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梦华录》看追求现代性审美认同的跨媒介改编策略

舒 心 杨 智

（广西大学艺术学院戏剧,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530004）

苏联电视理论家E.萨巴什尼柯娃曾言：“电视是以公然模仿戏剧和电影起步的。”[1]我国早期的电视剧艺术是通过搬演、借鉴已有的戏剧作品才得以发展壮大的，电视剧自诞生起就与戏剧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随着影视行业的成熟发展，观众群体日益庞大，文化消费市场日益繁荣，好剧本供不应求。改编成为影视界重要的创作方式，戏剧艺术不断从舞台走向荧幕，使得更多的经典作品走进观众的视野。因此，跨媒介改编现象也成为艺术创作中的热门议题。近期，由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所改编的电视剧《梦华录》问世，开播后热度居高不下，引起观众的大量关注和广泛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梦华录》开播时豆瓣评分8.3分，拿下2022年国产剧豆瓣最高开分，此后评分涨至8.8分，在该剧播到中后期时风评出现两边倒的现象，播毕时评分降至8.5分。笔者试图从《梦华录》口碑评分双下跌的现象窥探此类改编策略的得失以及背后的动因。

一、以现代女性意识重构古代女性形象

关汉卿在《救风尘》中塑造了三位女性形象：刚烈勇敢的赵盼儿、从良心切的宋引章和图财卖女的宋母。改编自《救风尘》的《梦华录》在原著的基础上对赵盼儿和宋引章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增添了主角孙三娘以及次要女性角色张好好、招娣、高慧等角色。《梦华录》的女性角色均拥有与古代女子全然不同的人格特质，她们的性格中融入了现代女性所拥有的特质，符合现代女性的标准。

“成功女性”赵盼儿——争夺公共话语权的女性人物。《救风尘》中，赵盼儿向往爱情但对自己的身份、处境有着极其清醒的认知，她有着遇人不淑的担忧：“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2]《梦华录》中的赵盼儿少了些风情万种，多了份书香门第的气质。剧中，赵盼儿秀外慧中、胆识过人，她开茶楼收藏字画，点茶、文学、舞蹈样样精通，并极具商业天赋。她即能引领姐妹们做出一番事业，又能和泰山北斗、富商巨贾平等交流，在任何一种关系中都能轻松掌握话语权，毫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自如地化解各种危机。当赵盼儿一行初到汴京开茶楼时，男主顾千帆怕引人耳目劝解她们放弃茶楼，并提出自己有钱能养活她们，不希望她们在外讨生活。但赵盼儿对自己信心十足，果断拒绝顾千帆的想法，她对顾千帆说：“向你借钱，手心向上，自然矮上三分”。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中，赵盼儿坚持经济独立，拒绝服从、依附男性的行为展现出浓厚的现代女性意识。在剧情结尾处，赵盼儿向官家为贱籍女子说话，求官家不要把百姓分成三六九等，赵盼儿在政治领域也争取到和男性同等的话语权。

“励志女性”宋引章——成长中的女性人物。无论是在原著还是电视剧中，宋引章都是与赵盼儿完全相反的女性人物，她对男性的依附意识根植于脑海中。《救风尘》中，宋引章从头至尾表达出风尘女子“恐妇名不立”的焦虑不安和从良心切的愿望：“做一个张郎家妇，李郎家妻，立个妇名，我做鬼也风流”[3]，“这种妇名心既导源于元剧妓女在男权文化格局中所处的边缘地位，又来自她们内在的对异化生活的忧患意识”[4]。为人妇是宋引章急于摆脱底层身份的有效方式，除此之外没有更好地选择。在《梦华录》中，宋引章的身份不再是风尘女子，而是未落入风尘的乐伎，她急于摆脱的是贱籍的身份。宋引章的三次心动皆因觊觎男性的钱、权和势，执念脱籍而遭遇不幸。第一次，她与假扮富家公子实为赌棍的周舍私奔，希冀美满婚姻不成，反被家暴虐待；第二次，她幻想皇城司使顾千帆位高权重或许能帮她脱籍而心生好感；最后，她发现顾千帆与赵盼儿的恋情从而对赵盼儿产生嫉妒，恰好花花公子沈如琢正精心编造为她脱籍的美丽陷阱，最终她又一次被花言巧语哄骗掉进爱情的阴谋。被情所伤的宋引章终于不再有依附男性的想法，将心思全然放在事业上，努力练琴，靠着弹得了一手好琵琶艳冠京城，成为教坊司的教习，茶楼和酒楼的股东兼形象代言人。从一位爱情至上的平凡女子蜕变成一位惊才艳艳的名人，如此励志的女性成长过程符合当代女性观众的审美观念。

随着现代社会女性意识的提高，“独立自主”“人格自由”的女性主体意识逐渐替代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贤妻良母”等封建社会以男性为公共话语中心建立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创作者通过改编原著女性人物的身世背景、生活经历，以现代女性意识注入古代女性形象之中，她们不再是原著中受人欺压的底层妇女，而逐渐成长为影响社会乃至国家命运的重要人物。她们靠自己的努力争取着与男性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同等的权力和地位，闪烁着“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优秀品质，体现出新时代女性的精神风貌——人格独立以及不畏艰难的奋斗品格。

《梦华录》的导演杨阳曾接受采访，谈道剧本里有两点是她很赞同的：其一是剧本里女性的互相帮助、彼此扶持；其二是剧中三个女人的自立自强。[5]《梦华录》的创作者是以现代人的视角救赎困境中的女性，虽然三位主角的台词里多有提及“人贵在自立”，但每当她们遇到危机时还是通过男性帮助才得以解决问题。例如《救风尘》中，赵盼儿预料到宋引章婚后的不幸，挽留准备上京赶考的安秀才，让他出庭作证才得以治罪周舍。反观《梦华录》，昏官与周舍相互勾结，最危难的时机，全靠顾千帆出手相救，昏官碍于顾千帆的权势才不得不公正断案。不同于《梦华录》，在原著中关汉卿将目光和笔触聚焦在揭示女性精神和物质的生存困境，古代身处底层的女性唯有靠自己才能走出困境的真相。虽然《梦华录》作为当代热门的大女主剧，意在强调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但其中人物的成长依旧要靠男性的帮助来完成最终目的，这不免体现了女性独立意识的倒退，与原著的立意高下立见。

二、以娱乐倾向弱化原著的悲剧色彩

关汉卿的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是一出悲喜剧，虽然是大团圆结尾，但其蕴含着浓厚的悲剧元素。从人物设置上看，圆形人物周舍代表男权社会中的强权男性群体，他对女性的戕害行为映射出封建社会压迫女性的社会观念。从主题上看，原著中的赵盼儿和宋引章代表着男权统治下地位卑微的女性群体，关汉卿通过她们的坎坷经历揭露了男权封建社会中，社会环境、家庭乃至个人对女性的蔑视以及女性生存地位的悲剧实质。电视剧《梦华录》则偏离了对原著主题的阐释，消解了《救风尘》中的崇高悲壮的悲剧意味，以娱乐色彩取代悲剧色彩，充满了轻松风趣的氛围。

《救风尘》中的周舍家境优渥、风流倜傥，他曾真心爱慕宋引章，夏天替她打扇、冬天替她暖铺盖，宋引章也是因为周舍对她“知重”才选择他。这么一个完美的结婚对象婚后却性情骤变，他因自己妻子的身份感到羞耻：“怕那一般的舍人说：‘周舍娶了宋引章’被人笑话”[6]。可想而知，等待宋引章的不是甜蜜生活而是朝打暮骂。周舍坦言到：“丈夫打杀老婆，不该偿命”[7]。从他的言语里展现出夫权制度下，男性意识里根植着辱骂、欺虐老婆不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认知。社会观念是社会存在的映射，周舍代表着男权社会中的强权男性群像，周舍的想法即代表封建社会里男性群体的集体意识。而在《梦华录》中，周舍人物形象单薄，仅仅只是个视财如命的赌棍，他为了骗取钱财包装成富家公子和宋引章谈情说爱，相识一个星期便相约私奔，婚后背信弃义，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梦华录》对周舍扁平化的改编，使得周舍并不能代表男权社会中的强权男性群体，他在剧中的行动目的均出自他个人私利，大大弱化了原著中的悲剧色彩。虽然这一情节的篡改偏离了原著，但是周舍插科打诨的行径却使得作品增添了浓厚的喜剧色彩，创作者将观众的视线聚焦于剧中女性人物杂糅的内心情感和不甘示弱的生活态度，令观众为之一悦。

《救风尘》的情节只集中于《梦华录》的前几集，《梦华录》是以女性角色的感情线为叙事主线，事业线为叙事支线，重点表达的是现代人情感的内容。其将原著中的情节人物进行了大篇章的重构，剧情中融合了多种类型剧的元素：“大女主”、爱情、宫斗、职场，从而制造出长篇电视剧所需的“百转千回”“曲折离奇”的剧情，这是一种全新的改编策略，不可否认这样的改变策略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我们也要看到，主张婚姻自由的关汉卿重点意在给予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女性无限的同情，以及他对封建社会中苦苦挣扎的底层人民的关怀。《梦华录》消解了关汉卿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充斥大量关于主角的爱恨情仇以及身世解谜。这种改编方式劫持了题材本身的诉求，甚至令剧情趋于媚俗、平庸。电视剧的叙事虽比原著丰富多样，但却有失元杂剧文本中深厚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主创人员“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忽视了原著的悲剧内核从而大大弱化了元杂剧中震撼人心的悲剧感，将一出悲剧意味浓厚、富有思想价值的悲喜剧《救风尘》改编成为一部富有现代意义的女性古装励志轻喜剧，实则顾此失彼。

三、追求现代性审美认同

当《梦华录》陷入口碑困境时，2002年由张多福、朱德承指导的，同样以元杂剧《救风尘》为范本改编的电视剧《爱情宝典》重新唤醒观众的记忆，豆瓣评分由原本的8.0分飙至9.0分。《爱情宝典》“回光返照”的现象正是回答了跨媒介改编叙事如何在当下文化消费时代获得大众认同的议题。《爱情宝典》极大保留了原著的人物和情节，创作者在元杂剧中的“戏剧性”上下功夫，将人物的关系变得更多样化。剧中，周舍与安秀才在路中相遇结拜成为兄弟，赵盼儿在集市对安秀才一见钟情，安秀才却对宋引章情根深种。剧中人物关系更为紧密，赵盼儿明知自己深爱的安秀才爱慕着宋引章，追爱不得的赵盼儿在伤心过后依然向宋引章伸出援手，成就了他们的美好姻缘。创作者在女性之间描绘了的一种“大爱”情谊，赵盼儿侠肝义胆、大义凛然的形象更深入人心。由此可见，《爱情宝典》《梦华录》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改编模式，即：一种是忠于原著，力求完整展现或深挖原著的主旨立意；另外一种是对原著作品进行重构、解构，为追求市场现代性审美认同而进行大胆艺术虚构，使故事脱胎换骨。

《梦华录》的口碑之所以会出现高开低走的趋势，最主要的原因是电视剧改编后内容羸弱，主题不鲜明，创作者把原著中受人轻贱的女性血泪生活理想化，作品中的女性不再是柳巷花街的墙花路草，而是符合现代女性价值取向的贴近现代普通人的古代女子，这种现代化审美倾向的改编，为的是迎合文化消费市场中的广大女性观众，满足女性观众的审美期待。

《救风尘》的重心是揭示宋引章与周舍的婚姻悲剧，在赵盼儿的侠义相助下得以摆脱暗无天日的悲剧婚姻生活。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婚姻悲剧数不胜数，在许多经典的中外女性题材的戏剧作品中多有描述。无论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曹禺的《雷雨》《北京人》，还是夏衍的《赛金花》，作者给予女性人生、命运无限关注。女性题材文学艺术成功的共性便是真实性和艺术性共存。譬如元杂剧《救风尘》，关汉卿笔下的宋引章是父权制度、元代娼妓制度下被欺压的孤苦无依的青楼女子，她和周舍的婚姻映衬出了一个时代背景下女性悲剧性的人生命运。影视改编要尊崇历史语境，若以现代人的思想意识重构古代人的价值观，难以书写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人物命运的真情实感，即体现不出经典作品中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又避免不了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矛盾冲突中产生逻辑漏洞。

戴锦华教授接受访谈时提出观众会被叙事逻辑所俘获，是因为所有主流叙述借助的是社会已然达成的，建立在权力结构之上的共识系统。也就是说，电视作为大众艺术，投资方追求的是作品的商业性，为了迎合观众实现高播放量，从而大批量制作以娱乐属性为首轻内容的泡沫剧。但不如说，观众审美趣味的低级化正是受电视艺术娱乐化、庸俗化、模式化创作的长期影响，正如美国学者格伯纳曾提出的“涵化”效果即电视内容会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梦华录》开播以来，便受到了很多争议，恰恰证实了观众在观看影视作品时注重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思想价值，一味地套用“大女主”的戏码、披上女性主义的外衣而不重视作品立意的表达早已满足不了观众的审美心理。从戏剧到电视剧，这种追求观众现代性审美认同的改编策略，不仅需要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更要使观众从现代性的视角自我审视，引发观众对人生、命运的独立思考。

如今社会娱乐风盛行，《梦华录》创作者在改编时选择了重构原著的立意，强化娱乐属性的改编策略。在文化产业时代，戏剧文本在影视化的改编过程中如何保持原著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如何在此基础上实现商业价值，需要创作者用心研究文化消费时代的观众接受心理。其实从当下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热潮中便能一探究竟，影视作品的真实性、艺术性和商业性的有机统一不难实现，讲述中国好故事是成功的基础。如若一味迎合商业市场，以俗套的爱情元素视为作品的核心，即便有超人气的演员队伍、精美的服化道、完美的影视宣发，无论人物情节多么复杂，作品只会趋于平庸，必然导致口碑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