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田园，两种心态

陶渊明和鲍照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诗人，他们都出身寒门，因门第寒微而不受统治阶级重用；他们同作田园诗，陶诗彰显淡泊闲适，而鲍诗却慷慨任气，反映了他们截然不同的心态，这主要由于两人面对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不同的性格特征。

一、陶渊明和鲍照田园诗的差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割据、混战与政权倾覆持续不断，经济凋敝，百姓流离失所。士族门阀制度形成了只看门第血统，不看品德才能的用人制度，使得世族高门居于政治垄断地位。贪官、庸官层出不穷，出身低微的贤能之士却难有出头之日，以致形成“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朝廷吏治败坏，贪腐盛行，政治十分黑暗。相对于门阀士族而言，寒士是一个与寒门相联系的概念，指声望、门第、仕宦之寒微、清素、卑下的读书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寒士指的就是出身寒门或衰微士族的读书人[1]，其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都不占据优势。两晋寒士的来源较为多样，或出身于名门中道而衰，或出身于寒素混迹官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的复杂政治环境之中，可考的曾祖是官至晋朝大司马的陶侃，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其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不见于正史记载，而且在陶渊明年幼时就去世了。陶侃出身低微，《晋书·列女传》记载陶侃年幼丧父，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靠纺纱织麻维持生计，范逵访陶侃，湛氏“截发卖与邻人，供肴馔”[2]2517，侃母剪发换钱招待宾客，家贫至此。豫章国郎中令羊晫很看重陶侃的才能，曾与陶侃共坐一辆车，然“吏部郎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共载？”[2]1769，只因陶侃出身贫寒，公然被讥笑为小人。虽然陶侃到晚年因功封为大将军，可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但是在门阀制度森严的社会，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在陶侃死后，陶家迅速没落。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道：“少而贫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3]363可见陶家到了陶渊明这一辈，已经完全没落了，其年幼之时常常因为家中物资贫乏、食不果腹而四处奔走。颜延之在为陶渊明作的悼文《陶徵士诔》中也记录了其身份，“爵同下士，禄等上农”[4]1043，所谓“下士”，在晋宋社会已经属于“士人之末”了。

曹道衡先生在《关于鲍照的家世和籍贯》中认为“鲍照的出身，从现有材料看，很可能是庶族”[5]，虞炎在《鲍参军集序》中写道“鲍照字明远，本上党人，家世贫贱”[6]5。鲍照在诗作中也经常感叹自己身世贫贱、门第寒微，《解褐谢侍郎表》中有“臣孤门贱生，操无炯迹”[6]55，《谢永安令解禁止启》中有“臣田茅下第，质非谢品”[6]75。在《代贫贱苦愁行》中，通过一贫贱者自述，容颜衰老、饱经风霜、亲朋离散、形影孤单、家庭窘迫、内外交困，于是到处求告，却处处碰壁，最终难逃“运圮津涂塞，遂转死沟洫”[6]201的贫苦归宿，刻画出社会底层人民生不如死的生活状况。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云：“‘贫年数语，非身历者不能道。”[7]曹道衡也认为这可能是鲍照本人“长期穷愁潦倒的生活写照”。从中可见鲍照贫贱生活的一个侧面。

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时代，陶渊明与鲍照出身贫寒，这注定成为他们步入仕途不可逾越的障碍。在鲍照的作品中，尽情倾吐处于压迫中的寒士的种种人生感受，宣泄对门阀制度的不满，抨击“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黑暗现实，抒发贫士不遇的苦闷和愤世嫉俗之情。而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像鲍照那样抒发寒素不平之怀的诗作，却有“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3]154的淡泊闲适的处世态度。

陶渊明在官场三起三落，后归隐田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3]53直接表达了诗人渴望突破官场生活的重重束缚，回归到幽静自然的田园生活中的意愿，充分體现了诗人淡泊名利、追求自由、回归自然的高洁志向。“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3]59是陶渊明归隐后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像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喜怒哀乐全部归因于田里的庄稼，尽情享受平淡的人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3]173，他不为外物所扰，超脱现实生活的纷争与束缚，心无旁骛地投身于大自然中，高洁的志趣与高尚的人格随处可见。

鲍照仰慕陶渊明的人格，于是模拟陶渊明的笔调，在《学陶彭泽体》[6]362诗中，鲍照没有如往常一样用激烈的情感、跳荡的节奏表达对黑暗社会的控诉与不满，而以喝酒解忧作为主题，模仿陶渊明淡泊宁静、回归自然的态度。在《和王丞》中，他自言“灭志身世表，藏名琴酒间”[6]285，决心远离官场纷扰，弹琴、饮酒，淡泊名利。在《园葵赋》中，描绘了躬耕田园、播种葵花的闲适生活，“独酌南轩，拥琴孤听”[6]29，颇有归隐田园的志趣。《拟行路难》其六又云：“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6]231似乎有回归家庭、其乐融融的意趣，实际上是表达自己孤直难容，只得无奈退出仕途，这是贵族统治压抑下的不平之鸣，与陶渊明“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的闲适生活、“复得返自然”的避世幽情截然不同。这些所谓的田园诗歌，或言淡泊、或言归隐，其实更多的是对陶诗的模仿，故作旷达。田园诗对鲍照而言，不是真正的“乐道安命”。最有说服力的是《秋夜二首·其二》[6]402，这是鲍照创作的一首田园诗，其笔下呈现出富有情趣和新意的田园秋景图：野鼠在荒野的小路上奔跑，山雀在空荡的庭院里聚集。同时又穿插农人的日常生活：折柳条编成篱笆护园，从很深的山壑中汲水。鲍照从田园风光与稼穑农事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欢愉。而诗歌通过描写白天、黑夜、黄昏不同的景色，暗含时序之感，田园之乐顿时转向“终古自多恨，幽悲共沦铄”的深深感伤与悲恨之中，感叹时光易逝、壮志难酬。方东树评此诗说：“‘荒径十二句，写田园之景，直书即目，全得画意；而兴象华妙，词气宽博，非孟郊所及矣。‘倾晖六句，言情归宿。华幕，言朝旭也，谓时光迅速不可常。‘攀萝四句，另换一意，以寄怀抱。”[9]

二、陶渊明和鲍照田园诗差异的原因

陶渊明和鲍照同为寒士，同作田园诗，却有不同的心态，这主要源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不同的人物性格。

首先，二人面对着不同的社会制度。陶渊明主要生活在东晋，晋代沿用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而且愈加严格，家世几乎成了唯一的标准，这样使得有才德的寒士难以受到重用。同时上层士人多持一种无所作为、只求奢侈享乐的心理，统治者残忍而又昏庸无道，陶渊明这样的寒门士人，自然难受重用，也没有任何实现抱负的机会。处于这样一个无法有所作为的时代，陶渊明自然淡泊归隐了。而鲍照所生活的时代主要在刘宋，大量寒门地主跻身士族行列，虽然他们在身世上仍然会受到世族的歧视，但皇权开始和寒门士人结合了起来。其开创者便是刘裕——这位刘宋王朝的建立者，刘裕是靠武力起家而登上帝位的，手下的实权将帅多出寒门，世族丧失了最重要的“权”，他们的政治力量也有所削弱。同时刘宋王朝新建，需要大量有真才实干的人，所以寒门士人获得了提升政治地位、争取功名富贵的大好时机。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鲍照热衷于功名，有建功立业的抱负成为一种必然。

其次，二人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陶渊明也曾受儒家思想影响，去追求功名，试图建功立业重续祖上光辉。在二十九岁时第一次步入仕途，任江州祭酒一职，然而没过多久，就感到官场的重重羁绊，不得已辞官回乡。三十四岁心怀报国之志，出仕桓玄幕府，却发现各派之争不过是为了一己之利，济世安民的抱负难以实现，再加上母亲因病逝世，落寞辞官奔丧。四十岁，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再次失望而归。一年后做彭泽县令，彻底厌倦官场的繁文缛节，解去印绶，不再为官。除去短暂的为官时期，陶渊明一直闲居在家，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衣沾不足惜”的躬耕生活于他而言是一种常态，从中能获得隐逸的乐趣，官吏政治生活于他而言就是重重束缚，也与他“质性自然”相违背，因此他弃官归隐是必然的选择。而鲍照则相反，他曾自述其早年生活，“十五讽诗书，篇翰靡不通。弱冠参多士，飞步游秦宫。侧睹君子论，预见古人风。”[6]335鲍照从二十岁开始便外出漫游，广泛结交，积极寻求做官的机会。他也曾自述其性格，“幼性猖狂，因顽慕勇”[6]62，可见其从小就性格叛逆，不甘平庸。对于一个长期漂泊在外、性格叛逆并且立志有所作为的人来说，闲适的田园生活对其反而成为一种束缚，因此，鲍照终其一生都在宦海起起伏伏、苦苦挣扎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二人的性格特征也截然不同。鲍照刚步入仕途，在拜谒临川王刘义庆时，因身份卑微被人阻止，他勃然大怒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豈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8]初出茅庐就心怀报国壮志，果敢无畏直接贬斥当时的门户之见。隋代的大儒王通，在他的《文中子中说·事君》篇中评价鲍照与江淹时说：“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9]这可能是有关鲍照性格的写实记载。狷，意为偏激、急躁、耿直、固执。正是由于这种自视甚高又狂放不羁的性格，让他始终热衷于功名，且志高才雄，果敢无畏。

与陶渊明同时代的颜延之在为陶渊明作诔时说其“弱不好弄，长实素心”[4]1042。南朝梁沈约把陶渊明记入《隐逸传》，称其“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南朝梁萧统在《陶渊明传》中点出“任真自得”。这些描述应该说都符合陶渊明的生活，能够反映出其性格的主要特征。陶渊明晚年病重之时，写了一篇《与子俨等疏》，其中有这样一段自述：“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3]363在自传性的《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借五柳先生画出了自己的面貌：“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3]344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更直接申明自己“质性自然”[3]317。从以上这些表述可以概括出陶渊明的性格特征为率真质朴、淡泊自由。这样的性格使得他热爱自然田园，喜爱乡村生活。因为那里是真正朴素、宁静和单纯的世界，他乐于置身于此。“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诗书敦夙好，林园无世情。”[3]137闲居田园符合陶渊明的性格要求，所以他感到适意，感到快乐。

三、结语

陶渊明往往能沉浸在田园生活里，在玄理之道中忘记现实的忧愁，较少在诗的结尾抒发悲凉失意之感。而鲍照归根结底还是难以摆脱现实的束缚，仕途得失成为影响其心态的重要原因，宜人的田园风光与闲适的田园生活只能暂时舒缓他的心情，诗人最终还是无法摆脱人生的困境与矛盾。

作者简介：张莹梅（1997—），女，汉族，河北张家口人，天水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注释：

〔1〕陈玉兰.论寒士诗群文化心态的衍变[J].浙江社会科学，2000（3）：146-149.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萧统选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5〕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鲍照.鲍参军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8〕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郑春颖.文中子中说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