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乡村治理的时代契机、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吴爽 李哲

摘要：数字乡村治理是将中国式现代化落实到乡村的重要维度，为提升乡村治理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提供了科技支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以数字为引擎推进乡村治理转型发展，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树立数字治理思维，强化数字人才隊伍建设；倡导多元参与机制，构建多元共治数字治理模式；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数字治理方式；统筹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布局，夯实数字治理基础。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治理；数字乡村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3）06-0075-06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辽宁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L23ASH004）。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23这一论述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的同时，也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向。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数字技术为这一过程提供了重要引擎和动力。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中明确指出，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2]。因此，数字乡村治理是将中国式现代化落实到乡村的重要维度，为提升乡村治理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提供了科技支撑。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看，国内学界主要从数字乡村治理的必要性、模式、困境及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关于数字乡村治理必要性的研究。沈费伟、陈晓玲从国家战略需要的角度提出，数字乡村治理有助于促进乡村现代化治理水平，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实现机制[3]39。戴旭宏、倪玖斌从数字技术发展的视角来看，认为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和重要工具[4]。关于数字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有学者提出建立完善的乡村治理数字化体系，高国伟、郭琪设计了乡村知识治理模型[5]，王文彬和赵灵子提出了柔性数字治理结构[6]；还有学者认为应建设适宜的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高其才提出构建智能化乡村社会治理平台体系，通过设立App、建立微信群等智慧治理平台，打通联系、服务村民的“最后一公里”[7]。关于数字乡村治理转型困境与实践路径的研究。丁波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提出了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的优化路径[8]。武小龙提出当前数字乡村治理主要存在硬件滞后、软件互斥、表面数字化、侵蚀乡村性等风险挑战，未来应当在软硬件建设、组织整合、人才培育等方面持续发力[9]。

综上，学界对数字乡村治理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效。众多学者围绕数字乡村治理的必要性、模式、困境和路径等展开深入探讨，呈现了数字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但鲜有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研究数字乡村治理。数字技术和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将有助于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于此，本文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乡村治理，分析其推进的时代契机，总结实践困境，并探索优化路径，以期进一步丰富学界的研究成果，回应现实需求。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数字乡村治理的时代契机

数字乡村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创新形式。数字乡村治理的提出，顺应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满足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契合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根本目标，贯彻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发展理念，从而更好地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所提出的时代诉求。

（一）数字乡村治理顺应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营造良好的参与氛围，充分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到治理当中。当前，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不少村民长期在外务工，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程度低，主体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导致了实施有效乡村治理的困境。数字乡村治理拓宽了主体参与的渠道，通过“数字平台+移动终端”，将多元主体汇聚在同一治理空间，实现了跨时空、跨地域的交流与沟通，解决乡村治理中人口外流造成的治理困境，最大限度地借助网络的开放性和共享性构建了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连接通路，为乡村治理主体互动提供了新场域、新空间，适应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治理现实。

（二）数字乡村治理满足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城乡融合发展角度看，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高乡村富裕程度。数字乡村治理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了有效途径。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通过“互联网+”模式，将教育、医疗、养老等向乡村地区延伸覆盖，实现乡村民生需求与城市服务供给的有机衔接[10]，不断创新民生服务方式，拓展公共服务场景，使民生服务日趋智慧化、便利化、人性化，推动城乡融合走向深入，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通过统筹推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在农村电子商务、互联网特色农业等领域的运用，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村民增收增利，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满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三）数字乡村治理契合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强调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全面增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步改善。数字乡村治理不仅可以提升乡村物质文明程度，而且可以为乡村注入精神动能[3]43。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促使乡村交通、物流、水利、电力等传统基础设施向数字化转型，同时鼓励开发多元化的数字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借助数字技术为村民获取数字资源提供了开放的渠道。例如，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创办的“书香文山数字农家书屋”，引入数万册精品电子书、有声书和解读书，满足了村民多层次多领域的精神需求。

（四）数字乡村治理贯彻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发展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数字乡村治理通过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手段”的系统化、精准化应用优势，实现技术进步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通过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对涉及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置等设施的运行使用情况及自然资源资产的管理情况进行数字化管理，推动乡村生态环境、生产生活、资源开发等领域向绿色化、低碳化方向发展，提升乡村环境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探索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积分制，量化考核乡村环境卫生、社会风气、家庭美德等综合表现，畅通互联网、手机移动终端等线上受理渠道，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帮助村民树立责任意识，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理念。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数字乡村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仍不同程度存在传统思维认知与数字治理理念差异、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治理格局有待完善、现有体制机制与数学技术升级不相适应、乡村基础设施与数字治理发展要求不适配等困境，制约着数字乡村治理的转型发展。

（一）治理理念：传统思维认知与数字治理理念的差异

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进程首要的是乡村治理场域中诸多主体的思维转换。然而，受乡村环境的影响，乡村治理场域中部分主体形成了守旧求稳的传统思维认知，与倡导开放共享的数字治理理念之间形成了一定张力。一是部分基层政府对数字治理的认知受限，没有充分意识到数字技术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改变治理方式的重要驱动力，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了解不够深入，导致无法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前瞻预测和科学决策。二是部分村级干部尚未充分认识到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范围和在乡村治理中的潜在优势，对数字乡村治理重视不够，使得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落地过程中受阻[11]。三是受知识文化水平所限，不少村民数字素养不足，缺乏对数字乡村治理内在意义与价值的理解与认知，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利用数字技术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提高日常生活质量。

（二）治理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乡村治理格局有待完善

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12]，到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重申在乡村要健全多元主體参与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国家始终关注着乡村治理主体的建设问题。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企业、农村社会组织和村民等都是数字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协同参与、良性互动是乡村善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目前村民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缺位较为明显，社会组织参与数字乡村治理深度有限，企业参与数字乡村治理意愿不高，多元主体间尚未形成有机整合、协同高效的耦合联动机制，导致数字乡村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乡村治理格局有待完善。

（三）治理制度：现有体制机制与数字技术升级不适应

数字技术的升级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规则，乡村治理体制机制也应与时俱进，跟上数字治理的脚步。但是，目前与数字化升级相匹配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建设仍相对滞后。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的风险防范机制缺失，集中表现在对数据的监管和保护不力。在数据采集、处理、存储等环节，存在缺乏有效监管、数据权属界定不清等问题，加剧了信息泄露与侵害的风险。另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的监督考核机制有待优化。目前，数字乡村治理成果的考核评价指标不够清晰、考核工作流程有待细化、考核方式较为单一，考核评价缺乏针对性，因而未能有效检验数字乡村治理的实际效果[13]。

（四）治理基础：乡村基础设施与数字治理发展要求不适配

统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布局是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的基础条件。目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数字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互联网+”在农业农村得以广泛运用。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存在一定差异，部分边远地区乡村通信网络还未实现全覆盖，网络信号还不够稳定，线上医疗、线上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远程供给水平和覆盖水平还有待提升，制约着数字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进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向。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以数字为引擎促进乡村有效治理，是摆在乡村治理面前的重要问题。鉴于数字乡村治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仍存在多重实践困境，应从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树立数字治理思维，强化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倡导多元参与机制，构建多元共治数字治理模式；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数字治理方式以及统筹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布局，夯实数字治理基础等五方面着手。

（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1.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数字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14]因此，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一方面，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牢牢把握数字乡村治理的正确方向，实时掌握数字乡村治理各项工作开展和落实情况。另一方面，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牵引力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动员力，使企业、社会组织以及村民等主体参与数字乡村治理，构建和完善组织联动体系，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互联互动。

2.促进基层党建与数字乡村治理深度融合。促进基层党建传统优势与数字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可以更好地发挥党建在数字乡村治理方面的引领作用，为此，要创新党建数字化管理，加强党建信息化建设，推动数字党建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实时掌握数字乡村治理各项工作开展落实情况，强化对数字乡村治理的跟踪管理。建立村委党组织信息图谱，将党组织的基本信息、党员名册、党员履职情况、党建活动记录等内容数字化存储，实现信息的集中管理和便捷查阅。建立党务工作的电子化运行机制，包括会议通知、文件传递、信息共享等，确保党建活动的有序进行。

3.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党员干部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执行者，在数字乡村治理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此，要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作用。一是增进党员干部对数字治理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通过各级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校专题课程培训等方式，提升党员干部的洞察、决策、执行和引导等多维度的数字领导力，实现党员干部从“适应数字化”到“引领数字化”的转变。二是提升能力素质。邀请相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通过讲座、研讨会对基层党员干部开展数字化教育，或选派党员干部到相关机构学习、交流，提升党员干部数字治理能力。

（二）树立数字治理思维，强化数字人才队伍建设

1.树立数字治理思维。推动数字乡村治理，首先需要转变各主体的传统思维认知，形成数字时代所需的互联网思维和现代化意识。无论是基层政府、村级组织、企业还是村民，均需树立数字治理思维。基层政府作为数字乡村治理的主要治理主体，应树立数字治理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形成整体协同、开放共享的治理思维，从思想上率先破除数字乡村治理的障碍。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比如，举办技术博览会或实践应用某项数字技术产品，使企业、社会组织和村民通过对数字技术的亲身感知，体会到数字化给日常生产生活带来的便捷，从而增强他们对数字乡村治理的认同，以及依托数字技术更好实现利益诉求的信心。

2.强化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在促进主体思维转变的同时，亦需要构筑数字人才队伍，建议从育才、引才、用才三个维度构建数字人才培育长效机制，突破数字乡村治理在人才方面的“卡点”。一是重视乡村数字内生人才培育。基层政府可以与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等开展合作，通过线下实践培训、线上视频教学等多种形式提升乡村基层管理人员数字治理的能力。实行“订单式”教学模式，针对乡村实际需求，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数字技能课程教学，提高他们的数字治理能力。二是实施人才引进政策。通过“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等项目，提高人才待遇，持续引进人才。同时，加大柔性引才力度，对不便长期在乡村扎根居住的人才采取兼职的方式进行吸纳。三是创新人才使用机制。对乡村数字人才给予充分支持，把他们放到重要岗位，让他们参与数字乡村治理发展计划，充分释放乡村数字人才创新活力，构建“才尽其用”的格局。

（三）倡导多元协同参与，构建多元共治数字治理模式

1.全面发挥基层政府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加大基层政府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通过整合和协调各类资源，包括财政资金、人力资源等，确保数字乡村治理工作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将上级党委、政府关于数字乡村治理的政策与规划落实到村级层面，确保各项措施在乡村得到有效执行。同时，积极参与项目的实施，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信息化服务等，制定项目计划，监督进度，确保项目按计划进行。

2.充分发挥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鼓励市场主体以村务智库、项目负责等形式参与数字乡村治理，并通过对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市场主体采取政策激励，如税收减免，提高企业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发挥红白理事会、乡贤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社会组织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作用，拓宽社会组织数字参与维度。比如，社会组织可以协助村委会开展互联网技术普及和培训活动，或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社会服务与民生关怀，为村民提供便捷、高效和智慧化的社会服务。

3.有效发挥村民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村民是乡村治理的直接受益者和主体建设者，要通过多种途径提升数字乡村治理公众参与水平。一是提升村民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能力。通过开办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班，对数字弱势群体进行培训，提高村民数字素养和技能。二是拓宽村民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途径和渠道。鼓励村民通过村庄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参与乡村治理，实现村民与村干部的有效互动。三是加强示范引领，带动公众参与。以村民的情感为切入点，以情感化的治理模式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在数字乡村治理中，应重视发挥乡村带头人的作用，通过在带头人家中先行试点应用某项数字技术，继而带动整个村庄，获得村民对数字治理的认同。

（四）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保障数字乡村治理有序运行

1.健全数字乡村治理的风险防范机制。识别、预测和分析数字乡村治理中存在的潜在风险，有助于及时规避风险，更好应对风险。一是做好数据风险防范体系的顶层设计。强化对数据泄露、数字技术异化、隐私安全等风险的预警、识别、防范及处置能力，比如，利用区块链进行数据隐私保护。二是完善鄉村数据管理机制。规范乡村数据的采集、分析、存储和使用，明确各种数据共享的范围和用途，做到集中管理、集中维护、灵活调动。三是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应用立法进程。国家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字管理者和使用者的职责权限，厘清数字的产权、使用权等权利归属，保障数字乡村治理的有序运行。

2.完善数字乡村治理的考核评价机制。治理的好坏，归根结底要看治理的效果，而对治理结果进行考核是检验治理效果的重要途径。因此，应该通过搭建平台、倾听民意、完善程序等途径建立科学的数字乡村治理成果考核评价机制，以提升数字治理效果。一是构建考核评价指标。坚持以数字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从提高治理效能、回应村民诉求等方面构建数字乡村治理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将政府服务效率、村民满意度、村民参与度等作为考核评价的核心要素，使村民真正掌握数字乡村治理的评判权，提高质量考核在行政考核体系中的分量与权重[15]。二是完善绩效考评方案。制定明确的乡村数字治理目标，使政策执行的绩效能够量化和衡量。定期进行绩效考评，使政策执行情况能够持续监控。根据绩效考评结果，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实施奖惩机制，对绩效考评达到优秀的部门和个人给予奖励，对未达标的部门和个人进行相应处罚，提高考核质量和水平。

（五）统筹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布局，夯实数字治理基础

1.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乡村治理的顺利进行需要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载体。因此，要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大政府相关专项资金对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推动乡村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二是加快乡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终端数字化改造，推动乡村宽带网络普及，优化乡村移动通信网络，使乡村成为数字新基建的重要阵地。可尝试建立偏远地区乡村数字化服务的优惠机制，鼓励各地采用政府补贴、企业让利等方式促进数字化服务终端普及，降低数字技术使用门槛，进一步提高乡村使用互联网的积极性。

2.完善乡村公共信息服务供给。夯实数字乡村治理的基础，既要注重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又要注重文化环境、公共服务的发展，补齐乡村公共服务短板。一是建立统一的数字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不同层级、不同系统之间数字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共享，打通数据共享平台梗阻，实现数字资源部门联动协同。二是提升线上政务App等移动应用的功能完善度和持续运营能力[16]。针对村民的需求，提供更加丰富和实用的功能，包括信息查询、在线申办、支付服务等，拓宽线上服务覆盖率，优化办事流程，降低民众的政务服务参与门槛。三是打造数字乡村智能化监控平台。例如，河南开封市杞县裴村店乡党委、政府以“雪亮工程”“数字乡村”摄像探头为基础，以云播为宣传总抓手，利用“手机屏+电视屏+指挥室智慧大屏”三合一终端，打造数字乡村综合服务平台，实现治理数字化和精准化[17]。

五、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城乡协调发展，重视乡村发展，走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道路。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乡村治理是一个动态过程，数字乡村治理的运行结果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需要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来跟踪调研，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乡村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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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彩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