段的根本任务和未来可能的趋势也日趋显现。归纳而言，我国主流媒体的未来发展可以通过以下几组关系来加以理解和把握。

一、意识形态、国家安全与主流媒体

作为一套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发挥着为全社会发展凝聚共识、构建共同思想基础的特殊作用，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存续发展和前途命运，其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2]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总体研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1]深刻论述了意识形态在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强大支撑作用。具体来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全社会能够在价值层面衍生出一种共同遵循和分享的共识和意义，这种共识和意义将指引整个社会共同体的运转，同时化解社会活动中因种种因素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与对抗。与之相反，一旦价值层面的主流意识形态消解和弥散，那么原本高度认同和聚合的社会必然会逐渐分崩离析并走向衰败。因而，无论是国家的繁荣发展，抑或社会的安定有序，都亟须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社会范围内发挥凝聚价值共识、巩固思想基础的重要作用。

伴随着全球多极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变化和演进，国际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斗争呈现出更加尖锐、复杂和激烈的碰撞趋势。西方世界狭隘地将中国的发展和壮大视作对西方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的巨大威胁，频繁围绕“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设置话语陷阱，妄图通过推广“普世价值”来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的意识形态渗透，破坏和颠覆我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以达到其妨碍中国自主发展的叵测居心。國内层面，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整体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动使得社会中所存在的矛盾与问题竞相涌现，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与价值取向、利益诉求更是相互交织，持续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来自国内外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高度联动，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使得意识形态风险不仅相互之间极易发生转化，倘若不加以控制，某些意识形态风险甚至会诱发更严重的系统性安全风险。[3]由此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正面临着空前的现实考验。鉴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将意识形态安全放置于国家安全现代化的层面加以把握，强调意识形态安全是整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核心任务就是“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1]

归纳而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相关表述充分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了意识形态安全之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更是彰显了党和国家对于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坚定决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就是一项“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的工作，因此做好一切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就是守住思想舆论阵地，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舆论引导壮大主流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思想舆论、意识形态前沿阵地的主流媒体，自然要勇于承担、锐意变革，积极回应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

从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来看，对社会的整合实际上是基于公众对于其背后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高度认同来实现的，但这种普遍的认同并非自发形成，而是主要依托于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工作上的努力，这早在马克思认识到主流媒体“是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舆论，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时就已经被确认。[4]作为一个由子系统有机合作而形成的宏观性整体，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有赖于相互联系且独立分工的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与统一，这种协调和统一不仅需要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信息畅通与交流理解，还需要在意识形态层面确保价值观念的高度一致，并以此不断对社会组织进行整合，而主流媒体正是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主流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通过持续不断的信息传播活动来确保主流价值观念构成全社会的主流舆论，而其传播内容与活动则必然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正如霍尔所观察到的，在主流媒体日常的运作中，它一般是客观独立和公平公正的，不会在自身描绘世界、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迎合、屈服于权力的指挥或命令，“但它必须是对之敏感的，而且只能在制定的框架内才能生存下来，它使自己适应于这种一致的舆论，同时又试图形成这种一致的舆论，传媒成了生产‘普遍赞同的一个组成部分”。[5]主流媒体凭借其权威性的传播内容能将全社会的注意力和视野聚焦于其设置的议题，并通过媒体之间的议题设置不断延展扩大这一效果范围，蕴含着其所想要传达的主流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内容能够被全社会迅速、广泛接受。

然而，数字信息技术的迅速迭代和广泛应用勾勒出一个全新的、去中心化的传播生态，主流媒体长久以来高度专业化、组织化的门槛在技术浪潮的冲击下被打破，其对传播舆论阵地的主导权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弱化和消解。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算法等信息技术的先发优势，互联网商业平台跑马圈地式的疯狂生长颠覆性地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消费习惯，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进而引发全社会注意力资源的结构性转移。互联网所产生的巨大离心和分散作用使得传播活动逐渐从一种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行为转向了原子化、去中心化的个体行为，主流媒体在其曾经构建和作为主导者的舆论生态中逐渐失去用户的注意力和向心力，这种边缘化使得其在保障意识形态安全层面被赋予的功能期待难以实现。[6]诚然，互联网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公民凭借其可以在网络上守望相助，但与此同时社会中不同主体之间的摩擦、隔阂、冲突却也以极度夸张的、非理性宣泄的形式呈现和投射于互联网舆论场，其中既有享乐颓靡的消极情绪、冲动过激的不当言论，也存在大量蔑视和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长此以往必将在全社会范围内引发更严重的隔阂、割裂与对抗，[7]因而党和国家迫切需要主流媒体通过改革来确保主流声音能够入脑入心。

未来，主流媒体应当进一步深化媒体融合，构建中国特色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塑造良好的网络生态，占领舆论高点，使那些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主流思想舆论通过遍及全域的信息网络直接传送、抵达整个社会肌体的每一寸神经末梢，在全社会范围内重新塑造和凝聚共识，壮大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景的实现提供更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和充沛的动力源泉。[8]

二、国家治理与主流媒体

国家治理指的是国家政权的相关行动者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其最终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并实现公共利益。[9]作为新时代政治理念的重要趋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展望2035年总体目标时明确提出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也对作为信息传播机构的主流媒体提出了新的要求，主流媒体与现代化国家治理产生了逻辑上和实质上的紧密勾连。作为信息传播渠道和中介的主流媒体如同嵌入社会肌体内的神经网络，对人们的行为活动和思维理念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引导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着种种社会关系，传播与媒体因此在国家治理实践之中被赋予了相应的功能和意义。在新兴信息技术的支撑与赋能下，媒体正在重塑人们对其的定义与想象，国家亦希望通过一系列顶层设计将主流媒体打造成为数字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以进一步释放其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动能。[10]

一直以来，媒体与传播力量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诸多层面一直发挥着支持保障作用，主流媒体更是整个国家治理系统和体系中与其他多元化主体关系平等、具有突出主体性的“一元”，是“以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独立自主地发挥其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等社会功能的重要主体”，[11]是国家治理实践中的核心参与者。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在为国家和政府治理提供信息支持和舆论支持的同时，也为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和政府提供具有预警性、纠偏性的信息，并对治理主体的实践与具体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同时，主流媒体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理性监督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它能够提供实时、准确、全面、可靠的社会信息，保证公民能够在社会秩序与发展出现问题时充分了解情况并有所准备，从而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和对社会发展的促进。然而，由于在技术向度上的单一线性特征，传统媒体时代的主流媒体在治理上发挥的功能仅局限于舆情监测与引导等方面。事实上，线性逻辑主导下的媒体生产、运作模式及在此基础上发挥的社会功能，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节奏以及多元交互、以非线性为主要逻辑的互联网时代。[12]

数字社会的到来使得万物皆为可计算、传输的信息，信息自身所蕴含的无形价值与发展动能被充分放大，以共享性、開放性、非线性为基础逻辑的数字信息技术在对新闻传播领域产生巨大颠覆的同时，也快速蔓延和渗透至诸如生产、消费及流通等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一直以来处于更加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领域自然也包括在其中。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源、生产要素也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超越了显在的具象形态，基本实现了数字化，并作为可计算和识别的数据被广泛连接、高效交互与传输交换。人类社会的一切行动、决策与行为在人脑智慧与人工智能的互相促进作用下能够以一种较为合理、有效的形式被落实与推进，所有社会连接点都能够成为信息的贡献者与分享者，并从万物互联中获取红利。在此背景下，作为信息生产与传播活动主要执行者的主流媒体正日益成为确保整个社会信息网络正常运转的“神经中枢”，并在当下的信息社会中开始肩负起数字基础设施的角色，而这一角色的确立构成了主流媒体的社会性现实权力基础。[13]

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过去以政府部门为主体、核心的传统治理模式应当转向一种将社会和公民视作关注本位的全新模式，是否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成为国家治理成效的重要评判指标。[14]由此，以“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形成顾客导向、公众满意导向的绩效机制”为价值追求和理念指导的全新行政治理模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服务型社会及服务型政府的概念由此开始频繁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15]在国家治理中强调服务意识不仅是一种治理公共性本源的回归，更是一种对存在于社会中的个体自身价值的尊重。主流媒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参与者和抓手，同样应该以公共性为最终价值旨归，“传媒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走向公共性”。[16]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向的宏观语境下，数字基础设施的角色定位蕴含着这样一种逻辑，即主流媒体是数字社会中的神经中枢或中介系统。在此基础上，国家和社会对于主流媒体的功能期待也超越了单一的工具性的“喉舌”，将其视作一个能够实现多元主体参与并发声的社会互动对话平台，以期更加有效地消除社会隔阂，形塑一种能够推动社会稳定发展的公共性共识。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的主流媒体应当在进一步整合媒体自身资源、政务资源、公共服务资源和商业资源的基础上，告别传统居高临下的单向信息传输理念，着力形塑一种能够实现理性公平对话的双向的交流沟通能力，通过其聚合性、便捷性、精准性等优势为用户提供持续不断、范围广泛和细致入微的服务，以期实现引导群众、凝聚共识的价值目标。同时，为表达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多元声音提供所需的渠道和场景，并确保这些意见和观点处于一种合乎规范且稳定可控的状态，在交流对话、沟通协商的过程中实现共识的寻求与凝聚，真正发挥智慧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作为信息传播中枢的作用，推进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社会文明与主流媒体

文明是“社会的素质”，社会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和进步程度，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所获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则是建立在社会文明不断延续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文明的延续与传承，诸如观念与价值、规范与风俗等都应当涵盖于其中。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了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深刻把握了文化强国的文明水准和社会基础之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意义。实际上，社会文明与文化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社会文化建设不仅能够表明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同时也是推动社会文明到达新高度的主要途径。主流媒体作为文化内容的叙述者、建构者和传播者，其传播活动不仅关系到个人的成长、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更是确保人类文明所产生的文化精华能够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关键主体。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主流媒体文化传承功能成效的优劣，本质上就是对其传播效果的评估，即大众传播所传播的信息对公众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实际影响。[17]主流媒体的传播活动如果引起了人们立场观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规范习俗乃至行为方式的变化，那么就可以充分确认该社会的文化得到了较好的延续、传承。

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与知识，在反映所处社会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图景的同时，也在形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并成为公众了解自我、认知环境和塑造价值观念的基础与要素。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与知识要在价值层面符合两个根本标准，即在实现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同时，还要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主流媒体虽然不能替代公众去直接地感受和触碰现实生存经验，却可以通过信息的传递来为人们提供一个认识世界并将来自他人的经验、智慧和知识化为己用的途径。在现代社会中，单一个体所进行的社会过程就是与社会不断交流、接触和磨合的过程，主流媒体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人们在接触主流媒体并获取信息的同时，主流媒体也在对人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一种“机动的知识倍增器”，在这一知识“倍增”的过程中，主流媒体能够及时、有效且持续地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传达给社会公众并使其产生相应认知并获得共鸣，“媒体通过对个体生活方式的加工和再现，使得人们可以了解到不同的观点，进而告知和指导人们如何参与以及如何对纷繁复杂的观念进行选择，而这正是现代化社会中公众日常生活所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18]通过其丰富的传播方式和多元的呈现形态，主流媒体向整体社会中的公众分享和展示了其所要传播的内容及信息，这种或情深意切或循循善诱的展示能够有效加深公众对蕴含主流价值观念信息的接受和理解。更重要的是，主流媒体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其文化传承和教育的功能能够在先进技术的助力下突破人际传播所固有的在场性和有效性局限，并作为一种可靠、稳定的意义存储组织或系统弥补因时空距离而产生的裂隙，从而让社会文化的传承在代际内、代际外都能够有效进行。

当下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发展阶段决定了社会上的多元的声音、价值观念不断涌现，并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产生了一定冲击。新时代，作为文化传承功能的承担者，主流媒体必须要牢记传播主流声音、弘扬主流价值观念的初心，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用更加强劲的声音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具体来看，主流媒体应当将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文明建设实践贯穿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的全过程，大力提升公民文明素养。与此同时，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生态圈覆盖面越来越广，网络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每个人及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文明。社会文明若想不断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为此，主流媒体还要肩负起网络文明建设的任务，占领互联网主阵地，拓展移动端主渠道，大力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主流媒体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整个业务流程中、贯穿到每一条新闻、每一档节目之中，同时不断创新思维和语态，制作一大批高站位、稳立场、守原则和有思想的高质量产品，用兼具专业姿态和政治定力的好作品、好声音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自身影响力。[19]正如德弗勒指出的，大众传媒能够为人们描绘生活中的榜样，这种榜样是人们最容易获取和最具吸引力的，几乎所有可以想象的行为形式和象征性模仿都在这个过程中被提供。[20]在主流媒体所塑造的积极、健康文化环境和氛围之下，公众能够潜移默化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自发地将其转化为个体日常的行为方式与习惯，从而推动社会文明程度到达新的高度。

四、国际传播与主流媒体

国际话语权是一种国际权力关系，通常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反映了一个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及所产生的影响，直接决定了各国能否在国际舆论场域中表达自身立场与关切。现行的国际话语权格局衍生于“西强东弱”这一失衡的信息传播秩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凭借其对国际舆论的主导权，持续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灌输其主张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并令中国等国家长期处于他者和失语者的位置。迈入新时代，我国取得了斐然的发展成就并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获得了空前的提升，正在实现从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向引领者的历史性转变。基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传播经验的积累和深厚的文化传统，我们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国际传播工作，国际传播格局基本形成：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国际传播体系已初具雏形；互联网成为国际传播的新阵地和主战场；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遍及全球；中国国际传播的网络已经遍布全球主要国家、区域和节点城市；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提升，国际舆论环境进一步改善。

尽管如此，由于未能形塑建构起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我国在西方中心主义横行、信息流动失衡的国际舆论场中仍处于一种被描述和被压制的弱势地位，不仅无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获得外界的理解与认可，国内共识的达成甚至会被西方世界的话语偏见所妨碍。[2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21]这充分说明面对复杂国际舆论环境，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叠加的情况下，通过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来实現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重塑西方狭隘的自利主义、绝对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导向下的国际传播格局，已被确认为一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紧迫任务。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声音的有效表达和中国形象的真实呈现，主流媒体作为国际传播的核心践行者和关键力量，应当顺应传播生态演进趋势，不断完善既有的国际传播实践。

为满足内容和对象的分众化要求，主流媒体应当致力于搭建以媒体为主体，同时能够容纳民间力量、非政府组织等主体进入的国际传播渠道和平台。借助主流媒体所搭建的渠道和平台，这种多元参与的全民传播将通过更加鲜活的内容、更具温度的方式和更富情感的表达，消解国际传播活动中一直以来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与此同时，主流媒体应当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虚拟影像等信息技术的支撑与赋能，不断创新以突破既有国际传播内容的想象边界，用更具表现力、吸引力的产品满足全球公众的视听感官和服务需求。当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网络时代，用户是以数据形式存在着的最重要的资源，缺乏精准化、差异化特征的传播内容已经无法产生理想的传播效果，用户研究和洞察成为主流媒体一切国际传播的出发点。换言之，精准传播已成为全媒体时代最有效的传播方式，针对性越强的传播效果越好。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过程中，要基于对不同国家、地区用户的大数据研判和分析，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和战略，使跨文化语境下的精准化的内容生产与投放成为可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将超越以往的“一洲一策”，更加精准到“一国一策”乃至“一群一策”。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群体进行精准传播与沉浸式传播，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效能将得到极大提升。

考虑到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和实现是一个系统的、漫长的过程，不仅要依托多元的传播渠道平台，更要以自身文化的吸引力作为内生动力。倘若缺乏文化作为话语内核，国际传播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强化原有信息传播秩序主导下所形成的误解和偏见，甚至被曲解为推广中国制度模式的“锐实力”。相较于中国特色的制度基础，中华文化蕴含着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发展智慧和价值信仰，在历史长河中更是超越了自我中心、单主体性的文明间性，形成了一系列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思想成果，因而能够赋予国际传播话语更基本、更深刻、更持久的影响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给新时代国际传播提出总体要求的同时，也为主流媒体下一阶段的工作指明了进路，即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21]以植根于中华文化的话语内容来“以文化人”。主流媒体应当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将灿烂的中华文化视作做好国际传播的根本素材和资源，对涵盖传统文化、乡村文化、革命文化、家庭文化等内容的中华文明进行深入挖掘，以探索与找寻到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来滋养和浸润国家传播话语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主流媒体要处理好文化个别性与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人类史上连续性最长的文明形态，中华文化自身的个别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流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就可以自说自话。既有的国际传播实践证明，只有普遍性、共通性的话语内容才能够带来较好的国际传播效能。从这个意义出发，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活动中应当树立“全球中国”的宽广格局，坚持中华文化立场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机统一，充分挖掘中华文化中符合全人类认知逻辑、道德理念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站在国际传播对象的视角上去生产其思想意识形态背景下可接受的传播内容，在差异性对话中实现自我与他者视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塑造、构建起真实的中国形象。[22]

结语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主流媒体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主流媒体未来的发展擘画了整体蓝图、指明了进路方向。未来，主流媒体应当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根本遵循，以建设中国特色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为根本任务，从内容、技术、管理三个层面深化媒体融合变革，汇聚和接入各个层级和地区、线上和线下的最广泛社会资源，将自身打造成为数字社会中万物互联、互通的节点与基础设施，以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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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ping the New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and Drawing the New Picture of Integ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Looking at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s Mainstream Media

HU Zheng-rong1，2， LI Quan3（1.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5， China; 2.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3.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coincides with the "14th Five-Year" plan， 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node.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has presented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and advancing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all fronts through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hich also include a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Although the statements related to the media are relatively brief， we can gain great insights into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to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fundamental tasks and possible future trends for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next stage.

Key words：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media convergence; mainstream media; all-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