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溥仪

彭玉平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州 510275)

王国维在清朝光绪末年、宣统年间任职学部时,与尚在稚龄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只有名分上的关系,并无实质性接触或交往。辛亥之后,王国维随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溥仪作为逊清皇帝居住在紫禁城,王国维在东瀛虽然写了《颐和园词》等一系列追怀清朝的诗歌,与溥仪有一定的精神上的联系,但其实仍是各行其道,互不相关。1916 年初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在上海仓圣明智大学任教、主编刊物。1917 年张勋复辟,溥仪短暂上台,沈曾植、康有为等北上声援,同在上海的王国维虽然也关注此事,并在与时在日本的罗振玉通信中有不少评论,但他是被沈曾植等遗老刻意隐瞒北上的对象。简言之,在当时的民国政坛和逊清朝廷中,王国维都是一个边缘人物,连在沪的遗老群体也在关键时刻冷落了他。

1923 年4 月,王国维受升允的荐举,被溥仪下诏以南书房行走的身份北上,与溥仪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并因此带来他在生命中最后五年的思想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与其说是根本意义的,不如说是职位意义的。

关心政治与跻身政界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王国维与政治的关系,若无曾经入值南书房之事,便是极为简单的。即如一般国民,于国计民生、政治风云、世界局势,亦多津津乐道,甚者因此而多起哀乐之情。但谈论亦罢,哀乐亦罢,大率是将自己置于政治的外围,至多不过是在政治的边缘观察、评论而已,极少有因此而跻身官场、直接指点江山者。

王国维对政治的关心毋庸置疑,而其对跻身政界的淡漠同样毋庸置疑。晚年北上入值之事暂且搁置不论,即便清末任职学部时,“性不耐官”就不仅是王国维亲口道出的话语,也是其实实在在的行为。据晚清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袁嘉榖——也是当年直接聘用王国维之人回忆,王国维在1906 年受聘为编译局员时,因为工作勤勉、成绩出色,学部长官拟改派其为总务司行走,这是部属职位。这个改派在当时来说其实是一种职业提升,当时的聘员都希望能改为“部属”职员,因为一旦改派成功,便意味着可以升任主事或员外郎中,而且可“获本身印结费赡身及家”,经济上显然更有保障。但王国维对袁嘉榖说:“性不耐官,愿随局长编书也。”袁嘉榖再问兼职如何,王国维依旧以“不可”答之,此足见王国维与常人不同之处。(1)袁嘉榖:《王静安国维别传》,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247 页。按,王国维后来还是应命去任总务司行走,但去了不久,即对袁嘉榖说不习惯与自己性格、学养不合之公务,要求仍然留在图书编译局,后来便未去总务司了。袁嘉榖:《我在学部图书局所遇之王静安》,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 卷,第331 页。一个人的心性虽然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可能会有变化,但对于王国维来说,这恰恰是终其一生心性的强固之处。

一、入值南书房与王国维的君臣之分、报称之念

王国维突然去世后,所有关于王国维“殉节”说的理由,大致与王国维曾入值南书房、甲子之变时的激烈反应、对津门张园中溥仪安危的担忧、去世后被谥号“忠悫”等一系列事情有关。以上诸事,除了“忠悫”一号有罗振玉的策划在内,其他也确是王国维曾经历的事实。

对能入值南书房,毋庸讳言,王国维的内心是激动的。1923 年4 月中旬接到入值消息,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南斋之命,惶悚无地。适是晨子勤来告,知恩命渠亦未得其详……此次之命,出于不次,断无俟驾之理,而维私事家事尚须稍行料理……大约四月中或五月初当可北上。”(2)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543 页。由“断无俟驾之理”,可见其心情之迫切。其实王国维即使原本心情平静,也会被周围不息的祝贺声唤起波澜。如同乡金蓉镜就驰书王国维说:“前得修老函,知荣拜内直,喜跃万分。非特欣吾浙有人,亦见国势将转。何日北行? 颇拟走谈。本朝高江村、王渔阳皆外迁特擢,公能继之,亦职官志中一重佳话也。”金蓉镜的喜跃万分,一方面当然缘于其与王国维同乡之故,一荣俱荣,觉得这是职官志之佳话；另一方面居然由此看出了“国势将转”的迹象,此或可名之曰“神思”。而恽毓珂为杨钟羲、王国维入值南斋赋诗以贺,开头便是:“联步趋中禁,先朝本近臣。几年为异客,今日又王人。”(3)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219-220、223 页。罗振玉则称王国维等四人“皆一时之选,此年来第一快事。幸早日北来,以副同志之望,此不仅为公贺者也”(4)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62 页。。此在在可以感受到王国维周围的沸腾气象,王国维自然难免要受此感染。不过清室遗老由此看到“国势将转”,而在王国维,则可能仍是隔膜的,起码在当时未必有此深远之联想。

王国维虽然说断无俟驾之理,但仍是要将私事家事稍行料理后才北上。而罗振玉则对此显然不满,他复信说:“在京时弢庵太傅、沈庵宫保,均托速驾(谨为转达此意,弟之责已尽矣),而来书则须沪上手尾清讫,然后北上,私意未敢谓然。至尊之异数(辛亥年所未有),诸老之属望,同人一年之经营,似应酌量缓急先后而出之,总以心安理得为当耳。”罗振玉认为王国维此事的背后有至尊、诸老和同人共同的努力和期望,应该即刻启程,而非先安排家事再北上,对王国维错置缓急先后,显然深为不满。罗振玉甚至说:“若弟有此遭际,则朝闻命而朝入,不敢俟夕也。”(5)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63、564 页。在罗振玉是一闻命而即启程,一天也拖延不得,而王国维则是“私事家事尚须稍行料理”。王国维未尝不看重,但相对于罗振玉,他看重的程度还是要明显弱了许多,这其实也是他们政治意识和敏感度的差异所在,所以我一直不认同把罗振玉与王国维的政治态度混为一谈的做法。

罗振玉想做的是政治中人,而王国维虽也关心政治,但其实一直自居在政治的边缘。罗振玉更像仆仆于政治之途中的一位艰辛跋涉者,而王国维更多地是一位政治的观望者、评论者。罗振玉在六十岁之年,曾毫不讳言自己对政治曾经“满腔热望”,他致信王国维云:“弟今年六十,各事须结束,现拟专力此事。以前满腔热望,至此不得不冰消。公当笑为钝根也。”所谓“专力此事”是指罗振玉计划写一部《古玺印姓氏》之书(6)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647、646 页。。虽然60 岁后的罗振玉的政治热情还是基本上处于随时可以被唤起的地步——事实上后来也确实被高度唤起,这说明“以前满腔热望”并不是说冰消就能冰消的。我至今找不到王国维本人对政治“满腔热望”的记载,我当然是说将自己置于政治舞台上的这种热望,而非指对政治局面或有改善的热望。前者是人在舞台上,后者是人在舞台外。

王国维受命入值,罗振玉的兴奋程度显然还在王国维之上,他不仅让其五儿罗福颐新刻一枚“王国维印”白文方印章,又依李文田、王文敏之例,嘱其仿明人朱文法另刻“文学侍从”朱文方印章(7)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78-579 页。。罗振玉的内心仿佛仍然在清代,所以他的所思所为便十分符合一位臣子的心情和身份。在封建社会里,“侍臣”确乎是许多读书人的梦想。如今在罗振玉的感觉中,王国维便是这样一位值得骄傲的侍臣,是典型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王国维对南书房行走一职,应该说是尽心尽力的。入值之初,因为宫事散漫已久,他为入值办法积极商定。最后由溥仪师傅朱益藩定下办法:“不以分书为然,但以每人所长者上闻,由上随意发问,即亦闲谈一切,亦无不可。”(8)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 卷,第546-547、549 页。后定每六日入内一次。开始检书后三日一值(9)1923 年6 月3 日王国维致信容庚云:“兄如欲移录,请随时枉驾(除二十、廿三、廿六、廿九外,每晨大抵在寓。)可耳。”这里王国维特别提出自己不在寓的时间,正好是三日一隔,或其时正三日一值也。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878 页。。检书毕,则七日一值。

1924 年初,王国维拜朝马之赏,也就是五品衔的紫禁城骑马,王国维的激动更是增进一层。1924 年1 月9 日致信罗振玉云:“维于初二日与杨、景同拜朝马之赏。此事在康熙间乃时有之,竹垞集中有《恩赐禁中骑马》诗可证也,然此后则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辛亥以后,此恩稍滥,若以承平时制度言之,在杨、景已为特恩,若维则特之又特矣。报称之艰,公将何以教之?”王国维深深感受到溥仪对自己“特之又特”的一番恩情,但同时也意识到了“报称之艰”。显然王国维知恩图报的心理是十分浓烈的。他很快地感受到“报称”果然十分艰难,所以在1924 年6 月初即欲以“请假”的方式淡出朝廷争端。他在1924 年6 月6 日致信罗振玉云:“观之欲请假者,一则因前文未递,愧对师友；二则因此恶浊界中机械太多,一切公心,在彼视之尽变为私意,亦无从言报称。……得请之后,拟仍居辇毂,闭门授徒以自给,亦不应学校之请,则心安理得矣。”(10)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 卷,第550、564 页。这说明在甲子之变之前,王国维已然有退出小朝廷,“闭门授徒以自给”,回到一种纯净的学术状态的想法。这当然也与他不想总是被动地为罗振玉等人上递与自己心意未必契合的奏折有关,王国维也因此与罗振玉在这方面产生了一些隔阂。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因为早蓄此志,甲子之变后王国维对于离开紫禁城从本意上来说并无多少不舍可言。王国维最初之激情,随着宫中斗争的持续不断,已经变成有了随时退出的准备。他适应不了宫廷永无间歇的斗争,他觉得自己的性格、性情与这样的环境格格不入,觉得适合自己的生活就是关起门来读书授徒。可以说,一年多的南书房生活,不仅让他认清了宫廷争斗无已的实质,也让他进一步认清了自己,希望能回归真正的自己。

“有君无臣”应该是王国维入值南书房后从朝廷不息的争斗中感受最深的一点。1923 年6月底,紫禁城建福宫、中正殿发生火灾,而最先发现火灾并指挥施救的正是溥仪本人。王国维从中感受到的“有君无臣”虽是由具体事情而发,但实际是蕴蓄心中久矣的想法,借此一发而已(11)参见王国维1923 年7 月1 日致王文焘信。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 卷,第601 页。但实际上据说此次火灾乃溥仪自己“玩影片所致”,参见罗振玉1923 年7 月25 日前后致王国维信:“……云汀来津,与素言起火之由,乃因上玩影片所致。”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76 页。又王文焘致王国维信亦云:“……今晨阅报载,昨晨禁御有祝融之灾……真象未睹,惟闻我皇上深宵指挥,外人听命,始克扑灭,足征神武英勇出自天授,中兴之期指顾间耳。据报云为电线走火。”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225 页。。随着入值时间的增长,他的这种感觉也愈趋强烈。1924 年8 月9 日,王国维致信刘承幹云:“弟自入都以后,对沪上诸友书问甚疏,缘里边情形千条万端,无从说起。即如今春内务府改革一事,主其事者固不免鲁莽灭裂,而阻挠者心事更不堪问。遂因内讧以召外侮。然根本之病尚不在是,今日所最亟需者,孟子所谓‘能格君心’之‘大人’,然当世讵有其人? 有亦何从得进身为近臣? 丝毫无所补益,徒呼负负而已。”主事者、阻挠者彼此内讧,令小小的紫禁城情形异常复杂。1924 年5 月26 日王国维致信蒋汝藻:“顷皇室颇多事,海藏办事卤莽灭裂,与前此之因循腐败者正各趋一极端,可虑之至。此数月中心绪至为不安,然无补救之法,如何如何!”(12)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 卷,第613、754 页。王国维察觉宫中仍处于争权夺利的不间断斗争之中,认为此时不同往日,安抚君心才是近臣的当务之急。这里特别点出了主事者“海藏”即郑孝胥办事的“卤莽灭裂”。可以见出,在甲子之变前半年左右,王国维的心绪确实已经“至为不安”,其心理的抑郁也于此可见。

王国维对溥仪的“报称”,并非是要协助他复辟清王朝,而是主要出于个人的感恩,所以他对当时居然找不到一个“能格君心”的“大人”极度失望。溥仪除了对王国维有擢拔之恩,对其人品、学识,也是充分肯定的。溥仪曾对金梁说:“新旧论学不免多偏,能会其通者,国维一人而已。”(13)转引自金梁:《〈王忠悫公哀挽录〉书后》,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 卷,第222 页。这个评价出自溥仪之口,当然是有分量的,也体现出溥仪的眼界是令人欣慰的。事实上,王国维的能会通新旧之学,也是学术史上公认的。

因为对王国维会通新旧之学的赞赏,溥仪在宫中对王国维也是礼遇有加。对此王国维有切身的感受,并将这种感受告诉妻子莫氏。王东明记云:“宣统皇帝对父亲很尊敬,有时也留在他宫里进餐。父亲近视很深,看不见拿不到的菜,宣统就替他夹。他回家说与母亲听,母亲又告诉了我们。”(14)参见王东明:《最是人间留不住》,原刊台湾《联合副刊》1983 年8 月8 日,转引自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9 年,第387 页。这个细节说明王国维确实感受到来自溥仪的温情,而这对于王国维来说,更增多了一分“报称”的心情。

关于王国维在南书房任上的基本情况,或可略述于次。

在南书房行走任上,王国维的职责总体是简单的,除了检点宫中彝器等藏品,便是辅导溥仪读书。按照南斋入值办法,各以学问所长,以备溥仪发问,甚至随意闲谈也无妨(15)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435 页。,这意味着王国维履行南书房行走的职责是轻松的。但在这样一个虽退位却依旧保留着小朝廷“体制”的地方,王国维既充南书房行走一职,当然要依职进言,这是身份所需,也是王国维背后这一遗老群体共同之所需。今本《王国维全集》第14 卷收录有《论政学疏稿》《筹建皇室博物馆折》《劾大臣不明事理疏》《敬陈管见折》数文,可见其在南书房行走任上的所思所想。大致而言,这些疏稿主要表现了以下内容:

其一,因知遇之恩而生报称之愿。1924 年初,王国维在《论政学疏稿》中说:“蒙皇上知遇,置之侍从之列,糜太官之厚禄,荷前席之殊荣,中夜彷徨,罔知报称。”又在《劾大臣不明事理疏》结尾陈述上疏理由云:“微臣受恩深重,又目睹时事艰危,及今不言,恐负皇上,故敢具折密陈……”(16)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211-212、223 页。皇上、侍从、微臣云云,可见王国维的君臣观念,但当时溥仪小朝廷确实类似于“国中之国”,民国政府在优待条例中允许其保留相关称号,故王国维疏稿有此称呼,乃循惯例和规定,无足奇怪。“报称”溥仪的知遇之恩则是王国维盘桓在心的最大想法。

其二,强烈的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思想。民国的建立当然有西方政治的背景,而西方与东方政治观念的不同自然会造成国民在接受方面的差异。在王国维看来,从辛亥革命到1924 年之间中国的情况是“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这曾是西人用强观念所导致的,而中国素来信奉中庸哲学。王国维因此比较说:“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者也。”王国维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排斥情见乎词,这一方面是与向溥仪上疏这一行为有关,另一方面其实也是王国维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对民国以来十多年社会状况的评价,就可见其强烈的重铸中国政治文化的意思。当然王国维只是发表感叹,至于以何种方式恢复传统,是在民国的体制中强势复兴传统文化,还是以复辟帝制的方式让传统文化自然回归,王国维并未对此做过多的联想。质实而言,他只是沉醉于传统文化的魅力之中难以自拔而已。因为他很清楚溥仪当下是“欲勤政而无政之可施,虽忧民而无民之可理”(17)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 卷,第213、214 页。,所以他能做的除了感叹就是追想。

其三,对溥仪个人处境的极大关注。王国维已经明确指出溥仪在当下其实是无可作为,那么如何安顿溥仪的人生呢? 王国维的回答就是“游艺”二字,具体来说就是希望溥仪在典学之余,“于文学艺术心之所好者,不妨泛览,或有所专习,此于涵咏圣德、颐养圣躬,均有关系”。又说:“皇上每日须读书一二小时以颐养心神,运动三四刻以操练身体。”为了让溥仪有书可读,王国维还专门呈上《后汉书》以及唐代陆贽《奏议》各一部(18)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 卷,第215、226-227 页。。无论是溥仪在紫禁城中时,还是迁居天津张园后,王国维的心思都十分细致,这应该主要是出于调适溥仪蜗居紫禁城之郁闷,同时也提升其文艺水平的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王国维的建议应该说是相当务实的了。

二、筹建皇室博物馆与王国维对逊清王室财产的维护

溥仪的安危时刻盘桓在王国维心中。王国维竭力主张将紫禁城之一部分改建为皇室博物馆,将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对中外开放。展现中国文化是王国维考虑的一部分内容,更主要的想法是皇室博物馆之建立,可置宫廷于安全之地(19)筹建皇室博物馆也可能最先由罗振玉提出,罗振玉是从保护故宫文物不再流失的角度而言的,而且主张设立在使馆区,而非紫禁城内。这与王国维的筹建博物馆在宗旨上尚有分歧。参见罗振玉:《集蓼编》,罗振玉著、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 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68-69 页。。紫禁城安全了,溥仪当然也就安全了。这中间的逻辑链是怎么形成的呢? 王国维认为如果在紫禁城中建立了皇室博物馆,则“是禁城一隅实为全国古今文化之所萃,即与世界文化有至大之关系,一旦京城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如此则京城虽有事变,而皇室有磐石之固,无鬯亡之惊”(20)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 卷,第217-218 页。。应该说,王国维对溥仪其心可感,但也未免思之简单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居然能让皇室有“磐石”之固,王国维的政治观念可以说有情怀,但难以说有理智。

大概是担心小朝廷的管理不善有可能动摇根基,所以王国维对于当时深受溥仪宠幸的首席总管内务府大臣郑孝胥“自信太深,视事太易,析理太浅,用心太粗,故其计画措施常不免于妄”(21)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 卷,第220-221 页。深感忧虑,故在与罗振玉商量后,上《劾大臣不明事理疏》,对郑孝胥有意与民国方面接洽,拟将皇室内府所藏古器书画售于民国政府表示极力反对,认为是“昧于事理,任性妄为”。当然在上疏中,还举了其它一些不合适的事情,王国维认为都属于“不明事理”,而这种不明事理导致的后果是皇室被动甚至被利用、被消费,最终将导致溥仪失去生存的空间,故亟请溥仪予以阻止。类似这样的上疏,背后往往有罗振玉等人的影子在,并非王国维一人之见(22)1926 年1 月27 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我辈此次立言,须泯去痕迹方为有效,故鄙意论人固不可,论事亦著行迹,故以论心为要。但一时不易著手,须以一二月为期,其时亦当可以进言之机矣,请告素师稍缓之。(去岁代撰二文皆稍见效,盖得其机也,此时以暂沉默为善。)”可见类似上疏虽以王国维身份,但实是包涵了罗振玉、升允等多人的思想。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56 页。又1923 年5 月致杨钟羲信云:“折稿拟就,内叙谕旨不知有错误否? 又折内‘罕觏此恩’一句,此‘恩’字是否须抬头? 余有未妥处,亦乞斧削。”从内容到形式,都在与杨钟羲商量,可见王国维的上疏大体是代表着一个群体的意义。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704 页。1926 年1 月24 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也提及升允在津见罗振玉,问及王国维之奏稿,罗振玉告以王国维以避嫌之故,不欲论人而论事,罗振玉也表示认同,故请王国维撰写初稿。可见以王国维名义上奏之稿,确实是多人商议、共同定稿的产物。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654 页。。试略举一例以见其概。1924 年6 月2 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

顷别后回家,细读尊文,并思立言之法。因思前次尊文由维代缮,手续本不甚妥,而螺江自来敝处,又令楫先传语,谆谆以不须再说相属。(且上已指出造谣之人,维不能以不知为解。)若此文再由维缮,则或以维借名相污蔑亦不可料。(此文亦因之失效。)故将尊文与维所拟一稿令冯友送呈,请与素师一酌,或用其一,或参合用之,即由叔炳兄一缮封固,交维代递,似于手续较备。(23)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45 页。

“螺江”是指陈宝箴,时为溥仪师傅。“楫先”是指佟济煦,时任内务府堂郎中。“素师”即升允。此信既见王国维与罗振玉上奏文字多“参合用之”之事实,也可见王国维对罗振玉过于直接的指挥深觉不妥,故为之一一说明。就明的一方面而言,乃为将事情办得不留手尾；就暗的一方面来说,王国维也是出于一种尽量自保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人的看法其实是有一定差异的,自然也会引发一定的矛盾。

其实,早在1924 年8 月,王国维便因为考古学会的一则宣言而与北京大学发生了严重的龃龉。王国维相当激烈的反应,出发点当然是维护王室的利益,如果再简化一点,就是希望能保护溥仪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条件。1924 年7 月31 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内部条例》未见,殆本有所为而作,但于各团体及私家藏古器古籍并有干涉,故各方面无不反对。如大库物,闻叔平言似亦为收归彼有之一种。前日报载北大研究所有一反对意见书,措词甚为有力。不知此《条例》已颁布否,闻已经登载报纸,但我辈未见耳。”(24)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49 页。看来,王国维初与北大研究所同仁对《内部条例》的态度是一致的,并对北大研究所发表的反对意见表示赞赏,盖其时尚未涉及皇室也。1924 年8月10 日,王国维致信沈兼士、马衡云:

昨阅报纸,见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不胜骇异。大宫山古迹所在地是否官产,抑系皇室私产;又是否由皇室赏与洵贝勒,抑系洵贝勒自行购置,或竟如《宣言》书所谓强占,均有研究之余地。因洵贝勒之毁坏砖塔,而即谓其占据官产,已无根据;更因此而牵涉皇室,则尤不知学会诸君何所据也。至谓“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此语尤为弟所不解。(25)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690 页。

王国维在信中提出了这么多的疑问,其实答案就在后面的文字中。综合王国维此信,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点:一,明代学术至为简陋,此与帝王不悦学有关,所以明代内府几无收藏可言。二,明代内府所存之珍异玩好,在内廷空虚六个月之后,散失殆尽,或为闯王豪夺,或为内监藏匿,或为宵小偷盗,故清人入关,未曾得明代之宝器。三,所谓历代相传之古器,如石鼓、石经、碑洞,清朝皇室并未占为己有,而所谓历代相传之古籍,今内阁大库中的书籍确多明代文渊阁之遗,但这些古籍已经在宣统初年专立京师图书馆、历史博物馆以存,皇室同样未曾占为己有。四,今日内府所藏,均为本朝二百余年所收集,大半购自民间,小半为臣工进奉,故宫中储藏与文华、武英殿陈列诸物,从法律上而言,皆为皇室之私产,而且这些私产已经得到民国《优待皇室条件》的认同,具有法律意义,故实无私占之说。

以上四条从明清历史沿革及内府收藏的得与失以及来源途径,说明的核心问题是今日内府所藏其实是皇室私产,而且这种私产性质不仅通过其来源得以确认,更得到了民国法律的承认。

在从历史和法律的层面说明内府藏品与皇室的关系之后,王国维对北大考古学会发表宣言的行为予以颇为尖锐的批评,以不智、不仁、不勇相评。不考内府收藏之历史及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例,此所谓不智；如果是明乎历史和法律而故意发表此宣言,此所谓不仁；考古学会一方面反对内务部《古籍古物古迹保存法草案意见书》,另一方面对民国政府提取古物陈列所古器的行为则对作“疑似之辞”,对皇室,则无论有无,出语武断甚至诽谤,王国维认为这是典型的“吐刚茹柔”,堪称“无勇”。

同时对于宣言中“指斥御名于再三”的做法,王国维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按照优待条例,中华民国对待原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这是民国法律所规定的,但宣言的起草者虽为民国国民,却不遵民国法律之规定,径呼其名。北京大学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立言却如此“卤莽灭裂”,真是匪夷所思。

王国维在信的最后,就学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一,然非与道德、法律互为维持,则万无独存之理。而保存古物,不过学术中之一条目,若为是故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认为社会国家根本之所有权,则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何所附丽?”(26)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691 页。王国维写此信时,尚在南书房行走任上,可能是为了避免身份的特殊使人以为他只是纯粹捍卫清皇室利益,所以在信的结尾,王国维特别指出其写作此信是以“考古学者之资格”,而非“皇室侍从”的身份。但实际上,王国维此信虽然注重历史、法律和道德,但对清室的倾向性仍是可以看出来的,譬如他对清室私产的界定便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甲子之变时,修正优待条件便开始明确区分私产与官产,而官产归民国所有,则已经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在北大考古学会发表此宣言后,除了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之外,王国维还以一系列行动表达自己的愤怒,他告知沈兼士、马衡:一,取消北京大学研究生去王国维寓所咨询之事；二,取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三,取消分别由胡适索取的王国维所作《书戴校水经注后》一文及容庚钞去金石文跋尾数篇,此数文均拟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王国维以“尚拟修正”的名义,要求停止排印。处于愤激情绪中的王国维似乎希望从此切断与北京大学的一切关系(27)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690-692 页。。

从王国维如此激烈的言辞来看,他对逊清王室利益的维护确实情见乎词,尤其是他以民国政府对溥仪的优待条例作为立论之基,还是有力量的。但这是为了王室的生存尊严,而非为了王室的东山再起。他希望的是能在优待条例的保护下,让逊清的溥仪能安稳而优裕地生存下去,这才是王国维一怒而起的原因所在。

三、从优待条件、善后办法到修改条件:逊清皇室渐趋逼仄的生存空间

言说至此,不妨看看民国对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例的主要内容。宣统皇帝被立为嗣皇帝后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受命组成责任内阁,但慌乱之中无以应对革命形势,后由袁世凯与革命军协商,达成清帝退位优待条例。宣统三年(1910 年)十二月廿五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退位诏书云:“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28)转引自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 年,第4-5 页。这份诏书展现的当然不是年幼的溥仪的心意,而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末朝廷的集体意见。诏书体现了清王室审时度势,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顺应时代潮流融入立宪共和国体。总体上来说,虽然在宣统退位等问题的幕后充斥着诸多政治上的谋略,但退位毕竟已成事实。

民国政府因清帝退位,遂与逊清皇室达成三类优待条例,并由双方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也就是说这个优待条件是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民国元年(1912 年)2 月12 日,逊清皇室接受优待条件。同日,袁世凯将优待条件及退位诏书副本照会中外各方。这份涉及逊清皇帝、逊清皇族以及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并以甲乙丙三类区分的优待条件大要在于:

其一,皇帝、王公世爵等尊号继续保留,但均已无其实。即如溥仪虽被等同于外国君主,但其所辖的区域不过先是紫禁城,稍后便是颐和园,民国政府只是提供一个相对具有尊享意义的居住之地。这也显然是民国政府的权宜之计,因为这种“国中之国”的存在注定是不可能长久的。简言之,有政治之名分,而无政治之权力,这当然是彼此能理解并接受的。

其二,关于财产的处理,保护私有财产成为其中关键。但何谓“私产”,其实并无严格之界定,这也为日后之纠纷埋下隐患。若皇族及满蒙回藏之私产,尚有理可循；而若皇帝之私产注定是一件极为复杂之事,但优待条件对此并无一语说明。

其三,关于皇帝居住之地,条例虽有“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之语,但“暂”“日后”云云,均甚模糊。这客观上为冯玉祥“甲子逼宫”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只是“逼宫”如果说尚有理可据的话,何以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未能将他们安置在颐和园?

其四,关于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的处理,足以见出民国政府对于清室可能的复辟有未雨绸缪之想。

以上不过是揭出的四个问题,优待条件看似充满着温情照顾之意,其实被取消了政治、军事权力之后名义上等同“外国君主”的溥仪,不过是存有一份名义和保护而已。而条件中诸多未加说明、限定的内容,则为日后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王国维为皇室遗产一怒而起,从历史事实、法律依据及国际公信力的角度来辩护,理据总体还是充分的,但实际上也没有力量,更难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毕竟是到了民国,毕竟只是一个优待条件,其制约意义本身就相当有限。所以溥仪既然可以被突然逼出紫禁城,对原皇室遗产的一点“新”的看法,其实已经不算是大事了。

换个角度来说,民国政府对逊清朝廷的优待条件,实际上溥仪也未完全遵办,譬如原来庞大的一套行政机构继续运转,年号“宣统”照用,明确规定的不得再招太监,也在继续招收之中,对宫内人员的执法也仍旧按照大清律例,如此自然会引起民国政府的不满。民国三年(1914 年)12 月26 日,经民国政府与逊清朝廷的商议,又制定了七条《善后办法》,现并录于下:

兹为巩固清皇室安全,依据参政院建议案,声明优待条件议定善后办法如左:

一、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

二、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

三、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清皇室所属机关对于人民不得用公文告示及一切行政处分。清皇室如为民事上或商业上法律行为,非依现行法令办理,不能认为有效。

四、政府对于清皇室照优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一切事宜,专以内务部为主管之衙门。

五、……

六、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管理护军长官负完全稽查保卫之责,其章程另定之。慎刑司应即裁撤。其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在违警范围以内者,由护军长官按警察法处分,其犯刑律者,应送司法官厅办理。

七、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节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29)转引自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第25-27 页。

这总体上是民国政府对逊清皇室进一步限定其自由度的“办法”,除了极少数特例之外,总体上是将逊清皇室纳入到民国的各种管理体制之中,原本以为可以在紫禁城内大体保持原来体制的逊清朝廷,面临着处处受制的情况。一个小小的逊位朝廷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

逊清朝廷虽然以顺应时代为名退出统治之权力,但实际上,根深蒂固的统治观念并不会在短时期内消失,甚至会顽强地以保留若干“传统”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尊荣,如直至1927 年,溥仪已经退至天津,也依然诏谥王国维“忠悫”一号,就是显著之例。可见逊清朝廷在事实上也与民国政府周旋着,并尽力争取自己的生存和话语权。

此《善后办法》的实行,可能使逊清朝廷更加感到此前的优待条件可能越来越难以得到保障。1917 年宪法会议召开前夕,逊清朝廷用了多种方式,或请愿或呼吁或演说或宴请,希望把优待条件写入宪法,以免优待条件不断贬值,甚至沦为一纸空文。但事实上民国政府是不可能让步的,所以逊清朝廷希望将优待条件写入宪法的目的未能达到(30)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第27-28 页。按,将优待条件写入宪法,曾是1915 年12 月12 日袁世凯复辟称帝后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文中明确表达过的。此跋文云:“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这个承诺也因此给了皇室后来要求入宪的信心。《逊清皇室大事记》,秦国经:《逊请皇室轶事》,第158 页。。这在逊清朝廷而言自然是一种挫折,但民国政府由此对逊清朝廷也有了新的警觉。而1917 年7 月张勋复辟,拥戴溥仪再登帝座,虽然仅十余日便被段祺瑞击败,但待机必然有动的事实,已在在昭示了逊清皇室的真实心态。“国中之国”的存在注定无法与民国政府相安无事,这也最终导致逊清朝廷走向终结。这应该也是甲子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果然,在1924 年11 月5 日(农历十月初九日),当时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派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同与李煜瀛带军警入宫,下令溥仪当日出宫,并提出修改优待条件五条。现备录于下: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第一条,大清宣统皇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31)转引自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第28-29 页。

对照原优待条件和善后办法,这个修正条件显然进一步挤压了溥仪及逊清朝廷的生存空间,大概只有第四条关于奉祀清室之宗庙陵寝部分对应原优待条件“甲”之第四款,关于清室私产保护对应原优待条件“甲”之第七款,这两条几乎没有更改。其余如废除皇帝尊号已明显违背原优待条件之承诺,而移出宫禁云云虽看似大致对应原优待条件之“甲”之第三款“暂居宫禁”云云,既是“暂居”,则十多年过去了,“移出”似乎也说得过去。但原条件是以颐和园为移入之地,修改条件则变更为“自由选择住居”,颐和园应该不在这种“自由”选择之中了。关于财产问题,虽然原条件与修正条件都强调保护私产,但修正条件加上了“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一句,原本未触及的“公产”开始与“私产”并列提出,这意味着对皇室财产的区分已经比较明显了,而愈是未加界定的公产、私产,在民国处理时自加裁断的空间便也愈大。但冯玉祥兵临城下,溥仪与逊清朝廷其实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当时内务府总管绍英曾将此修正条件稿与宫内诸人商议,而当时在场并参与商议的就有王国维(32)绍英著、张剑整理:《绍英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654 页。。

关于修改条件之事对于逊清朝廷的震动及反响,罗振玉曾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记载:

上莅使馆之翌晨,予奏国民军以暴力逼改优待条件,当时处危地,不可以理喻,今既出险,若仍不言,是默认也。宜向各邦宣告,当日以暴力迫胁,由片面擅改优待条件情形,并预拟一谕旨纳袖中。上曰:“连日廷议,各执极端,有主张自消尊号辞优待,谓帝号优待实为厉阶者;有称与段祺瑞厚善,必能使其恢复旧约、取消新约者;且有谓出宫须卜新居,宜向民国追索历年积欠优待费者。其说均不可行,今向各国宣布,将何以为辞乎?”予启:“但言暴力迫胁,由片面擅改条约,于法律不能生效力,矢不承认可矣。”并出袖中拟旨上呈。上以为然。乃饬由内务府先传达段祺瑞,寻函告驻京各国公使,俾转报政府。(33)罗振玉:《集蓼编》,罗振玉著、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 集,第73-74 页。

由罗振玉与溥仪的对话可知,当时逊清朝廷中对于修改优待条件之事意见不一,甚至还有提出放弃全部优待条件者。还是罗振玉比较会抓住“暴力迫胁”的关键,以尽力寻求法律的保护。至于罗振玉代拟的这份文字在传给段祺瑞政府及驻京各国公使后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就是另外之事了。民国政府步步紧逼,逊清皇室节节后退,这其实完全是可以预料的事情。

四、溥仪甲子被“逼宫”与王国维的悲情时刻

无论在逊清朝廷内部王国维有多么不适应,如果这样的时光依旧缓慢有序地进行着,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生涯也许会不咸不淡地持续下去。但无论是民国政府,还是逊清朝廷,其实都不安于这样的现状,蜗居紫禁城内的小朝廷在与民国十多年的相安无事后,竟也开始滋生出别样的憧憬之心。在甲子新年(1924 年)开始的时候,罗振玉甚至觉得这可能是“回春”的一年(34)罗振玉1924 年2 月6 日致信王国维说:“津门今年见一奇事,拜年多用红纸大片,往岁无有,或为甲子回春之兆耶?”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608 页。,这与金蓉镜“国势将转”的心态也可彼此呼应。但恰恰是在甲子之年,安稳了十多年的溥仪小朝廷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1924 年10 月9 日,冯玉祥派兵在几个小时之内将溥仪逼出宫中,作为清朝“尾巴”蜗居紫禁城的小朝廷生涯遂宣告彻底结束。

关于冯玉祥派鹿钟麟“逼宫”之事,在此不多说。但种种事实表明,溥仪被逼出紫禁城对王国维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桥川时雄曾回忆说:

早先,冯玉祥军进北京,宣统帝退出宫中,移到醇亲王府。我听到急报,早上八点左右赶到王府,陈宝琛、朱益藩他们在门外转来转去,进到里面,只见宣统帝张着大嘴魂不守舍地坐在椅子上,对面王先生一个人跪在那儿哭。当时我也很年轻,后来见到王先生时大放厥词说,重臣这种东西一旦到了紧急的时候就没什么用了,先生大有同感,之后我们就非常亲近了。……他对冯玉祥非常憎恶,搜集了“二马”(即“冯”)的左一个右一个的坏话,送来要登在报纸上,要是没登载的话,他还会写信来催促说:“前天我要辻听花登载,怎么还没载呢?”事情就是这样! 他死前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冯玉祥已经到了保定,他和平时不太一样,说“再坐一会儿”“在这儿吃饭吧”等等,我们上午去,一直呆到晚上。(35)神田喜一郎等:《追想王静安先生》,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334-335 页。

这段回忆中透露的甲子之变信息非常值得重视:溥仪的惊恐不安,王国维的跪哭、感叹没有堪用的忠臣、对冯玉祥的厌恶。尤其是将陈宝琛、朱益藩在门外转来转去与王国维“一个人跪在那儿哭”对照写来,写出了王国维对此事的特殊反应。也许那一刻王国维对溥仪的命运确实深感悲凉而绝望。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在《回忆王静安君》一文中也说:“……之后不久,宣统逊帝被冯玉祥逼迫而逃到醇亲王府,又从醇亲王府逃到北京日本公使馆。听说王君遭逢此事,悲愤慷慨,泪如雨下。”(36)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295 页。看来为溥仪落泪应是事实。狩野直喜十分关切在这场变局中的王国维的命运,曾驰书罗振玉,并慰问王国维。罗振玉《集蓼编》记云:“……先至金息侯少府许探消息,始知圣驾已出幸醇邸矣,心乃稍安。是时予主忠悫家,所居在后门织染胡同,急驱车往。既见,忠悫乃为详言逼宫状,为之发指眦裂。”(37)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 卷,第374、256 页。桥川笔下的“一个人跪在那儿哭”,狩野直喜笔下的“泪如雨下”,罗振玉笔下的“发指眦裂”,皆写出了王国维对此事的激烈反应。

在溥仪被“逼宫”、迁居北府、再迁日本使馆这整个过程中,王国维都随侍溥仪左右。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甲子年下记云:“十月初九日,皇舆出宫幸摄政王府,先生侍行,未敢稍离左右,其后又时往日使馆觐见。”(38)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 卷,第470 页。马叙伦《王静安》云:“溥仪遁居东交民巷。时议颇虑其为人挟持,余欲晓以祸福,往请见。抵其所寓,则有所谓南书房侍从者四人,延余入客室。余申来意,有满人某以手枕首示余,谓皇上正在午睡,如有所言,请相告,可代达也。余不愿与若辈言,遂辞而出。此四人者静安与焉。”(39)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109 页。其实,溥仪当时未必睡着,因为马叙伦其时代理民国教育部务,所以溥仪应不敢与其相见。王国维显然十分关注溥仪的安危,所以在溥仪最艰难的时期,他未曾稍离左右(40)罗振玉《集蓼编》说,溥仪到日本使馆后,诸位师傅、内务府官员即南书房诸人都是“分班入侍”。罗振玉著、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 集,第74 页。。

狩野直喜接到王国维信后回复说:“谨悉贵历十月九日执事忠义,愤发忧劳,间关与雪堂诸公务持大局之状,殊深感佩! 夫风雨鸡鸣,诗人美君子不改其度,况辱属至交,岂任敬仰!”(41)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73 页。他们认为“国既同文,人亦同道”(42)日本冈井慎吾致王国维信,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86 页。,所以在基本立场上乃是如此心有戚戚。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王国维处此变化而“诗人美君子不改其度”的赞美,实际上是对王国维忠诚人格的赞赏。

冯玉祥“逼宫”是否令王国维起自杀之心? 这样的猜测或者说相关当事人的描述确实是有的。如罗振玉、杨钟羲、王国维夫人、陈寅恪、周光午、徐中舒皆有言及,然除了罗振玉、杨钟羲是当事人,其余不过转述而已。罗振玉《祭王忠悫公文》:“十月之变,势且殆,因与公及胶州柯蓼园学士约同死。”(43)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70 页。此亦说明即便有赴死之心,也是罗振玉相约而已,或非本志。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又尝忆先生自沉之日,王师母曾语人云:‘先生前于‘逼宫’之役,即有死志。’”(44)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 卷,第291 页。这是王国维自杀当日,王国维夫人联想到1924 年之事。根据罗振玉等人记载,王国维有“死志”是可能的。这样的意思同样见于杨钟羲《诰授奉政大夫赏食五品俸南书房行走特谥忠悫王公墓志铭》云:“甲子十月九日之变,忧愤怀必死之志。”(45)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13 页。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亦云:

忽闻擐甲请房陵,奔问皇舆泣未能。优待珠槃原有誓,宿陈刍狗遽无凭。神武门前御河水,思把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46)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 卷,第204 页。

陈寅恪从“逼宫”之时写到“逼宫”后胡适力邀王国维任教清华,写出了王国维从溥仪被“逼宫”时的“奔问皇舆泣未能”到“南斋侍从欲自沉”再到传道清华时的“园林差喜适幽居”的情感大起大落过程。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描述得更为清晰:“民国十二年,先生以蒙古升允氏荐入清宫,任职南书房行走。越岁奉直战起,冯玉祥氏回师入都,废帝被逐,匿日本公使馆。先生大愤,屡欲自杀,为家人严视得免。”(47)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 卷,第303 页。周光午所说的“有死志”、杨钟羲的“怀必死之志”、陈寅恪的“欲自沉”、徐中舒的“屡欲自杀”,想来也是当时京城特别是清华园中人对甲子之变中王国维的基本认定,其中泰半是转述之语。

这一对王国维甲子年事的近乎集体认同,使我们对丁卯年(1927 年)王国维遗书中的“义无再辱”一句有了更明确的理解。按照诸人之说,溥仪被“逼宫”是君辱亦是臣耻,王国维强烈的受辱感导致了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怀疑,所以在诸家笔下,王国维在甲子年就有投神武门前御河以自尽的想法。而1927 年之时,时代风云再次变化,王国维预料到溥仪可能再度深陷险境,自己也可能再度受辱,所以一死了之。持这样的想法的并非个别,如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云:“先生之遗嘱……此所谓‘再辱’云者,盖以冯焕章氏之‘逼宫’为一辱(按:先生之入清宫,而笃君臣之分,乃在清帝逊位之后,即民国十二年,不能谓辛亥之役为其一辱也。),以虑及将来之受人民裁判而死,为再辱也。”(48)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 卷,第288-289 页。周光午明确说“逼宫”为一辱,而当新的“世变”来临,自己可能“受人民裁判而死”为“再辱”。周光午为了说明“一辱”并非关乎辛亥之事,特地说明,在辛亥之时,王国维虽在朝中,但其实离溥仪尚远,谈不上什么君臣之义,而在他出任南书房行走之后,他与溥仪的君臣之分便趋深厚,所以这两辱对应的时间与辛亥无关。周光午看似明晰的分析,其实充满着相当深度的先入之见。

罗振玉《集蓼编》:“武昌变起,都中人心惶惶。时亡友王忠悫公亦在部中,予与约:各备米盐,誓不去,万一不幸,死耳。”(49)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 卷,第249 页。辛亥之年,罗振玉就曾与王国维一同做好了一死了之的准备。若罗振玉所说属实,王国维的“死志”未必需要君臣之义到了相当地步才有可能出现。如果说“逼宫”后王国维确有自杀之意的话,1927 年5 月时溥仪的处境虽有潜在的危险,但实在也是不明朗的,在君辱尚不确定的情况下,王国维再持“君辱臣死”之义,先以自沉明志,就有些说不通了。

以上所引多他人之言,非本尊之论,故至多也就是略备参考而已。那王国维自己到底是怎么看待甲子之变的呢? 或者说王国维在这场世变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态? 我觉得王国维现存书信可以基本解决这一问题。

1924 年12 月1 日,王国维致信狩野直喜,历述甲子之变后的种种经历:“前日读尊致雪堂手书,以皇室奇变,辱赐慰问,不胜感激。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十月九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张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行且入都,冯氏军队尚踞禁御,赤化之祸,旦夕不测。幸车驾已于前日安抵贵国公使馆,蒙芳泽公使待遇殊等,保卫周密,臣工忧危,始得喘息。”(50)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 卷,第840 页。王国维对随溥仪出宫的经历描写得十分传神,他担心的始终是溥仪的个人安危而已,所以一旦溥仪去日本使馆得到“优遇”,他的“忧危”之感便放松下来。这与溥仪后来移居天津之后“进退绰绰”,他的心情便安顿下来,其实是一样的感觉。

在溥仪离开紫禁城的前前后后,王国维的行为当得起“情义”二字。但当溥仪离开紫禁城后,王国维的命运当然也就发生了新的变化。杨钟羲《诰授奉政大夫赏食五品俸南书房行走特谥忠悫王公墓志铭》云:“甲子十月九日之变,忧愤怀必死之志。明年春,驾幸天津,俞允留京掌清华学校研究院事。不时赴行朝,蒙召对,依恋出于至诚,每欲有所陈请,口呐苦不达。比年战祸频仍,时局安危不可知,当事者不闻有所筹议,公欲言不可,欲默不忍,愤激异常时……遂效止水之节。”(51)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第13 页。这是在墓志铭里的话,自然只是淡化了背景,简单称颂王国维的效止水之节了。其实,杨钟羲后来在自订年谱《来室家乘》中说得就更直率了,他说:“静安止水之节,愚不可及。鄙人挥涕昆明,腾书听水,成人之美,遇事进规,意本至诚,乃多不悦。”(52)转引自罗继祖:《〈观堂书札〉再跋》,《史学集刊》1983 年第4 期。意思是溥仪已经被左右蒙蔽得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却去自沉,才被杨钟羲认为是“愚不可及”。

据说为了使王国维的自沉能有一定的作用,杨钟羲专门写信给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希望能上禀溥仪,接受王国维的“尸谏”,把张园的局面打开,结果却适得其反(53)罗继祖:《〈观堂书札〉再跋》,《史学集刊》1983 年第4 期。。所以墓志铭里说王国维对溥仪“依恋出于至诚,每欲有所陈请,口呐苦不达”,其实也是杨钟羲自己内心的深刻感受。王国维“愤激”,杨钟羲应该也同样“愤激”。所以杨钟羲《挽诗》有云:

人言百不闻,谓此可安矣。坐待事会来,宁计王室毁。独居能无念,欲言辄中已。耿耿虽自将,耽耽且吾齿。惟君过我数,镜明兼水止。相见甫逾月,纵谈元亦史。怀沙君遽决,达心我犹靡。(54)王高明等编:《王忠悫公哀挽录》,天津:罗氏贻安堂,1927 年。

这是挽王国维的诗,但除了“怀沙君遽决”一句,其他也何尝不是杨钟羲的情怀呢?

那么,为何杨钟羲、王国维“至诚”的话,溥仪却听不进去呢? 我觉得罗继祖《〈观堂书札〉再跋》里的相关分析颇为全面,罗继祖分析甲子之变后的溥仪小朝廷说:

祖父当溥仪出宫时被命为皇室代表,又随侍在日使馆和亲身跟随到天津这一段,颇受溥仪的信任,于是大遭同列们的妒忌,想方设法在溥仪面前倾陷排挤。反对最烈的是郑孝胥和金梁,郑孝胥为此赌气跑回上海一趟。据我现在估计,当日溥仪身边大致分成三派:亲贵和内务府旧人为一派,郑、金就是从这一派里分裂出来的;以陈宝琛为首,因他是师傅最受溥仪尊敬,有一些人依附他作外围成一派,这两派人数都较多;南书房同僚温肃、杨钟羲、朱汝珍和祖父、王先生,包括柯劭忞(柯名义隶懋勤殿)为一派,这一派人少力弱。党论倾轧的结果,祖父被疏远了,派中人也受到打击。王先生写信给蒋汝藻,提到去清华教书说:“离此人海,计亦良得。”实则厌恶派别斗争,身离而心未离。后来张园小朝廷的权一直掌握在具体执事人胡嗣瑗、景方昶、陈曾寿几个人手里,郑孝胥和他们时分时合,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朝夕和溥仪接近,他们又都学会一套固宠弄权的手法,得到溥仪的信任,把张园弄成死水一潭,外人如何也打不进去。当民国十六年,南势北渐,祖父和同僚数人深虑甲子之变再现,欲为未雨绸缪而言不得入。这时虽和王先生已避面不见,函札又绝,而对溥仪的一点愚忠实心心相印。(55)罗继祖《〈观堂书札〉再跋》,《史学集刊》1983 年第4 期。罗继祖对张园内部三派之间的斗争分析应该总体符合事实。罗振玉在致王国维信中就屡次描写张园的情况是:“外间景象日非,而此间诸人昏睡亦增,包围亦密。”“此间各事无可言,仍是三权鼎立,他人不能上前。”“此间当道包围愈密,弟两次乞退,皆未见许。杨、温诸君皆噤若寒蝉,前路黑暗,但有归诸天命而已。”(56)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648、649、650 页。只是在“愚忠”这一点上,罗振玉和王国维还是有区别的。王国维考虑更多的是溥仪的个人安全,罗振玉的考虑,从日后的表现来看,显然要更为深远一些。

五、移席清华与王国维对溥仪安危的牵挂

溥仪在天津安顿下来,王国维的未来只能另走新路了。

大概在1925 年初,王国维将受聘清华的消息可能就在“圈内”传开了。如孙德谦1925 年元旦致信王国维即云:“闻公就清华国学院之聘,考古之学得公为之主持,发挥广大,岂不可庆! 吴雨僧兄以弟为新知,情意极相契,自谓中学未能深造,持属一言之介,请公不厌提命,为彼所至愿。”(57)孙德谦致王国维信,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215 页。孙德谦是王国维多年老友,也是学界中人,所以王国维应清华之聘请,能主持考古之学,另开学术天地,孙德谦是高兴的。高兴的原因除了王国维考古学的成就举世公认之外,也有他对王国维学术心志的深刻了解。这对于王国维来说,其实可以用“因祸得福”四个字来形容。

当清华校长将国学研究院导师聘书托胡适转交王国维时,王国维提出需要考虑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考虑的问题包括哪些方面,现在固然难以一一勘察清楚,但担心“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曹云祥校长承诺王国维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胡适也驰书嘱其“不宜拘泥小节”,等等(58)胡适致王国维信,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53 页。。可见保持与溥仪的交往确实成为王国维考虑接受清华聘约的前提之一。

但是,保持与溥仪的联系与重回大清的梦想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实际上,无论是在入值前,还是入值时,或者出宫后,王国维并未像其他遗老一样存着复辟的梦想。换句话说,如果王国维怀有更大的政治抱负,大概是不可能应清华之聘的,这都是再清晰不过的事实了。王国维对于这种心理的细腻之处有过简单的表述,见于他与蒋汝藻的通信中。他因为溥仪小朝廷中间的派别排挤倾轧不断,所以要“离此人海”,“决就清华学校之聘”,把自己的魂魄收回到书卷之中(59)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 卷,第757 页。。而蒋汝藻的复信则言之更为分明,除了劝说王国维暂避风雨应清华聘约之外,他说:“久欲驰书,劝驾斩断种种葛藤,勿再留恋,顷知已毅然决定,为之额手! 不置从此脱离鬼蜮,重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有用文字,即为吾人应尽之义务。至于挽回气数,固非人力所能强为。劫运初开,不至陆沉不已,来日大难,明眼人皆能见到。生死有命,听之可也。弟饱受挫折,深信人谋不足以胜天,愈巧愈密则灾祸亦愈烈,可断言也。”(60)蒋汝藻致王国维信,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第119 页。“脱离鬼蜮,重入清平”,应该是王国维与蒋汝藻的共识。蒋汝藻的判断应该是不错的,从王国维毅然接受清华聘约,就知道他应该已经斩断种种葛藤了,“挽回气数”云云不仅已是渐渐远去的梦想,而且这个梦想如果要实现的话,王国维可能也没有做好身经其事的准备。所以王国维说要“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蒋汝藻说要“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有用文字”。蒋汝藻的这番话,在王国维看来,显然是深中情怀的。

王国维在清华任教时对溥仪的牵挂确实并未稍减,他时常赴天津与溥仪见面。1926 年春夏间,随着国内形势的剧变,他担心看似安逸的张园其实充满着危险,不止一次建议另迁往更安全的地方,但他的意见居然无法上达,王国维再次为溥仪的安危担忧了。金梁《王忠悫公哀挽录书后》云:“甲子之变,左右或慷慨论忧辱、议生死,公独始终无一言。自就清华讲席,更绝口不及时事。近以世变日亟,公请行在预谋迁避,阻不为达。每语及,忧愤几于泣下。公平居静默,不苟言笑,数日愤激异常时,不意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以死。”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亦云:“……乃十月值宫门之变,公援主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御河者再,皆不果。及车驾幸日使馆,明年春幸天津,公奉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掌教之聘,以国学授诸生。然公眷恋行朝,今年夏世变益急,公忧益切,乃卒以五月三日自沉颐和园之昆明湖以死。”樊炳清《王忠悫公事略》也说:“丁卯五月,公忧心君国……投昆明湖死。”(61)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 卷,第222、230、225 页。金梁、罗振玉、樊炳清诸人都将王国维的死因直接归于因为担忧溥仪安危而死,这当然是出于为王国维“殉节”说提供证据。但如果说因主张溥仪迁移而未成,就以死明志,这显然不符合王国维希望溥仪平安之心；而如果如罗振玉所言“君辱臣死”之义,则溥仪当时尚无所谓“辱”,张园看上去更是一片平安景象,即便真的受辱,王国维也应该在溥仪受辱之后再择机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金梁与罗振玉的说法确实牵强了。

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因为外部的原因而顿起波澜,从而改变原来的人生轨迹。王国维与溥仪,两个原来应是彼此隔膜的人,却因为升允的推荐,凭借王氏南书房行走的身份,而使得他们有了相当密切的交往。短暂的宫中生活,提升了他们的关系；而突然来临的甲子之变,又强化了他们彼此的情感。因为溥仪的征召,王国维事实上与政治不再是疏离和观望的关系,而是被夹带进了异常复杂的逊清朝廷之中。但他本心清澈,终究无法忍受“恶浊界”永无间歇的明争暗斗,收召魂魄、重理学术便是他内心时时郁勃的愿望。甲子之变,一方面使得他如愿回归闭门授徒的学者生涯；另一方面因为与溥仪曾经的关系,而使得他格外挂念溥仪的安危。这种被错置的人生角色,给王国维生命中最后五个年头的生活带来了别样的情感。与溥仪曾经的关系,从此便衍化为王国维对溥仪个人命运的深切关注。但王国维与溥仪的关系也仅止于此,从精神上梦回大清,也许是王国维未曾放下的理想；而在现实中复辟大清,则是王国维未曾有过的思想。王国维与溥仪,因为溥仪的逊清皇帝和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身份,而使得他们多少带有一些政治的关系,但政治的形态也是繁复多样的。也许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彼此注重的更多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