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摩洛哥孔子学院的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

冯 琪

（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一、摩洛哥孔子学院的成立背景

（一）“一带一路”倡议架起中摩合作之桥

为携手共建“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然合作伙伴”，2018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秉承友好交往的历史传统，宣布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1]。中摩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14世纪，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就来到中国，用其游记为摩洛哥带去一抹神秘的东方色彩。如今，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沿线重要的阿拉伯国家，中国在经贸、文化、医疗等各个方面与摩洛哥进行友好合作。2016年5月，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访华，中方提出我们双方要不断加强政治互信，拓大务实合作，使两国关系发展惠及双方人民，为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关系与合作注入新动力。自2016年6月1日开始，摩洛哥对持中国护照的公民实行入境免签政策。中摩双方交流合作的机遇日益增多，中摩关系迈向了新阶段，汉语使用的需求量不断加大，因而汉语教学获得了很大重视。

（二）三所孔子学院助力汉文化传播

孔子学院作为汉文化的“输出”路径，在推进汉语教学、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中阿院校合作的重要形式。在24个阿拉伯国家中，有一半国家建立了共计4个孔子课堂和18个孔子学院。其中，摩洛哥是阿拉伯国家除了埃及外拥有最多数量孔子学院的国家，共有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建立于2009年的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建立于2012年的摩洛哥哈桑二世大学和2017年建立的丹吉尔孔子学院。三所孔子学院共计设置汉语教学点27个，2017年注册学生总数超过了3600人。孔子学院设置了各类奖学金，让摩洛哥学生来华学习，他们来到中国各个高校学习语言基础知识和文化，在纯汉语环境中提升自己的语言素养和能力，成为“一带一路”上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

二、摩洛哥孔子学院发展的困境及原因

作为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新时代的中阿全面合作，不仅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新意，也为构建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做出了贡献。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2022年1月5日，中国与摩洛哥政府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旨在促进中摩各领域合作，由此摩国人民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不断增长，这是孔子学院发展新的机遇。但是同时后疫情时代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孔子学院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局。

（一）资源匹配产生赤字

1.师资培养模式陈旧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阿合作掀起的中文学习热潮和需求与日俱增，但是供给端的中文国际教育暴露出了与之匹配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以阿卜杜·马立克·阿萨德大学孔子学院为例，在2019年，该孔院开设各级汉语课程37个班级，累计注册学员1000多人，但孔院教职工只有8人。截至2022年10月，外派去此校的中文教育志愿者共有六名，师资情况上，汉语教师的数量暂时还赶不上快速增长的汉语学习者。短短一年的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中的年轻老师们缺乏经验，他们对当地教育环境缺乏了解，对进行辅助授课的第二外语如阿拉伯语或者法语的掌握不多；教师培训上，出国前针对性的培训大多“多而不精”；给予老师的发展机遇少、待遇，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和职称评定机制不完善，而且因为毕业和就业等现实性因素，大部分志愿者教师会在任期结束后选择回国，这也就导致孔院老师流动性大，系统培训和管理受限。

2.机构管理受限

办学形式上，摩洛哥孔子学院采用的是当地教育或科研机构联合办学的形式开展教学，并且采用中外联合院长制，而更多的话语权往往掌握在外方手里。中方所派出的中方院长派出频次低、在本地办公时间少，因此，无论是管理校园还是共商发展，都受到当地机关的规则制度和外国院长的合作态度，及学校运营理念的很大限制[2]。若外方校长和管理机构的教育理念、眼界胸襟与中方不相合，将文化教育和政治挂钩，采用闭塞落后的教育管理方式和独断专行的决策方法、不考虑中方提出的切实的建议和规划，将大大影响孔子学院的办事效率和发展前景。

3.课程设置转型困难

课程设置上，孔子学院现行的“学汉语+节日”的内容和模式过于程式化，这是教学模式转向现代化、创新范的桎梏，屡次开展“学汉语+过春节”“学汉语+剪纸”等和传统文化、传统节日紧密相连的活动，不能很好地展现当代中国国内人民生活的真实风貌。[3]这些惯有的活动过于囿于传统，忘了因地制宜和推陈出新，并没有给阿拉伯国家的各类媒体和人民大众明确地展现自身的价值理念、政策走向和发展现状等现阶段重大的问题。例如中国基建弘扬“大国工匠”精神、中国高铁展现“中国速度”、微信支付宝体现便捷支付等，这些都是中国新时代新的闪亮名片。

（二）跨文化交流壁垒重重

1.历史上中阿社会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

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伊斯兰教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着各自鲜明的特性。1970年，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教授霍夫斯坦德提出了文化和国家相关性的理论，对不同文化熏陶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做一比较，并提出了反映各国文化环境的几个指标，[4]从不同方面对不同的文化加以区分。研究表明：在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上，中阿两国人很相似，但在行为选择、人际关系、人性观和时空观上存在一定差异。一个国家固有的价值观念深深阻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则是跨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的桎梏。中摩两国人民在文化价值观、语言背景、文化体系等的不同，在饮食、交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显著差异，都给孔子学院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现在的大众媒体影响民众的文化认知

国际社会把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视为中国政府进行政治宣传的手段，这一舆论由来已久，西方故意散播的“中国威胁论”和“伊斯兰恐怖论”使得双方人民在认知上存在偏差和戒备，他们宣扬孔子学院是一种文化入侵、会威胁本国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自由，部分摩洛哥人因此担心因汉语学习中包含的文化色彩而带来文化渗透。2020年，孔子学院总部正式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从政府管理过渡为社会机构运营的专业公益性教育机构，承担语言推广功能、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这向世界人民再次说明孔子学院并不承载政治意图，不存在“文化渗透”。

三、从摩洛哥孔院发展现状探索中华文化传播策略

（一）突出传播机构的公益性特征、推动其市场化培育

如今是经济市场繁荣、文化在碰撞中也摩擦出了新的火花的时代。面向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传播，不仅要作为公益性产品“走出去”，而且也要发掘市场潜力，提高自身“造血能力”。

1.展现孔子学院的民间公益性机构特

“十四五”时期，出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需求，要强化国际中文教育公益特征。我们可以通过电视、新闻报道、Facebook等新媒体渠道的宣传明确孔院定位、打造其特色品牌效应，让其他国家的民众了解到孔子学院是个文化和语言推广机构，避免和减少信息误差带来的对中华文化传播的误解，要真正让孔子学院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扮演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作用。

2.市场是重要的资源，强化孔子学院的经济职能

上海市水务信息中心的IT基础环境成为政府机构计算机信息系统等级保护的重要对象，计算机网络中会有大量的日常办公信息和业务信息，如人事、科研、项目、招标投标等各种办公信息和大量业务化系统采集、传输和处理的业务信息。信息安全涉及的人员、过程、技术是IT运维管理中一项重要内容。

李宇明认为，语言教育有事业和产业的区别，语言教育事业需要投入成本，涉及经济问题，语言教育产业主要是经济活动[5]。目前，提供国际中文教育的机构层出不穷、办学层次形形色色，由于孔子学院与其相比特色不够明显，品牌效应难以形成，而且依赖政府拨款，资金来源渠道过于单一，发展活力受限，给孔子学院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竞争压力。孔子学院应该盘活市场资源，朝着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办学的主体不应仅仅限于大学和政府，孔子学院将来的潜在合作对象还可以是社会组织、企业等；可以通过打造孔院的品牌效应与企业合作推出趣味文化比赛节目，吸引更多受众和投资；推出中国风周边和文创文具等。

（二）基于文明共性和文化认同，以弘扬中华文化为主旨

两种文化的相似性和交汇点是跨文化传播的纽带，“本土化”开展教育是语言教学的基础。中国和很多阿拉伯国家都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中阿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蕴含着人类发展进步积淀的共同理念和追求，我们要开展文明对话，倡导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共同积极挖掘传统处世之道和新时代的共鸣点。追溯历史，中华儒家传统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6]同属东方文化体系,这两种文化又具有其共性。如在价值观念上，都追求中庸之道、强调忠诚宽容、注重自省自律；对待知识上，中国成语“不耻下问”、阿拉伯谚语“求知哪怕远在中国”等都体现了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中华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之间的相似内容就是打通中阿民心相通的桥梁，促进了文化接收者迈出接受的脚步，这是中华文化向阿拉伯国家传播的关键一步。

第一，老师不光要对中华文化了解透彻，也需要将摩洛哥当地文化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同时要避免文化壁垒给教学带来的影响；第二，机构要加强与当地孔院合作方的沟通，避免因外方负责人“一言堂”导致的错误决策。要培育一支专业化、高素养的中华文化传播“大使”，通过规范、精准的培训、合理的培养晋升制度、优厚的师资待遇和完善的配套体制吸引优秀的中文教育工作者。还可以加强与当地相关资源的合作，对接当地中文教育需求和相应社会价值观。如中外孔院共建共享培养成果，广泛吸纳优秀的摩洛哥中文人才来中国企业就业或循环到摩国下一批的中文教育事业里；援摩医疗队可以为摩国人民开展中医问诊，让当地民众体会到中医里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艺术团的短期巡演可以为摩国当地人民带去新时代中国大国风采风貌的视听盛宴等等。

（三）数字化新媒体赋能中华文化新传播

随着互联网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当今世界国际文化竞争的角逐场又多了一个重要载体——网络空间。网络媒体是成为中摩人民了解对方的重要途径之一，科技和新媒体的发展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1.开展多类型的网络助学

孔子学院运营机构应该搭上5G时代的顺风车，利用网络基础设施较好这些资源优势开展丰富的网络助学。所以一是要继续网络孔子学院和远程教育的建设，利用whatsapp、zoom、腾讯会议等发展成熟的软件，做到后疫情时代中外师生在不能线下见面的情况下“停课不停学”；二是在单纯线上教学效果不佳、学生效率低下的情况下结合线上线下的授课方式。比如说线上教授基础知识，开启会议软件的讨论功能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小剧场表演收尾；线下通过小组合作让同学们拍摄文化体验或感悟分享的短视频，并且继续在线上分享评比，提高同学们的参与度。

2.传达正确且洪亮的“中国声音”，讲好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故事”

利用好新媒体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传播中华文化有两大任务：一个是消除因文化误解对孔子学院等机构产生的戒备，另一个是展现当代中国新风貌，传播大国正能量。我们还需要利用Facebook、Twitter、影视文化和Tiktok等媒体新业态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利用针对性的举措来化解文化误解的困境：通过发布孔院教学实况、学子就业数据等展现真实风貌的帖子发挥对外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不能因为忌惮西方媒体的负面舆论而削弱孔子学院的两大功能，即语言推广和文化传播。我们还需要通过推送新闻汇总、“大国工匠”纪录片、“山水中国”视频、通过推出优质电视剧如2022年10月译制成阿语的《山海情》、推广优质自媒体视频如李子柒的东方美学美食等方式，打破阿拉伯人对中国只有饺子、书法等的刻板印象，展现当代中国发展水平的文化意象和风采。

结语

本文主要探析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摩洛哥三所孔子学院的背景沿革、遇到的挑战现状及其针对性的对策。中摩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从伊本·白图泰游记到“一带一路”背景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中阿命运共同体，再到摩洛哥三所孔子学院的设立，无不证明着双方交流合作前景的广阔。摩洛哥是唯一一个拥有三所孔子学院的非洲国家，在全球“汉语热”的大背景下，中华文化和汉语在摩洛哥的传播势头十分迅猛。但是在当下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孔子学院的发展也遭遇瓶颈。出于资源匹配不到位、价值观差异、传播渠道有限等原因，孔子学院发展囿于双重困境：首先是资源匹配产生了赤字，“汉语热”热潮下中文学习需求与中文教育供给不匹配。其次是跨文化交流壁垒重重：历史上中阿社会差异和文化背景有着很多不同，存在文化壁垒；现阶段大众媒体也深深影响着民众的文化认知，错误的舆论导向和落后的宣传方式造成文化误解。

所以笔者从推动经济和公益效益“二元价值”的整合、跨文化交流、新媒体三个角度入手提出相关可行性建议：建议要突出公益性特征、推动其市场化培育；建议要基于文明共性和文化认同，建议要从“本土化”教育入手因地制宜、利用新技术新媒体新业态“推陈出新”，传达正确且洪亮的“中国声音”，讲好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故事”，对中华文化传播的有效路径做了一点针对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