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学夷生平与《诗源辩体》的刊刻及影响

杨 晖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许学夷,字伯清,南直隶江阴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卒于崇祯六年(1633),享年71岁。关于许学夷的生平资料留存甚少,现多见于杜维沫点校并于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源辩体》一书。据《点校后记》说,本书是以“恽毓龄于一九二一年购得一部,次年据以在上海用仿宋聚珍字排印”[1]448为底本,并将底本所附的序、跋及《许伯清传》收录作为本书的附录。另外,我们还能从许学夷去世后的几种《江阴县志》中见到点滴记载。

一、许学夷生平

(一)许学夷的家世

从《诗源辩体》附录的文献可初探许学夷的主要生平事迹。其中,晋陵恽应翼的《许伯清传》是了解许学夷家世的主要文献。《许伯清传》记载:

许学夷,字伯清,先世汴梁人。其家江阴,则自宋太医令堂始。堂十四传至其祖璨,字世华,有隐德。生三子,叔曰道,字汝达,以岁荐,授闻喜丞,廉直不能顺上旨,迁王官,归著《纲目绪言》,迄于隋而卒。始娶章,生学闵,为诸生,以孝友称,继娶韩,生君。[1]432

许学夷家族上可追溯到元末的许恕,字如心,有《北郭集》被《四库全书》收入“别集类”。他的祖父许璨,字世华,“以岁荐,授闻喜丞,廉直不能顺上旨,迁王官,归著《纲目绪言》,迄于隋而卒”。他的父亲先娶章氏,生学闵,即许学夷同父异母的哥哥;后继娶韩氏,生许学夷。从《许伯清传》中看不出其家族有多少“显赫”的记录。另据谢明阳考证,许学夷前辈多有写诗之人,但都影响不大,仅存少许诗作,更无彰显的家世。(1)许学夷《赠邱念先社兄时梓澄江诗选》中有:“百年文质谁当备?一代彬彬实吾祖。(予八世从祖讳恕)”“吾祖”即他的八世祖许恕。许恕之子许节,许节之子许辂;许恕族弟许穆,许穆之子许雲,均有诗作传世。《北郭集》末附有许节《述古齐集》以及许辂、许穆、许雲诗各一首。许节、许辂、许雲等另有诗作,见《江上诗钞》卷八、卷九。其兄学闵,生子国泰、国栋。国泰娶李氏为妻,生子萃亨、谦亨。国栋娶李氏为妻,生子许用。清兵入江阴,许用主张积极抵抗,后因城池被清兵攻破,抱母自焚。国泰妻李氏、子许谦亨也在清兵入城后自焚而死。许学夷娶邓氏为妻,生一子四女。子许国安好学,但22岁夭折;长女出嫁吴士麟,次女出嫁陈所学,三女出嫁孙维默,四女出嫁徐步。其第四女在清兵江阴屠城时,同丈夫徐氏一门十五口投井而死,后被列入康熙本《江阴县志》之《列女传》[2]。在遭遇社会变故之际,许家后人的选择可以见出许氏家人刚烈的性格。许学夷的次女婿陈所学辛苦集资,为许学夷出版三十八卷本《诗源辩体》,了却老人心愿。

以上粗略梳理了许学夷的家族谱系。因无官方正史记载,对他家族的了解大多来自民间,以及方志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官方的正史中仅有《明史·艺文志》中“许学夷《诗源辩体》十六卷”的记载。

就生卒年看,许学夷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等六朝,生活在社会动荡的年代。他卒于崇祯六年(1633),此时的明代气数已尽,并于十一年后的崇祯十七年(1644)再也无法维系而亡。

就学术时代看,许学夷生卒时间与当时几位主要诗论家的生卒年相比,可以看出许学夷所处明代晚期诗坛的变化,如后七子领袖王世贞(1526—1590)、思想家李贽(1527—1602)、诗论家胡应麟(1551—1602)、公安派代表袁宏道(1568—1610)、竟陵派代表钟惺(1574—1624)等几位重要的诗坛领袖。王世贞卒年,许学夷27岁;李贽、胡应麟卒年,许学夷39岁;袁宏道卒年,许学夷47岁;钟惺卒年,许学夷61岁。由此可见,许学夷亲身经历了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变化。这些诗坛领袖应该对他的诗学思想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外游与交友

据零碎的史料记载,许学夷一生大多时间都生活在江阴,外游不多,交友不广。

1.外游之地不多

许学夷行走的地方有限。恽应翼在《许伯清传》中提到:“君不习湖海游,而湖海之士引领相慕,投诗寄讯者几案常满,夫岂虚声以相召者耶!”[1]434李如一《许伯清诗小引》也说他“不客五侯,不游五岳”。但从留下的资料可知,他曾去过离江阴不远的无锡惠山。万历三十五年(1607),许学夷受无锡邹迪光(1550—1626,字彦吉,号愚谷,江苏无锡人)的邀请,前往无锡惠山,客访邹迪光于惠山脚下的惠山园。邹迪光《与许伯清》一文记载:

孟轲氏有言:“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足下诗词行天下,而使人未易一识荆,胡为此自束缚而拘拘也?……澄江秋爽,樯繂易辨,愚公谷口有落叶代席,有林籁可当清商数部,有丹霞白云作紫丝步障,拟治缸酒于薜萝外,奉廷玉舄,未审可否?[3]433

其中的“愚公谷”位于无锡惠山东麓,借山景入画,引涧水成湖,布局巧妙,是著名的山水园林。(2)张岱《陶庵梦忆》卷七“愚公谷”条:“愚公谷在惠山右,屋半倾圯,惟存木石。惠水涓涓,繇井之涧,繇涧之溪,繇溪之池,之厨、清湢,以涤、以濯,以灌园,以沐浴,以净溺器,无不惠山泉者。”参见张岱著、冯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0页。许学夷也留下《同徐振之登惠山》一诗:“宿雨溪流急,扁舟向晚移。山因泉得胜,松以石为奇。楼阁高卑称,园林映带宜。幽探殊不尽,策杖自忘疲。”[4]239有人认为这首诗写无锡惠山的“黄公涧”,时间正是徐氏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娶许学夷之女,并于是年游太湖。《徐霞客年谱》记有:“与许氏完婚。始‘泛舟太湖’”。另在《诗源辩体》卷三十五也有:“邹彦吉惠山园初成,予因游二泉,观之,见其墙屋栏楯,事事皆异,正犹谢灵运衣物多改旧形制。”[1]351就邹迪光之《与许伯清》与许学夷之《同徐振之登惠山》及《诗源辩体》的记载,可以看出许学夷的确游过无锡。

许学夷还去过其他地方。其《游苏堤》诗云:“青山缥缈接长堤,每为看山独杖藜。绕岸垂杨笼雾后,满湖新水湛玻璃。”此诗赞叹杭州西湖自然景色。《游武林》《游三天竺》(杭州天竺山有上、中、下天竺寺,合称“三天竺”)两首诗,也是他游杭州时留下的。另外还有《登烟雨楼》《驱车上东门》《扬子秋涛》等诗,烟雨楼应该是嘉兴南湖的湖心岛上的烟雨楼。除了上述点滴记载之外,似乎见不到许学夷其他外游的相关记载。这也可以看出他去的地方不多,且多集中在江南之地。

2.所交之友不广

许学夷大多居住江阴,外出次数不多,所到之地极为有限,一生结交或有往来的朋友并不多。 在他的朋友当中,值得一提的,也是他最常往来者大约是他所创建的“沧洲诗社”诗友。这一诗社是许学夷在万历年间召集本地有名望的23位友人(3)“沧洲诗社”大约属于“游戏式之诗社”,其成员有沈骛、徐益、吴元良、周俊、张嘉孺、黄继元、荘正容、陈震、姜泰、黄明达、张纯臣、周郁文、邓汝舟、张骥能、宦进、周从文、释隆修、陈康、黄汝宗、李可教、袁士雅、邱维贤、张玉真等23人。创办而成。据崇祯本《江阴县续志》卷二五《识馀》记载:“是社也,鸥机共息,骀背相班,惟风月各领人闲,庶江山不为捷径。百年上下,应想见此一流也,此一时也。”这大概是一个以娱乐游戏为特色的诗社。

另据谢明阳梳理,与许学夷有交往的人极为有限,主要有:东林书院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宜兴人史孟麟(字际明,号玉池);万历二十三年(1595)因贡选而任安定(今甘肃定西)知县的恽应翼(字飞卿,号愚进);博学工诗的江阴人沈嗣光(字伯章,号鹅江);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江阴人夏树芳(字茂卿,号习池);藏书家江阴人李如一(字贯之,号近复); 尝从顾宪成参究理学的江阴人郁庭芝(字元祯);旅行家和文学家江阴人徐霞客(字振之,号霞客);与许学夷论诗学的江阴人黄毓祺(字介子,号大愚);《围炉诗话》作者,太仓人吴乔(字修龋,自号沧尘子)等等。

(三)许学夷的性格与精神特质

从所见的相关《序》与《跋》等资料中可看出许学夷的主要性格与精神特征。

1.性格之“负气而多傲”

据乾隆《江阴县志》记载,许学夷师从沈鹅江先生学诗。沈鹅江博学宏才,对许学夷在人品与诗品方面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对许学夷个性的描述主要见于恽应翼的《许伯清传》中的这一段:

君负气而多傲,遇贵介或稍严,则悠悠忽忽,故为相戾。尝曰“宁为蹠,不挟贵而骄;宁为丐,不羞贱而谄”。至若四方名公物色求之,则廉隅尽削,欢然相得也。持论既高,谓世无足与言,故每与客接,常谑浪鄙秽,隤焉自放,间识有相近者,则议论激发,风骨凛然。性疏略,不治边幅,不理生产,杜门绝轨,惟文史是紬。[1]433

“负气”指凭恃意气,不肯屈于他人;“悠悠忽忽”形容悠闲懒散或神志恍惚;“相戾”即矛盾相背。这一段指出了许学夷遇“贵介”时“负气而多傲”。这也是他自己所说的“不挟贵而骄”与“不羞贱而谄”。由此也可以见出他不谄媚权贵的个性。这一性格特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对科举选拔人才的无视。

科举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开始,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历经一千三百年,是历来士人争得功名的重要路径。科举本是选拔有用人才,后来渐渐忽略早先推举的初衷,变成了士人做官的有效路径。“前七子”王廷相说:“自夫科举以来,在上者以文取士,而士之为学者,一切务为文词之工,以应上之求,虽日教以《六经》、孔孟道义之实,然不工于文,则无进身之阶,而士之习固自若也。苟能言矣,虽卑污苟贱者亦与其选;苟能文矣,虽浮薄轻佻者不在所弃。夫以斯人而登用之,安望其化民而成俗哉。”[5]542王阳明在《万松书院记》中也说:“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今之学宫皆以‘明伦’名堂,则其所以立学者,固未尝非三代意也。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6]253科举只关注到考试的方式,而忽略了科举之本在于举荐“明伦”之士。许学夷也认为“举业”并不能选到优秀的人才,所以他并没有走科举的路,年复一年地应考。他是在江阴历史上少见的被认为是有识之士而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人。许学夷的选择,原因也许很多,但一定与他对朝廷选拔人才方式的认识有关。他的“三论”之一《论举业》表达了他对科举的看法:“三代立贤,尚矣;汉举贤良,犹为近古。举业本以明经,而其流大异,葩辞蔓语,童习而长试之,家以为贤子,国以为良士,是岂所谓经济之学耶?”[1]432在许学夷看来,以“八股文”为考试内容,不合儒家正统,很难选出经世致用的“良士”,所以他“蚤谢帖括”,放弃科举之路,这也是他走向“草根”诗论家的开始,间接反映了他性格中的“负气而多傲”的一面。 夏树芳在《诗源辩体序》中讲到许学夷的诗时也说:“伯清许仲子自绮岁即能诗,其人高洁自好,五内如白雪,一切世故如涂足油不以相入,而独翻空冥漠以为奇,望之如野鹿标枝,天倪自畅,宜其于诗有独契也。”[1]440“其人高洁自好,五内如白雪,一切世故如涂足油不以相入”的特征映衬了《许伯清传》中的“负气而多傲”的说法。

第二,对当时学术权威的不合作。

许学夷对当时的文坛领袖顾宪成的态度也间接地表现了他对权威的态度。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晚明思想家,万历八年(1580)中进士后历任京官,授户部主事,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朝廷推荐内阁大学士一事而得罪明神宗被革职。顾宪成回到家乡无锡,同弟弟顾允成维修东林书院,偕高攀龙等讲学。(4)《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记载:“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城与其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参见张廷玉等撰《明史》第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365页。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7]3365顾宪成为扩大社会影响,招天下志士于旄下。万历三十年(1602),他曾联系过许学夷,想与之会面,但被许学夷委婉谢绝。这一事件,一方面可以见出许学夷对权威的“悠悠忽忽”“不挟贵而骄”“不羞贱而谄”,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政治的警惕,也是他不依附权贵的表现。对此,有许学夷《顾泾阳先生数寄讯招余,余未敢赴,今岁庚戎访余江上,别后寄此谢之》一诗为证:“老马伏皂枥,本非骐骥俦。疮皮半剥落,病骨寒飕飗。刍菽长不饱,羁縻不自由。监风忽长鸣,慷慨思九州。幸逢九方歅,千里来相求。欣然一剪拂,踠足临道周。王良挟其策,非子控长辀。长驱望青云,灭没焉得留。”[8]这是顾宪成几次致函邀请许学夷去东林书院不成,又亲往江阴过访他后,许学夷作诗以回应顾宪成的诗作,他以“疮老”“老骨”自喻。按常理,在当时能够攀附上顾宪成这样的学术领袖,是许多“草根”梦寐以求的事,但许学夷委婉谢绝,也是他一向不依附“权贵”的表现。

第三,对当时诗坛名流序言的态度。

许学夷对与自己诗学思想不同的诗坛名人所作之序的不采纳,也表现了他负气与高傲的一面。如他对李维桢与邹迪光所作序的态度就是如此。

李维桢(1547—1626)历经世宗到熹宗等五任皇帝,曾在浙江、河南等地做官,宦海浮沉近三十年,位高爵显,文章弘肆,声名隆厚,也是晚明文坛盟主,《明史》称他“负重名垂四十年”[7]4190。作为晚明名士,《明史·文苑传》将他与唐寅、文徵明、徐渭、王世贞、董其昌等同列。万历四十年(1612),许学夷费时二十年的《诗源辩体》终告完结。全书诗论十六卷、选诗三十卷。成书后,友人吴伯乾前往南京,向时为文坛耆宿的李维桢求得一序。但因李维桢的序与许学夷诗学思想相差甚大,未被许学夷采用。许学夷在《诗源辩体》卷三十五第五一条中曾提到此事,他说:“李本宁论诗,散见其集诸序中,其持论多出于正。万历壬子,予《诗源》稍成,新安吴伯乾为予索本宁序,时本宁侨居秣陵,宾客旁午,而予又未有重名,公意忽之。其序云:‘三十年中,余两度澄江,不闻有许伯清。隐而好学,未及从游。’故其文多不相关。且以文中子刘迅编诗况予,则道途迥别。后湖海诸公多道及予,公始竟览予书,悔之,然其集已行,无从更定,要亦不足为公累也。”[1]349在许学夷看来,这可能是李维桢当时“侨居秣陵,宾客旁午”而没有当真,草草作序了之,没有表达他诗学的真正内容。也许,更大的可能是因许学夷当时名气不够,没有引起李维桢的重视。

无锡名流邹迪光的《序》也被许学夷弃之。许学夷好友顾南宇也向在无锡素有名气的邹迪光求得一序,被邹迪光的“善《易》者不言《易》,伯清既善诗,又何心言诗?”之问了之。他在《诗源辩体》卷三十五第五七条记有:“邹彦吉惠山园初成,予因游二泉,观之。见其樯屋栏楯,事事皆异,正犹谢灵运衣物多改旧形制也。予《诗源》稍成,顾守宇欲为乞彦吉序,予心知不合,但言予《诗源》未成,成时当藉君乞序。南宇竟乞序归,果不合予意。”[1]351-352

在历史上,以求名人作序推举是多数人求官求名的终南捷径,而许学夷因为与自己的诗学思想相左,对朋友热心向当时名人求得的序不予采纳,也说明了他不愿依附名人的性格。

崇祯十三年刻本《江阴崇祯志》卷四“许学夷”条有“冠盖到门则避,馈遗至室则辞。行若繇、夷,真无愧矣。”这里的“冠盖”原指古代官吏的帽子和车盖,借指官吏;“馈遗”意指赠与财物。此记载说明许学夷既不对官吏阿谀奉承,也不对财富趋之若鹜。这应该是对许学夷无视权贵最好的总结。

2.诗学研究之独立精神

许学夷不参加科举考试是他自己的人生选择。他生活于江阴,不求官、不经商,潜心诗学,对体制的依赖程度不高,因此,他的独立性相对增强。许学夷不靠体制维持生计,经济上相对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他的精神独立、诗学思想独立。他的“十六卷本”与“三十八卷本”的刊刻过程颇费周折,已显示了他经济上的窘迫,但也正因如此,又带给他思考问题之独立精神。许学夷负气而多傲,遇到贵人也不折腰,一是可以“不挟贵而骄”“不羞贱而谄”;二是可以“冠盖到门则避,馈遗至室则辞”。这就使他的诗学探索可以不献媚于所谓的朝廷贵族或文坛领袖,能够做到“性疏略,不治边幅,不理生产,杜门绝轨,惟文史是紬”[1]433。

许学夷在其《寒夜吟寄缪太质》中写出了他的一生:“空庭夜静霜月高,孤城击柝哀鸿号。长歌悽断白石裂,北风卷褐如锥刀。我生濩落困蓬荜,饭牛蹑履宁辞劳。眼中年少尽得意,尘埃龌龊非吾曹。呜呼!人生各有适,山林何处无由巢。”[8]他不依附于社会权贵与学术权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生各有适”。许学夷选择了著书立说之路,所以才有了他“惟文史是紬”,梳理传统经典的头绪,才有他“常删辑《左传》《国语》《国策》《太史》诸书,手录参订,计数百卷,十年而功始毕”[1]433。从30岁起,他便开始了他最看重的事业,即编著《诗源辩体》,至71岁终,正如他在《凡例》中所说的,“历时四十年十二易稿始成”。他一方面在《短歌行赠黄祥孺》中劝黄祥孺追求功名,但自己却不愿卷入官场,宁愿忍受生活上的窘迫,以保持精神品格之独立。许学夷一生的追求并不在功成名就。同时,他生怕倾其一生的研究成果被他人窃取,所以在晚年有叮嘱“馆男”刊刻时的苦心。其诗《赠何无咎二首》之一:“四海一黄鹄,遨游失其群。飞飞千余里,暂息吴江濆。拊翼思远举,悲鸣振层云。金衣菊为裳,灿灿何缤纷。众鸟非所匹,翱翔复何因。出入荇与荷,饮啄聊相亲。”[9]777此诗也表现了他独立与超脱的不凡之心。

许学夷对佛教的认识以及与僧人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独立精神。许学夷曾把自己的书屋称为“维摩室”。恽应翼《许伯清传》中也有:“晚年栖心物外,萧然一室,窗外古石崚嶒,花竹交映,中设维摩像,颜曰‘维摩室’。每风雨幽寂,则明灯下帷,焚香宴坐。”[1]434在恽应翼看来,许学夷是栖心物于外,精研诗学于内,并专门为许学夷作《维摩室记》,其中“许子一腔澹兮,其若漠忽兮,其若脱米盐瓮盎不入于心,一切浮沉起灭、静躁寒暄,不关其虑”,“许子之内境清而外缘薄,居士本色业巳具在”,[10]正表现了他不关心时政、潜心学问的心态。另外,他也与一些僧人交流,留下一些诗句,如:《题坦然上人方丈》中有“落叶满幽林,白云乱深圬。道人心自闲,独看松间雨”;《过莲若上人丈晚归作》中有“相送出东林,萧萧溪树晦。回首思冷然,残钟暮云外”;《访西禅大师》中有“寂寂禅关寄病踪,萧萧晴雪落长松。林间尽日无人到,独倚绳床对一峰”。而佛教人士也与他对诗,如西禅大师有与许学夷赠诗《答许伯清先生见赠二律》等,也说明了许学夷与僧人有多方来往。他与僧人的对答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现世生活的态度。

恽应翼曾在《许伯清传》中对《诗源辩体》作出评价:“其书虽论述古人,而源流、正变、消长、盛衰,阐泄详明,褒者得其髓,贬者砭其骨,宏博精诣,集诗学之大成,学者至是,而知有所归矣。”[1]433许学夷的诗论与创作都可以见出他精神上的独立。

二、《诗源辩体》的刊刻及影响

万历十一年(1593),许学夷30岁时开始其《诗源辩体》的写作。他“不治边幅,不理生产”,曾言“博则弗精,吾业有所专耳”,专心于诗学研究。万历三十五年(1607),许学夷写《诗源辩体》已15年,七易其稿。其友人梁维宁与许学夷相约,代为谋梓,但因故未果。到万历四十年(1612),许学夷已费时20年的《诗源辩体》终告完结,全书诗论十六卷,选诗三十卷。书成后,友人吴伯乾前往南京,向当时文坛耆宿李维桢求序,但因与许学夷诗学思想相左,未被许学夷采用。友人顾南宇也代许学夷向素负文名的无锡邹迪光请序,同样不合许学夷之意,也未被采用。尔后,在友人张畏逸、顾味辛的帮助下,并得众多亲友的资助,该书最终刊刻。

《诗源辩体》的十六卷“小论”部分,于1613年刊刻,另请了同邑贤达夏树芳作序。这是许学夷诗论第一次以刊刻的形式公之于世。《诗源辩体》万历本《自序》有“助刻十六卷本诸友姓氏”,所录共二十一人,资助共计银三十八两七钱,米一石,白粟五斗,纸二百页等。[1]443-444由此也可以看出,助许学夷《诗源辩体》十六卷本的“友人”多为友情助刊,甚为宝贵。又据崇祯本卷末《陈所学跋》语“贸易遗田,刻是书之半”,可见,财力的窘迫使他不得不放弃诗歌部分的刊刻。

从万历四十一年(1613)到崇祯五年(1632)近二十年,许学夷专心《诗源辩体》的修订。他自己在《凡例》中描述:“或夜卧有得,即起书之;无烛,晓起书之。老病后不得手书,命姪辈代书。”[1]2在这以后二十年中,他又两度易稿,将十六卷诗论的《诗源辩体》修改十之五,增益十之三,成三十八卷定本;所选诗也增至三十八卷,总数已在万首以上。

崇祯六年(1633),在《诗源辩体》三十八卷本完成的第二年年初,许学夷自知年寿将尽,将尚未梓行的《诗源辩体》本及自己的诗稿交付女婿陈所学和外孙陈冠生,嘱托二人代为刊刻。是年正月,许学夷卒,葬于君山(江阴县北)东阜之北,享年71岁。崇祯十五年(1642),陈所学父子在财力窘迫之下,终于将《诗源辩体》三十八卷刊刻,使得许学夷一生的心血得以保存。

许学夷在《诗源辩体》写作过程中,其诗学思想就已经传到周边地区。恽应翼《许伯清传》中有“持论既高,谓世无足与言,故每与客接,常谑浪鄙秽,隤焉自放,间识有相近者,议论激发,风骨凛然。”[1]433许学夷以这样的方式,与他人论诗,交流着自己对诗的看法。

他在十六卷本《诗源辩体》自序中曾提到:“馆男徐振之亦为予传是书,而吴中人多有抄本,然中多未窜定,恐予身后或有窃《化书》为己物者,会诸友醵金请梓,因先梓小论十六卷,余诗三十卷尚冀好事者成之。”[1]443从这段表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许学夷的“小论”已在当时吴中流传,甚至在其三十八卷本《诗源辩体》自序中说到“时湖海诸公已有窃为己说者”[1]2;其二,许学夷借历史上曾有的《化书》一事表达自己的诗学思想被他人占有的焦虑。显然,《诗源辩体》十六卷本的刊刻自然保住了许学夷的知识产权,但其所说的“流传”是不能与今天传播的速度与广度相提并论的。明代刊刻的目的大约有两种情况:一为商品营利而刻,追求经济利益; 二为私家自己求人刊刻,作为私人之间的迎送之礼。许学夷刊刻《诗源辩体》的目的大约属于后者。他与当时的诗坛领袖或诗人的交流并不多,地域也多在江阴本地,就算被视为“领袖”,也只是江阴“沧州诗社”的领袖,即乾隆《江阴县志》所说的,“许伯清学夷业擅开元,功归正始,盖一社之领袖”。

明末清初目录学家黄虞稷(1629—1691)的《千顷堂书目》记有“许学夷《诗源辩体》十六卷”[11]768,也许正因此,就有了《明史·艺文志》“许学夷《诗源辩体》十六卷”[12]2497的记载,这也多有偶然之故。

许学夷早期编撰《诗源辩体》设计分为诗论、诗选两部分,诗论称《诗源辩体小论》。这似乎已有当今“文学史”与“作品选”关系的影子。但由于经济实力不济,初刻了《小论》;在后来的修订中,许学夷放弃了诗选的刊刻,让《小论》独立承担“诗史”的功能,放弃开始的诗论、诗选并存的架构,形成今天我们所见的《诗源辩体》三十八卷本。

《诗源辩体》在清代影响如何呢?谢明阳《许学夷与吴乔的诗学传承》一文,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两者诗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据谢明阳考证,吴乔《逃禅诗话》中共提到许学夷十八条,征引《诗源辩体》的有十四条,直接提出批评的有四条。其中有两条是对许学夷诗学思想最为重要的评论,现摘录如下:

晚唐至今日,七百余年,能以才情自见者,如温、李、苏、黄、高、杨辈,代为乏人;知有体制者,唯万历间江阴许伯清先生,及亡友常熟冯班定远,金坛贺裳黄公三人。伯清,闻而知之;定远、黄公,见而知之者也。黄公详于近体,凡晚唐、两宋诗人之病,其所作《载酒园诗话》一一举证而发明之,读宋人诗集,有披沙觅金之苦,苟读黄公之书,则晚唐、两宋之瑕瑜毕见,宋人诗集可以不读,大快事也。定远古体、近体兼详,严沧浪之说诗,在宋人中为首推,而所得犹在影响间,未能脚踏实地,后人以其“妙悟”二字似乎深微,共为宗仰,定远作一书以破之,如汤之泼雪,读之则得见古人,唐人真实处,不为影响之言所误,大快事也。伯清先生所见体制之深广,更出二君之上,自三百篇以至晚唐,其间源流正变之升降,历历举之,如数十指,为古体、为近体,轩之轾之,莫有逃其衡鉴者,不意末季澜浪之中,乃有是人。

……

余于三君,伯清先生,严师也;定远、黄公,畏友也。皆如李洞之于阆仙,铸金为像者也。而私心尚有所恨焉:黄公以重体制,反殢于伪,冒复古之李献吉,而称为先朝大雅才;定远诗有体制,有才情,近代所鲜,而所见体制不及伯清之深广,却以此故,得神其才情;伯清得于体制者,尽善尽美,至矣极矣,其所自作,反束于体制,恐惟一字之踰闲,才情不得勃发。诗诚难事,驽才秃齿,惟自俯首息心而已。伯清之惑于二李更甚,惟定远与余意合,比之优伶奴仆,不入士类。

吴乔将许学夷与常熟冯班定远、金坛贺裳黄公相比较,称赞许学夷对诗歌体制的研究已臻于完美,即有“尽善尽美,至矣极矣”之说。总体而言,虽然《诗源辩体》的诗学思想非常有价值,但在清代影响并不大。它得以留传下来并进入“正史”,多得益于明末清初目录学家黄虞稷。

黄虞稷(1629—1691),字俞邰,号楮园,明末清初晋江安海人,因受父亲黄居中的影响,从小嗜书成癖,7岁能诗,16岁入江宁郡学,于典籍“问无不知,知无不举其精义”,被明末清初当地藏书家丁雄飞视为知己。黄虞稷广搜散见于各地的图书,在家父藏书的基础上增至八万多卷,将藏书处改名“千顷堂”,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藏书家之一。当时名儒钱谦益在纂辑《列朝诗集》时,曾向其借书,有“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的说法。钱谦益的绛云楼藏书被誉为东南文献之归,但他尚需借阅黄氏之书,可见千顷堂藏书之富、珍籍之多。

明末战火纷飞,各地藏书楼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而独“千顷堂”之书完好,难怪钱谦益在《黄氏千顷堂藏书记》中感叹:“岂非居福德之地,有神物呵护而能若是与?”[13]995因其藏书中有许学夷的《诗源辩体》十六卷本,于是进入他的《千顷堂书目》。在康熙年间,因黄虞稷参与撰修《明史》,就将《诗源辩体》十六卷本列入《明史·艺文志》当中。除此之外,在《江阴县志》中也有部分记录,但江阴并非诗学思想的中心,影响也就在江阴地界的周边地区。除清代吴乔外,多数人没有提及。汪泓认为,许学夷《诗源辩体》在清代影响不大的原因有三:第一,作为总集,诗选部分失传,影响了该书的完整性;第二,《诗源辩体》的流传与乾隆年间的禁毁书可能有密切的关系;第三,许学夷诗人地位清代以来一直未得以确立,也影响到《诗源辩体》的流传。[14]94-99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刊刻《诗源辩体》十六卷本《自序》后有“张秀湖刻诗五十一板”,也就是有诗三十卷。而崇祯十五年(1642)刊出三十八卷本,终因财力不足,其诗三十卷未能刊刻。在陈所学《跋》中提及:“若是书而外,所选诗,自唐溯周,手录四千四百七十五首,自宋迄明,手录六千三百六十二首。”[1]436可见,选诗的数量是非常大的。

许学夷倾其一生研究诗学,同时也勤奋写作,作诗无数,时人李如一《许伯清诗小引》称他“耳目之所悦,血气之所畅,惟精心矻矻论诗作诗之间”。同邑张嘉孺评他的诗时说:“伯清诸体高古豪荡,藻丽秀雅,恬淡纤秾,种种各异,而皆得其风神,有类古人之独造,而非后世之矫饰者。以此与诸名家相角,孰优孰劣,负具法眼者当有定论。”[15]遗憾的是,他的《伯清诗集》尚未梓印。

许学夷的命运正如恽毓龄1921年所作的《许伯清遗诗辑补》题跋所言:“士人空巷幽居,孤芳馨逸,萃毕生之力于一吟一咏,蕲挂名字于一朝之籍,又无达官闻人为之揄扬,甚或世局沧桑中,兵燹其不拉杂而摧毁之,仅仅为覆瓿之用者,亦云幸矣。”[16]许学夷一生投入的诗学研究,虽然在清代并未有突出的影响,但其著作中的诗学思想在晚明是具有代表性的。今天,我们理应充分梳理与挖掘其诗学内涵,不能因为其“草根”身份而忽视其诗学的贡献,也不能因前人未有足够的重视而掩盖其应有的诗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