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与市民文化的互渗融合
——宋代元宵诗词的集体欢乐书写

成明明

(1.西北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27;2.西北大学 宋辽金史研究院,西安 710127)

元宵节又称元夕、上元、灯节、正月十五等,是一年当中极其重要且具狂欢性质的节日。唐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赞叹道,“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1)《全唐诗》第3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753 页。,以灯火的璀璨辉煌、人潮的喧闹涌动、游妓的花枝招展、明月的皎洁多情、歌乐的纵情酣畅描摹了唐代元宵盛况。宋代元宵承袭隋唐旧制,规模更大,时间愈长,内涵越加丰富,文人对其颇为关注。宋人蒲积中所编《古今岁时杂咏》(2)此书是在北宋学者宋绶所编《岁时杂咏》基础上增补。卷七《上元》,收录隋唐以来诗歌总计60 首；卷八收录宋代元宵诗作达114 首,涉及诗人26 位,主要有晏殊、梅尧臣、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宋人谢维新所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十五《节序门》之“元宵”,引用了王珪、苏轼、范成大、杨万里、陈烈等十余位诗人的诗歌。另据《全宋诗》统计,宋代元宵诗歌约800 首,远超唐代不足百首之量；元宵词作为宋代节序词中较多一类,共493 首(3)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241 页。。文学作品数量的差距、书写样态的丰富,折射出来的是文人士大夫对岁时节俗的积极参与、对其功能价值的充分体认,以及对文化品格的宣示标榜。当然,元宵节在宋代节日里的地位也非同寻常,它是宋代三大节之一,南宋诗人葛天民《元夕》便说“佳节无如元夕盛”(4)《全宋诗》第52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32067 页。。不同于七夕以女性为中心的狂欢,它体现的是真正的全民狂欢。另外,有别于端午、中秋、重阳的一日欢聚,元宵是数日狂欢,徽宗朝更是出现“预赏”元宵盛况。

学界关于宋代元宵文学、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多,诸如元宵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节日习俗与元宵词创作及“消费”间的互动关系,元宵词反映的狂欢民俗、情感意蕴、时代特征和意象特点等方面(5)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黄杰:《宋词与民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元宵诗的研究,则着力于考察元宵节的民俗特点与历史传承,元宵诗的抒情及美学价值,以及两宋元宵诗的差异(6)吴邦江:《宋代民俗诗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李黎:《宋代民俗与诗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李懿《宋代节令诗研究》,讨论节令诗与性别书写、权力书写、生命情境书写的关系,以新颖的视角详细梳理了宋代元宵诗歌(7)李懿:《宋代节令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另有研究者通过宋代元宵节的文学书写,揭示都市文化特征与都市文学风貌。这些成果,均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宋代元宵诗词的研究视域和方法。将唐宋时期的元宵诗歌作一对比,发现宋代元宵诗歌大都指向集体欢乐的主题(宋代元宵词作也呈现出同样的特质),在这个向度上的研究,学界关注较少。本文吸收借鉴已有成果,围绕集体欢乐展开,以文人书写中向上和向下的眼光、国家形象塑造和市民百姓意愿表达、儒家理想张扬和民俗欢乐实现等方面展现的宋代元宵文学表达,以此揭橥宋代理学思想浸润下,节俗惯性与儒家思想的互渗融合对宋人思维方式与文学创作的滋育影响,揭示宋代元宵诗词在境界上开阔大气、视野上饱满充盈的成因机缘,希冀能够促使宋型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一、“与民同乐”的国家形象塑造

《孔子家语·观乡射》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8)《孔子家语》,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250 页。古人以节日来划分时序和生命段落,以节日来充分享受生活,补偿平日的辛劳和艰苦。节日为日常生活树立了理想目标,同时又为它做了约束规范,日本学者樱田胜德指出,“年复一年的生活文化之网,就是以此为轴心编织出来的”(9)关敬吾编著:《民俗学》,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年,第119 页。,元宵节便是这生活文化之网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治理国家有不变的法则,而让民众获利是其根本,《淮南子·氾论训》有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10)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921 页。在古人的叙述里,与民同乐、共享的内容有“其福”“其利”“太平之乐”“阜康之乐”“康宁”“清乐”,等等。天水一朝承继五代动荡而来,儒学衰弱,同时两宋在军事上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况,使他们的优越感和自信心更多地体现在文化道德层面,而繁华的节日恰好就是表达、实现这一理念的绝佳场域,亦是塑造比较强大亲民的国家形象的难得契机。

1.皇家承平气象——凸显与民同乐的国家在场

帝都作为政治文化空间,承载着国家礼仪和集体欢乐的双重职责,在元宵这样盛大的节日里更是昭示国家在场。仁宗上元观灯,标榜不为游赏的私心而是与民同乐的公心,蔡襄《上元进诗》道“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全归万众心”(11)《全宋诗》第7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4779 页。。元宵应制书写,以雍容典雅的笔调赞叹与民同乐的国家德治理念,颂扬太平盛世与百姓共享其乐的君王懿德。毛滂《代馆职应诏和元夕》曰:“太平乐事及黎元,桂月兰灯照有年。景焰煌煌浮魏阙,清光穆穆抱尧天。皇明烛远辉星斗,睿唱宣和胜管弦。十二明珠供照乘,夜光飞出九重渊。”(12)毛滂:《毛滂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54 页。诗歌写月光和灯光相互辉映,照耀着美好的年景,百姓兴高采烈地享受盛世之欢。煌煌的灯焰,浮动在都城高大的建筑上,清光静谧,环抱着太平盛世,烛光的灿烂远明于星斗,对宣和美政的赞颂之声远胜管弦之乐。应制之作的套路书写,还是借助平民能够共享欢乐来稳妥地呈现对统治权力的敬畏与维护。黄通《元夕》曰:“春楼十二玉梯横,紫府千门夜不扃。疑是嫦娥弄春色,彩云移下一天星。”(13)《全宋诗》第11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7480 页。诗歌构思很是巧妙,将人间绚烂瑰丽的灯火想象成嫦娥拨弄春色,彩云移下满天繁星,颇显雄伟壮丽,气势磅礴。无名氏《鹧鸪天·上元词》其三云:“紫禁烟光一万重,五门金碧射晴空。梨园羯鼓三千面,陆海鳌山十二峰。香雾重,月华浓,露台仙仗彩云中。朱栏画栋金泥幕,卷尽红莲十里风。”(14)刘昌诗:《芦浦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76 页。“一万重”“三千面”“十二峰”“十里风”,足以宣示庄严恢宏和非同凡响。范致虚《满庭芳慢》云:“紫禁寒轻,瑶津冰泮,丽月光射千门。万年枝上,甘露惹祥氛。北阙华灯预赏,嬉游盛、丝管纷纷。东风峭,雪残梅瘦,烟锁凤城春。 风光何处好,彩山万仞,宝炬凌云。尽欢陪舜乐,喜赞尧仁……”(15)《全宋词》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694 页。以“紫禁”“瑶津”“丽月”“甘露”“凤城”“宝炬”等华丽富赡的词汇,塑造了天子仁圣、君臣相知、和睦欢畅的盛世图景,使人如临其境,想见其时。这些繁华盛大壮观的景象,在节日场域是可以被“共享”的,强化了国家意志和权力威严,因为“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政治的一种表达”(16)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年,第7 页。。

2.地方元宵盛景——显性、隐性中与民同乐的逻辑指向

宋代元宵节的帝都繁华壮美,地方也是毫不逊色,熠熠生辉。北宋鄜州的华灯摆放层次之多,架构之巧妙,晁说之《鄜州上元》赞叹道,“月收烟荡漾,灯比石棱层”(17)《全宋诗》第21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13752 页。。南宋的苏州以技艺精湛的苏灯独领风骚,孙嵩《姑苏元夕》云:“风流百巧花灯手,犹是夫差国里人。”(18)《全宋诗》第68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43160 页。北宋杭州的元宵更是热闹非凡,赵抃《杭州上元观灯》其一云:“元夕观灯把酒杯,宾朋不倦醉中陪。一轮丹桂当天满,千顷红莲匝地开。烟火楼台高复下,笙歌巷陌去还来。因民共作连宵乐,直待东方明始回。”(19)《全宋诗》第6 册,第4195 页。笙歌四处回响,烟火高低绽放,一轮明月高挂中天,千顷莲灯遍地点亮,百姓官员尽情欢乐,通宵达旦。诗歌与其说是对地方佳节的浓墨书写与艳羡,不如说是对地方政绩的高调赞扬和鼓励。彼得·伯克提出,“借用意大利艺术史学中一项富有洞察的分析的话来说,在许多研究里,‘边缘只是被呈现为一片阴影,为了烘托中心都会的辉煌光芒’”(20)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141 页。。不过在宋代元宵集体欢乐的叙述中,地方城市处处灯火通明,遍地欢声笑语,边缘并非展示为阴影,地方城市的热闹与帝都皇城的隆盛是相互辉映的,足以说明德治文化的辐射与践行,也是德治亲民的国家形象在地方存在的有力表征。

蔡襄任福州太守时喜好热闹,元宵节命令百姓家家点灯七盏,文人陈烈制作大灯并题诗讽刺:“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21)晁说之:《晁氏客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152-153 页。最后地方长官放弃了强制行为。陈氏的讽刺鞭辟入里,蔡氏的纠正识趣通理,说明官员的狂欢享乐是受到“与民同乐”文化的监督与约束的。南宋文人王迈《元宵观灯》云“元宵灯火出游敖,斗巧争妍照彩鳌。官府只知行乐好,谁知点点是民膏”(22)《全宋诗》第57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35794 页。,犀利地指出官府的行乐源自压榨百姓的民脂民膏。陈烈、王迈等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尖锐的批评本心并非要取消元宵节俗,而是让地方官员真正践行德政,凝聚民心,坚决贯彻国家意志,维护亲民爱民的国家主体形象。这类诗歌不同于温情脉脉的暗示,不同于气势恢宏的礼赞,而是直截了当的批评。可见,“与民同乐”在宋代绝非空言虚语,是得到理性认可和实在践行的,自然有利于社会和谐,“本身就包含丰富的感性体验,并能在标举士大夫优越感的同时,促成上下融洽的关系”(23)王启玮:《论北宋庆历士大夫诗文中的众乐书写》,《文学遗产》2017 年第3 期。。

3.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国家诉求——节日文化的严肃与雅正

元宵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国家诉求,使节日文化在高层位流动,体现出高端大气的品格,如韩缜《上元辇下观灯》云:“为民祈福年年事,长对南山托寿杯。”(24)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年,第99 页。蔡戡《元夕出游》曰:“勉意追陪非得已,由来忧乐本吾民。”(25)《全宋诗》第48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30058 页。程公许《元夕题灯龛四首》其一云:“绿绮新调正始音,红蕖小放上元灯。游人莫诮遨头懒,只愿年丰岁事登。”其二:“围棘侵天催速战,土膏得雨要深耕。儒风鼎盛田多稼,早愿三边洗甲兵。”(26)《全宋诗》第57 册,第35615 页。说明元宵狂欢的目的之一,是祈求岁丰年熟,消弥战事,以国家为中心,以百姓为重点。所以元夕的狂欢,是官方和民间共同制造的。除了诗词呈现以国家、百姓为中心的节日意图,文章中也有,如欧阳修《舒州灵仙观开启上元节道场青词》、陈著《嵊县上元醮青词》、陈傅良《桂阳上元设醮青词》、真德秀《上元节设醮青词》、方大琮《将乐上元祈福青词》等。青词乃道教斋醮时献给上天的祝文,要求对仗工整、文词华美、虔诚笃敬,主旨为祷祝神灵福泽庇佑,趋吉避凶,“在仪式中,生存世界与想象世界借助单独一组象征符号形式得到融合,变成同一个世界,从而使人们的现实感产生了独特转变”(27)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129 页。。元宵节里,这种宗教行为和民俗活动互渗,增强了官民间的亲近感,也使得民俗活动被引向国家意志的德性层面,进一步强化了特殊节点以百姓富足、国家稳定为核心的目标姿态。

二、“共享欢乐”的市民文化诉求

宋代元宵节是一个分量十足的节俗,其为三元之首的性质,“处在新岁之首,其地位因此超过一般的望日”(28)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123 页。,显示出更新与交替、死亡与新生的契机。这一节俗特质使其倍受重视,人们的诸多行为碰撞融合,表达着自己的存在和权利,“在狂欢节话语模式下,生与死、新与旧、上与下、精神与肉体、崇高与诙谐、官方与民间等等诸多要素奇妙地融为一体,……是为宇宙万物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存在方式”(29)周卫忠:《双重性·对话·存在:巴赫金狂欢诗学的存在论解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11-12 页。。市民阶层以其特有的文化特点,宣示着自己在对立融合中要求共享欢乐的强烈诉求和真实体验。

1.重视感官体验——挑战与颠覆传统

在狂欢的节日期间,往常刻板规矩的生活节奏被打破,滋生出许多离经叛道的行为,特别是元宵“开禁”,给了人们十足的理由和鼓舞,“城市是物质的,同时更是视觉的和心理的”(30)杨小彦:《杨小彦自选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年,第222 页。,市民阶层在奢华喧闹的都市尽情打开感官通道,充分体验各种刺激。李邴《女冠子·上元》曰:“帝城三五。灯光花市盈路。天街游处。此时方信,凤阙都民,奢华豪富。纱笼才过处。喝道转身,一壁小来且住。见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 东来西往谁家女。买玉梅争戴,缓步香风度。北观南顾。见画烛影里,神仙无数。引人魂似醉,不如趁早,步月归去。这一双情眼,怎生禁得,许多胡觑。”(31)《全宋词》第2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950-951 页。此词以幽默直白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北宋帝都上元男女的狂欢爱恋:上片写处处灯光闪烁,花香盈路,尽显富贵豪奢。才子佳人打破往日禁忌,携手并肩,低声笑语。下片写东来西往的女性争先恐后地购买玉梅装扮自己,步履缓缓,香风飘散。游人左顾右盼,看到画烛灯影里无数艳妓勾人魂魄,如痴似醉。词中感叹,不如趁着月色早早归去,否则一双有情的眼睛如何禁得起许多胡乱窥视呢? 柳永《玉楼春》云:“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烧晓色。 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鹓鹭客。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32)《全宋词》第1 册,第20 页。华灯闪耀、香车宝马、盈盈笑语、男欢女爱、歌乐表演,未知的惊喜等构成了都市元宵的欢乐元素。语言夸饰,如珠履、绮陌、玉管、凤楼等。物象色彩炫目,常见火树、红绵、银潢、金凤、画屏等。情欲火辣,如云踪雨迹,双鸳欲起。这种市民文化集中在身体感知的快乐上,“它经常集中于身体及其知觉而不是头脑及其意识,因为身体的快乐提供了狂欢式的、规避性的、解放性的实践”(33)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6 页。。

2.追求短暂痛快——及时兑现享受

日常单调繁冗的生活因为有了短暂宝贵节日的打破和刺激,给予人们生存的希望和鼓励,节日“促成了万物的和谐统一状态,即物质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和谐状态”(34)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156 页。。从这个意义上审视节日中的市民行为,因其短暂,故而珍贵；因其珍贵,故而要痛快,所以市民阶层更多追求活在当下,及时兑现快乐。柳永《迎新春·嶰管变青律》描写在鳌山耸立、箫鼓喧天,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的背景下,市民香径道上“绝缨掷果无数”的痴狂喧嚣,烛影花荫下“少年人、往往奇遇”(35)柳永著、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346 页。的情不自禁更令人注目,展现了都市“对生命力的放纵”,“充满狂喜的转瞬即逝”(36)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319 页。特质。欧阳修(一说朱淑真)著名的《生查子·元夕》曰:“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37)《全宋词》第1 册,第124 页。讲述了与意中人去年相约的甜蜜幸福,今年物是人非的情感悲剧。婆娑的月光,华丽的灯市一如既往,虽然幸福转瞬即逝,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渴求、对生命的执着依然坚定不移。宋代元宵诗词着力描写市民节日里视觉的目眩神迷,嗅觉的香风飘度,听觉的沸腾喧闹,欲念的热烈滚烫,让人沉溺其中神魂颠倒,都是说明市民文化要求把握当下,及时行乐的特质。

3.绽放真实与活力——彰显生命欲念

费孝通先生曾在《过年过日子与过渡心理》一文中提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既不痛痛快快地活,却又不爽爽快快地死”,明确表达了中国人“痛痛快快”活的缺失。文人士大夫阶层受限于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和个人身份的规范,而市民阶层受礼制文化的影响相对弱了许多,面对狂欢节日就是毫不犹豫、一往无前地活在这一刻,“只要能在这瞬息的存在中充充分分地活它一下”(38)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3 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年,第50-51 页。。

孔平仲《封川上元》曰:“穿城不千步,十步燃一灯。……士女鱼鸟聚,鼓吹蛙黾声。蛮俗自为乐,我心愁不醒。”(39)《全宋诗》第16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10875 页。孔平仲不能理解的蛮俗在市民这里反而趋之若鹜,“鱼鸟聚”形象地说明市民阶层追欢逐乐的群体性；鼓吹的“蛙黾声”自然比不得士大夫趣味,但是他们感受到从身体到精神的快乐即可。李吕《上元漫兴》道“里巷禽呼倾坐去,街衢蚁聚侧身行”(40)《全宋诗》第38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23830 页。,以“禽呼”和“蚁聚”说明市民阶层的浅切率真,喜好热闹,从众从俗。胡浩然《万年欢·上元》云:“灯月交光,渐轻风布暖,先到南国。罗绮娇容,十里绛纱笼烛。花艳惊郎醉目……”(41)《全宋词》第5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3536 页。“醉目”一词生动地说明了上元的灯火璀璨,光艳明亮,特别是身着罗绮,娇容可人的女子更令人沉醉。史浩《粉蝶儿·咏圆子》曰:“歌楼酒垆,今宵任伊索唤。那佳人、怎生得见。更添糖,拚折本、供他几碗。浪儿门,得我这些方便。”(42)《全宋词》第2 册,第1272 页。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元宵节歌楼酒肆适时出售圆子满足客人需求,那美丽的女子也是客人们想要见到的。酒楼以糖水增添圆子的滋味,即便折本也不吝供应,风流子弟趁机可得些便宜。以幽默滑稽的笔调,从口腹之欲、心理感受描写了市民阶层的真实与活力,绝无扭扭捏捏之态。宋代元宵诗词,以细腻的情感揣摩与俏皮的语言文字塑造了嗜好繁华喧嚣、追逐热闹新奇,精力充沛、大胆率真的市民群体形象。他们浅薄直率,甚至有些庸俗,但是充满生机活力,对恪守儒教的士大夫形成了某种冲击和震撼,自然也是他们共享权利的明白宣示。文人士大夫书写中较多肯定市民阶层的狂欢,首先,这种行为是符合人类天性的行为,于创作者而言是乐于享受但又不得不克制的行为,关注他人其实也是若隐若现地表达了自己的需求。其次,市民阶层的行为与元宵节生死转换、新旧交替的节日意蕴十分契合。更重要的是,市民文化对于增加社会活力、促进秩序稳定有重要意义。认同肯定市民所需所求,其实也是肯定了社会和谐的力量,以保存差异性的方式实现了一种文化政治的共识和平衡,“正因为狂欢节搅扰的时刻,是被主流秩序所许可的,所以它最终还是被复原到那一秩序当中”(43)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122 页。。从某种意义上讲,短暂的失序,或者说允许失序,是为了更好的遵守和执行有序。

三、雅俗共融的审美理念

宋代元宵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尤以“闹”为核心激发人们的生命力量。文人士大夫、民间百姓制作粉果汤圆,体验茧卜,表达团聚欢会、吉祥如意的集体期待,这是他们“生存的表征”(44)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144 页。。这种雅俗融合,不仅表现在生活方式上,而且呈现在文学创作中。周必大《元宵煮浮圆子,前辈似未尝赋此,坐间成四韵》云:“今夕知何夕,团圆事事同。……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45)《全宋诗》第43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26796 页。形象地描述了元宵节煮食圆子的习俗:天上的星星在乌云里闪烁着光芒,人间的圆子如同珍珠般浮于浊水之中。汤圆形状圆满,寄寓着团圆美好的心意,所以周诗开篇便引《诗经》典故,叙说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团聚的心意都是一样的。制作“面茧”,内部放置纸签来占卜异日官品高下,其俗唐人已有,宋人承继而来,南宋文人杨万里与家人热情尝试,有诗《上元夜里俗,粉米为茧,丝书吉语置其中,以占一岁之福祸,谓之茧卜,因戏作长句》为证。诗歌说,去年客居他乡,冒雨看灯勉强欢娱；今年村落无灯可看,只有雨声淅沥,但是也不能虚度佳节。杨家儿女做面茧,馅中藏有吉语,默默祈祷:小儿心愿是早早取官,小女则祈求蚕事大好。诗人未能免俗,祈祷自己长年有饱饭吃,怡然自得吟诵杜甫诗句。至于占卜的灵验与否显然不必细究,当下的快乐尤其重要,“心知茧卜未必然,醉中得卜喜欲癫”(46)《全宋诗》第42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26129 页。。在私人场景里,诗人愉悦地享受民俗带来的欢乐,在一个特殊的元宵之夜俗气得真实且可爱。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这篇作品颇为别致,以外部环境的热闹繁华,对比内部世界的冷清寂寥；以外部的沉溺狂热,映衬内部的清醒理性,“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47)辛弃疾著、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19 页。,千回百转地忘我追求,痴心不改地寻寻觅觅,他的元宵之夜理性得冷静且崇高。

在狂欢的节日时空里,个体生命被赋予了最真实的质感,达到了高度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贴切地融为一体,“每个个人都在狂热氛围中想象他正参加的行动拥有无限的效力,……在他看来,世界的延续性与和谐状态是由社会稳定状态和社会凝聚状态促成的,而这种状态是他自身产生的结果”(48)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第196 页。。杨无咎《人月圆》曰:“烂游胜赏,高低灯火,鼎沸笙箫。一年三百六十日,愿长似今宵。”(49)《全宋词》第2 册,第1199 页。强调了享受节日的欢乐、活在当下的现世意义。借用布尔迪厄的概念来看,宋代元宵节的生活方式与文学创作,将“审美消费与日常消费世界”整合起来,消除了“感觉趣味”与“反思趣味”、“肤浅快感”与“纯粹快感”(50)皮埃尔·布尔迪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陶东风、金元浦等主编:《文化研究》第4 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第13 页。间的对立,使人在精神境界的追求中交织着人性的烟火气,烟火气里同样映射着宋人的精神追求。

1.儿童视角——人丁兴旺的暗示与隐喻

花灯是元夕的重头戏,出类拔萃者有五色琉璃所制之苏灯、纯白玉打造的福灯、新安的无骨灯、宫中“龙凤噀水”灯(51)周密:《武林旧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年,第49 页。等,千汇万状,令人应接不暇。儿童又是赏灯玩灯的主力军,《东京梦华录》卷六记载开封正月十六日,“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52)孟元老撰、伊咏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596 页。,说明儿童观灯之多,极易走散。许及之《元夕之明日久阴乍晴月色皎然》云“儿童鼓舞几通夕,我辈欢呼竟不眠”(53)《全宋诗》第46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28339 页。；赵蕃《上元口号呈莫令三首》其一道“我亦颇怀归去乐,田蚕处处逐儿童”(54)《全宋诗》第49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30788 页。,何澹《满江红·再和诸人元夕新赋》曰“灯万碗,花千结。……人物尽夸长乐郡,儿童争庆烧灯节”(55)《全宋词》第3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2020 页。。元宵的欢乐里,儿童的欢欣鼓舞和成年人的通宵达旦是相映成趣的,特别是儿童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表,与新年的第一轮圆月格外应景。当然“灯”“丁”谐音,元宵节与灯有关的行为或多或少都有人丁兴旺的暗示和隐喻。《岁时广记》卷一二引《琐碎录》载,“亳社里巷小人,上元夜偷人灯盏等,欲得人咒诅,云吉利。都城人上元夜一夕亦如此,谓之‘放偷’。……一云,偷灯者生男子之兆”(56)陈元靓:《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249 页。,说明百姓和市民一样,偷灯行为一讨吉利,二求生男孩之兆。

2.女性维度——看与被看的禁忌打破

女性日常生活幽闭单调,全民节日为她们提供了一个走入人群,感受欢乐,展示自己的正当理由。吕本中《轩渠录》记载:“司马温公在洛阳闲居,时上元节,夫人欲出看灯,公曰:‘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耶?’”(57)陶宗仪:《说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7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784 页。生动的对话说明狂欢节日之于女性的意义。晁冲之《传言玉女》云:“绣阁人人,乍嬉游、困又歇。笑匀妆面,把朱帘半揭。娇波向人,手拈玉梅低说。相逢常是,上元时节。”(58)《全宋词》第2 册,第654 页。李清照《永遇乐》道:“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59)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第53 页。均写上元时节闺中女子梳妆打扮,俏丽出门,顾盼生辉,在看与被看中绽放生命的活力,体验集体的愉悦,感受存在的价值。曹组《醉花阴》曰:“九陌寒轻春尚早。灯火都门道。月下步莲人,薄薄香罗,峭窄春衫小。梅妆浅淡风蛾袅。随路听嬉笑。无限面皮儿,虽则不同,各是一般好。”(60)《全宋词》第2 册,第804 页。天气还是微寒,月下游赏的女性已穿着单薄的罗衣,窄窄的春衫,有着时兴的妆容和袅袅的头饰,一路听闻着欢声笑语。她们千人千面,都是一样的令人赏心悦目。曹组的词作以温馨的语言、欣赏的语调描写了女性元宵游赏的风姿情态。对古代女性而言,这种机会并不多见,她们必定格外珍惜,积极参与到热烈的氛围中,尽情展示自我的美好。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女性可以短暂地拓展身份边界和情感边界,增强自我认同,感受存在的真实和意义。她们精心打扮,去体验参与欢乐；同时亦被他人驻足审视,制造孕育了欢乐,依据巴赫金理论,狂欢节中没有观众演员之分,“狂欢节不知道何为舞台,换言之,它根本不承认演员与观众之间有什么区别……人们就生活在其中,而且每个人都参与,因为狂欢节的观念本身便将所有人拥抱在一起”(61)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第104 页。。

3.百姓立场——适度狂欢与本末兼顾

岁时节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一项态度严肃、规则鲜明的社会游戏”(62)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第124 页。,参与协调君民关系、臣民关系,适度包容暂时“失序”,起到和谐社会关系、守护精神家园的作用。如果说礼法是家国、天下秩序建构的硬性推广,那么节俗则发挥了调控的软性植入作用。

元宵节虽是全民欢乐的节日,但从欢愉的真切感受和幸福指数来衡量,劳作的艰辛和欢乐的体验成正比的自然是百姓。王十朋《上元山中百姓出游作三章谕之》其一曰:“邻里相呼入郡城,巴歌楚舞沸欢声。三宵游罢同归去,勉力耕桑事父兄。”其二曰:“三日嬉游喜遇晴,还家又见麦青青。但须及早输租税,莫要勾呼到讼庭。”其三曰:“好去耕耘陇上田,但能勤苦有丰年。家家饱暖身康健,更向明年看月圆。”(63)《全宋诗》第36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22826 页。诗歌温情而务实,既肯定了上元山中百姓出游的合理合情,又谆谆告谕百姓三天集中游乐之后要勤勉耕种,讲究孝道；及早交税,避免讼事。诗歌为百姓勾画了美好的前景,只要辛勤耕作就会迎来丰年,人人身康体健,户户衣食无忧,明年可以继续欢游。温馨的规劝,一方面说明文人士大夫对国家安定之本——农桑的高度重视、对社会秩序的自觉维护,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百姓狂欢情绪的理解与尊重。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之《灯市行》,写吴中偏爱元宵节的灯影戏,腊月后立春前已有灯市。灯品“迭玉千丝似鬼工,剪罗万眼人力穷”,可谓巧夺天工,争奇斗艳。年轻人的选择也比较理性,“儿郎种麦荷锄倦,偷闲也向城中看。酒垆博簺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侬家亦幸荒田少,始觉城中灯市好”(64)《全宋诗》第41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26030 页。。诗中强调儿郎“种麦荷锄”的优先选择,然后才是忙中偷闲的娱乐行为,诗人赞赏吴地这种本末归位的正确判断,庆幸荒田鲜少,百姓勤务正业。宋代士大夫深知以民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本末不能倒置,但是百姓的权利也要实现,因为民俗强大的力量令人无法忽视,“传统的生命力,没有任何地方比在节庆历史中,有更明显的表现”(65)皮柏:《节庆、休闲与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91 年,第37 页。。这种借助民俗对百姓行为的规范和折中,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民胞物与”的理想色彩。

结 语

宋代元宵集体欢乐,既有社会经济发展、市民百姓要求共享欢乐的权益诉求,又有游观之盛超越前代的繁华事实和自信底气。以元宵为代表的岁时节俗虽属于“小传统”,但它对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为精英文化提供了思考的素材,“在传统时代扮演一种提供大传统文化许多基本生活素材的角色”(66)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第144 页。。节俗的维系、规范、补偿等功能价值,又使它成为文化治理的方法和对象。宋代元宵诗词集体欢乐的表达里,“与民同乐”既是一种为政规范,又是一种美政理想。对天子、官员德性形象的颂扬与审视,对市民阶层正当需求的认可与肯定,对儿童、女性的文化观照,对民俗惯性与农业本位冲突的反思调和以及自我审视,构成了宋代元宵诗词文化彰显的多维向度。特别是赞颂盛世繁华、宣扬德治理想与彰显个体生命、追求尽性狂欢的对立统一,也体现了宋代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特点,即“道德规范的极度强化与生命情感的肆意追求”(67)叶朗主编:《中国美学通史5 宋金元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2 页。。

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元宵诗词中有不少感怀盛世、伤悼乱离、慨叹物是人非,与集体欢乐的长情咏叹复杂交织在一起。从这些情感丰富、视角和逻辑指向多维的文学作品中亦能透视出宋代文化的某些特征:文人士大夫道德感、责任意识的极度强化和个体欲念、生命律动的任情彰显；对统治秩序的严肃维护与对百姓生活追求的温情友善；在朝任职的恪尽职守与赋闲地方的文化精英身份打造；深谋远虑、放眼未来的境界气象与不拒行乐、活在当下的人性实现；对传统儒教的继承提升与对新兴事物的适度首肯；标榜士大夫优越感的矜持自守与认同市民文化的和光同尘；对宇宙人生宏大命题的执着求索与对日常现世平凡快乐的欣喜眷恋……特别是与岁时节俗这一特殊的功能场域之耦合交契。宋代文化在博大高尚里有着不可忽视的世俗之气,在温暖俗气里有着令人向往的超逸洒脱,这与文人士大夫学术训练上事物“彼此协调”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日常践行中“以那种为真实的世界带来统一和完整”(68)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3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78 页。的执事理念相关。北宋大儒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即天下之人都是同胞,天地万物均是朋友,倡导关爱弱势群体,人与人之间友爱相通。宋代元宵诗词关注平民百姓的精神愉悦、权益实现,表达了对各色人等享受节日欢乐的认可肯定,渗透着博爱的光辉和仁爱的理想,在真诚的关注欣赏中而非冷漠的割裂拒绝里洋溢着共享温情。由此,宋代元宵诗词集体欢乐书写中体现出国家形象、儒家理想与市民文化的鲜明因素及其协调融合。在关注百姓权益的实现中提升了对国家、政府形象的社会认同；在关注自我愿念时,又不忘社会安定、百姓富足,人性人欲实现的同情心、同理心之张扬抒发。宋代元宵诗词因为以上三个维度的融合,避免了这类题材单纯享乐、感官追求的浅薄化；规避了一味说教、迂腐刻板的学究气,体现了“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的人生态度,同时“以更为广阔的审美视野和更为敏锐的审美趣味去审视世界,从而实现由俗向雅的升华”(69)莫砺锋:《宁钝斋杂著》,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年,第273、274 页。,因而无论在境界品格,抑或书写技巧方面均较唐代大为充盈改观,亦为后世元宵诗词书写树立了不俗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