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主脑”词义辨析与理路新探

【摘 要】“立主脑”是李渔戏曲理论组成的重要成分之一，但学术界对其研究解释却是言人人殊。本文首先梳理综括了学界对于“主脑”内涵释义的主流观点，其次力求将其理论孕育于文本结构，认为“主脑”即剧情发生关键性转折的缘由，是全篇故事冲突与矛盾产生的来源，同时对一本传奇结构的凝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李渔；主脑；闲情偶寄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3）22—214—03

清代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曾提出“立主脑”一论，但学术界对于“立主脑”的阐释却是言人人殊、众说纷纭。因此，本文首先梳理了学界对于“立主脑”阐释的主流之言并简要辨析，后尝试从文本与结构方面入手，对“主脑”究竟为何以及“主脑”在一本戏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诠释。

一、“主脑”之众家诸言辨析

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中对于“立主脑”进行了论述，后世学者在解释“主脑”时各有所论，较为主流的有如下几点：

（1）“主脑”即“主题思想”“中心思想”类。祖秋阳在《〈闲情偶寄〉“主脑”辨义》[1]中，收录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众多学术大家的观点。其中郭绍虞、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等，都大致将“立主脑”释义为“主题思想”或“中心思想”。而游国恩所著《中国文学史》中也认为：“提出了立主脑的问题，这就是现在说的主题。”[2]

但是，这一论点是有待商榷的。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

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3]

由此可知，若只将目光着眼于前半句的“作者立言之本意”，将其释为“主题思想”与“中心思想”或许可行。但若将其回归到后半段，则会出现矛盾之处。李渔在后半段中明确指出“主脑”之要义在于“一人一事”，后文也举出实例：认为“重婚牛府”即《琵琶记》之主脑，“白马解围”即《西厢记》之主脑。这两件事或可释为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件，但并不能简单的与“主题”相等。

（2）杜书瀛先生曾试图将前代学者对于“主题和主旨”的论述进行调和，并将其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其一，依然是着眼于“本意”方面；其二，将视角放在“一人一事”，将其释义为“结构上的主干”[4]，即今之所言“中心事件”“中心人物”。然而，李渔之“主脑”意为“传奇之主脑”，而非文章之“主脑”。《左传》中早先也提出关于“立言”的概念，称其为与“立德”“立功”并列的“三不朽”，是极严极正之事，而作为“文人之末枝”的“填词”则是针对传奇而言的。因此，将文章之“主脑”释为“传奇”之“主脑”，二者显然有所出入。况且，仅将“重婚牛府”一折回到文本分析，则会发现《琵琶记》中蔡伯喈入赘牛府后三载不归家才导致了五娘葬亲等情节，而展现此剧主旨的人物显然也不只蔡伯喈，经典的“葬親”“描容”等与蔡伯喈可谓关联极小，几乎是仅由五娘等角完成。

（3）“主脑”即“枢纽”说。此论曾在叶长海先生的《中国戏剧学史稿》中有过提及，他认为“这‘一人一事又必然纽结着全剧的诸人诸事。但它决然是能引起作家创作灵感的事件或情节，它必然是全局结构布局中的一个‘经穴所在，一个扣住全剧间架的‘结”。[5]后郭英德在《明清传奇史》中将此解延申，认为“主脑”即“一人一事”为全篇“枢纽”所在，认为此“枢纽”一方面建构起了结构布局，是贯穿全剧的主线；另一方面又是全剧意蕴的聚焦点，凝结着作家的独特感受。

此处我们可以看到，研究重点已经从开始的侧重于思想过渡到内容再到此处的情节结构。然而，此论依然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枢纽”一词见于刘勰《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亦云极矣。”释义为“事物的关键之处”，钱泳在《履园丛话·杂记上·情》云：“然则情也者，实天地之锁钥，人生之枢纽也。”释义为“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联系其观点，判断采取之意应是后者。回归原文，文中所言“枢纽”意为将全剧相互贯穿连接的中心事件，但无论是“白马解围”还是“重婚牛府”，虽对后续剧情有所推动，却与之前剧情并无太多关联，言之“启后”尚可行，将“承前”的作用硬加于上则有些牵强。

（4）傅谨先生曾就“立主脑”一论提出过新观点，他指出：

所以，“重婚牛府”和“白马解围”都是使剧情发生重大逆转，向着原本不可能的方向发展的关键性的转捩点，是俗称所谓“戏眼”。[6]

文中反对将“主脑”解释的重点放在“本意”，而是以“一人一事”入手，从情节结构以及分别对情节发展所起的作用进行阐释。但是，本文的表述实则有些夸大“主脑”的作用。作者首先通过假设法引出“主脑”对于一部传奇的非凡意义，同时在前文中将“重婚牛府”释为“家庭变故的源头”，将“白马解围”释为“让这个故事生出许多曲折的关键”，在后文将“主脑”释为“使剧情发生重大逆转，向着原本不可能的方向发展的关键性的转捩点”等。“主脑”的明确虽会使一部传奇得以出“奇”，但将其释为“具有特殊力量”等语义，则有些夸大“主脑”对于传奇的意义。“主脑”是构成一部优秀传奇不可缺少的成分之一，但似乎并没有如此过“悬”的能力，且同时将“主脑”赋予多重含义是否可行，这本身就尚存疑虑。

以上为关于“立主脑”研究各家主流言论的梳理。然而，李渔的“立主脑”究竟是何内涵？在文本结构中起何等作用？这需要将其回归于故事文本内容与李渔的戏剧结构当中。

二、主脑的内涵辨析与独立意义

通过上述辨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学说各家之言皆有不同，难以定论。本文通过联系《闲情偶寄》与其创作背景，还有明清之际剧坛的若干现象，从“本意”与“一人一事”的辨析以及“主脑”的结构作用方面入手，认为“主脑”具有其自身意义，是和“主旨”等概念共同存在的、具有独立意义的概念。

（一）“本意”与“一人一事”中的“主脑”释义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主张“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在戏剧的文学形态和场上形态中，李渔旗帜鲜明地站在后者，以戏剧文学的场上效果作为戏剧文学审美构成的关键。回到原文会发现，李渔对于“主脑”是有清晰表示的。前文中所谓“作者立言之本意”实则是“古人作文一篇”中的“文”之本意，而非传奇之本意。此文为古人作之“文”，即释为前代流行之“時文”，而时文便是科举时代应试时的文章，即“八股文”。基于此解，我们将前面的内容串联发现，所谓“主脑”即“立言之本意”，此“主脑”实为时文之“主脑”，为创作时文之“本意”，而“传奇亦然”则是相对“文”而言，传奇亦有“主脑”，即“一人一事”。我们且将此论回归于作品中，尝试解读其在两部作品中的意义。

首先是《琵琶记》，本剧的展开由蔡伯喈进京赴试开始，但戏剧发生重大转折与人物矛盾冲突的开始却是“重婚牛府”之后。牛府的强权与蔡伯喈的渴望归乡产生了其在权力和孝道间相挣扎的矛盾，以此又引发出赵五娘被公婆误解的矛盾。同时，由五娘和公婆间的矛盾又牵引出蔡伯喈在朝堂和家庭间的矛盾，这便有了后续“五娘吃糠”“上京寻夫”等剧情，可谓环环相扣。可以说，整部《琵琶记》所有浓墨重彩、关键性的转折、情节矛盾集中之处以及各个人物故事的开展，其根本缘由皆在“重婚牛府”一出，而“重婚牛府”也成为本剧中所有矛盾和高潮能够形成并发生的源头。因此，“一人”与“一事”在思想方面与文本结构方面的作用不应分开来谈，二者的有机结合，方为李渔谓之的“主脑”。

同理，从戏剧叙述层面来看，《西厢记》中使戏剧真正迎来高潮，人物之间矛盾冲突愈演愈烈，是在“白马解围”之后。首先是老夫人的“赖婚”，因为老夫人并非在正常情景下进行的择婿，所以当“白马解围”这一特定情景结束后，老夫人的临时变卦便在情理之中。但这一事件对不同人物的影响却各有不同，由于“白马解围”的承诺未能实现，这给了张君瑞后续追求莺莺的动力，也让莺莺在后续接受这份情感前多了一份“歉意”的保障，以作为张君瑞挽救其贞洁以及当众许之婚约的响应。同时，这也间接导致了后续红娘在三者间的迂回，一方与老夫人斗争，一方为崔张二人的爱情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进而再引发出“拷红”等矛盾爆发较为集中的剧情，而老夫人也将面临后续莺莺与红娘的反叛。由此可见，“白马解围”之后所有主要人物的命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既可以说是张生和莺莺从彼此相思变为姻缘的契机，也是老夫人态度转变、红娘据理力争等多个戏剧冲突形成的来源。

回到原文，其实剧中张君瑞对于爱情的自主追求同样也“可能”是作者想通过《西厢记》所传达的讯息，这也是多数人将侧重点放在“本意”上的主要原因。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谈，剧中人物身上孕育有作者自身的创作目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一思想究其本质只是一种“猜测”，二剧的“本意”并不是通过剧中人或事直接展现，而是读者通过阅读文本，对作者之意的一种猜想和揣摩，而后将此猜想育于故事情节中提炼加工后的成果，用此作为“主脑”的解释显然不妥。故而“本意”不是“主脑”，“本意”只是作者思想在剧中人物身上的寄托与暗示，应被包含于“一人”的含义当中。

（二）结构作用与独立意义中的“主脑”释义

任一古人之理论都有其自身的时代性与完整性，这也就导致后人解读时产生必不可少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对“立主脑”阐释的前提，应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当中。李渔身处明末清初的过渡时期，也是传奇戏曲繁荣大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新人文思潮的漫延、场上舞台的勃兴以及文人自我需求的实现，上层文化圈与民间文化圈的曲学发展错综交杂，一些文人认识到了当时创作中对于南戏传统叙事结构的搬用和模仿，例如：“家宴”“训女”等老套关目。徐复祚在评论《琵琶记》第二出《高堂庆寿》时云：“今人做传奇，不论关目若何，第二出十九庆寿，遂成恶套，令人欲秽。”[7]由此可见，一人作之，千万人效之已成了当时的创作风气，且很多抒发作者主体情感的明传奇结构松散冗长，不利舞台演出。于是，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着眼于对传奇结构的探索，常见的梁辰鱼、徐渭、沈璟、王骥德等人都在其列。

因此，李渔的戏剧文学结构论实际是对晚明戏剧结构论的一种集成与深化，而要对“立主脑”的结构作用进行阐释，则必要从《闲情偶寄·结构第一》中所述论题入手。其中“密针线”和“减头绪”与“立主脑”在同篇论述，也是结构中最为重要的论题，二者皆是针对戏曲结构中情节的连接、穿插所提。“针线”的疏漏会使“主脑”对结构所起到的凝聚作用有所消解，而“头绪”一多则会使故事细微之处变得漏洞百出，造成故事组织的不严密。所以，从李渔的结构意识来谈，这三点是具有交互作用的，“主脑”清晰可使一本戏中头绪得“简”“针线绵密”，而剧情的精致则更好的突出一部传奇的“主脑”。

以上为关于“立主脑”这一理论的阐释。这里有一点需要声明，李渔作《闲情偶寄》时已是晚年，故而本书所述内容几乎很难与政治相关联，反而是李渔当时的思想观念反应在文字中的结果。李渔之所以能提出戏剧结构理论，实则是晚明戏剧学已为其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而李渔则是进行了一种集成化的总合，将前代历史中提供的零散化、碎片化的“模糊”材料转化为一种具体的、条理清晰的学说，所以李渔的“立主脑”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古代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是当时的文化语境在曲学领域的推衍和折射。

我们之于李渔，就像李渔之于元人，都是以今度古。我们在对“立主脑”进行阐释时，应将其放在文本和结构以及时代等多重因素下去思考其内涵，并尝试从所举之例中阐释其内涵，而不应将“立主脑”用具有其他语义的词去代之。“主脑”与“主旨”等概念的意义类似，都是构成一本传奇不可缺少的成分之一。至于李渔“立主脑”的语义，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探讨，且相当一部分成果是基于“立主脑”文献的合理解析。然而，这些结论分歧很大，本文予以梳理与分析，并尝试提出一种新的思考理路。至于李渔本人提出的“立主脑”究竟为何？实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参考文献：

[1]祖秋阳.《闲情偶寄》“主脑”辨义[J].牡丹江师范大学学报，2010（4）.

[2]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篇[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4]杜书瀛.评点李渔：《闲情偶寄》《窥词管见》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5]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4.

[6]傅谨.李渔“立主脑”小识[J].文学遗产，2019（5）.

[7]（明）徐复祚.南北词广韵选[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作者简介：陈岩松（2000—），男，汉族，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戏剧与影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