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伟贞的《两世一生》看新女性主义文学

邹佳瑾

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女性悲惨命运的揭示，到7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开始出现具有新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而到了80年代，“新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已由原来的从属地位逐渐向主体地位移动，在求生存、求平等、求发展的奋斗中，显现出信仰的力量与思想的锋芒”[1]82。苏伟贞的创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从处女作《陪她一段》到获得“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的长篇《沉默之岛》，苏伟贞努力探寻着女性的自我意识，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着自觉关注“主体地位”的新女性主义意志。本文以苏伟贞的短篇小说《两世一生》为例，试析苏伟贞笔下的新女性主义故事。

一、传统婚姻观的围困

中国台湾新女性主义运动于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着眼于思想观念的开通，以求迈向两性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2]，其对两性平等的呼吁让中国台湾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被唤醒，“但由于社会制度以及数千年封建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男尊女卑、男权主义的封建余毒尚未肃清，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依然严重，广大妇女遭受歧视和压制的处境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变”[1]81。苏伟贞的《两世一生》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高扬的新女性主义姿态对这种尚未肃清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揭示。小说中的余正芳所身处的是一个传统婚姻观念深重的家庭，传统婚姻观念是余正芳与唐子民的婚姻得以建立，以及在分裂边缘又粘合的重要因素。

唐子民与余正芳的婚姻并非基于情感基础，前者将后者视为一个足以组建家庭的女性（“看她蛮勤快，也不太爱说话，足够做太太”[3]101），婚后余正芳所承受的是传统婚姻观念对女性的角色要求，唐老太太与唐子民并不接受余正芳职业女性的身份，希望其安于“太太”的名分，扮演好传统婚姻角色。而唐老太太作为继母，卖命地扮演着传统婚姻的角色，以此显出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克服补位的恐惧感。传统婚姻观念使唐老太太缺乏自爱意识与独立人格，她需要通过稳固的家庭关系来获得名分，难以脱离家庭实现自立，其与余正芳的冲突显示了新旧女性主义的冲突。

唐子民的外遇风波将婚姻推向了几近分裂的边缘，但由传统的“父母之命”促成的婚姻本身就肩负着组建家庭的责任，离婚也并非是一件唐子民能自主左右的事。和唐子民对“儿子没有妻子”的情感苦诉相比，唐老先生将“孩子没有母亲”的传统血缘联结的断裂看得更为重要，而卖力地养育孙儿的唐老太太更不能接受自己辛苦建立的家庭关系就此离散。唐子民的婚姻承载了长辈过于沉重的期望，唐子民诚然明白“在名分上余正芳是内人，在精神上却是个外人”[3]105，但他难以放下现有的家庭而去重新选择一位“精神上”的“内人”，几近破裂的婚姻就此得到形式上的粘合，将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女性和一个渴望精神交流的男性系在一个家庭里，家庭关系只是靠名分、靠责任颤颤巍巍地维系着，走向一个没有希望的末路。

对传统男权的揭示与抨击在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中就已有了深切的质疑与拷问，但新女性主义文学“把探寻的触角伸进婚姻家庭内部”[4]60，不再是平面的展示，对传统男权社会下的两性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对女性的生存状态有了更细致的考察。苏伟贞的《两世一生》细腻地书写了唐家内部三代人的牵扯，唐家纠纷不断却又在传统婚姻观的制约下维系着，余正芳就此被传统婚姻观围困。

二、新女性主义的突围

苏伟贞的爱欲作品具有“以冷笔写热情”[5]131的独到之处，本文讨论的《两世一生》正是有着冷酷的笔锋。小说不乏“箭靶”“敌人”“战场”等意象，“太太”余正芳与“情妇”李珉俨然是苏伟贞笔下冷静的“情场女战士”[5]138，她们并不屈从于社会舆论的规训与传统男权的压制，欲以自己的“战术”从情感困境中突围。

余正芳“化敌为友”，利用唐老太太对家庭的依附牵制唐子民。竭尽所能地扮演着传统婚姻角色的唐老太太和作为职业女性的余正芳相比，在唐家的地位更高，在唐子民眼里，唐老太太比他更像“唐家的人”，而余正芳则成了唐老太太揶揄的对象，婆媳针锋相对。面对余正芳对丈夫晚归的询问，唐老太太将矛头指向了余正芳不称职的“太太”名分，并不忘对余正芳的妆容穿着指指点点。余正芳固然对唐老太太的指责暗自生恨，却善于化敌为友，“知道唐子民碍着父母不好把她怎么样，尤其拉拢起唐老太太，细细琐琐地跟婆婆谈心，像是自己人”[3]101。余正芳虚张声势提出离婚，更提出要把两个孩子都带走，就此使唐老太太产生丧失名分和晚辈陪伴的危机感，将其拉拢到和唐子民对立的战线。

李珉则善于寻找对手余正芳的弱点。在唐子民的病房里，李珉和余正芳展开了正面交战：李珉与唐子民交谈着余正芳不能理解的话题，揭开了余正芳缺乏和唐子民精神交流的伤疤。而面对余正芳“你在破坏别人完整的家庭幸福，你知道吗”[3]105的质询，李珉刻薄地指出了余正芳对失意婚姻的自我麻痹；面对余正芳气急败坏的离婚诉求，李珉继续戳着她的痛处——“你不会的，你做太太根本有瘾，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太爱吃这碗饭了。”[3]106余正芳“太太”的身份本身就名存实亡，李珉试图刺破余正芳对现有婚姻的幻想，刺激余正芳与唐子民离婚。

余正芳与李珉“化敌为友”、痛击敌方弱点的“战术”显示了她们对情场困境的冷静处理，但冷峻的情場交锋蕴藏着她们自尊自爱的新女性意识，以及争取情感自主权的热情。

余正芳和李珉所追求的是两性平等的婚姻关系与爱情关系。对余正芳而言，其身处男权主义为中心的传统婚姻家庭，不仅被要求扮演一个传统的妻子角色，也在人格尊严上受到丈夫的压制，余正芳对唐子民的婚外情的抗议所遭受的是男权主义高高在上的轻视和侮辱，而余正芳以主动出击取代传统婚姻中女性对丈夫婚外情的忍气吞声，争取两性平等的婚姻自主权。对李珉而言，她与唐子民的关系建立在精神交流之上，唐子民对其婚姻不美满的倾诉是李珉争取这段精神爱情的前提，在与余正芳的交战中，李珉也试图打破余正芳对缺乏精神交流的传统婚姻的美好幻想，但唐子民最终回归家庭的选择让李珉放弃了这段情感关系，“如果你是甘心为我受这些苦，还有点代价，否则不要把自己的性情弄坏”[3]107，唐子民并没有因回归家庭的选择而对李珉表现出真诚的歉意，而是以男权主义的姿态奢望李珉会甘心为这段感情继续付出，这显然与新女性主义对两性平等的追求背道而驰。“她劝自己──善良不是办法。”“你自己呢？”余正芳和李珉能在情感关系中关注自我，张扬了自尊自爱的现代女性意识。

刘红林的《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新论》将苏伟贞小说中的男女关系和蒋晓云所书写的当代青年的爱情并称为“无情时代”，尽管苏伟贞的小说同蒋晓云一样“很难找到几个浪漫的、令人陶醉的、唯美的爱情情节”[6]，然而和蒋晓云因世俗的经济价值观促成的无情的男女关系不同，苏伟贞笔下的男女关系充满了对真挚的甚至只是“柏拉图式”的爱情的追求，正是这种自尊自爱、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新女性主义造成了苏伟贞小说的表面的“无情时代”，是中国台湾经济发展和女性主义进步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的不同的婚姻观。

三、颓废美学与男权表征

“颓废美学”源于19世纪末的西方文艺思潮，具有世纪末悲观情绪的词源意义，但学界对“颓废美学”有着客观的评价，阐述了“颓废美学”的积极价值。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指出，颓废“能够释放出隐藏的乌托邦力量”[7]。苏伟贞《两世一生》中看似举止颓废的女性形象有着新女性主义的意志，显示了台湾20世纪80年代尚未肃清男权传统的社会环境下女性主义的乌托邦力量。

《两世一生》的女性形象（余正芳与李珉）“显示了苏伟贞作品中颓废的一面：想象死亡及疯狂成为一种沉溺”[5]133。于余正芳身处的传统婚姻家庭而言，在外抛头露面的职业女性的角色不被认可，女性被希望安于家庭，但余正芳却做出了公然在丈夫办公室骂街的疯狂举动。“她非要他理，而且，有声有色的”[3]92，余正芳绝不为唐子民的外遇独自生闷气，也不为唐子民的恐吓退缩，而是在职业女性的身份基础上再度挑战唐子民自恃的男权，将婚姻的情感纠纷闹得有声有色、人尽皆知。“活像就义的烈士，心绪里的气冒上顶，真的要背水一战了。”[3]102余正芳将自己想象为一个不畏赴死的烈士，正是一种“想象死亡”的颓废沉溺。而余正芳的对手李珉也非等闲之辈，决不就此畏惧被扣上情妇的骂名，面对余正芳公然的胡搅蛮缠，李珉表现出了清冷孤傲的决绝之态。“她抬起头对着所有的眼光反笑回去，然后低下头去，根本不理”[3]103，李珉并不屑于理会余正芳的骂街，甚至试图以辞职的疯狂举动来成全大家对自己的“情妇”罪名的公认。

需要指出的是，苏伟贞作品中的颓废具有“消极的颓废转而精神上的积极重生”[8]34的正面意义，体现了新女性主义文学对女性“主体地位”的关注。“世纪末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肯定，当世纪将告终之时，人们为了弥补之前的单调与不足，会产生一种极端的自我意识，精神上的、道德上的怪癖及渴求做最后努力的思想情绪，这种情绪激励人试图改造、更生。”[8]34余正芳和李珉的疯狂行为是对传统男权的挑战，自尊自爱的“极端的自我意识”激励她们放弃扮演传统婚姻中的女性角色、放弃对谣言诋毁的反击，以颓废举动让自己陷入绝境，但这些颓废的举动背后所显示的是现代女性的独立人格精神，是新女性主义的乌托邦力量。她们放弃世俗之见，但不会轻言放弃对情感自主权的追求，实现了由消极的颓废行为向积极的新女性主义意志转向的重生。

然而，苏伟贞《两世一生》的新女性主义故事并非到此为止了，在“颓废美学”的积极意义之外，《两世一生》也是尚未肃清的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传统婚姻观的表征。

余正芳固然有争取婚姻自主权的意志，却未能挣脱传统婚姻观念的桎梏，是一个交织着新女性主义与传统婚姻观念的矛盾体。“她的婚姻也像这样，本身的生命没有渗入别人的历史中，如果从镜前走开，她还是没有反映物，其实两败俱伤，镜子也只剩一面光溜的空白体”[3]86，余正芳自怜于没有反映物的婚姻，却没有踏出传统婚姻窠臼的勇气。面对情感失意的婚姻与丈夫唐子民的外遇，余正芳选择了继续维持妻子的名分，而不是以离婚这样更具有新女性主义意志的方式结束婚姻。“总好是结过婚了，一切尘埃落定”[3]88，结婚带给余正芳的是“尘埃落定”的安稳，在她尚未根除的传统意识里，婚姻是女性的归属，女性是需要为人妻的名分的。余正芳麻痹于“我也不是省油灯”的自轻自贱，对寻找婚姻幸福持有怯懦的心态，而丈夫施压的男权主义则在其“编导”的社会地位面前得到包容。

“逐渐更恨起唐子民，又不知道该先恨他什么，千头万绪，站在街头墙角，整个人想靠上去，她这一生连个敌人都没有吗？”[3]107余正芳最后迷失在传统婚姻观的迷雾里，她的敌人是李珉吗？其实并不是，是她自己对传统婚姻名分的执着罢了，这体现了小说“从女性自身的父权情结挖掘其悲剧根源”[4]61的意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尚未肃清的男权主义面前女性未完成的蜕变不应过于苛责，李珉和余正芳相比有着更为彻底的新女性主义意识，有着持久战的意志，但李珉的持久战的最终失败归咎于唐家深重的传统婚姻观。小说以唐子民半夜回家开始，又以唐子民半夜回家结束，仿佛传统婚姻观下女性的梦魇永远没有完，传统男权主义不破、传统婚姻观不除，唐子民还是会有新的外遇，余正芳还是会陷入无解的矛盾里，也还是会有李珉这样的追爱无果的牺牲品。

四、结论

颓废美学“能够在一定意义上有效地拒绝来自外部专制世界的粗暴与傲慢，成为一种美好可能性的安全庇护所”[9]，而《两世一生》的现实意义在于，它在拒绝外部男权专制观念、建立新女性主义的庇护所的同时，也打破了乌托邦幻想——仅靠女性单方面的自我意识的成长，新女性主义所追求的两性和谐的理想社会是难以建立的。《两世一生》是女性争取情感自主权的新女性主义意志的展现，也是对传统男权主义的表征。小说对传统男权主义的表征或许更值得關注，只有肃清传统男权，新女性主义才能走上康庄大道。

注释：

〔1〕何笑梅.新女性主义和台湾女性文学[J].台湾研究集刊，1993（2）：81-85;53.

〔2〕承上.台湾新女性主义的特征及其影响[J].台湾研究集刊，1988（2）：76-81.

〔3〕苏伟贞.世间女子[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4〕刘红林.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对婚姻自主的全新理解[J].现代台湾研究，2003（4）：60-63.

〔5〕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6〕刘红林.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新论[M].北京：台海出版社，2005.

〔7〕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8〕欧阳千.苏伟贞论苏伟贞[D].台湾政治大学，2013.

〔9〕程勇真.颓废主义美学及其审美价值分析[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3（2）：156-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