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对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思考及其启示

蒋光贵 王浩 徐继平

摘要：青年毛泽东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对改造中国社会作了一些理论上的重要思考。他由推崇国学到批评国学的弊端、批判封建制度；他主张“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准备；他主张抛弃不切实际的种种幻想，寻求科学的指导思想；他深刻阐述民众大联合的重要性、基础、途径；他注重基层组织的作用，注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他积极组织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强调借鉴别国经验要结合中国实际。这些理论思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青年毛泽东对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思考，对当代青年成长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中国社会改造；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3）06-0033-06

李维汉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撰写的回忆录里说道：“当时，在我们同辈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这种评价，现在看来并不确切，只看到毛泽东同志当时重视革命的实践，没有看到他同时重视革命的理论。”[1]李维汉同志说的符合历史事实。这里的“当时”，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五四运动前后，正处于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同志有很多理论上的思考和突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重要准备，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重要准备。青年毛泽东对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思考，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当代青年成长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从文化上深度批判封建制度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2]改变一个社会，必须改变文化。毛泽东同志从小喜欢博览群书，善于思考。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同志九岁时从外祖父家回到韶山，在南岸私塾读过《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毛泽东同志十三岁在韶山井湾里读私塾，除四书五经外，他读了《精忠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等。他早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推崇的，例如，1915年9月，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3]21。1916年2月，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有77种书要读，包括经、史、子、集。然而，到了1917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有所认识，这年夏季，他指出“吾国古学之弊”有三：其一，“混杂而无章”，用经、史、子、集分类有些不妥；其二，“政教合一”，应该将政治和学术分开；其三，“玄著不分”，纯粹的学理与应用不分。由此导致我国几千年的学问“无进也”。而西学，说理和应用分开，说明和规范分开，是“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3]83。这里，毛泽东同志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问题，但是他主要还是从做学问的视角看问题的。1917年至1918年，他在读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时，对我国古代主张的大同社会的空想性有所认识，他认为人世间都是有差别的，不平等、不自由和大的战争不会消失，因此，大同社会不会存在。他明确提出反对传统的“三纲”。

文化是社会制度的根基，要变革社会制度，不能不首先变革文化。事实上，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对文化的重要性及其变革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洋务运动时期，更多的人认为西方强大主要是军事和科技。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变法期间，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改变封建制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然而中国仍然陷于军阀割据。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弊端有了一定的认识，提出发展民主与科学，这不能不说是对历史发展的较为深刻的认识。青年毛泽东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这是符合实际的。第一，传统文化缺乏分科，这是一个弊端。这个弊端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生活在学术上的体现。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一章中就指出，分工带来熟练，带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带来创造与发明。这是西方近代生产力取得较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青年毛泽东看到了这个问题，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事实上，我国近代以来，学校开始分科学习，分数学、天文、化学等学科，这些社会现实对青年毛泽东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二，青年毛泽东批评传统的“政教合一”，也是正确的。我国自秦朝以来，尤其自西汉以来，学术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封建政治，成为政治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的发展，从而影响了社会发展。第三，我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重学理、轻应用的情况，直到明清之际，王夫之、顾炎武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要改造中国社会，不能不解决好这个问题。青年毛泽东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为他后来注重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作了一些准备。第四，青年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封建文化与封建制度的联系。从批评传统文化的弊端、批判“三纲五常”到批判封建制度，虽然这时候青年毛泽东的认识在有的方面还不够科学，但他开始从关注纯学问转到要求政治问题的解决，这是一大进步。这些努力，为青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了重要准备。

毫无疑问，青年毛泽东批评传统文化的弊端，并没有否定传统文化中的合理的优秀的东西。比如，虽然青年毛泽东开始认识到我国古代大同社会难以实现，但他认为这个理想是有合理性的，是值得追求的。他认为近代中国的变法，都是从宪法、总统、内阁、教育、实业、军事等问题入手，这些在他看来只是些枝节问题，他认为大同社会是人类的理想。再比如，他对儒家的合理性是肯定的，他对孔子提出的道德和仁爱精神基本是肯定的，只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对儒家的阶级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为他后来提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值得研究作了一定准备。

文化是社会制度的灵魂，青年毛泽东提倡通过改造传统文化来改造社会，这是很有见地的。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代青年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等内容“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5]18，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5]18，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牢牢扎根。

二、主张从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准备

1917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指出倡学要注重本源，认为康有为等人提倡变法缺乏本源，“徒为华言炫听”[3]85。他认为要改变天下就要改变天下的人心，而不在于细枝末节；而要改变人心，还要从大本大源着手。他指出：“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3]85虽然枝节不可少，但必须要有本源。因为本源就是真理。那么，要获得这些真理就需要做深刻的学问，这个学问，就是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他提出要从哲学和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3]86。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变换了全国的哲学，就会从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伦理学是研究做人的学问，也是根本性的学问。因此，可以说，青年毛泽东抓住了做学问的根本。要从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必须从改变世界观和方法论入手，青年毛泽东的思考方向是正确的，这为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了准备。毛泽东同志之所以看问题深刻，从根源上说，就是因为他善于从哲学角度看问题。如果说，1930年5月，他写的《调查工作》（后来改为《反对本本主义》）还是初步从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那么，1937年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阐述了为什么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哲学依据和基本要求等。这些著作为什么能极大地提升全党理论水平，关键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解决了问题，也就是从哲学上解决了问题。

从现在的意义来说，要变换全国民众的思想，有待于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当代青年学习毛泽东同志，必须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6]党中央反复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不但要学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且要学好其中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希望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能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的可靠保证。

三、主张抛弃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寻求科学的指导思想

（一）经过研究、比较，抛弃了各种幻想

在近代中国，对如何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有过种种主张。例如，有君主立宪、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青年毛泽东也曾经受到过其中一些思想的影响。青年毛泽东主张过工读主义。他为了追求新社会生活，曾经在1918年春天邀请几个朋友在长沙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活动，但没有实现。1919年春天他又设计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结合为一体的“新村”，学生自动研究和工作，从事种园、种田、畜牧养殖等，实行工读主义。工作要与生产结合，学生要习惯农村生活，反对只驰骛于都市生活，这种将教育与家庭、社会联系起来，反对孤立办教育的方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可是，这个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因为在中国社会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之前，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革教育的。1920年6月7日，青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承认“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7]57。

青年毛泽东在比较研究中，注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看一种学说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例如，实行工读主义虽然有一些作用，但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推行湖南自治的做法，虽然对反对专制有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中国问题。二是注重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中国的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教育问题、科学问题、实业问题等才能解決。三是避免空谈。青年毛泽东之所以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就是因为它回避问题，成为空谈，因而不能采用。他对时人提出的温和的共产主义的方法也持否定态度，是因为这种方法不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他认识到俄国革命斗争的方法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接受了它。

（二）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有科学的“主义”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给青年毛泽东等一大批青年人以深刻影响。他们将主要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革命方面来。1920年，毛泽东同志先后在北京、上海直接接触和联系了李大钊、陈独秀，同年7月他回到长沙，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联络“真同志”，成立了文化书社和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等。据后来毛泽东同志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提到他自己是1920年夏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毛泽东同志重新思考了以前赞成的湖南自治主张。他强调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有一种主义，有了主义，才有信仰，才能造成空气。他认为，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7]70。他指明“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7]70。他非常赞同蔡和森提出的将中国共产党建成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主张先建立共产党，然后再组织工团、合作社等。在毛泽东同志等人的努力下，长沙早期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7]57。1921年1月21日，他复信在法国的蔡和森，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7]78。他称赞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版的刊物《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8]4。

青年毛泽东后来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择仿照俄国革命道路，是因为他认为这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自然、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能够指导改造中国社会。毛泽东同志后来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还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8]11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5]16这就启示当代青年，只有弄清马克思主义才能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当代青年要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等方面进行把握，才能明了其指导意义，才能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坚定的信念。

（三）注重研究社会改造的方法

1921年1月2日，在新民学会召开的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列举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以教育会员，同时说明了要选择列宁的俄国式的方法的理由。他指出改造社会的五种主张是：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他认为，社会政策只能补苴罅漏；由于议会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因此社会民主主义想借议会为改造工具是不可能的；权力总是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也做不到；资本家不会放弃他们的利益，因此，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行不通。他提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7]76-77。

青年毛泽东十分注意方法研究。这对他后来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也有深远的影响。他后来倡导的基本方法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还有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解剖麻雀”、一般工作和中心工作相结合、“波浪式前进”、“多谋善断”等，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青年毛泽东注重研究方法启示当代青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上，把握好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等世界观和方法论尤为重要。

四、深刻阐述开展民众大联合

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就非常注意民众的力量。1919年7月14日，由他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创刊并出版。毛泽东同志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等系列文章。这时他对民众力量的认识已经很深刻，这为后来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一）论述了民众联合的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认为从历史上看有运动就有联合，大运动有大联合，小运动有小联合。他指出：“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3]338他认为，运动取得胜利的很重要原因取决于民众的联合。他认为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民众的联合，而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3]389，没有民众的联合。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明确提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7]41青年毛泽东重视民众的力量，除了总结历史教训，跟他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关系。新民学会广泛研究西方新思想，其中马克思主义是重要内容。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期间，毛泽东同志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二）指出了民众联合的基础是共同利益

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明确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7]41他认识到，由于人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共同利益；由于共同利益的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联合，有农民的联合、工人的联合、学生的联合、女子的联合、教师的联合、警察的联合、车夫的联合，等等。这个认识，一是来源于青年毛泽东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观察和分析。他早年不但了解农民的疾苦，而且多次深入工人群众，对他们的需要非常了解。二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在社会中的基礎作用有一定的了解。这些早年观点为他后来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倡导注重社会经济调查的思想打下了基础。

（三）强调要做到民众的大联合必须从小联合做起

毛泽东同志指出：“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3]378他认为有了各种小的联合，大的联合才有可能，也才会巩固。注重从具体的基础做起，这是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候就练就的品格。这是他能够领导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发展到“可以燎原”的个人品格所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部分领导同志在革命中所犯的“左”倾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缺乏从小做起、缺乏从基础做起的坚韧品格的结果。

（四）指出了民众大联合要有实际行动

青年毛泽东认为过去我们的民众没有什么联合，其根本的原因不是民众没有能力，而是没有实际行动。反动统治者不允许民众开展政治、学术、社会等方面的联合，但是压迫越重反抗越大，压迫越久反抗越快。青年毛泽东积极组织开展了民众大联合的实践。比如，他邀约同学共同读书共同生活、领导湖南民众驱逐军阀张敬尧、倡导湖南省的自治运动等。尽管这些早期活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但是这些活动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不仅锻炼了青年毛泽东，而且也加深了青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五、注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一）阐述了基层组织的重要性

青年毛泽东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他指出：“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3]530没有基层组织，就好比建立在沙堆上，基础十分脆弱。他认为，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每一个都没有基础，因此，都是空架子，倒塌就会很快。他认为，近代中国没有凝聚力，像一盘散沙，没有力量，关键是没有基层组织。中国同盟会虽然有自己的纲领，有一批人才，但是，它的组织松散，也是只注重上层，忽视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建设，因此，同盟会缺乏战斗力。1920年11月25日，他在致罗章龙的信中总结从康有为领导的变法到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都致失败的原因时指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涂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3]553

（二）积极开展基层组织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地方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基础。毛泽东同志等于1918年4月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以及后面成立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思想和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引导新民学会从单纯的关心学术转到关心政治和社会。新民学会成立时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经毛泽东同志等的努力，后来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第二，搞好主义宣传和加强组织活动基地建设。文化书社是毛泽东同志于1920年9月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是新民学会在国外的会员和国内会员、湖南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国内其他地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联络站。文化书社的总社在长沙，此外，还在湖南的平江、武冈、宝庆、衡阳、宁乡等地设有分社，在一些学校设有销售门市。文化书社的负责人一般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少数非会员也是与新民学会有联系的进步分子。文化书社不仅注重宣传一般的新思想，而且特别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很明确，毛泽东同志是要引导文化书社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2日文化书社通过的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明确提出要以销售各种有价值的书报杂志为主。文化书社出售的书刊有译著《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销售最多的杂志是《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等。第三，注意组织、教育、团结“真同志”，建立核心阵地。1920年11月，毛泽东同志称赞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组建共产党是“根本改造的计划”[7]72，强调团结同志是十分要紧的事。新民学会存在的三年时间里，培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会员中的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陈昌、张昆弟、罗学瓒、郭亮、夏曦等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青年毛泽东关于基层组织的重要性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思想，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得到发展。比如，在三湾改编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在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出加强农村党的支部的马克思主义建设，在古田会议上提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根据地建设、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思想，无不与他早年的经历有紧密的联系。青年毛泽东关于组织建设的思想启示当代青年，只有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才能使党具有坚强的战斗力。

六、注意在结合中国实际中学习借鉴外国经验

（一）认为中国社会改造需要借鉴俄国经验

文化书社成立后，青年毛泽东等又组织俄罗斯研究会。该研究会的主要工作是：办俄罗斯丛刊，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研究；积极派人到俄国考察；提倡到俄国勤工俭学。青年毛泽东十分重视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1920年9月5日，他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7]63这是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较早、较全面的总结，其中包括对革命需要主义、政党、群众基础、时机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为他以后研究国情、党的建设、群众工作、革命条件等作了初步的思想准备。在毛泽东同志的努力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等16位进步青年到上海学习俄语，然后去俄国留学。毛泽东同志还将新民学会会员留学重点从法国转移到了俄国。

（二）强调不要盲目迷信外国，借鉴别国经验要结合中国实际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就善于独立思考。20世纪初，留学西方的人相当多。他是主张留学的，但他反对盲目留学。1920年3月14日，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提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3]474他提出暂时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他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474他强调：“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3]474他认为“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3]474。

青年毛泽东的上述思考，为他后来寻找中国革命道路、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反对教条主义、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等作了一些思想准备。他后来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是既主张学习别国经验，又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的光辉典范。青年毛泽东关于如何借鉴别国经验的思考，对我国当代青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别国的东西是要学习的，但必须是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去学习，离开本国实际问题盲目照搬，就缺乏针对性，容易陷于空谈。青年毛泽东的思考和选择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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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韦荣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