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送奶工》的凝视与反凝视

《送奶工》是英国作家安娜·伯恩斯的第三部作品，讲述了一名少女被迫与准军事组织成员频繁联系，进而被其不断骚扰的故事。伯恩斯以自己的家乡贝尔法斯特为原型，重现了20世纪北爱尔兰地区政治暴力与性暴力下的女性生存困境。该作品荣获第50届布克奖、奥威尔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等奖项，并于2020年由我国引进出版，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伯恩斯关注女性问题，用细腻笔触揭示北爱尔兰地区问题时期女性作为凝视客体的生存困境；同时，她通过解构男性视角与重建女性话语，对固有凝视机制进行回击，展现自己的反凝视倾向。

一、两组“男性”凝视

1968年至1998年，爱尔兰与英国间矛盾激化，并引发了长达30年的宗教纠纷和暴力冲突，《送奶工》中的凝视机制正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一个不明位置、没有名字的小镇中。这里半数以上的人是信奉基督教的英格兰移居者，他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故而希望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而其余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族人则不满社会现有不公分配，热切期盼爱尔兰统一。

故而这种人人自危的环境具有了類似全景敞视监狱的效果，即“每个人都被牢靠地关在一间囚室里，监督者可以从前面看到他。而两面的墙壁则使他不能与其他人接触”[1]。政治立场、宗教信仰、民族问题、男权社会准则等约束小镇居民行为的无形监管者无处不在。大多数人疏离他人以求自保，顺应局势而获暂时安全，甚至进一步成为凝视下被同化的个体，对“他者”进行凝视。

小镇中的第一组凝视是以大姐夫、母亲为代表的小镇居民对与送奶工相处的中间妹妹（Middle sister）的“男性”凝视。小镇居民通过谈论他人隐私获得消遣，尤其喜欢八卦有关男女私情的秘密绯闻。送奶工对中间妹妹的纠缠，一经大姐夫发现，就在邻居间被迅速传播开来。暴乱中出现的男女间逸闻趣事满足了小镇居民成为监管者后的凝视他者的需求。在这场凝视的狂欢中，真相已经不再重要，八卦带来的感官刺激与观看附带的评判资格反而使谣言愈演愈烈。随着送奶工的“反政府军事成员”“有妇之夫”等身份被广而告之，小镇居民有了更充足的证据对中间妹妹与送奶工的交往进行审判。因此，与年长自己23岁的男人交往过密是不知检点的，与反政府军事成员勾结是非常危险的，与有妇之夫有染是极度堕落的，这种种罪行被印刻在中间妹妹身上。

显而易见，审判是政治、宗教、男权社会等准则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其中的大姐、母亲等人虽然是生理上的女性，但处在男权社会之下潜移默化变成了男性凝视的傀儡，男性话语体系与权力准则被印刻在她们的心中。至此，全景敞视监狱使得权力不再集中体现在特定的人或组织身上，而是变得自动化与非个性化，换言之，任何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可以成为代替监管的一员。

第二组凝视是处在全镇凝视中心的二者内部的凝视，即送奶工对中间妹妹的男性凝视。送奶工对中间妹妹非常了解，从第一次见面就知道中间妹妹的身份与家庭情况，这是他对中间妹妹监视的结果。第二次见面时，送奶工刻意与中间妹妹一起跑步，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言语冒犯与肢体接触，但这已经越过了中间妹妹与陌生男人的社交距离。这次见面送奶工已经达成了对中间妹妹个人领域的侵犯。随着二者见面次数增加，送奶工的骚扰也更肆无忌惮。直到中间妹妹坐进了送奶工的车，在这个封闭的被送奶工支配的空间里，她感受到了送奶工“长久的、缓慢的凝视”。长久意味着面对中间妹妹展开的圈套已布局多时，缓慢则蕴含着一种志在必得的悠闲。接着送奶工对中间妹妹说：“你很美，你知不知道自己很美？你必须相信自己很美。”[2]252这种“美”的结论，正来源于送奶工“长久的、缓慢的凝视”，更是他欲望最外在的表现。

深入分析可得，两组凝视实则都是以中间妹妹为对象的凝视。究其原因，其一，女性往往是所欲的对象。凝视指携带着权力运作和欲望纠结以及身份意识的观看方法，观者多是“看”的主体，也是权力的主体和欲望的主体，被观者多是“被看”的对象，也是权力的对象，可欲和所欲的对象。看与被看的行为建构了主体与对象，自我与他者[3]。传统男权社会下，女性作为客体被物化，被作为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小镇居民凝视中间妹妹以满足谣言暴力狂欢，送奶工接近中间妹妹为达到自己的政治需求。在男性凝视中，女性被当作可以满足所需、换取利益的商品，商品的价值不由自己决定，商品本身也无法决定自己被什么样的消费者购买，女性的主体性正随着被物化而逐渐缺失。

其二，女性往往是错误的源泉。女性被当作错误的源泉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圣经》，其中夏娃偷吃禁果而导致人类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同样，回到现代男权制社会中，与性有关的许多罪行大多归咎于女性。正如《性政治》中所述：“从文化角度而言，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情有可原的具体情况下，凡是涉及男女私通，女性总是被视作该受惩罚或该负主要责任的一方。把女性物化的倾向往往将她当作一个性对象，而不是当作一个人，当女人处于奴隶地位。”[4]在《送奶工》中，送奶工的频繁骚扰被小镇居民看作中间妹妹不洁的证明，大姐意外怀孕只能和男人结婚保全名声，这些迫于无奈的背后实际上是女性的独立人格被弱化、其大多数价值被赋予在性的方面的结果。总而言之，女性被物化与被弱化的不幸遭遇将使得处在男性凝视下的她们陷入更艰难的生存困境。

二、“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困境

（一）女性身体规训

《送奶工》中的世界“是一个强调‘我是男人你是女人的国度。这里严格规定着女孩对男孩、女人对男人、女孩对男人可以说什么，以及不可以说什么——至少不可以在正式场合，至少不可以当众，至少不可以经常。在这里人们不会容忍那些被认定为不服从男人、不承认男人的权威，甚至放肆到几乎要反抗男人的女孩”[2]11。对于身体形象与行为被规训的女性来说，男性是四面不可逾越的高墙，女性被划归在墙的内侧，成为男性的补给站与后备军。

男性凝视作为规训权力的一种手段，一方面，女性身体被规训表现为对女性身体形象的规训。杂志上的女人是穿着黑色蕾丝吊带长筒袜，有着一头魅惑的深色秀发的。同样，送奶工对中间妹妹的要求是：“别穿裤子。要漂亮衣服。一些有女人味的、性感的、优雅漂亮的连衣裙。”[2]252“蕾丝”“裙子”“长发”等极具女性色彩且能让男性产生欲望的形象要求，充斥着电视媒体等舆论现场。这些男性标准下的美成为女性魅力的唯一评判标准，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女性往往要舍弃更舒适的布料或更方便的衣服款式，而去无限贴合男性的标准。

另一方面，女性身体被规训表现为对身体行为的规训。在战争中，战争的發起者和参与者大多都是男性，如送奶工、准男友、二哥等，女性“既没有对技术发展也没有对经济变革采取过行动，她们既没有缔造也没有毁灭过国家，她们没有发现新大陆”[5]，在战争中往往处在边缘化地位。男性后备职能与社会边缘境遇使《送奶工》中的女性将家庭当作了自己的“战场”。大姐是一个对丈夫言听计从的主妇。母亲更是将照顾子女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把子女表现优劣看作自己的唯一功过标准。因此，当中间妹妹被骚扰时，母亲并不担心女儿的安全，反而为教育出来这样堕落的女儿，有失作为母亲的职责而悔过。长期处在男性凝视中的大姐与母亲，将“贤惠”“顾家”“顺从”等品德当作自己人生的追求，放弃了自我作为独立的人的价值，反而为在外追求并实现自我价值的男性提供了稳定的家庭支持。

最终，送奶工诱导中间妹妹穿着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并且侵犯了她，完成了对中间妹妹身体的规训。据研究，强奸的目的是满足男性的欲望，是种族仇恨的爆发，也是为了维护财产利益和虚荣心（荣誉）。强奸是敌对、仇恨和蔑视以及损害人格等欲望的爆发，这种形式是性政治的绝佳例子。送奶工强奸中间妹妹，是出于对自己男性欲望的满足，同时也包括对小镇男性凝视下对中间妹妹的言语暴力的认同与对女性身体被物化的强化。通过强奸中间妹妹，送奶工完成了对财产的占有，也维护了自己的虚荣心。而反观处在凝视中央的中间妹妹，主体身份不断遭到物化与弱化，她“一直是送奶工的囊中之物”[2]251。

（二）女性自我凝视

每一个人在这种监视之下，都会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观看之道》中指出：“她必须观察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因为她给别人的印象，特别是给男性的印象，将会成为别人评判她一生成败的关键。别人对她的印象，取代了她原有的自我感觉。男性则先观察女性，才决定如何对待她们。”[6]送奶工的纠缠使得中间妹妹感到困扰，中间妹妹会被动回望送奶工，参照送奶工的行为方式，参考小镇流言的相反面，对照自己的行为模式并进行自我改变。与送奶工见过两次面之后，中间妹妹意识到送奶工喜欢自己，于是不再边走路边看书，而是提前出门并且绕远路乘公交。中间妹妹也不再独自跑步，而是与三姐夫一起锻炼。这些行为模式的更改，表面上看是中间妹妹对男性凝视的反抗，但这种反抗的流程却是依靠深入了解男性凝视并运用其机制对自己进行的进一步凝视。故而中间妹妹此举不仅不会摆脱男性的凝视，反而不断将注意送奶工内化为自己的日常行为。最终导致这些来自小镇居民与送奶工的凝视成为生长在中间妹妹身体内部的精神负担，操纵着她潜意识里的活动。

三、女性反凝视倾向

伯恩斯关注北爱尔兰地区问题时期女性的不幸遭遇，并通过解构男性视角与建构女性话语的方式对抗凝视，书写女性精神与女性力量。

（一）解构男性视角

首先，伯恩斯通过塑造非传统男性形象，解构女性负面标签。传统中，妇女的语言表达往往被赋予“喧嚷”“嚼舌根”“多话”等负面色彩，在我国，就有“八婆”“长舌妇”等习惯用语。无独有偶，英语世界里，对女性的言语也有着极具有色眼镜的评价，如“Words are women，deeds are men.（女人巧舌，男人实干）”“Three women and a goose make a market.（三个女人和一只鹅嘈杂如集市）”等等。可以看出，人们往往将制造与传播谣言的主体默认为女性，并通过夸张、对比等方式，对女性多言的习惯进行不断贬低。然而在《送奶工》里，作者塑造了谣言的捏造者“大姐夫”这一形象。中间妹妹第一次与送奶工见面的时候，本就什么都没有发生，但谣言已经大姐夫之口传播至整个小镇。大姐夫成了谣言的主力军，也意味着男性搬弄是非的行为被揭开，改变了多数文学作品谣言传播情节中男性隐身的事实。

其次，伯恩斯通过塑造崇拜女性的男性形象，提供颠覆男性地位的可能。男权制社会下，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庸，被男人可怜地置于第二性的地位。但《送奶工》中的三姐夫“将女性当作偶像来崇拜，他信仰女性神圣不可侵犯，是更高等的生物、是生命中的未解之谜等等””[2]291这种将女性看作更高等的生物，是对男性作为“第一性”的一种颠覆，在这种颠覆下，男性被去中心化和去强势化，进一步解构男性社会的权威性，削弱男性话语权力。

（二）建构女性话语

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至第三阶段，关注中心转移至身体批评领域，打破男性话语，构建女性话语的需求越发旺盛。伯恩斯作为女性作家，以女主人公中间妹妹为第一视角，诉说私人体验，展现女性境遇，发出女性声音。既有对北爱尔兰地区问题时期女性生存体验的刻画，展现了暴力冲突对女性个体的创伤性影响；又有对处于政治暴力与性暴力下女性困境的反思，突显女性作家的主体意识。此外，《送奶工》开篇从中间妹妹的回忆写起，中间又穿插着20年后的现在的感悟，作者设置20年前身处压迫中心的懵懂少女视角与20年后的觉醒女性视角并形成对话，进一步体现女性成长与思想启蒙。

四、结语

综上所述，安娜·伯恩斯在《送奶工》中敏锐捕捉到北爱尔兰地区问题时期女性的伤痛点，根据史实重现了混乱而缺乏信任的环境下对女性的凝视，以及凝视造成的对女性身体的规诫与女性自我凝视。同时，作家以中间妹妹之口展现的反凝视创作倾向，赋予了当年无权言说的女性诉说不幸的话语权，进而引起读者对女性生存困境的进一步探寻，更为女性主义写作提供了新的典范和思考。

作者简介：刘一诺（1998—），女，河南安阳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诗学。

注释：

〔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安娜·伯恩斯.送奶工[M].吴洁静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

〔3〕朱晓兰.“凝视”理论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1.

〔4〕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5〕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6〕约翰·伯格.观看之道[M].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