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及其学术地位

王卫平 曹庆慧

［提要］ 王富仁的学术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文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新国学以及语文教育学等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其学术研究的重点,具有多维度的学术建构。但以往学界往往多聚焦和称赞他的鲁迅研究和新国学研究。其实,他的现代文学研究之路绝不拘泥于鲁迅这一单一对象,也不拘泥于具体和微观,而是呈现出视域的宏阔性、思维的开放性、眼光的全局性等个性特征。他的现代文学学术思想和见解是建立在他丰富的人生体验、生命体验和独立的文学感觉、感受基础之上的,从而建构起有思想的学术和有个性的话语,这是他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所在、价值所在,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治学提供了路径、方式和方法上的启迪。

自2017年5月2日王富仁逝世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不少怀念、追思王富仁的文章,缅怀王富仁的为人和学术功绩。但总觉得意犹未尽,感觉追思怀念的文章多,学术研究的文章少;一般谈论的文章多,系统阐释的文章少。王富仁的学术研究之路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确切地说是从鲁迅研究起步的,从硕士到博士,然后扩展到其他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再上溯到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解读、先秦思想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新国学研究以及语文教育研究等多个领域。其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往往聚焦和称赞他的鲁迅研究和新国学研究成就,其实,除鲁迅研究外,他对现代文学诸多领域、多种体裁均有研究,且每每见解不凡,令人感佩。所以,对王富仁的现代文学研究之路、学术思想、价值与地位尚需进一步梳理和确认,本文拟对此展开评说。

一、现代文学研究之路:视域的宏阔性、思维的开放性、眼光的全局性

王富仁30多年的现代文学研究,视域是相当宏阔的。早期的现代文学研究,鲁迅是重心,涉及的几个领域分别是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呐喊》《彷徨》综合研究、鲁迅研究史的系统梳理等。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是王富仁的第一本专著,198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其在西北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学位论文,王富仁曾自谦地称为“是我的第一本学生作文”[1](P.430)但却得到了很高的学术评价,被陈涌评价为“有见解,有分析头脑,而且学风也是比较严谨的。”[2]张梦阳评价为“以其绵密的理论分析和细腻的艺术体味引起了学界的注意。”[3](P.443)该书共六章,前有总论(阐述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联系)、后有尾论(阐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与鲁迅前期小说的民族性和独创性);中间四章,分别阐释鲁迅前期小说与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四位作家的关系。这是较早地从比较文学视域解析鲁迅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的开拓性的力作,为后来的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鲁迅开辟了道路。从学位论文的角度说,王富仁的这篇硕士学位论文,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出类拔萃和凤毛麟角的,显示了学术视域的开阔性和参互比较的能力。

1985年,王富仁的《〈呐喊〉〈彷徨〉综论》(博士学位论文摘要),在《文学评论》上连载(第3期和第4期),这篇4万多字的摘要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紧接着,39万字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好评如潮,当然,也引来一些人的批评。从博士论文到这部专著是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对《呐喊》《彷徨》研究的整体突破,也是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自1986年初版后,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到2010年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

继《呐喊》《彷徨》研究之后,王富仁把视野扩大到鲁迅与中外文化、鲁迅研究史的梳理等多个领域。其中,《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先在《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期开始)连载,赢得了中国鲁迅研究者的广泛阅读。之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1999年),2006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再版并多次印刷。在这部15万字的著作里,作者回顾和总结了从1913年到1989年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与众多鲁迅研究史的不同在于,该书以开放性的思维、全局性的眼光,高屋建瓴地建构起思想型学术史的格局,其意义不仅在鲁迅学术史本身,对于其他领域的学术史建构也具有范式意义。

如果到此止步还不能说视域的宏阔性。事实上,王富仁的触角从鲁迅研究拓展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宽广得让我们难以归类说清。从最基本的作家研究、作品细读等微观研究,到流派、群体、区域文学等中观研究,从创作方法研究到各体文学、文体类型研究,以至到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史等整体研究、宏观研究等等,构成了一个十分宽广而丰富的研究世界,彰显了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全局性的眼光。

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是文学研究中的最基本、最常见的研究。王富仁对中国现代作家“印象式”的解读就有33篇,涉及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33位文化先贤、革命先驱、著名作家、诗人的独特认识和新颖解析,篇幅虽然短小,但篇篇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新颖的表达。比如说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母亲”,他“是联系中国旧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脐带,是联系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桥梁。他是中国旧文化的女儿而嫁给了中国新文化;他在辛亥革命中长大成人,创家立业,而生育了五四一代新文化的奠基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4](P.1-2)再如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骨骼”,说郁达夫“在精神上是个孩子”,说闻一多是“东方老憨”,说李金发是“象征主义诗歌的早产婴儿”等,个个恰当贴切,令人赞赏。如果没有开放性的思维,没有对中国现代文化及其名人的全局性的把握,没有广泛的参互比较,是不能对“个案”得出精彩的认识的。

流派研究、群体研究、区域文学研究、性别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大学都把它作为本学科的研究方向之一。王富仁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绩斐然,视野开阔。他对学衡派、革命文学派、左翼文学、京派、海派、东北作家群、战争文学、延安文学、女性文学等都有专门的研究,每每写出令人欣赏和赞叹的论文,提出新颖、独到的看法。比如,他将革命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评说,形象地揭示了三个流派的差异性特征和生存境遇。再比如,他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为“荒寒小说”,指出他们的作品“集中体现了北方硬性文化的特征”,与南方软性的文化是不同的,并揭示了鲁迅支持东北作家群的深层原因。[5](P.458)

创作方法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范畴。西方文论中所总结出来的基本的创作方法都被中国移植过来,并成为表述中国文学创作方法的主要概念。这样就容易出现一种偏差:一说创作方法就是西方的,就纳入到西方的思想体系之中,遮蔽了中国文学的独立性。比如,现代主义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作家、批评家都在追捧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形成了“热”,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把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看作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附庸。有感于此,王富仁写下了长文《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文章着重强调,研究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必须突出它的独立性,摆脱西方现代主义的思维定式,把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概念、独立的创作方法来研究。这和以往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阐释完全不同。文章在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联系与比照中系统考察了从鲁迅到穆旦的不同时期、不同派别、不同性别的作家作品里现代主义的中国特质和表现形态。这种突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主体性、独立性的理解方式,不仅是创新的学术观点,而且还有利于中国作家、批评家增强文学自信、文化自信,有利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继续发展。

除现代主义文学外,王富仁还对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都作过深度阐释。对于中国新古典主义,他是从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比较中阐释其在中国现代的发展历程的。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他通过鲁迅和茅盾小说的比较研究阐述中国现代两种现实主义小说的两种艺术趋向,前者以表现人的精神解放为旨归,后者以反映社会历史的外部变动为旨归。

在各体文学研究上,传统的四大文体王富仁都涉足过。其中,小说研究无疑是最有成就的,除了对鲁迅、郁达夫、茅盾、端木蕻良、彭慧等小说的专门研究以外,更有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的追踪;还有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系统考索。这两个系列论文都涉及无数的现代小说家和小说作品,而且都是在与中国古代、近代同类小说的广泛联系中,在与其他体裁作品的比较中认识现代同类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特质的,视域的宏阔性、思维的开放性是其共同的底色。诗歌研究除了对郭沫若、冰心、闻一多等诗歌的研究外,更有为新诗辩护和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史”的研究,同样涉及众多的现代诗人、诗派和作品。对于戏剧,王富仁主要对曹禺的话剧情有独钟,不仅先后写了论文《〈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日出〉的结构和人物》,而且还出版了10万字的《〈雷雨〉导读》(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对于现代散文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著作《中国现代美文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上。从戏剧到散文,王富仁是导读、鉴赏、研究并举的,并没有认为导读、鉴赏是低层次、是“小儿科”,而甘愿为读者服务,甘愿为普及工作奉献智慧。

在现代文学批评、现代文学史编写的整体思考和系统阐释方面更显出王富仁学术思维的宏观性,每每能提出真知灼见,体现出思想型学者的品格和恢宏的气度。比如,文学史如何“修”?谁来“修”?何时“修”?怎样处理文学史的稳定性与革新性的关系?文学史应该写什么?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这一系列的问题,王富仁都作了透彻的论述。

由上所见,王富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涉及的领域是如此的宽广,从鉴赏、批评、研究到文学史思考;从作品、作家到流派、群体、区域;从创作方法到各种文学体式……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代学者中都是少见的,为构建和完善现代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做出了贡献,其思维的开放性、眼光的全局性、见解的深邃性贯穿始终。

二、现代文学思想之旅:体验的丰富性、感受的独立性、见解的深刻性

当我们对王富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进行匆匆巡礼之后,我们要进一步总结和探究王富仁的现代文学思想之旅,即王富仁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的精髓是什么?它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其路径和方法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它表现了研究主体怎样的思想情志?

任何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其研究过程都不是一个机械的、单维的过程,特别是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任何一个新鲜的、有价值的思想见解的提出,一方面是研究客体本身的赐予,另一方面更是研究主体思想创新的体现,它无不闪烁着研究主体个人的思想与智慧的火花。在这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两方面中,我们认为研究主体所发挥的作用更大,道理很简单,我们也都是研究主体,我们也都面对着鲁迅,面对着中国现代文学各领域的研究客体,但我们为什么没有像王富仁那样提出那么多新鲜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呢?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研究主体缺乏作为一个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思想创新能力。那么,思想创新能力从何而来呢?这就牵涉到治学的路径、方式和方法了。

李怡在谈到王富仁独特的治学方式时说“他与一般的理论家不同,不炫耀西方理论、概念、词汇,以及理论模式,他的很多思想和论述都出自自己的内心,是他独立的人生体验和思考。这是不多见的。”[6](P.8)这是对王富仁治学方式的精准概括。他的治学的独特性,就是高度重视研究主体的人生感受、人生体验和人生思考,在此基础上,高度重视独立的文学感受和文本体味,从而具备了超敏锐的感受能力。王富仁曾多次谈到,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具备丰富的人生体验、独立的文学感受,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深刻的文学见解。他说:“任何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追求,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独立的人生感受和人生体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和写作能力。”[5](P.328)在接受访谈时,王富仁谈到“最重要的是你的感受、你的认识,你的认识必须是完整的,框架必须是科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脱离开自己的感受,去追求一种理论和一种教条以及对事物的一种判断。”[7](P.643)在王富仁看来,无论是文学鉴赏、文学批评,还是文学研究,“在这三个层次中,贯穿始终、起基础作用的是批评主体对文学作品的主观感受。没有这种感受,批评家就无所批评,”“批评家文学感受力的强弱和丰啬直接决定着他的文学批评活动的成败。”[8](P.47-48)在王富仁看来,批评是什么?批评就是批评家对作品感受力和理解力的表现。一个批评家要想写出优秀的批评文字,首先就要深刻地感受人生,然后才能对作品有独立的文学感受。有了这种独立的文学感受,才能有深刻的思想见解。王富仁的现代文学学术思想以及古代文化、现代文化、新国学等学术思想都是建立在他丰富的生命体验和独立的文学感受基础之上的,也建立在思想根底的深厚性、哲学背景的高度性上。

王富仁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思想鲁迅”时已经人到中年,41岁的他,与后来众多学者的学术起步是不同的,他已有了丰富的人生体验。这种人生的“厚积”是形成他有思想的学术以及学术见解的深刻性的重要原因。无独有偶,鲁迅写完《呐喊》也是41岁,《呐喊》的深刻性也是建立在鲁迅深刻的人生体验的基础之上。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王富仁则是鲁迅思想的守夜人。他的鲁迅研究之所以能实现重大突破,之所以能发表那么多真知灼见,就在于他能像鲁迅那样深刻地感知、体验人生,在这个基础之上独立地、深刻地感受鲁迅及其作品。而且,王富仁独立的文学感受往往都是那些文学本体性的、整体性的思想。“关注的是整体性的东西。”[7](P.642)这种注重整体性的观照和思考正是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突出特色,是他独有的治学路径和方式。这种特色和方式就要求他必然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具有宏观研究的学术眼光,具有深厚的思想根底和哲学高度。思想的高度是哲学,文学的深度是人性。王富仁的学术思想之所以有高度、有深度与他喜欢哲学、研读哲学、具有哲学基底是分不开的。他在读博期间就经常去哲学系同学那里借哲学书。后来成为博导,也给博士生开列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著作。他的独立的、新颖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往往都是在纵横比较、对举中产生的,具有汪洋恣肆、挥洒自如、思辨有力的特征。他后来完成的《先秦思想文化论集》,对老庄、孔孟的哲学阐释更有力地证明了他的哲学功底。

王富仁对鲁迅《呐喊》《彷徨》的独立感受和深刻见解已被学界所公认。他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国现代诗歌以及文学史的整体感受和思考同样如此。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这一长文中,王富仁考察的对象本来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按照一般人的写法,也肯定从短篇小说入手,但本文却不是这样。作者首先联系现代散文、诗歌、话剧的创作情形以及对中国古典传统革新的幅度。然后说到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差别:短篇小说是空间性的,长篇小说是时间性的。既然是时间性的,就要承载历史,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又是变动不居,令小说家较难把握的,所以,王富仁认为有的长篇小说难免不栽在中国历史的陷坑里。而短篇小说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样广泛的联系和比照中,王富仁得出结论:只有短篇小说,“既具有鲜明的现代艺术的特征,又取得了比中国古代同类题材的作品更丰厚的成就”[5](P.444)。为什么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短篇小说是最有成就的?它和古代的短篇小说到底有什么不同?到底提供了哪些新东西?要想说清这些问题,必须继续和鲁迅以前的小说进行比较。于是,王富仁在文中继续将现代的短篇小说与古代的唐宋传奇、《聊斋》、“三言”、“二拍”等短篇小说进行比较,发现古代的短篇小说都没有脱离开“故事”的范畴,故事是讲出来给人听的,小说是写出来给人看的。只有到了鲁迅等现代短篇小说这里,小说才真正实现了由“说”“听”艺术向“写”“读”艺术的转变,摆脱了对“故事”的依赖。寻着这个思路,王富仁对整个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从个体到群体,从派别到种类都作了有温度、有质感的解读和精辟的概括,如说郁达夫的“晚熟”、许地山的“早熟”、庐隐的“急躁”、冰心的“温婉”、路翎的“生硬”、徐訏的“圈套”、赵树理小说的“太细”“太小”、孙犁小说的“太温”“太柔”等等,都是别开生面的解读和评价,令人折服。

王富仁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解读同样是精彩的例子,体现了王富仁独立的文学感受,深刻的思想见解。长文《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是从诗学本体解读诗的典范。文章以对诗的独特感悟和理解,回顾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史,论述了从胡适到穆旦、郑敏以及《七月》《希望》等诗派,提出了很多新颖独到的见解。比如,他阐释诗人是什么样的人认为关键词还是“感受”,并列举众多中外诗人为证。对于具体的诗人和诗篇的解读,更是概括精炼、警语迭出。如说冰心的小诗就是中国新诗的芽儿,徐志摩是“东方才子”,《七月》《希望》派的诗歌是“男子汉的诗歌”等等。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整体感悟和思考更体现了王富仁深刻的思想见解,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我们把王富仁对文学史的思考条理化,它至少包含如下五个方面的思想见解:

第一,重写文学史需要积累较多的新的研究成果,同时,要在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后才能成行,一旦成行,就要先停一停,不能一天一变。“‘重写文学史’是社会思想意识和文学观念发生明显变革之后的产物,因而它就应该体现这种变化,其观点和结论便必然有与以前的文学史不同的地方。”[8](P.97-99)这就阐明了文学史变与不变、更新与稳定的辩证关系。

第二,谁来修史?过去是官修历史,由皇帝赐予,修史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史书也具有权威性。现在,我们都可以修史,它成了个人行为,这个“史”就没有了唯一性,也没有了权威性。我们虽然有修史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写文学史。“我们有了这么多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假若人人编写一部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可就‘海’了去了。”在王富仁看来,没有这个必要。大多数人可以“做批评,做史论”[8](P.104)。

第三,怎样修史?其写作目的是什么?王富仁认为,修史要有所选择,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修史的目的是为读者着想,不是炫示自己的学问,也不是内容越多越好,因为当代人背不动这么沉重的历史的包袱。在王富仁看来,文学史家当然要有学问的,但这种学问要在选择的精到中表现出来。“选择的精到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阅读面的广泛,一个是鉴赏力的高度。”[8](P.112)

第四,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是什么关系?王富仁认为,两者是两条腿走路的关系,相互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一不可,保持平衡。在王富仁看来,批评、史论、文学史是文学研究者的三件事,它们同等重要。

第五,“没有终极性的文学史”,“只有相对稳定的文学史”。[5](P.295)上述的文学史观是全面、系统而精到的,它真实地揭示了文学史编撰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

以上论述的只是几个代表,在王富仁的论著中还有许许多多深刻的学术思想,为现代文学学术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做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

三、价值和地位:建构有思想的学术与有个性的话语

王富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之旅,呈现出自己的鲜明特点,取得了突出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其学术影响力是深远的。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学者中的领军人物。200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领导换届选举,王富仁在没有到会的情况下,当选为继王瑶、严家炎之后的第三任会长,这是众望所归,实至名归,看出王富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崇高威望。他对包括鲁迅研究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多方开拓,多领域建构(从鉴赏、批评、到文学史研究;从作家个案到群体、流派、现象;从小说到诗歌、戏剧、散文等文体;从微观、中观到宏观)支撑起了他的价值和地位。他不仅建构起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治学方式、方法,更建构起了有思想的学术和有个性的话语,这是他现代文学研究学术价值和地位的生动体现。

刘勇和李春雨二位教授在他们的新著中称王富仁是“思想型的学者”,而且,这种“思想”又是“灵魂深处喷涌的力量。”[9](P.1)这是极其精准而又生动的概括。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是尤其需要重视思想、培育思想、形成思想的。”很多研究,最缺乏的恰恰也是思想,它是最宝贵的东西[9](P.277),是人文学术的高地。“思想不同于学问,它不是一种知识的获得,而是来源于生命内部的痛苦思考。”“思想既诞生于时代,又必须超越于时代。”[9](P.2-6)王富仁所建构的有思想的学术正是这样。它不是一时的感想,而是系统和逻辑的自洽,其高度和深度是令人敬佩的,因为思想的创新是学术研究中艰难的、创造性的劳动。“有思想的学术”已成为他个性的标签和靓丽的名片,不仅在现代文学研究,在古代文学及思想文化、现代文化与新国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中都鲜明地体现出来。

我们看到王富仁的现代文学研究,起步就选择了鲁迅,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型的作家,王富仁的研究又是从“思想鲁迅”切入,这难道是巧合和偶然的吗?鲁迅正是在深刻地体验人生的冷暖和世态的炎凉之后才创造出了《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小说的,从而使中国现代小说“开端即成熟”;王富仁也正是在丰厚的人生体验和文学体验的基础上才选择鲁迅,而且从思想鲁迅展开阐释的,两者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于是才有王富仁的鲁迅研究“起步即‘高峰’”[9](P.76)。所以,有思想的学术是王富仁学术研究的灵魂和价值所在,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人文学术的关键价值是思想的创新,为当下、也为未来提供思想资源,为民族、也为世界提升思想质量。这是人文学术研究更为重要、也更为神圣的使命。

王富仁对“思想”的看重,从他两次对沈从文和鲁迅的对比中便可窥见一斑。当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沈从文的研究炙手可热、评价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王富仁却认为,沈从文虽然有才能,有生活,有丰盛的创作产量和多样的艺术尝试,所以,他较之鲁迅也更有条件成为伟大作家。“但他却远未达到堪称伟大作家的一列。为什么呢?因为他缺少一个作为现代伟大作家所不能不具有的更深刻的思想。”[10]十五年之后,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沈从文的湘西小说,王富仁说“沈从文的作品读起来较之鲁迅的更有韵味,更有灵动之感,但在现代读者内在精神上留下的刻痕却不如鲁迅的小说深。现实人生使你时时想起阿Q、孔乙己、魏连殳、假洋鬼子、鲁四老爷这类人物。但却很少使你想起沈从文笔下的人物。所以,我认为,沈从文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但不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11]如此地看重作家的思想,使王富仁成为“思想鲁迅”研究的开拓者,成为思想型的学者。王富仁称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我们也可以说,王富仁是鲁迅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守护者:他强调要守住五四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独立意义和独立价值;守住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独立价值;守住中国现代文化、现代国学的独立价值。

有思想的学术要求有个性的学术话语。“文如其人”。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王富仁文风质朴,语言通俗,正与他为人朴实敦厚、温暖热情相一致。他的独立的文学感受,深刻的思想见解,高度的思辨能力,常常是通过平易通俗的词汇、形象鲜活的比喻、朴实的学术话语表达出来的,深入浅出,从没有花架子,没有装腔作势,没有新名词的狂轰乱炸,没有照搬西方话语,而总是语言浅显,但却形象有力,精彩绝伦。他从不炫示自己的学问,而总是以谦虚、平等、平易近人的口吻谈论学术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不同理论思想、学术观念乃至新异的观点均采取宽容的态度,平等对待。

首先,在王富仁的现代文学研究论著中,形象、通俗、恰当的比喻深入人心,让人难忘。比如,在中国现代作家印象系列短文中,王富仁多以形象的比喻解说现代作家。如说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母亲。”“蔡元培就像一只老母鸡,伸开自己的双翼,在自己的身下孵化了这些新文化的鸡雏。”我们看电视剧《觉醒年代》就生动、全面地表现了这一点;说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剪彩人”;说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扩音器”;说郑振铎是“文学界的老黄牛。”[4](P.2-62)等。说话剧像一只拔光了毛的鸡,没有一点外部的色彩,说历史像一头不听话的驴子[5](P.442-443)。这些比喻是新鲜、独特、充满个性的,同时也是通俗、形象、易于理解的,把抽象的问题表达得如此鲜活,令人惊奇不已。

其次,比喻连用,多项对举。这是更为精彩的比喻、类比。看看王富仁对中国传统的“经”“史”“诗”的连排比喻:他说“经”是中国文化的皇帝,“史”是中国文化的宰相,“诗”是中国文化的皇后。[8](P.101)讲到新感觉派小说的“都市生活素描”,必然要讲到现代都市的发展。于是王富仁有了如下精彩的对举式的比喻:“过去城市的头脑是皇帝,心脏在茶馆”;“现代大都会的头脑是金钱,心脏在舞厅、咖啡馆”,它“是一个两性交际的场所。在这个世界里,‘性’是它的发动机,‘钱’是它的润滑剂。”[5](P.462)穆时英、刘呐鸥等人的小说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展开。王富仁把传统都市和现代都市表述得如此精彩,如此真切,令人叫绝。对于革命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王富仁分别把它们比喻为河流、湖泊、海湾,[12]如果单独用一个比喻,则不足以表达出差别,只有将三者对举,才显出差异。虽然都是“水”,但特质、状态、水势以及适合什么样的“鱼”(比喻为作家)生长是完全不同的。作者通过河流、湖泊、海湾的对举比喻,高度概括了三个文学流派的特征和生存环境,形象生动,易于理解。

再次,朴实的学术语言,平易、亲切。学术论著的语言要有学理性的气度和逻辑性的力量,这是当然的要求。同时,学术论著的语言也要讲究引人看、看得懂,能说服人、能打动人。有些学术论著在语言上故作高深,文字雕琢,卖弄学问,套用理论,常常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甚至佶屈聱牙,故意让人看不懂,以显“深刻”。这不是大师的文字风格。“大道至简”“大音希声”,质朴、简单、平易的语言表达才是高境界。正如周国平所说:“质朴是写作上的大家风度。”[13](P.138)王富仁的学术语言正是这种质朴、平易的话语,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其他诸领域的研究,都出自自己对研究对象的真实感受,出自自己的审美感悟和逻辑思考,讲的是自己的话语,表达的是自己的感受,决不因循别人的感受、别人的观点,决不照搬西方的理论。这为治学者、特别是青年治学者提供了正确的道路,树立了榜样。

总之,王富仁的学术话语是质朴的,也是生动的,显示出大家风范,为当今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当然,王富仁的学术语言并非没有缺点。张梦阳在《中国鲁迅学史》中,在论及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时就曾说到该著“篇幅冗长,语言绕嘴”“烦琐,缺乏必要的节制”[3](P.446)等毛病。应该说,这是符合实际的,而且,在王富仁以后的诸多论著中都或多或少有这个毛病。但这并不妨碍他朴实的学术话语的建构,或许,这也是他的语言特点。

结语

近代著名画家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中说:“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一为人品、二为学问、三为才情、四为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这虽然说的是绘画,但把它用在学者的治学上同样适用。从王富仁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来看,他做到了这四者的统一。他的现代文学研究之路,始终贯穿着视域的宏阔性、思维的开放性和眼光的全局性。他的现代文学学术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生体验、生命体验的丰富性和文学感受的独立性基础之上的,再加上深厚的文化和哲学功底,所以才会有他思想的深邃性和见解的独到性,从而建构起有思想的学术和有个性的话语。他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崇高价值,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中一道靓丽的学术风景。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学者中的佼佼者,且极具个性风采,做出了突出贡献,具有较高的威望和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他提出研究中国文学,必须有适于中国文学的独立的“概念系统”和“理论话语”,这也就是话语体系建设问题,它在“三大体系”中是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他善于通观(古今打通、中西联系、多项对举)、还原(回到作家作品的本体,注重对文本的感觉和感受)和重构(建构自己的学术思想、观点和话语),这为治学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