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化转型背景下我国高等师范学校发展路径探索

文/王孟

我国高等师范学校自清末民初诞生以来，一直在师资培养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高等师范学校若要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必须有所改变。20世纪20年代“高师改大”运动后，这一诉求在近现代我国师范教育领域表现的更为突出。但从师范学校自身发展而言，是否有必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综合化转型背景下我国高等师范学校如何选择自身的发展路径是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的现状

1.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成主流

在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史上，师范学校正式开始综合化转型之前实际上已经多次发生与综合大学分合的过程。从清末民初实行封闭式师范教育体制到“五四”之后开放性师范教育体制的转变，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并无统一定式。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师范教育发展经验的积淀以及社会变迁带动教育需求的变动，师范教育急需调整其存在方式以满足社会发展的多元需求。故高等师范学校在实践改革中走上了转型发展之路。

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前瞻与对策”研讨会规划了师范院校发展的路子，提出师范院校必须走开放的综合化的办学之路[1]。此次研讨会再次表明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从独立、封闭的师范教育体系向综合、开放的师范教育体系转型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中国的师范教育一直就是面对教师需求的数量时代[2]。2003年《非师范院校积极参与教师教育行动宣言》的发表给予了非师范院校参与师范教育政策上的肯定。上述诸多条件的相对成熟，为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使综合化转型的趋势成为主流。

2.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的表现

新世纪以来，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的表现愈发突出。首先体现在名称上的变化，即从“学院”向“大学”的转变，如江苏师范学院改为苏州大学。实际上，大学的出现要比学院早的多[3]。一般而言：学院相比大学，其学科、规模、层次等方面都大大少于或低于大学，且师范学院主要是培养师资的学院，在办学理念、学校职能、学科建设等方面与大学都有较大差别[4]。故名称上的变化是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过程中最外在的体现。近年来，不少师范院校纷纷通过更改名称跻身大学行列，2018年，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更名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次年，阜阳师范学院从学院改为大学。可以发现，时至今日，高校更名仍然是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的一种普遍表现。

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不仅包括师范学院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变，同时综合性大学也在向师范学校靠拢。故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形式：（1）高等师范学校通过自身更名或升格的形式向综合性大学靠拢，如鲁东大学；（2）以原有的高师院校为主体，通过与其他院校合并组建成新的综合大学，如宁波大学；（3）以其他大学为主体，高等师范学校以并入式的形式组建新的综合大学，如济南大学；（4）自身院校只改造、不更名的前提下，逐步向综合大学过渡的形式，如临沂师范学院。这四种形式囊括了当下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的基本形式，可以看出，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以一种双向互动的形式进行的更为彻底。

二、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存在的问题

转型即意味着接受新型教育体制、突破旧有教育体制的尝试，由于师范学校和综合大学体制的不同，因此师范学校转型之初难免存在各种不适应的问题。

1.学校更名是高师学校综合化转型的首要举措

高校更名最早可以追溯到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这是我国最早参与更名的高校。当下，据教育部统计，2015年全国申请更名的学校有27所，师范院校6所；2017年列入专家考核的更名高校有16所，师范学院3所；2018年批准设置的高校有16所，师范院校有3所；2019年批准设置更名高校共有4所，师范院校1所[5]。高校更名本是好事，初衷在于能够提升办学水平，增加社会认可度，对于综合能力强的高校来说是提升学校综合水平的有效契机。

然而，当下出现的高校更名背后隐藏的却是人们对师范“学院”与“大学”名称之间的差别对待。此外，更名只是高师学校转型的一部分，转型不仅要求名称的变化更是对学校软硬件设施、师资人才队伍建设等更新提出的要求。往往转型过程中很多高校忽略了这一点，诸多学院怀揣“镀金心理”，申请更名为大学，才会出现对高校改名趋之若鹜的现象。因此，高师学校一时更名的兴起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被动性。

2.急于求成是高师学校综合化转型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高师学校综合化转型要满足师资需求的相对饱和、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已初步实现等前提条件。然而，我国高师学校综合化转型过程中部分高校出现过早转型，“大跃进”式的改革举措。一方面与当时人们对综合性大学的认知有关，多数人认为综合性大学的水平高于师范学校，“大学”名称比“学院”要高级，试图通过转型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部分师范学校急于转型向综合性大学靠拢；另一方面与当时教师教育发展的需要有关，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变更对教师的数量和质量相应发生变化，对教师的要求也从单一性转变为多元化，要求教师具备综合能力。在这样的动力促使下，一批高等师范学校纷纷转型，事实表明，在各种条件未成熟前，急于求成不可取，反而导致教育质量水平下降的后果。高等师范院校实际上是在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被“抛”出原有的运行轨道[6]。这样看来，在缺乏相应理论准备和对全局运筹帷幄的情况下，高等师范院校被动的进行综合化转型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3.师范大学难定位是高师学校综合化转型后的主要体现

时至今日，我国的师范学校其内涵早已发生变化，师范大学不仅仅局限于师资培养，而与其他普通大学一样参与各式人才的培养。2003年全国36所师范大学共有师范专业801个，而非师范专业却达到了1039个[7]。如今的师范大学是典型的“师范+大学”，但是在师范学校转型初期因与综合性大学的角色冲突，转型后的师范大学在教育领域很难立足，以至于关于师范教育的论争再次被人们提起。

早期的师范学校是师资养成的专门机构，开设师范专业、招收师范学生，综合化转型之后，师范大学自身也通过增设非师范专业、招收非师范学生，积极向多科性或综合性大学看齐。这一变化打破了高等师范学校在师资培养领域的世袭制，同时由于部分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加入，师范大学所具有的独特师范性被分解开来，一时间，师范大学模糊了其在教师教育领域的定位，人们开始以综合性大学可替代师范大学的缘由对师范大学的合理存在提出质疑。转型后的师范大学该如何存在成为人们开始思考的问题。

三、当前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的思考

从20世纪20年代“高师改大”运动后，我国高等师范学校就已经开始了综合化转型的初步实践。但我国高等师范学校如何走好综合化转型之路，避免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1.高师学校综合化转型要以理念转型为先导

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首先要以理念转型为先导，理念是高师学校着手转型的指向标。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高师综合化转型实践中出现的盲目合并重组、升格，“大跃进”式转型说明在我国高师转型中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高师学校转型理念的缺失。师范教育是实践领域，不能走完全抽象知识的学术化道路[8]。民国时期诸多高校出现的“改名热”，归结到一点，即是这些高校对于综合化转型没有正确的理念作指导。

1931年梅贻琦就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语道尽大学的真谛，大学兴办的关键不在于物质条件的多少，而在于要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师范学校转型为综合大学同样不在于表面上的“更名”，更多的是学校综合发展水平、师资条件、软硬件设备等方面的条件成熟。虽然，师范学校在向综合性大学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有诸多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首要之初便是摆正转型的理念，转型并不是拿掉“师范”，增设非师范专业的简单相加。改变综合性大学比师范学校优越的看法，教师教育无论是综合大学办，还是师范学校办，都要明确办学定位，使师范教育的本色得以彰显。理念转型的先导之处就体现在能够迅速找到改组后教师教育的合理定位，保证其教师教育特色不被弱化。

2.高师学校综合化转型要以循序渐进为原则

转型本身而言就是突破旧有体制，追求新型教育体制的尝试过程，是突破，亦是挑战。可以说，转型是一个不断试误的过程，在不断尝试错误的途中最终发现适合我国师范教育发展的路子。从当时我国教育整体发展情况看，除个别基础条件比较完备的高师学校外，综合化转型对大多数高师学校来说是一种“超前消费”的行为，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操之过急，因此，师范学校在选择走综合化转型的道路时，可以考虑分步实施，以循序渐进为原则。

针对那些学术能力强、基础条件完备的重点高师学校可以选择直接转型或通过与其他学校合并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其他普通师范院校可以合并到综合性大学，依附综合性大学发挥教师教育功能。而那些以教学为主、转型条件不足的师范学校可以暂时按兵不动，继续执行其师范教育模式成为我国师资培养的后备力量，但向其传达综合化办学理念，为之后转型提供思想准备。

综合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特别是在诸多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转型更应该是深思熟虑的决策，是与国家特定时期采取的教育制度相匹配的结果。高师学校综合化转型的复杂体现在学校不仅在学科和专业设置方面需要一个过程，在师资队伍建设、资源整合等方面也需经历一个历史过程。故高师综合化转型的举措一定是以国家经济实力为基础、与教育发展一般规律相符合的理智行为。

3.高师学校综合化转型以内涵发展为根本

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内涵式发展是相对于外延式发展而言的，外延式发展形式下我国高师学校面临着师范学校定位不明、教师教育特色弱化以及学校资源短缺等诸多问题，高等师范学校欲获得长远发展，必须做出相应调整，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高等师范教育内涵式发展”作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再次被提出。2017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坚决纠正为了更名、升格盲目向综合性、多科性发展的倾向[9]。通过对学校名称更替的严格把控，让师范学院把发展的目光聚焦在师范教育本身的发展。

潘懋元先生曾讲到：“高等教育要实现内涵式发展，就要改变依赖办学升格、依赖外延式发展模式的现象”[10]。从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路径看，师资数量是高师学校综合化转型的前提条件，而教师质量提升则是师范院校综合化转型的永恒主题，20世纪80年代后的高师院校综合化转型，其根本动力都是基于提高教师教育质量的需要。即使是民国时期的“高师改大”运动其初衷也是如此，高师改大”不是目的，也不是要丢掉师范教育，而是提升层次，追求质量[11]。当然，高等教育走内涵式发展除提升教师质量外，还要在增强学科专业建设，加大科研投入方面下功夫，使高等教育在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并驾齐驱。

三、结语

通过对当前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探讨，可以明确的是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化转型是当前我国高等师范学校转型发展的主要趋势，但不是唯一途径。在综合化转型的背景下，师范学校依然要坚持走师范特色为主的发展路径。师范教育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故师范学校有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师范教育本负有一种特殊使命，自宜独立为宜[12]。

在综合化转型趋势下，高等师范学校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如北京师范大学，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一起抓，一起发展。但综合化转型发展并不是在每一个师范学校都适应，高等师范学校依旧要保持其师范特色，在综合化转型发展的背景下更应该发展师范学校的特色专业，增强不可替代性。因此，师范学校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并在定位之上作出特色,从而在综合化转型潮流的趋势中挣得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