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歌曲在高校音乐通识课中的课程思政价值探析*

赵文佳

（哈尔滨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76）

普通高校的公共艺术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为核心、以创新能力培育为重点。其中，高校音乐通识课，多以音乐史梳理、作品鉴赏等形式呈现课程内容，对古今中外的经典音乐文化，其中，中国艺术歌曲自诞生百年来走出了出一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造性发展道路，孕育出一批批代表民族情感、民族审美、民族精神的优秀作品，并对当代中国音乐的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新音乐的一种重要体裁，是音乐通识课重要的课程内容资源。在课程思政改革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其课程思政的价值，引导学生在音乐审美感知和能力塑造的同时，增进对近代中国社会中传统与外来文化交融发展的理解，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树立文化自信，激发创新思维，深化其在课程内容构建中的作用，有待课程实施者的进一步探索。本文从教学实践出发，试析其课程思政价值。[1]

一、审美塑造价值

高校音乐通识课的根本性质是审美教育，其审美性是基础音乐课程性质的延伸和发展。在美育教学中，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是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造创新活力的前提和基础，是课程思政建设首要的目标要求和内容重点。因此，艺术作品在提升学生的审美感知和鉴赏能力、丰富学生艺术音乐的审美经验、塑造健康高雅的审美情趣方面的价值发挥具有关键的意义。[2]

面对流行音乐过多占据学生欣赏视野的现状，我们不禁反思，艺术音乐的欣赏对知识和经验储备的要求，是实现课程目标最突出的一道障碍。在音乐通识课有限的篇幅内，应有目的地选取审美内涵丰富，音乐语言凝练、鲜明的作品。中国艺术歌曲以其形式上较高的审美价值和传播优势，在学生审美能力的塑造上形成了独特价值。

1.中国艺术歌曲歌词的文学性，奠定了较高的审美格调

中国艺术歌曲在20世纪20年代诞生，其早期形式的确立借鉴了西方艺术歌曲以诗作为歌词的范式，如中国艺术歌曲的开山之作《大江东去》（苏轼词、青主曲），以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作曲的技法有机融合，开创了广为国人欣赏和接受的一种形式。此后的20世纪20、30年代艺术歌曲创作以中国古诗词题材见长，并形成第一个创作高峰，如《我住长江头》（青主曲）、《花非花》（黄自曲）《点绛唇赋登楼》（黄自曲）、《南乡子等京口北固亭有怀》（黄自曲）、《红豆词》（刘雪庵曲）等作品，经时间的检验成为经典的音乐教材。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诗词艺术歌曲又迎来新的发展，且创作风潮不衰，创作水平较高，如《涉江采芙蓉》（罗忠镕曲）、《声声慢》（黄育义曲）、《枫桥夜泊》（黎英海曲）、《长相知》（石夫曲）、《关雎》（赵季平曲）。放眼历史，这不仅是音乐文化上中西交融的典型，更是近代中国音乐家们对“诗乐结合”这一中华文化传统的承袭和发展。

随着现代文学的发展，现代诗与高水平的词作，保障了中国艺术歌曲的艺术品质，不断涌现出如《我爱这土地》（艾青词）《黄昏》（舒婷词）《再见了大别山》（王和泉词）《两地曲》（王森、朱良镇词）《断桥遗梦》（韩静霆词）《你是这样的人》（宋小明词）《曙色》（晓光词）等佳作，这些创作使音乐与文学相得益彰，文化根基深厚，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2.中国艺术歌曲音乐本体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中国艺术歌曲自诞生之初就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不仅吸收了西方艺术音乐发展几百年的优秀成果，更是不断融入中国音乐审美要求、中国民族音乐元素，使其带有中国音乐家独特的艺术创造魅力。

如以刘半农白话诗为歌词，赵元任谱曲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就是将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方作曲技法巧妙结合的典型创作，作曲家不仅创造性运用京剧西皮腔的音调，更将语言学的研究融入曲调创作，使白话文在歌曲中的艺术表达亲切优美，耐人寻味。

著名作曲家黄自作曲的《玫瑰三愿》，其音乐创作在特定时代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群众性和时代性。这首作品创作于1932年淞沪之战停战之后，歌词以花喻人，以简单的意象隐喻深邃的哀愁，其音乐创作洗练而精准，与歌词水乳交融，触人心弦的同时保有“哀而不伤”的音乐美感，雅致而余韵悠长，自诞生开始久唱不衰。

一百年来，中国艺术歌曲的音乐创作汲取中西方多元的艺术营养，在雅俗观念的碰撞下、不同创作潮流的激荡下，凝练出适应民族审美情趣、彰显民族文化魅力的音乐语言。中国艺术歌曲在题材上，具有主流性、高雅性，在音乐创作思维和手法上，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多元的个性风格，在高校音乐欣赏的教学中，对其音乐本体的聆听和分析，可从题材、歌词、音乐发展手法、民族元素的运用等多角度启迪学生的艺术音乐欣赏思维，适于拓展学生审美感知的深度，引导其建立主流的艺术审美观。同时，歌曲具有篇幅短小，易于口口相传的特点，适于在欣赏教学中融入演唱实践，便于课外音乐实践的搭建和延伸。

二、人文精神价值

音乐基础教育强调音乐学科的人文性，这一性质在高等教育中则显得更为重要，甚至在课程的目标中占据突出的地位，其原因在于人文性是联系音乐与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促进学科间综合的基础。随着课程思政改革的深入，作为其人文素养目标的最终落脚点，艺术通识课程应通过艺术作品的载体，与其他学科交互作用，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厚植根基，为加深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发挥作用。百年来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典型，鲜活地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和进步，映射着不同时代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肩负了文化传承的使命，蕴含了丰富的人文价值。

1.反映中国新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步伐

众所周知，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基础教育的语文课程、历史课程中，新文化运动时期作品、事件和人物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在大学语文等高校人文类通识课中，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和作品也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但中国艺术歌曲在新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在音乐课程中往往没有鲜明的体现。新文化在音乐方面的重要载体就是中国艺术歌曲的萌芽——学堂乐歌，洋务运动以来，为救国救民而创立的众多新式学堂，便以学堂乐歌为音乐教材内容。随着自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学堂乐歌被赋予启迪民智的使命，堪称一次具有启蒙作用的音乐教育运动，在近代学校教育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

李叔同创作的《送别》是学堂乐歌的典型代表，虽然在小学音乐中已经有这一内容，但教学的目标设定在初步了解学堂乐歌及作品创作背景，并对这首歌进行有表情的演唱，而在高等教育中，这首作品在音乐史、文化史中的作用却值得进行更深的挖掘和表达。从音乐本体上来讲，这首作品虽然以美国通俗歌曲《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填词，但中国诗词的笔法，中国美学的意境，使它在艺术价值上和流传范围上都成为超越时代的精品。作者在特定时代中，对中西方文化融合的这种创造性探索，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西方音乐认知和接纳的历史过程。教学中，结合这首作品在《城南旧事》《让子弹飞》等电影作品中的运用，可加深对其作为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符号的感知。由此线索纵向探究乐歌的历史脉络，可了解到清末爱国知识分子黄遵宪、杨度、梁启超等人的歌词创作和文化主张，追溯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起始源头；横向则可拓展到同时期其他乐歌创作者及其作品的品鉴，如李叔同填词的《夕会歌》《祖国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歌》、石更作词，辛汉的《中国男儿》、沈心工的《男儿第一志气高》等，将其风格、创作手法进行归纳，可形成完整的知识专题，将学生对中国近代艺术音乐的文化理解向纵深引导和拓展。

早期中国艺术歌曲作品历经时间的检验，不仅有审美欣赏价值，更有文化研究价值，在高校音乐通识课中，以背景探索、音乐本体分析等角度进行赏析，使学生对中国近代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建立更为丰满的感知，以音乐的角度解读中国近代文化在洋为中用、中西结合的探索中变迁发展的历史，进而理解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的兼容并蓄、与其他文化有机交融的历史特点，有利于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

2.反映时代需求、刻画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发展的道路上，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反映人民的呼声、时代的需求，甚至推动了历史的潮流的艺术歌曲作品，张寒晖作曲的《松花江上》便是抗战时期的典型代表。这首作品诞生于1935年，作者在西安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而饱含悲愤创作了此曲，因其对国难现实的控诉和生动的艺术表现力风靡中华大地。据记载，当张学良听到请愿的学生唱出这首歌，受到深深的触动，进而发动了西安事变，从而改变了抗日的历史格局，点燃了中华大地全面抗战的烽火。可以说，在民族危亡的时期，伟大的音乐作品可以唤醒民族之魂。

在中国近代社会急速变革、中华民族复兴发展的道路上，每一个时代的关口，都有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民族审美追求的中国艺术歌曲作品。抗战时期的《嘉陵江上》《黄河颂》《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充当了唤起民众反抗侵略者的号角，新中国建设时期热情歌颂伟大祖国的《边疆处处赛江南》《北京颂歌》；以民歌的采集整理为基础，凸显各民族音乐文化面貌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玛依拉》《槐花几时开》；改革开放以来反映时代社会焦点的题材，如以西部开发为主题的《西部放歌》《天路》（印青）；反映人民生活和情感的现实题材《送上我心头的思念》《两地曲》《归来的星光》《我像雪花天上来》；呼唤海峡两岸统一的《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遍插茱萸少一人》《乡愁》。

2019年，《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针对美育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学校美育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艺术歌曲具有主流文化的特征，以歌曲的题材和背景为探究对象，将其历史时期的特征、甚至相关的人物、事件进行追溯和解读，可以更直观地反映不同社会时期的主流意识，其中不仅有对时代需求、人民生活和情感的反映，也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家国情怀、民族精神的歌颂。在这些生动凝练的艺术歌曲作品中，学生可以领略其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增进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形成。

3.具有时代精神和文化使命感的典型人物

写有《问》等一百多首歌曲的“中国现代音乐之父”萧友梅，一生致力于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与推广。1937年11月，萧友梅在音专创办的《音乐月刊》发刊词中写道：“在此非常时期，必须注意利用音乐唤起民众意识与加强民众爱国心。”在教学设计中，以其艺术歌曲代表作品《问》的鉴赏为引导，借助史料探究等学习方式的设计和实施，对萧友梅的有关知识背景进行扩展，解读这位中国音乐史上一代开创者的生平，如了解萧友梅在民国时期辞官留学的初衷，回国后毕生从事音乐教育的使命坚守，创办中国最早的音乐系和音乐学院的卓著成就等，进而加深对其音乐创作、音乐教育思想主张的理解。

通过对各时期有代表性中国艺术歌曲创作者进行介绍，如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聂耳、施光南等，了解艺术工作者为反映人民心声、民族命运、革命和社会现实而不辍耕耘的创作动力和文化使命感，从而启发不同专业学生对自己专业领域的价值追寻和认知，激发他们敬业钻研的精神，树立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创新发展价值

1.中国艺术歌曲与时俱进的特征，是其欣赏教学设计与组织的基本思想方法，是其课程内容的思政内核

纵观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历程，它不仅在题材、创作思维、手法上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从其表演、传播上看，也在适应各个时代的发展要求不断进行着创新。如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从最初的学习和借鉴国外美声唱法到逐步发展出适应本民族语言和审美的歌唱和表演体系，其传播也突破了音乐会的局限，借助广播、影视、比赛、专业音乐教育等平台和媒介焕发旺盛的生命力，其体裁定位在争鸣中被不断理清，其审美倾向伴随着雅俗的争论不断向多元化拓展，始终保持着自我革新和进化的文化自觉。[3]

在课程内容的构建过程中，可以从以上多角度选取思政切入点，使学生通过对不同时期中国艺术歌曲发展状况和作品形态加以感知、分析和比较，对中国艺术歌曲历史发展进程建立具体和深化的认知，从而印证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即艺术作品必须与特定时代政治、经济社会需求相契合，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探寻中国艺术音乐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与现实规律，提高学生文化反思能力，增进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情感认同。[4]

2.中国艺术歌曲民族化的进程，蕴含了丰富的创新思维和创新元素

中国艺术歌曲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典型，对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各类人文学科发展中如何处理中西关系、古今关系具有启迪意义。如古诗词歌曲运用十二音作曲技法的大胆尝试探索，以及传统器乐、传统戏曲音乐元素的运用，甚至美声唱法中融入中国咬字行腔技巧的实践等。教学中可以在音乐本体感知的同时，自然地加入以上知识的渗透，引导学生思考中国传统音乐在不同时代中的文化价值，思考新媒体时代下中国音乐创新发展的路径等问题，激发学生艺术探索的兴趣，启迪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结语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时代要求和战略举措，面对流行文化的冲击，高校音乐通识教育作为课堂主阵地，利用和挖掘好经典艺术作品的思政内涵，发挥出主流文化的影响力，有效实现美育在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造创新活力方面的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而审美教育恰恰具有非强制性的特点，让受教育者自发的接受美的浸染，主动获取美的观感和启迪是其不可替代的目标实现路径。普通高等学校的音乐通识教育，应精心把握审美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双重规律，使课程思政目标的实现，渗透在润物无声的审美教学内容和方法中，通过课程内容思政价值的挖掘，建构起情理畅通、逻辑自洽的课程思政目标，使审美感知与价值的传递、情感的深化、动力的激发有机结合，将审美感受转化为理性思考，最终上升到世界观、方法论，有效支撑课程思政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