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视角下吕西安与杜洛瓦形象对比分析

李源锋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公共教学部，江西 九江 332000)

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有90多部作品收入《人间喜剧》，其作品主要反映封建贵族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1]《幻灭》在巴尔扎克手订的《人间喜剧》总目里，列入“风俗研究编”的“内地生活栏”[2]1。作品以第三人称为叙事视角，追踪外省青年吕西安在巴黎的奋斗轨迹，细致描绘其在党派倾轧与文坛斗争中身败名裂的人生历程。《漂亮朋友》(又译《俊友》)，是莫泊桑现实主义成熟与繁荣时期的作品。[3]225小说主人公杜洛瓦长相俊朗，通过为人不耻的手段平步青云。

国外的普林斯将杜洛瓦视为对抗者研究其叙事模式，[4]217维恩分析了《幻灭》中的自传成分。[5]国内学者杨荣将拉斯蒂涅与吕西安进行比较，试图还原波旁王朝复辟时的时代面貌，[6]张意薇和陈春生论析了《幻灭》与《马丁·伊登》中“幻灭”的内涵及其根源，[7]韩艳和廖学姚对孙少平与杜洛瓦形象进行了比较分析。[8]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对主人公予以分析。本文尝试从詹姆逊的阐释学出发，研究内外因素对吕西安和杜洛瓦形象及命运的决定性作用，对比分析吕西安和杜洛瓦性格特点、心理特质、形象意蕴的具体差异，审辨作品折射出的历史时代背景及艺术价值，并尝试阐释其中的主题内涵。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阐释理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与历史事件有关，第二个层面属于群体和阶级的更普遍的斗争，第三个层面是已被合法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9]三个层面与现实世界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詹姆逊认为，现实只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现于人的心灵中，“客体”不可避免地与一个更大的整体维系在一起，也与一个思想的主体紧密相关，而这个思想的主体之间也是一个历史形势的部分，[10]104即以“辩证苏联思维”肯定“客体”的不固定性和变化性。辩证苏联批评并非孤立地分析作品，而是将一个个具体现实的人放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传统、运动、网络中予以考察。对于“客体”与“整体”的关系考察，在詹姆逊看来，要避免给本文强加强烈“意义”的“内在的”阐释，消解文本本身的复杂性，转而强调本文(客体)阐释是意识形态的，以便帮助我们“进入对现实本身一个更加生动的领会之中”[11]。“詹姆斯主张打破语言的牢笼，走向内容与形式、共时与历时的辩证批评，也就是对文本的意识形态机制进行政治阐释。”[11]概而言之，詹姆逊的阐释理论认为，文本人物的解读应与其所处历史时代相联系，在动态审辨中揭示历史主题，体悟时代精神。

以此来审视吕西安和杜洛瓦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从性格特点、心理特质、形象意蕴为切入点，在两者奋斗的历程中，厘清差异，比较分析吕西安和杜洛瓦理想“幻灭/圆梦”二律背反的必然性。

1 性格特点之异

1.1 环境与性格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认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2]詹姆逊认同并借用了马克思主义“总体论”，认为个人处在并受制于整体环境，[13]提出文本的历史化批评：“我们通过前人的层层积淀的阐释来理解文本。如果这文本是新创作的，我们则通过长久积累的阅读习惯和范畴来阅读，从多年传承的阐释传统中来理解。”[14]而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15]，将阐释话语中人物的性格因素放在真实环境中来考察。

19世纪的法国社会变动剧烈，七月革命使封建贵族藉以维护社会地位与宗族利益的门第观念迅速瓦解。大振荡、大阵痛和大调整的时代背景不免影响和制约人们性格的形成。《幻灭》的主人公吕西安被安排在外省安古兰末的乌莫镇。“安古兰末是个古城。我们这故事发生的时期，政府正往贝利谷方面扩建城市，……乌莫因之成为一个兴旺富庶的市镇，受到上城嫉妒。政府机关，主教公署，法院，贵族，集中在上城。所以，乌莫镇尽管活跃，终究是安古兰末的附庸。上面是贵族和政权，底下是商业和财富；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两个阵营总是经常对立的；我们很难说上城和下城哪一个恨对方恨得更厉害。”[2]34安古兰末的旧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分别以上城区和下城区为各自的据点，扩张势力，彼此排斥、斗争。吕西安便是在两种势力拉锯战的环境中成长的。成长环境的险恶，反映在性格上便是坚强；成长环境的对立，则使得其性格左右摇摆、彷徨、冒进，为吕西安性格从恶到善、从善到恶迅速地转变埋下伏笔。比如：他与特·巴日东太太私奔时犹豫不决，背负道德压力，私奔那天冒冒失失前往情人家，迎面便遇到特·巴日东先生。受到抛弃后，他认定靠自身奋斗比靠女人更有面子。“七星社”小团体的成员见吕西安一心想投身新闻界，多次忠告他：“万万使不得。”[2]226但苦劝无果。坚强执着衍变成冥顽不化，罗斯多加以利用，引其加入文坛恶战。杜洛瓦生活的环境是：“他又想起了在非洲的两年军旅生涯，想起了他驻守南部哨卡时如何勒索阿拉伯人的情景。一天，他与几个同伴偷偷逃出哨卡，去乌莱德—阿拉纳部落走了一趟，在那里抢了二十只鸡、两只羊及一些金银财宝，并杀了三个人。同伴们对这次肆无忌惮的放荡行为足足笑了半年之久。现在，一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嘴角又浮起了一丝凶狠而又快乐的微笑。”[16]6军旅生涯教会杜洛瓦杀人越货、偷鸡摸狗的勾当，培养其油滑而不喜约束的狂放禀性，两年的从军经历使其性格变得更加坚毅、凶狠、乃至残暴。事实上，环境是变动不居的，性格亦会随之发生变化。可在《幻灭》和《漂亮朋友》中，我们发现，对两者今后的性格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恰是作者开场时所设置的环境。正如詹姆逊所言，我们应将人物置身于“特定的历史转折关头”来考察，[13]原因是典型历史环境能够决定人物性格。

1.2 性格与奋斗

吕西安坚强而急躁，想谋求进步却不够机警。他不甘于平庸或吃软饭，希望凭着冲劲冲破贵族或布尔乔亚的封锁，例如：被甩后整天泡图书馆，寻找“知识和精神食粮”，“在咖啡馆或戏院里谈半小时话，比在内地住上十年学到更多的东西”[2]186，“他接大丹士一同上图书馆……浓厚的感情和严肃的精神生活把他们结合在一起。”[2]211就此而论，吕西安雄心未泯，但由于急躁冒进，创作稍有起色便放弃清苦的学习转而追名逐利，听闻稿子只卖区区四百法郎(当时一千两百法郎能在巴黎住一年[2]200)，便暴跳如雷：“我宁可烧掉的，先生！”[2]203吕西安想谋求进步本无可非议，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十月初，吕西安正在鼓足精神修改作品，把剩下的钱买了一些木柴，生活成了问题。大尼埃·大丹士只烧泥炭，不屈不饶地熬着穷苦，没有一句怨言。”[2]220他衣食无着落。杜洛瓦性格坚毅却不乏油滑，为人精明却不择手段。《法兰西生活报》门楣有“几个耀眼的大字”，[16]10夜晚“像是在白天一样”，“风流牧羊女娱乐场烟雾缭绕……平素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们在黑压压的男士间川流不息的地方。墙壁立着三个柜台，每个柜台里边都站着一个青春已谢但依然浓妆艳抹的女人。”[16]15“他‘为人精明，诡谲，遇事干练而沉稳，总有办法对付’。”[16]40他对理想的坚守并没有沉溺于大都会的流光溢彩。其军痞的油滑亦在奋斗历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报馆老板瓦尔特令他写一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杂感，可除了《非洲服役散记》的标题外一句话也写不出。第二天他极尽奉承之能事，在弗雷斯蒂埃夫人口授下，杜洛瓦完成了文稿，赢得了本不属于他的荣誉。采访时，他圆滑地周游于阁员、将军、警察、王公、妓女各色人等之间,为报馆牟取巨大利益，巩固了其在报社的地位。对比发现，吕西安的冒进与杜洛瓦的沉稳形成鲜明反差，前者急于求成反而陷入泥淖，后者深耕报社而大获成功。

2 心理特质的不同

2.1 环境与心理

詹姆逊谈到环境与心理成因时认为，“与其说是电影导致了这一变化，不如说是视频录像，或者以这些方式呈现的东西……因为它已被化简为某一方面……已不再是那种旧有的、自动的可视类型，而是把不同的感觉整合到一起。”[9]即电影等影视艺术整合了各种官能，简化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在心理层面使读者感觉单调。换言之，未受剪辑的、三维的真实环境是产生多样心理特质的根源。詹姆逊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力图证实叙事与被压抑的欲望力比多之间的联系，[17]阐发时代环境、社会关系等叙事元素对被压抑的心理特质的决定性作用。他对康拉德《杰姆爷》的解读说明，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表达了那个资本时代的某种需要，小说人物心理特质受制于特定时代环境。[10]107斯达尔夫人认为：“跟南方诗歌相比，北方诗歌与一个自由民族的精神更为相宜……由于土壤硗薄和天气阴沉而产生的心灵的某种自豪感以及生活乐趣的缺乏，使他们不能忍受奴役。”[18]这阐明了自然环境对人的心理特质的作用。在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共同影响下，小说人物心理特质变得异常复杂。

不同的生活环境使吕西安和杜洛瓦趱奔前程时的心态各有差异。外省青年吕西安来到巴黎前生活在乌莫镇，其父经营药房，“对儿子和女儿的教育一点不肯疏忽，把药房的盈利统统花在家用上。”[2]22优渥的幼年生活促成了吕西安爱慕虚荣的心理特质。面对特·埃斯巴太太的轻蔑傲慢，他意识到：“背心花色恶俗，那倒是事实；有道礼服的式样过火，那也是事实。”[2]175定完服装“付清了账，带来的两千法郎只剩三百六了，而他还不过来了一星期”[2]182。他资财散尽却又不愿和“七星社”小团体一同过清汤寡水的生活，“本来我觉得吕西安虚荣，现在证实了。”[2]223这些都是其爱慕虚荣的表征。贵妇的鄙视、巴黎生活的浮华，在吕西安心中泛起了层层躁动不安、急功近利的波澜，巴黎的时尚和女人的娇嫩，“在诗人眼中，人生扩大了。”[2]158其后，他给妹妹写信一事便是证明：吕西安扬言已看到巴黎带来的声名之果实，而他来巴黎不过一周。在政治环境方面，保王党和自由党势力的拉锯战迫使吕西安选边站，从而加剧其急于求成心理特质的形成。吕西安爱情观的形成与当时法国社会沙龙雅风有莫大关系。第一次参加文学晚会，名流麇集，他“心中十分可怕”，“心惊肉跳”，[2]84拿出全身本领只为追求特·巴日东太太。此后的晚会使吕西安眼界大开，名媛的奢华排场使其感觉“作不了主”，“我本以为你既然分享我的成功，一定也分担我的不幸；谁知我们现在就分手了。”[2]153其失落之情溢于言表。不难看出，吕西安对爱情的珍视和失落皆受沙龙雅风之影响。

杜洛瓦来自闭塞的农村，其父经营的风光酒店十分简陋，他到巴黎两个月了依然寒微，[16]76然而恰恰是这种无依无靠的生活，使受到军事训练的杜洛瓦变得愈发渴望成功，“他虽然囊空如洗，但心头的欲望却分外炽烈。”[16]5受到弗雷斯蒂埃教训后，他变得颇具城府，喜怒不形于色，与吕西安受到“七星社”小团体批评后的表现形成鲜明反差。老板瓦尔特和拉罗舍隐瞒了出兵摩洛哥的实情，大发战争财，而杜洛瓦却一无所获，原本只想报复女人的杜洛瓦产生了报复老板瓦尔特的不良心理。不可否认，杜洛瓦也受到了沙龙雅风的影响，他“忐忑不安、忧心忡忡”，[16]21好在他时刻记得弗雷斯蒂埃的话：“老弟，你对于女人有一种天生的魅力，望你好自为之。”[16]19他常常揣度向女士们献殷勤的姿势，将爱情视为牟取名利的工具。总之，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两者迥异的心理特质。

2.2 奋斗与爱情

吕西安和杜洛瓦心理的差异体现在奋斗路径和爱情观的差异之中。如果说巴黎社会的花花世界促使吕西安急功近利，那么其奋斗路径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是这种心理的外在表现。罗斯多向吕西安透露新闻界丑恶的斗争、肮脏的内幕、卑鄙的手段和龌蹉的行径，劝其放弃创作，然而，吕西安被光荣、权势、金钱吸引，性格上迟疑不决，苦恼得厉害，现实生存危机使其无路可走，最后，匆匆带着两部手稿遍访出版商碰运气，不料处处碰壁。攀比之风催生的强烈虚荣心使其在奋斗过程中又难以忍受窘迫，投机成名后体验到财富和戏子带来的荣耀风光，虚荣心使其不能自拔。他幻想通过贵族的封侯诏书平步青云却陷入困境，最后遭到各方抛弃攻击，变成落拓的文人。在对待爱情问题上，其心理特征较为复杂：一方面，他珍视爱情，“又是一百法郎，高拉莉！”[2]383得到稿酬后旋即取悦高拉莉；另一方面，又对爱情失望，被抛弃后欲报复巴日东太太。与吕西安不同的是，杜洛瓦将爱情观和奋斗路径牢牢地捆绑起来，可以说，爱情观就是其奋斗指南，而奋斗路径无不关涉爱情。在地位悬殊的情况下，他抓住女人爱慕漂亮外貌的心理，想方设法利用贵妇助其成功。如果说杜洛瓦外貌上的优势是引起贵妇注意的敲门砖，那么，其冷酷的内心和坚定的信念则是其成功的秘诀。揣摩出瓦尔特夫人有意于他之后，为谋得《法兰西生活报》总编一职送她一筐梨，“这筐梨是便人今晨由诺曼底捎来的，恳请瓦尔特夫人笑纳”，[16]125尔后伺机向其表白：“我爱您，……对，我要每天到您家去跪在您面前，看着您美丽的面庞，把这三个字对您说上五分钟。”[16]262征服瓦尔特夫人后便冷酷地抛弃了她。为与玛德莱娜离婚而迎娶苏珊进而继承瓦尔特的财产，杜洛瓦数日暗中监视玛德莱娜，时机成熟即叫来警察，当场捉住玛德莱娜与拉罗舍的奸情，此等城府吕西安莫能望其项背。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吕西安心理上的波动表现为奋斗路径的摇摆和爱情观的矛盾：一边沉浸在图书馆，一边为讨好高拉莉而置前程于不顾；一边憧憬爱情，一边对爱情感到失望。相较之下，杜洛瓦则巧妙地通过英俊的外貌将爱情与奋斗结合起来，其后种种讨好贵妇的行为也仅仅为其飞黄腾达服务。詹姆逊指出，对文本中的人物心理、精神特质等应进行“历史化”的研究，[19]从而揭示人物行动，即从当时社会制度和风俗等历史状况而非从观念出发考察典型人物心理，解释人物行动及命运。

3 形象意蕴的不同

詹姆逊以新批评(一种自我宣称为内在主义的方法)为例，表明新批评实际上是超越的，并总结称一切阐释都必定是超越的、意识形态的。[10]106詹姆逊的“超越的阐释”力图把握文本，认为叙述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模式，而是一个根本的“认识论范畴”，要求对文本涉及的人物、环境等要素予以深度阐释，挖掘深层意蕴。罗兰·巴特认为：“从定义上讲，它是有能力与前面的、后面的和外部的提示以及文本(或别的文本)的其他方面建立联系的一种规定性、一种关系、一种重复和一种特征。”[20]文本层面的意蕴是与其他文本形成的一种规定性关系，文本内部人物形象意蕴指的是人物与其所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外部环境通过人物得以揭示，人物形象通过外部环境得以验证。

3.1 吕西安形象意蕴

吕西安是巴尔扎克精心构思的典型人物，来自外省的他被接纳到一个贫困、清高的青年作家、科学家的小圈子里，无法忍受清贫的生活，堕落成小报记者，受到权贵摆布和出版商盘剥，终于丧失艺术良知和实现理想的机会。虽然巴尔扎克出身于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他对贵族阶级灭亡和资产阶级兴起的洞见迫使他“反对自己的阶级同情与政治偏见”[10]85，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有力批判。在《幻灭》中，他对吕西安不幸遭遇的同情使得其批判更有力度、更加鲜明，这种同情不仅体现在亲朋对吕西安的关心之上，更体现在吕西安落难后高拉莉的仆人贝雷尼斯对他的帮助上，“他正走着，冷不防瞧见贝雷尼斯打扮得齐齐整整，在泥泞的佳讯大街和月亮街的拐角儿上同一个男人说话。……她把四枚五法郎的钱塞在诗人手里。”[2]484言有尽而意无穷。但大转型时期，贵族与资本家，出版商与作家，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复杂矛盾绞缠在一起，吕西安最终成了各方角逐名利路途上的牺牲品：封建贵族将吕西安当成攻击资产阶级的棋子，出版社视其为牟利之工具，罗斯多将其发展成下线。其悲剧告诉我们，社会大震荡时期，有志青年，尤其是农村有志青年，想在大城市立足是不容易的。一方面，不了解阶级矛盾深刻对立的情况下，有志青年在追名逐利的路上只能与世沉浮。虽然吕西安满腔豪情，但却无法改变资产阶级和古典贵族之间的颉颃，备受名利驱使不得不投机取巧；另一方面，不了解特定时代条件下个人发家史的情况下，吕西安如初生牛犊，其奋进最终不免沦为蛮干。

3.2 杜洛瓦形象意蕴

莫泊桑对杜洛瓦奋斗之路进行了全景式描绘，提出了前程与婚姻，苦干与投机，选择与命运，性善与性恶等一系列深刻的问题，当然包括如何对待女性这一重要问题。亨利·特罗亚在《风流作家莫泊桑》一书中指出：“杜洛瓦留着小胡子，仪表堂堂，骗术，对爱情的鄙视，诸如此类特点，就像是对作者本人的素描。莫泊桑喜欢人家叫他漂亮朋友，有时甚至在送别人书时签上这个外号。”[21]124他进一步指出：“任何男子，不论对情人或妻子，都得在粗野和理解两者之间选择，前者会使他得救，后者会使他倒霉。这也就是《漂亮朋友》一书中的观点。”[21]129莫泊桑在《论女性》中亦表达了其对巴黎女性的观点：“她的身材不具备形态美这矮小的躯体往往稍嫌瘦削，……完全是一个赝品女人。”[22]杜洛瓦的形象与莫泊桑的形象互相印证，虚构与现实相互交织，作者将读者连同自身带入客观的真实场景，使得杜洛瓦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对巴黎新闻界的抨击更加有力。对女性的看法固然与作家的生活密不可分，也与当时巴黎女性的社交形象相关。罗伯特和杰西卡在《时尚特质：借服饰与摄影审视十九世纪巴黎的身份建构》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纪的巴黎社会，为了打造社交形象与身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皆以服饰界定自身性格，……把服饰当成外在的自我展示。”[23]就此而论，巴黎贵妇竞风流的奢华在某种程度上促成有志青年思想上的堕落。考虑到作者对女性的态度、贵妇自身修养，以及现实社会的利益纠葛，杜洛瓦形象意蕴变得更加复杂了：作为政治投机者和交易所食利者，他“声名远播”；作为作者的代言人，他又使得莫泊桑“在场”式地而非通过虚构形象批判现实。

4 结语

从詹姆逊的阐释理论出发，我们看到了吕西安与杜洛瓦在性格特征、心理特质和形象意蕴上的巨大差异。二者以“奋斗”为主线紧密相连，相互交错，将主人公一生的命运挣扎、求索融合在一起，以结构紧凑的叙述方式予以呈现。吕西安的奋斗轨迹是：在坚定与妥协的二重唱中逐渐失去理性、理想；杜洛瓦的奋斗逻辑是：将爱情视为发迹的唯一方式，不择手段平步青云，两者的对比彰显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青年前途与社会变迁的巨大张力。巴尔扎克和莫泊桑历时性地勾勒了巴黎社会动荡时期的原貌，两者虽然将人物安排在动荡的大社会之中，却时刻注重从小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心理、精神，将人物放在特定的时代揭露整个社会的黑暗。客观来讲，巴尔扎克不断切换人物奋斗路径，彰显了一代年轻人外向索求而不得后的深深焦虑和迷惘；莫泊桑将人物设置在《法兰西生活报》政治编辑部之内，向内审视自身的叙事技法体现了主体的内缩，是对环境、现实、创造的内在适应，彰显了主体的“内在性”。

如果说对现实主义力作传统的分析揭示了个性解放与人性工具化的张力，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社会雄心勃勃的青年处于贫穷/富有、堕落/进步、狡黠/敦厚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之中，那么通过詹姆逊的阐释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两部作品人物事迹及命运异质的现实环境根源和性格心理根源。通过詹姆逊的阐释理论视角，我们发现，以巴尔扎克和莫泊桑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均将19世纪法国现实背景和自身意识形态注入创作之中，丰富了话语系统。同时，打上法国独特烙印的细致入微的景物描写和叙事话语，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平民百姓各色人等所编织的巨大叙事网络，给读者以“在场”，消解了作者与读者的边界，读者似乎成了创作者乃至小说主人公，在此意义上则超越了现实，具有了某种后现代叙事风格，这一切都为人物形象的意义生成带来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