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音乐现实主义美学维度探微

张 鹏

（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南宁 530000）

左翼音乐运动是左翼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左翼音乐是革命历史时期“战时语境”[1]下的文艺创作，左翼音乐文化显现出鲜明的革命意识形态也体现出左翼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创作的某些特征。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成立，左联成立之初国内文艺界从苏联介绍引进了大量文艺思想，以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为指导并借鉴苏联革命文艺成就，在国内文艺界树立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旗帜。以左联为主要领导核心的革命文化战线建立后，便开始不断的介绍引进苏联新的文艺理论与创作理念，这时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作为苏联文艺创作的主要方法，引起了国内文艺工作者的重视，这种文艺理念被引进之后对我国左翼文学、电影、音乐等文艺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左翼音乐组织自发端起便自觉接受以“左联”为领导核心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领导，同时在创作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创作方法的革新，积极践行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文艺理念，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经验与美学理念深入贯彻到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创作中，有机地将这种文艺创作理念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与政治话语环境，运用现实主义的理念创作了大量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与反映现实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随着现实主义的官方权利话语地位逐步得到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作品，在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观照下自觉成为传播革命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左翼文艺创作的动机与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的审美经验与审美视角都有紧密关系，现实主义美学理念观照了左翼文学、电影、音乐等艺术体裁的创作，同样也建构起了以现实主义美学为理论支撑的文艺创作批评话语体系。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在革命历史时期对广大劳苦大众现实生活现状的揭露，对典型环境中具有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形象进行了建构，对战时语境下人们革命意识形态的叙述，对阶级矛盾的刻画等等，都体现出鲜明的革命性、时代性、与阶级性。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理念和创作方法，引领左翼文化运动的文艺理论方向，同时也成了左翼文化运动中重要的文艺创作指南，左翼音乐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借鉴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真实的社会历史语境下真实的反映现实，真实的塑造典型性格，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经验与革命现实，最终起到教育启蒙大众的作用。吕骥在《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一文中高度肯定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他看来只有运用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方法，才能建立中国新音乐强固的基础，才能获得未来更大的胜利。[2]吕骥曾对聂耳的音乐高度评价，在他看来聂耳的音乐彰显出了典型的时代精神风貌，聂耳的音乐创作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在于音乐创作中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为主要遵从。通过对聂耳的音乐作品的体悟，高度评价了现实主义音乐的创作方法，同时鼓励了左翼音乐创作所遵从的现实主义方向。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一书中提道：“把对现实反映的这种普遍性作为人同他的环境的各种相互关系的基础，对于审美的认识最终会得出世界观上极其深刻的结论”[3]，吕骥对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有着自己的见解，“一个共通的世界观和反映着世界观在他们作品之中的共通创作方法。这种新的创作方法在苏联被称之为现实主义。[4]”同样他认为“以现实主义为指导创作的反映劳动人民的歌曲才是与产业工人高度契合的，这种新的实践证明了是聂耳开辟了音乐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广阔道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其影响比以往其他的创作方法更加深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始终贯穿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这对我国左翼文化运动时期乃至对三十年代以后的国内文艺批评思潮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左翼时期的音乐创作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文艺创作理念决定了贴近工农大众的体现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音乐作品诞生，现实主义的文艺理念引领着左翼音乐创作理论的发展方向，也正是这种文艺理念为我们探究左翼音乐创作的美学理念与审美方式提供了线索。本文将通过学科交叉视野下的文学理论观照左翼时期经典音乐文本，遵循左翼文艺思想进而观照左翼音乐的审美，运用现实主义美学、文学“叙事”之维、“抒情”之维，从音乐本体的视角、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视角来看左翼音乐的创作理念，建构出左翼音乐作品中所蕴含的现实主义美学维度，并对左翼音乐现实主义美学维度作出客观认知与论述。

一、革命叙事维度

通过借鉴文学叙事的视角观照左翼音乐革命叙事，笔者将左翼音乐的革命叙事维度定义为：现实主义美学观照下具有普罗情结的、写实生活、彰显革命立场、反映社会现实的音乐作品创作。叙事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左翼文艺工作者，叙事的客体是革命历史语境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新时代的社会语境下文艺作品的创作大多以一种“红色经典”为主的宏大史诗的再现来进行叙事，重现了革命伟大历史画面，为唤起广大人民群众对红色文化的记忆，宏大的叙事宣扬了积极的社会价值观，促进了红色思想精神的发展与延续。左翼文学、电影、音乐等文艺创作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诞生了许多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文艺创作为左翼文艺无产阶级“革命叙事”提供了可能，同时左翼文艺自觉参与到了无产阶级政治理念的文艺实践活动。现实主义的文艺理念要求不仅要真实反映生活，还要真实地刻画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形象的维度，其本身具有叙事的动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结合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诞生了贴近生活现实、反映真实革命斗争的现实主义作品为无产阶级革命叙事奠定了基础。

左翼电影与电影歌曲的创作承载着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建构的功能，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下两种异质的“革命叙事”艺术体裁；左翼音乐发轫于左翼电影歌曲的创作，左翼音乐的生长基与左翼电影文化的兴起有着密切关联。左翼电影与电影歌曲两者都是在特殊历史语境下意识形态传播的主流媒介，在两者互相观照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左翼电影歌曲逐步脱离电影艺术载体趋向个体独立发展，在革命历史时期担负起了自身的社会历史使命，最终成了音乐经典。左翼时期诞生的音乐作品最为典型的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部歌曲由聂耳谱曲、田汉作词。这部抗日救亡体裁的电影作品，它的主题音乐《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取得了重大成功，在当时社会语境下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救亡热潮，它唤起了中国人内心的坚强勇毅与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气魄，这部作品极具历史革命意义且深入人心，传唱至今早已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骨髓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它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曲调激昂且坚定有力，歌词刚毅且具有很强的战斗号召力，它是时代的强音也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有力体现，这首歌曲已经深深地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除此之外有聂耳为电影《大路》创作的主题歌曲，序歌《开路先锋》与主题歌曲《大路歌》，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形象地刻画了革命历史时期典型工人的形象，把青年工人不畏牺牲、刚毅团结、勇敢无畏的精神品质描绘得淋漓尽致，鲜明地揭露出阶级压迫下工人的现状，揭露出社会阶级压迫下的矛盾根源，讴歌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并建构了工人的具有革命性的典型形象，这种现实主义方法的实践遵循了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即“除细节真实之外，也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在音乐作品中音乐家用音符对特定社会语境下工人阶级进行了由内而外的刻画，侧面反映出阶级压迫的真实性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音乐家通过音乐文本对现实社会生活现状的写实，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刻画，从这个维度来看音乐家完成了向普罗大众的价值、意识形态的转述，这个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叙事，且在革命斗争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普罗文化思想引领左翼音乐家走出“象牙塔”，以免他们沦为“象牙塔”里的声音设计者，左翼音乐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地承担其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者，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大众现实生活的、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意味且真实反映现实的作品。左翼文艺作品体现出的大众性、阶级性、革命性、民族性、思想性、教育性等优秀品格，同样这些品格又是左翼音乐创作所务必遵从的纲领性要求。冼星海作曲，田汉作词的电影歌曲《热血》是电影《夜半歌声》中的插曲，号角般的曲调催人奋进，慷慨激昂，音乐激荡有力，诉说着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情怀，歌词中“不愿做那奴隶！不愿做那牛马！头可断血可流！”歌曲中为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与敌人抗争到底的革命精神震撼人心，对未来光明的渴盼以及对胜利的愿景是这部作品的中心主旨。整首歌曲叙述了一幅革命斗争的真实情景，建构了一个典型环境下革命人士的典型英雄形象，叙述了革命人士坚定的革命情怀与永不退缩的抗争精神，歌曲通过对阶级压迫下抗争精神的颂扬，直接反映了社会语境下革命人士的心理状态，艺术化地再现了现实环境中革命斗争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音乐必须成为积极参加共产主义建设的一分子，同时它要反映出今天在苏维埃现实里面的将来的变化并塑造出新人——这个社会的缔造者的形象”[6]。由此，在笔者看来左翼音乐不仅是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社会意识形态”[7]，还是具有政治倾向的叙事方式，不仅承载着政治价值叙述与宣扬政治立场的功能，而且在阶级革命斗争语境中通过“普罗文化”文艺理论的加持，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历史语境中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与国族认同，为中国共产党夺取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阵地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二、革命抒情维度

“革命抒情”是一种革命审美理想的革命审美精神的典型外化，它有一个诗意的、浪漫的核心，是一种革命审美理想实践。革命抒情与现实主义相互交织且双重变奏，音乐作品在现实中抒情，抒情不离现实。“抒情”一词更多地运用在文学范畴，在文学话语里抒情有着多重含义也具有不同的抒情审美层次，王德威则认为抒情是一种“政教论述”，还是一种“生存情景的编码形式”。抒情不单指一种个人情感的流露或者文类风格，文学的抒情维度是宽泛的，从抒情的维度来看，音乐的抒情相对于文学是具象的且是多维的，它更多的是由感性材料拼接而成，可以更直接生动的反映真实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将革命信念与革命情怀内化为一种抒情的方式，进而在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中有情的显现出来。

具有典型抒情维度的音乐作品《渔光曲》是一首运用现实主义美学理念创作的歌曲，由安娥作词，任光谱曲。音乐曲调委婉抒情，情感真挚深刻，伴随着凄婉的主题动机旋律，渔民悲惨的现实生活经历在音乐中娓娓道来，该作品真实反映了渔民困苦不堪的哀怨心情，真实深刻的揭露了底层人民水深火热的悲惨遭遇，抒发了对生活在底层人民的同情与悲悯之心，这遵从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要求，体现出现实主义的抒情倾向性。歌曲以一种抒情的方式，把作曲家涵盖在音乐中个人的话语转化为阶级压迫的群体批判话语，从另一维度激发了劳苦大众对阶级矛盾的深刻认知。充满现实主义抒情维度的音乐作品，真实反映社会的现状，对典型环境下人物的悲惨遭遇的叙述，以一种抒情式的口吻再现现实情景，从而在无产阶级革命现实主义的音乐作品中迸发力量。抒情性的音乐与旧社会充满血泪愁苦的主题双重交织变奏，音乐色彩暗淡但主题鲜明曲调舒缓，真挚流露出旧社会语境下的渔民悲惨生活经历，以一种抒情的方式写实了底层人民在阶级压迫下的生活种种，音乐通过这种审美姿态来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想象。三十年代所创作的如《渔光曲》这样的音乐作品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具有抒情维度的音乐作品，注重写实情结并从其中自然流露情感与抒情的倾向，依据现实社会生活素材塑造了形象同时也创造了美，因此，需要通过一种审美方式在现实主义的音乐作品中真实意义上的美。

现实主义抒情情结这主要由音乐“有情的写实”所决定，作曲家以“抒情”方式来赋予作品浓厚的情感，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时代的面貌，紧密结合社会现实。音乐的写实与有情皆离不开音乐曲调的元素，音乐的“形象”与真实情感抒发紧密关联，个人抑或家国情感通过音乐来建构了一种审美形象在其中，进而若将这种审美外化与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社会产生共鸣，则音乐中的曲调必须要体现其大众性与民族性以及阶级性的鲜明特征，这与左翼音乐的特征相契合。反之，唯有大众性、民族性、时代性的曲调才更可能更加深入群众与贴近群众生活，才能真实的反映群众生活，真实的反映群众的思想精神风貌，真实地刻画社会现实，这种音乐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经验、抒发革命情怀与革命理想的情结具有革命抒情的维度。对革命理想的抒发，对社会现实生活中矛盾的叙述，从而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在文艺创作中内化为一种潜在的力量涵盖在了文艺抒情的范畴内，然后以一种艺术化方式表现出来。左翼音乐运动在现实主义文艺理念的加持下显现出一种革命抒情的诗意风格气质，用抒情的方式召唤出无限的斗争精神与革命力量，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抒情化的情感体验转化为阶级斗争的革命力量，并将其内化成为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坚定革命信念。

“革命抒情”之维，在笔者看来革命作为一种“政治理念的实践方式”[8]，音乐作品中所显现的革命抒情维度有其自身的审美层次且蕴藏着丰富的情感寄托，这种抒情维度体现了革命的审美理想，我们从审美的视角看左翼音乐文本中的抒情，可以看到它与现实主义相互交融且双重变奏，反映对理想社会形态建构的企盼，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并最终都其内化为一种有情的革命信念与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