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性到普适性：博物馆传统艺术知识传播简论

常艳 丛欢 安琪

摘 要：如何让博物馆传统艺术知识有针对性地渗入学生和大众的精神世界，是本文探讨的话题。本文在正确认识其多元性的前提下，探索如何将艺术的符号分解并提炼出一类普适性的符号系统，在此基础上寻找差异性、艺术教育的均衡性以及情感的表达，为艺术教育模式与推广提供合理架构的建议。

关键词：多元性；普适性；博物馆；传统艺术知识；传播

传统艺术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属于特定地域、特定生态或特定人群文化的一部分。生活中通常指从师傅到徒弟代代相传的技能和知识，比如工艺美术中的制陶、琢玉、缂丝，民间艺术中的皮影、剪纸、布艺。在学术环境中，我们谈到传统艺术，通常指古典艺术，意指现代主义运动和现代艺术之前存在的各种艺术形式，比如中国的水墨画、书法、漆画，西方的湿壁画、油画、大理石雕塑。因此，传统艺术知识具有多元性特征。如何在多元背景下将博物馆传统艺术转化为普适性知识并进行传播与推广是本文探究的话题。

一、正视传统艺术知识的多元性

处于多种地域、生态或人群的艺术样式，都是基于复杂因素之下磨合而形成的，有其自身的原生性与独特性。古代农耕文明的青铜器体形巨大、制作工艺复杂，放置在固定的祭祀场所不易挪动，而游牧社会使用的青铜器则体形更小、更轻便，甚至被铸造成小的镂空牌饰装饰在衣服上，既彰显权威又易于携带，这两种呈现与不同的生产方式有关。汉代贵族墓葬中的画像石，出土于陕北的，运用阳刻减地加彩绘勾勒主体；山东、徐州一带的则使用细密的阴刻线；而四川的大多表现为浅浮雕，主体形象凸起于石刻表面。这是由于出产于各地石材的密度与韧性不同，最终呈现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独特性的艺术特征。隋唐时期丝织品纹样由起初“引进”的中亚地区粟特人流行的联珠圈与“森穆夫”或“猪头”纹样的组合发展成联珠圈与龙纹的组合，直至“陵阳公样”的形成，体现了多元性在促进文化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明清时期的士大夫文人画家喜绘的风格、题材，与职业画家有很大差异性，源自二者所处阶层、需求及目标对象的不同。传统艺术知识正是基于存在的原生态环境、政治背景、生产方式、人群阶层、选用材料等一系列复杂因素而呈现出多样性，正确面对多元观点才能反映现实的复杂性，最终提供一种“形而上学”的普适方法。

回归当代社会，文化表达的多元性是所有当代社会经验的内在特征。不管我们的文化或祖先背景如何，形成过程如何，文化的多元性不仅是我们之外的“存在”，甚至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艺术作品可以通过调动随处可见的跨文化交流的不可预测的界面来表达这种内在的多样性。建立文化能力需要对与特定文化产业、领域、市场和受众相关的发展过程进行彻底分析，包容性和对话性是正视文化表达多样性的关键手段。

二、艺术的符号系统到科学的普适符号系统

如何将艺术知识的多元性转化为普适性？前提条件是必须承认并接受多元性的艺术知识。通过识别文化群体内部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似性，特别是从艺术的角色和功能方面，促进跨知识的包容与理解，承认并接纳艺术中体现出的文化多样性，同时也需要肯定和增强每个人对自身艺术遗产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并通过所有艺术学科，包括美学、艺术批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等，解决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带来的成见、偏见、歧视问题。还有必要根据跨文化和多文化的文化环境中遇到的复杂性来深化人们对艺术知识的理解，使人们有机会发现完整的艺术系统，形成艺术和美学的思考方式。如此，艺术知识的多元性在人们没有偏见的前提下得到认可，为艺术符号系统过渡到科学的普适符号系统奠定了基础。

国人创造了数量庞大的艺术作品，凡是有一定规模、历时经久不衰的，均有稳定的受众群体和传承条件。德国学者雷德侯分析了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他认为“中国青铜工匠创造了一种模件体系——利用总数有限的装饰母题和装饰单元进行无穷无尽的组合……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工匠们已经习惯于模件化生產”[1]。艺术家从装饰纹样的角度发明了用标准化零件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以此类推，除了青铜铸造技术，汉字、漆器、玉器、丝织品、陶瓷、建筑技术、印刷术等中国传统艺术都可视为一种科学的符号体系，因为中国传统艺术刻板地被视为工艺美术、工程技术、工匠传承、边缘性的专门技能等，并在千百年间以稳定相似的方式拓展和延续，这与西方人对传统艺术概念的认识截然不同。因此中国的传统艺术大都具备了成为普适性知识的先天条件。

那么是否有一种可能，从作品形式与实际功能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每一种艺术知识分解并提炼出一类普适性的符号？正如美国学者娜尔逊·古德曼所描述的：一幅画如果要再现一个对象，就必须是这个对象的一个符号，代表它，指向它；图像实际上是以灵活可变的等级被分类为人-图像、独角兽-图像、有翼的马-图像等，就如同家具被分类为课桌、桌子、餐桌、椅子等一样。[2]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在美学中也提出了著名的黄金分割理论，认为长和宽具有一定比例的时候，矩形才是最美的。他还认为音乐的和谐和数字的美密切相关。一个音阶假定有无限的连续音调，而它们必须被某种方式限制来提高音级，如果要产生让人愉快的音乐，就不能随机在连续的音调中选择点和音调音阶。[3]因此艺术的符号系统往往需要人为干预，研究出更适合人类感官、使大众能够更容易获取和感知到的模式，这种模式应该就是一种科学的符号系统。

博物馆可从艺术门类中总结出普适性的符号系统，使不懂沥粉堆金或不理解掐丝珐琅的人即使从未有机会看到工艺理论与原作，不了解艺术家本人，也能从普适的符号中体会到其中的美感，达到更容易理解艺术作品内涵的目的。从本质上讲，艺术提供了像科学或数学一样严谨、像哲学或文学一样更具可能性的思维方式，继而构建成普适性的科学符号，从几乎所有层面注入人类的生活，产生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创意和智力资本。每当人们体验到一首久负盛名的乐曲带来的快乐，体验并沉浸在艺术家的建筑设计中，享受崇高的民族舞，从激动人心的水墨画中学习，或被一场迷人的戏剧感动时，艺术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意义。这也成就了艺术的符号系统转化为科学的普适符号系统带来的意义。

三、传播的要素

首先，艺术作品无论使用何种技术与何种风格，具有怎样的文化内涵，都应该让观众感受到一些共鸣，从中学习到一些知识。在普适性的背景下，只有普通观众有机会接触或者体验到艺术知识才是有效的结果。即使接受者对作品本身的风格一无所知，也无法说出艺术家的背景、风格乃至使用的技巧，艺术家仍可利用欣赏本身和认同感让接受者产生感受。如果学习者无法从艺术作品中获取知识或感受到其中的奥妙，那这种推广无疑是无效的。“只要我们根据不同时空情境下新的实践经验来对它进行补充或修正，就能使它在内容上不断完善，更好地适用于各类社会的描述和解释。”[4]因此，如果人类世界需要产生联系和反思，那么从传统艺术知识的差异性中总结出的共性则有益于人们理解。

其次，在学校教育层面，目前在校生获得艺术教育的机会仍然不均衡，教师必须为学生推荐有价值的信息，从学生到学生，从教师到教师，从学校到学校，或从社区到社区，这是提供普适性艺术知识的关键。教师的实践可为学生对探究和意义的建构提供必要支撑，可以成为理解普适性科学符号系统的途径。也就是说，在讲授当地生态传统知识和艺术生产传统知识的课堂环境中，艺术的符号系统与科学的符号系统一样，被用于构建不同版本的知识体系，这些系统性的符号都不能被简化，而是通过多个学科相互借鉴与融合，它们仍然是有效的知识来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科学的普适性符号在社会中的作用和艺术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雕塑、诗歌、音乐、民间美术等形式会以不同的方式强调和利用感官数据及其符号组织。艺术知识体系与科学一样，也受到形式一致性原则和经验关联性原则的制约，这两个原则控制着符号的使用和符号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教授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甚至大学生基本的研究方法可以起到充实艺术知识体系的作用，这些年轻学生能够对当地文化艺术的传统知识库提出大量问题，继而充实符号系统的实际内容。

最后，情感也十分重要。在某些艺术形式中，即使是对科学与真理的追求，情感表达也非常重要。艺术作为情感的终端，它可能完全脱离了对这个世界真实性的探究，比如基于旋律、节奏、和弦进行分组的乐符只适用于一小群专家听众，非音乐家无法欣赏这些专业性很强的音乐。艺术是追求情感，而科学是追求真理，当艺术符号被规整为科学的普适性符号时，是否仍然能够引起共情？情感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存在于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内心，即使艺术家在创作时充满了感情，也无法保证接受者能够完全接纳和体会到，更何况实际情况是接受者接触到的是转化后的、普适性的艺术知识。但我们忽略了一点，情感技能是人类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便是共情能力，它能调节人类的交流，是人类活动的基础，即使是已经从多元化的艺术体系中概括出的普适性的传统艺术知识体系，忽略了个性和细节，也仍然能够被人捕捉到，达到传播与推广的目的。

四、博物馆多元化知识传播的普适符号系统

基于历史原因，大量中国古代各类文物散落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其中不乏品相完整、艺术价值高的顶级文物。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余件。[5]其中仅大英博物馆藏有中国文物保守计2.3万余件。①众所周知，在离开“母体”之后，文物必然会丧失原有完整信息，特别是与地理面貌、自然环境、材料来源、使用情况等背景资源密切相关的信息，为全面认识和研究文物本身带来很大阻力。那么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脱离“母体”的文物或地域物质资料，能够为传统艺术知识的推广提供某种思路，使“个体”为“群体”服务，建立一种普适的符号系统，使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通过这种普适的符号系统感受到艺术差异性，从而获取知识。

博物馆不是只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而是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地区的公民服务，因此多元化的藏品往往传播效率更高。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等世界著名博物馆受欢迎的原因不仅是馆藏布置使受众沉浸在悠久而辉煌的人类历史、艺术和文化中，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同一座博物馆里体验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魅力，人们能够通过一种普适的符号系统获取多元化的知识。从这一点考虑，且不论文物的来源争议，博物馆为多元化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以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为例，首先该博物馆的建立与瑞典地质学家约翰·古纳·安特生1921年在中国的考察与考古发现有很深的渊源，这不仅促成了跨欧亚考古学者之间的交流往来，也是192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建成的直接原因。之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担任第二任馆长期间的成就使该博物馆成为北欧乃至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由此奠定了瑞典对中国文物持续性研究的基础。其次，在欧洲的博物馆中，少有能与东方博物馆相媲美的中国、韩国、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的藏品，东方博物馆的考古藏品总数在欧洲排第3位，所藏艺术珍品总数排第4位。该博物馆与中国有持续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跨文化知识传播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该博物馆在跨文化知识的构建方面有自己的思路。首先，设立一个知识生产中心，包括一个公共中心加一个或两个附属中心。这里的知识生产中心是指博物馆将其在斯德哥尔摩的物品仓库、图书馆、图书仓库、图片档案馆、保护工作室、摄影工作室和数字化中心集中在一个区域。博物馆业务的各种功能随后被编入本地的战略性计划中，其可行性已针对现有场所和许多其他场所替代方案进行了测试。其次，博物馆建立了一套可视化符号系统，以此引导博物馆受众进行主动探究。系统中使用了多语种的陈列文字，尤其使用汉语、瑞典语和英语，能够更加贴切地还原语境。博物馆还设立了在线教育课程，通过Microsoft Teams、Zoom或其他等效平臺进行。班级的学生可以在教室里听课，也可以在线听课。博物馆的教师会告知学生适用于学校课程的技术规范、程序以及预定的方式，为知识的传播提供更深入的理解途径。另外，该博物馆官网还创立了“万物皆有故事”专栏，通过普适性的模式讲述不同地域文物的故事。例如选用代表中国唐代人使用的生活物品、陪葬物品还原当时社会状况和人们生活的场景，使不同地域的接受者能够更容易理解，从而提高传播的有效性。最后，采用可持续发展路径。博物馆内的研究人员具备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民族学、思想史、学术史以及国际关系学等学科背景。他们有很多机会与世界各地大学以及博物馆的同事一起启动跨学科项目。博物馆通常在春季和秋季接收一些实习生，名额根据正在进行的项目和可用的资源而定。通过跨学科研究不仅能够更深入地探究藏品内在知识，而且能为可持续地传播数据提供支撑。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提供了一套“动”与“静”结合、“浅”与“深”兼具的普适符号系统，可以说是较为科学地满足了普通人群（下转页）（上接页）与专业人群的需求。

五、结 语

简言之，中国传统艺术知识体系体现了历代国人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力，也被奉为最高的范本。我们应在正视其多元化的存在和消除偏见的基础上，依据自身的规律性和自然法则，通过提炼、再创作、变化，转换为科学的普适符号系统，使学习者或接受者更容易产生兴趣。

（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

基金项目：2022年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西安及周边博物馆考古资源融入研究生教学的设计与实践”（项目编号：22XWYJGA26）；2023年度西安市社科规划基金重点课题“整体规划统一形象创建西安‘博物馆之城研究”（项目编号：23LW137）。

参考文献

[1] 雷德侯．万物[M]．张总，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6.

[2] 古德曼．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M]．彭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7.

[3] 吴彤，蒋劲松，王巍著．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84.

[4] 谢立中．从地缘多元主义走向话语多元主义[J]．社会学研究，2020（1）：1-15.

[5] 张然．中国海外文物摸底十年164万件文物流失海外[N]．京华时报，2015-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