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贫困与阶级政治的复兴

孙晓鹤

（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贫困问题既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 又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顽瘴痼疾。 研究者一般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2015 年， 世界银行将个人每日生活支出低于1.9 美元定义为绝对贫困。 相对贫困则指个体虽然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 但是个体间存在较大的物质文化享受差异。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文明时代， 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概念之外又出现了新贫困的概念。 新贫困指虽然绝对贫困人数不太多， 但由于科技和社会跃迁导致的数字鸿沟的出现，贫富差异变得更加明显，产生了大量的新贫困群体的社会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贫困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多人因受拮据的经济条件所限， 无法满足除基本生存之外的其他社会生活需要，面临经济贫困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贫困，这就是所谓的新贫困现象”［1］。 由此可见，精神贫困既是新贫困问题的核心内容，也是数字文明异化的表征。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兴起， 新贫困群体的剥夺感相互影响， 社会不满情绪不断集聚和蔓延， 催生了民粹主义、政治极化和种族冲突，西方社会日益分裂为精英阶层和社会底层两个封闭圈层， 从而成为影响西方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背景下，阶级概念成为观察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重要框架， 同时也成为西方新贫困群体进行社会抗争的重要话语。

一、新贫困现象的生成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产生依存于一定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 代表一定时期上层建筑的制度体系， 是该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映。 观察当代资本主义，需要根据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进行研判。 当前，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和大数据平台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 即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现了以新贫困为内容的社会发展问题。

（一）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同步形成了西方国家主导的、以资本逻辑建构的世界市场、 世界殖民体系和经济体系。 东方开始从属于西方，无产阶级开始从属于资产阶级。 世界秩序演变为制度化的等级结构和权力差异关系。 萨米尔·阿明认为，当代的帝国主义体系“是在全球范围内将剩余集中起来的制度”［2］，是西方国家建立的剥削体系和财富置换体系。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得益于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的优势地位， 因而能够不断攫取外部财富以缓解国内阶级矛盾与社会冲突。

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 西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逐渐失去绝对优势地位。 新贫困问题的出现表明， 西方国家的权力序列位置和攫取财富的能力逐渐下降。具体而言，一方面是由于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虽然想维持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 但在全球变革中日益显示出自身治理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逐渐演变为规律性的政治危机， 西方社会的抗争运动此起彼伏， 右翼民粹主义对外转化为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 资本主义国家的短期经济调节与简单社会权力调整已经难以适应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终以新贫困现象表现出来。

（二）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西方国家建构的资本主义体系， 本质上是一个内生性、封闭性的政治系统。 近代以来，它凭借巨大的军事、 经济优势攫取全球财富供养这一系统以维持其平衡和稳定。当前，这种以资本和权力逻辑建构的世界体系，难以通过“剪息票”的方式掠夺世界财富以维持其高质量的生活和社会关系平衡。 当西方国家无法在变革的世界体系中获取足够财富以维持其内部稳定与表面开放时， 这种过度依赖外部的系统就会越来越封闭，其内部矛盾将更加激化。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西方引以为傲的经济模式与民主制度逐渐陷入困境。不断发生的社会运动，持续冲击着西方社会的政治伦理和统治基础， 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治理困境。

资本主义国家全球竞争力的下降、 发展成本外部化渠道的变窄， 使其内部逐渐产生以新贫困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国家保护主义因此日益抬头。 其中，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政策， 充分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非持续性，表明资本主义国家日益退回“政治部落主义”。 究其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个区域性的政治封闭系统， 并不具备向世界体系转变的扩容性和延续性。 西方国家的政治系统的下层退回初始状态与上层希望融进全球体系的利益诉求相背离，使西方国家制度体系产生了异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步主义的幻灭， 导致其国内利益诉求分化与政治制度危机，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新贫困问题与新贫困群体不断出现。

（三）数字鸿沟的产生

就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而言， 每一历史时期的阶级冲突都是由该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数字时代，资本的平台化、数据化使资本对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无处不在。 “当前，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数字化，经济模式、 社会结构以及对外输出方式都因而受到了巨大影响”［3］。 数字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生产内容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导致数字鸿沟的出现。数字鸿沟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数字劳动、数字剥削以及由算法控制形成的数字统治。

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非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 首先，数字资本的自我繁殖， 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因为数字鸿沟而收入下降， 生活条件不断恶化；其次，由于生产结构与生产内容的变化，更多人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成为数字资本时代数据统治、算法控制的阶级基础。因而，新贫困是与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相伴生的社会现象。 巨大的收入再分配和社会地位错位， 引发了既定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的社会阶层的抵抗和反叛运动。 由新贫困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正在逐渐蔓延， 进而形成西方社会不断涌现的政治运动与社会斗争。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向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分裂和阶级关系恶化，既是新贫困问题持续发展的产物，也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社会阶层冲突的集中体现。 这些新现象、新变化，成为分析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视角。 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西方社会发展表现出三种趋向： 一是西方工人阶级再度陷入贫穷状态，形成贫困集团； 二是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逐渐衰落，沦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贫困群体；三是贫穷化的工人阶级与贫困化的中产阶级逐渐走向联合，形成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数字无产阶级。

（一）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贫穷化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改革调整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缓和了社会矛盾与阶级对立。 同时，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到来， 众多新兴产业的出现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吸纳了众多的就业人员，西方国家进入新的经济增长阶段， 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深层次危机。

随着全球政治结构的调整和西方经济霸权的衰落，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日益严重的新贫困问题，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陷入更加贫穷的深渊。 美国参议员桑德斯指出，2019 年美国的财富总量达到了88 万亿美元，但是仍有4310 万人生活在贫困中，占美国总人口的 13.5%［4］。 总的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一边是上层阶级财富和权力的集中， 一边是底层阶级贫穷程度的日益加深。从上边的数据看，一方面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工人群体更加贫穷化。 这些贫穷群体构成了当今美国的社会底层，构成了“另一个美国”。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的德国也不例外。2018 年德国平等福利会发布报告， 称德国有近1400 万人生活在贫困中，占德国人口总数的1/6，16.8%的贫困率已经达到了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值［1］。 由此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经济进步的背后， 是工人阶级贫穷的积累。

（二）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衰落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建立了以“资本—权力”为框架的世界经济体系， 通过剥削非西方国家对自身进行经济利益反哺， 即资本流向世界， 利益流向西方。 二战之后， 西方国家的剥削方式从暴力走向隐蔽。随着西方霸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制度性生成，西方国家获得了剥削的某种合法性， 形成了稳定的剥削与财富置换方式。以美国为例，随着第三次信息革命的到来，1947 至 1973 这 20 年间，“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大幅收窄，中等收入阶层扩大，贫困家庭越来越少，‘中产阶级美国’开始形成”［4］。 庞大中产阶级的出现，既是西方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结果，同时也表明西方国家由以暴力统治世界的阶段进入以资本和科技宰制全球的新阶段。

“美国分化的社会结构同时塑造了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体系， 两党精英在全球化利益驱动下晋升为世界主义阶层，在他们的主导下，美国政府成为‘世界政府’，一边管理世界财富和人口流动，一边充当‘世界警察’”［5］。 正是这种资本运作与国家制度模式， 维护了西方社会的稳定。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西方国家的大量企业迁至国外，不仅造成本国工作机会的流失， 而且也使西方国家对全球经济的统治力日益弱化。 同时，随着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制造出巨型数字科技公司和数字劳动者之间巨大的鸿沟， 其结果是大量中产阶级衰落并逐渐贫困化。 美国日益成为一个由富人和穷人组成的国家， 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认为合理或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范围。

（三）贫穷工人与贫困中产阶级的联合

马克思认为，工人的贫困化是他们劳动的产物，是在机器大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6］。 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大量产业工人因为西方国家制造业的外迁和数字时代的结构性失业而沦为赤贫。二战后形成的庞大中产阶级，一部分变为数字资本统治下的新贫困群体， 一部分变为数字劳工。

因为金融危机、 制造业萎缩而生活水平下降的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虽然没有绝对贫困的威胁，但是由于阶层流动的停滞， 其与上层社会的距离日益扩大，从而与社会底层产生了更多的共鸣。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资本的巨大增殖，创造出惊人的个人财富而非社会财富。在此背景下，贫穷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化的中产阶级， 日益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数字无产阶级”。缺乏普遍的价值和利益共享，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产生政治和社会稳定。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虽然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全景监控和全域控制， 但某种程度上这是以失去对暴力和话语权的绝对控制为代价的。因而，数字无产阶级一方面受数字资本的剥削和控制， 另一方面逐渐走向联合以争取自身的解放。

三、被遗忘的阶级话题与阶级政治的复兴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 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沦为数字无产阶级引起新阶级问题的出现。 而新贫困问题使阶级问题回归人们的视野， 被遗忘的阶级政治卷土重来。

（一）被遗忘的阶级话题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 同时也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框架。 20 世纪60 年代，随着西方左翼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陷入低潮， 阶级话语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失声。 进入上世纪7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进行市场化改革，阶级话题的影响力因此而更加式微。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阶级结构已经破碎，阶级话题无人重视，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逐渐过时而被人遗忘。

不过，阶级话题影响力的下降，并不意味着阶级问题的自动消失［5］。 “实际上，消亡的不是阶级和阶级结构，而只是传统的阶级和阶级结构，消亡的只是阶级和阶级关系的传统存在方式。 ……随着当代技术、制度的巨大变化，阶级、阶级结构必定随之发生相应的巨大变化”［7］。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的发展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财富越来越集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阶层流动越来越少。随着社会流动性的降低，上层的特权和下层的贫困就会冻结甚至凝固，几乎无人能处在中间。 二是贫穷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化的中产阶级逐渐走向联合， 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 西方社会逐渐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数字资产阶级与数字无产阶级。新的阶级身份的形成，表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新阶级结构的生成，这不仅使阶级话题回归人们的视野， 而且使阶级政治出现复兴的趋向。

（二）阶级政治的复兴

阶级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直接体现， 而且也是影响社会变革和政治行动的重要因素。 通过分析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 可以了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发展。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数字统治和数字剥削，虽然名义上共享数字技术与互联网虚拟空间的生产价值，但是事实上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去向。数字资本对数字无产阶级的掠夺，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残酷性与全域性，即“数字资本主义对数字劳工的异化与剥削完全打破了生产与消费、 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界限，演化为一种全时段、全时空、全生命周期的循环剥削旋涡”［8］。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新现象，预示着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战后西方国家的表面繁荣，一定程度上使阶级矛盾因经济发展而被隐藏。 “在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全球工人斗争蓬勃发展的刺激下，新自由主义努力使阶级力量的平衡重新转向了有利于资本的方向。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瓦解，但工人们自下而上的斗争尚未形成足够强大的动力，无法提供一种能够激发大众想象力的进步选择”［9］。 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以数字生产、数字劳动和算法控制为内容的数字资本，不断建构以数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内容的新型阶级结构。遭受数字资本剥削的工人阶级、 日渐衰落的中产阶级逐渐走向联合， 用共同的政治话语打造反抗数字资本统治的阶级共同体。 在此背景下，以阶级话语、阶级身份为内容的阶级政治，在西方国家开始出现复苏的趋势。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只有重回阶级政治，在阶级同一性基础上实现不同社会身份的政治联合， 才能摆脱数字时代的全景监控、 全域控制和全生命周期的循环剥削，创造一个新世界。 随着生产内容、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变化， 新传播方式和新媒体不断出现，大众传播与社会互动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普遍与新媒体进行结合。 新的社会生产者既是数字资本控制下的数字劳工， 又是受过专业教育的知识工人。 数字时代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阶层， 虽然失去对知识与技术的控制而逐渐沦为社会底层， 但是他们在成为数字无产阶级的同时也在不断联合， 共同致力于推动世界性的阶级运动与革命风潮。这不仅代表着阶级政治的兴起，而且也预示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阶级政治的复兴， 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创造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了可能。

四、结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实现自身解放而斗争。在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关系中， 人与人的关系看似因工作而变得密切， 实际上不过是从农业时代的熟人社会进入机器生产时代的陌生人社会。 人处在机器和工厂形成的狭小场域中， 缺乏形成共同价值和真正共同体的社会基础，无产者难以进行广泛的联合。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在互联网、大数据、虚拟平台等之上建构的数字生产关系， 包含了自动成长的组织架构， 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提供了组织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