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
——谈翻译教学的取舍之道

万明子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 中国北京 100024)

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取舍的过程，翻译教学的过程也是一个取舍的过程。翻译教学过程中的取舍主要体现在翻译材料的选取、翻译理论的择选和翻译对策与技巧的权衡。

一、翻译材料的选取

翻译材料的来源可以是标准化的教材也可以是非标准化的素材。标准化教材在翻译专业知识体系构建中有着重要作用，便于教师在一定的标准下对学生知识点的掌握、翻译技能的获取、翻译能力的提升进行判断。然而，这种标准化的教材可能存在话题陈旧、译例过时、理论滞后等问题。因此，在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会辅以一定量的非标准化素材作为补充以保障翻译材料的新鲜度，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然而，面对浩繁的文本对象，翻译教学中非标准化素材的选取不能毫无章法，以免适得其反。另外，针对英译汉和汉译英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活动,教师在翻译素材的选取上也应各有侧重。

(一)英译汉翻译材料选取遵循多样性

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的英译汉活动依然以尽可能全面认识西方社会为主，因此在英译汉教学文本的选择上可以尽可能多地涵盖各种类型、各类主题的语言材料。而文本多样化也有助于翻译专业的学生在接触不同英语文本的过程中，全方位地提高英语能力，拓宽视野，消除知识盲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尤重“通才”教育，而翻译文本的多样性也符合这一培养思路。

在英译汉翻译素材的选择上宜遵循文本多样性的原则。英译汉文本多样化可以通过丰富文本类型和文本主题的手段来实现。然而，在卷帙浩繁的素材面前，翻译专业的教师应有坚定的立场和较高的鉴别能力，能够及时甄别“破坏性文本”，也就是说当英语材料中存在一些与国人价值观不符，甚至与国人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文本内容时，教师应坚守立场，批判性接受或对一些“破坏性”话语材料进行必要的删减。

笔者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曾就美国作家、评论家厄普代克的一篇针对中国文学的评论性文章展开讨论。该文本涉及西方评论家对中国文学的认知、态度，对学生了解中国文学的西方接受有指导性意义。然而，该文本中存在一定的破坏性话语。

原文：Semi-capitalist China will not replay the censorship game by the same rules as were hammered out in the Soviet Union,but free spirits in China are still short of enjoying free speech.

译文：半资本主义的中国不会重蹈覆辙，上演苏维埃政权曾经实施过的审查制度的戏码。然而，中国自由的灵魂尚远不能享有言论自由。

现有已发表的译本对这部分破坏性话语采取了整段省略的对策，为此类文本的处理提供了范本。在讨论过程中，学生一开始不太敢表达自我意见，但在积极引导过程中，学生可以从译者立场、译者道德等角度去剖析这一译例，对现有译本的处理有了更深理解。学生也对被删节部分的原文本进行了批判性解读，认识到中西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可以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各类文本当中。通过对西方文本的辩证解读，学生也认识到想要讲好中国故事，应当知己知彼，了解西方受众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这种背景下的心理预期。

(二)汉译英翻译材料选取遵循立场性

相较而言，我国现阶段的汉译英活动则应遵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外宣传上的指示，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作为汉译英活动的总目标，因此在汉译英教学中的文本选择上也应以此目标为导向。教师不仅要提高自己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也应通过翻译文本的选择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对外宣传的文本也有不同类型，可以是时政性的，也可以是文学、文化方面的。

原文：中国将兑现承诺，将疫苗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全世界的人民。

译文：China will maintain its promise of upholding COVID-19 vaccine as a global public good and provide them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语境下，疫苗叙事成为全新的一种叙事模式。想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应找准全球人民关心的话题，利用好作为公共产品的中国制疫苗这一话题素材。在翻译教学过程中以此为翻译素材，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学习相关术语的正确表达，还可以引导学生提高政治敏锐性，学会讲什么、如何讲中国故事。譬如在中国疫苗公共产品化这一叙事中，既有从承诺到兑现的叙事链，也有公共产品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前后呼应，更有借中国疫苗公共产品化这一事件对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重述与传播。教师也可就此译例去讨论中西文化中的公、私概念，引导学生产生对我国文化中大公无私价值观的认同感，以及对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批评性思考。

原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译文1：“Fair,fair,”cry the ospreys//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Auther Walley译)

译文2：By riverside are cooing//A pair ofturtledoves.(许渊冲译)

译文3：Hark!Theospreysmerrily call//On the islet off the river shore.(辜正坤译)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其外译对于传播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关雎》作为《诗经》之首，讨论它的翻译具有一定的教学意义。教学过程中，笔者选取了一名外国译者的译本和两名中国译者的译本，旨在通过多个文本的比较引导学生认识到，对于诗歌翻译来说，中国译者的母语优势可以让他们更准确地抓住原文的风格、韵律。同时，让学生注意到在中国译者中也会有不同的策略，引导学生思考不同策略的差异。譬如，许译中雎鸠鸟被置换为“turtledoves”(斑鸠)，而辜译中使用的是“ospreys”(鱼鹰)。许先生出于斑鸠鸟在英语语境下有爱情喻指的考虑以及原文中的“鸠”字而使用了“turtledoves”(斑鸠)。这种翻译策略本身本无可厚非，然而雎鸠鸟作为一种水鸟，具有掠食性，这种形象与斑鸠相去甚远。原文此处实际上是以水鸟的掠食来比喻男性对女性的追求。更进一步来说，将雎鸠鸟以鱼鹰(ospreys)的形象再现，更容易传递出中国先民的阳刚之美，而斑鸠鸟的形象则略显阴柔，不符合我国当下大国形象的建构。

二、中西翻译理论的择选

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于20世纪中叶的西方国家。因此，很多中国翻译学领域的研究者、学习者无法绕开西方翻译理论进入这一学科。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利用西方翻译理论解决中国翻译实践中的问题有其局限性。在翻译专业的教学过程中不应唯西方翻译理论是从，而应引导学生去接触、了解中国传统译论以及中国现当代翻译学者的相关翻译理论。

(一)西方翻译理论的批判性解读

尤金·奈达的对等理论和劳伦斯·韦努蒂的归化、异化策略是翻译专业学生最为熟悉的西方译论。每年均有大批学生以此为理论框架撰写学位论文。笔者在阅读此类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是为了书写的便利才使用这样的西方理论作为翻译实践的指导，而在真正的翻译过程中，这些西方理论的指导意义微乎其微。

因此，在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有责任去引导学生看到西方翻译理论的局限性。尤金·奈达的对等理论面对的主要实践活动是《圣经》文本的翻译，这与中国当下的翻译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

另外，尤金·奈达的对等理论主要针对的是印欧语系内部的互译，而印欧语系间的互译和中西语言转换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在印欧语系各语种间的翻译实践中，要实现形式上的对等关系，是要比在印欧语系任意语言与汉语的互译实践中实现形式上的对等容易得多。印欧语系间的历史亲缘关系使得它们在词汇、句法甚至语篇层面上的近似性远大于其与汉语在各个层面上的近似性。

在词汇层面，譬如英语“literature”一词，在法语中对应“littérature”，而在德语中对应“Literatur”，这三者在形态、发音上都具有一定的相近性。与之相比，汉语对应词“文学”显然与之相去甚远，“literature”在西方历史语境中的含义与汉语“文学”在我国历史语境中的含义上有着巨大差别。

考虑到如上的中西方差异，与其用尤金·奈达的对等理论去解释中国的翻译实践，远不如使用与此理论有一定相近性的中国译论，譬如钱锺书的化境说，更切合实际。

(二)中国翻译理论的创新性建构

中国的翻译实践具有历史性、丰富性、广泛性。中国的翻译理论也理应建立在丰富、广泛的翻译实践历史之上，形成中国翻译学的特色，彰显中国翻译学的风格，体现中国翻译学的气派。

笔者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去关注诸如胡庚申这样的现当代中国翻译学理论家。课堂教学中可以结合习总书记提出的绿色发展观，引入胡庚申教授的绿色翻译观、生态翻译学。结合胡庚申教授生态翻译学中的“四生”理论，引导学生体会中国翻译学派“溯源周易、变通中正、发展贵和”的特质。学生在学习这样的翻译理论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从而产生对我国文化的自信心、认同感。

三、翻译对策与技巧选择的权衡

在具体的翻译练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在实践中体会翻译活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翻译的对策与技巧的选取也同样不是一成不变的。除了明显的错译、漏译，教师要积极肯定学生的译作，在肯定其翻译对策的可行性后，提供其他版本的译文，进一步引导学生认识到在完全对应原文的基础上，永远没有所谓的完美的译文，但在特定条件、特定标准下，可以有最合适的译本，引导学生认识到翻译标准是多元的，翻译对策与技巧的选取是机动的。

原文：The last one is delicious,bring me another one!

译文1：上一个好吃，再来一个！

译文2：人肉真香，再来一口！

译文3：鳄鱼伤人，禁止入水！

原文为动物园鳄鱼池边的警示语。学生有的选取逐字直译的方法形成译文1，有的选择补充不定冠词的实际意指对象的方法形成译文2，有的则选取了更符合中文警示语的行文方式形成译文3。

教师可以在肯定这三个译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在不同情境下，这三个译文的优劣。譬如，在译入语国家对这种黑色幽默有较高的接受度且对动物园鳄鱼池的这一场景有所认知的情形下，译文1在不引起读者误解、反感的情况下保留原文的幽默。相反，如果译入语国家对这种黑色幽默不甚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那么译文1则不合时宜，而译文2则更是难被将吃人视为陋习的受众所接受。译文3虽未能传递原文语义信息，但实现了原文的警示功能，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动物园警示语的翻译大有可能采取译文3。然而，译文3的处理方式又不适合影视片中动物园警示语的翻译。因为影视片中的视觉信息足够让观众了解原文语境，而影视片的译制本有着促进文化交流的功能，如果影视片中的动物园警示语采取直译，让更多的中国观众理解到黑色幽默，那么在未来动物园警示语翻译中直译的可行性会增加。在中文外译中，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的幽默化处理方式，更好地让我们的译文为西方受众所接受，帮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

取舍有道。在翻译材料的选取上，教师要做好把关工作，引导学生认识到如何“以我为主”讲述中国故事；在翻译理论的选择上，要引导学生认识到西方译论的不足，将学生目光聚焦到中国译论上，引领学生投身于中国翻译学的建设上，努力讲好中国的故事；在翻译对策的选择上，要引导学生用发展的、辩证的哲学观去指导翻译实践，有策略有方法地实现中国故事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