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利善剑》简册书法意蕴及符形探析

李锐进

1974年出土于居延都尉甲渠候官遗址的汉简《相利善剑》记录了当时人们辨剑“善弊”的经验与准则，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于古代辨识剑器亡佚方式的已有认识，也因此称之为《相剑书》册。在以往的研究中，诸家已从文意释读、命名及冶铁工艺等方面进行考证，《居延汉简〈相宝剑刀〉册研究综述》［1］一文就此前的研究做过专门介绍。然就综述可见，对于其书法层面的考察鲜有观照。故此，本文依据《居延新简集释》［2］图版，从更全面、细致的角度考辨本册的用笔用锋形态、间架结构及书写版面格式。这些书写层面的探究不仅是对书法史更细微的还原，也为当下简牍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用笔形态中楷、行笔意的萌发

《相利善剑》册单简长约22.3厘米，宽约1.2厘米，共209字。字迹总体相较其他居延残片遗存更为平整茂密，笔态厚重匀整，少有夸张意味的装饰性笔画，整体的书写情感较为平和持稳。

此册文字的入锋形态主要有逆锋、尖入、顿笔三种。逆锋起笔即通过笔锋的反向折行来运笔蓄势，然后顺势行笔，这一起笔方式源于篆书笔法，笔势平稳，少波磔；尖入的情况多出现于捺画与短小的点画中，笔锋承接上一笔出锋后的自然行驶方向接触简面后直接行笔，形成的笔画情态更为外露；顿笔起笔即直接将笔锋侧压顿驻于简册上，再借助笔锋弹性将笔毛反向裹拢收起后行笔，这一动作源于典型汉隶中“蚕头”的书写。简册有驻笔收锋、出锋与回锋三种收笔方式。驻笔收锋即线条的结束点不做回锋或裹锋，而是形成略显截断状的笔触，这是其工稳类书写略微加快行笔形成的点线特征；出锋根据笔锋收起的位置又可分为上位出锋、中位出锋和下位出锋。上位出锋平稳无波折，具有汉隶“燕尾”的笔意；回锋常见于撇画，行笔开张外放。

二、文字构形的横势追求

《相利善剑》单字笔画虽相对平直，少波磔变化，但文字构形的取势上比横向延伸感强，平均纵横比可达3∶1。为保持横长竖短的统一比例，书手主要采取安排笔画位置和处理部首结构来达到这一审美需求。此外，纵势上的压缩客观上使每简所载字数增多。

1. 布局笔画位置

2.移位或变形部首

以往研究中，学者多认为古隶在字形方面的变化主要受到书写材料空间的影响，例如《秦汉时期的简牍与日常书写》中提到“书者们不约而同采取了减短字体的长度把篆书压缩从长形变成扁形以节省简牍空间”。［4］而《相利善剑》册中一字多形的情况从艺术审美层面补充说明了文字的发展演变不仅取决于形制的客观制约，也得益于书手独立自主的审美追求与调节字态的书写能力。

三、版面格式中的留白与符形

从目前已出土的居延汉简来看，西汉初期简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书写版面格式。简牍上下端的空白处分别被称作“天头”与“地头”，长度约为1到2厘米，或不留天头与地头，有两条或三条将单枚简束连成册的“编纶”（见图1）。

图1 《相利善剑》册

《相利善剑》编纶契口3道，共6简，两端留有天头与地头。以第一、三、五、六简天头处的墨点“· ”为标识，可将简册内容分四节，分别记述善剑标准4条、弊剑标准6条、善剑花纹5条（第五、六枚之间文意不连贯，内容或有缺失）和弊剑花纹4条。故据文意判断此处·符为层次符，主要作用为提示篇章开始，或文章的层次。［5］有学者误认为《相利善剑》此处为提示总述与分述的符号，系对EPT40：202文意的把握不当，文章开篇重在描述鉴别故器之法，并非对全篇的总述。［6］此外，第四枚简的中间也出现了两处·符，据符号下“右善剑四事”和“右弊剑六事” ，恰与右侧简牍中鉴别好劣剑的内容做对应，推断此处“· ”应为提示符，永田英正谓“在标题前用·符，用以提示标题，对簿籍正文内容进行高度概括。”［7］第六枚简中的·符同上。

前文已经分析了书手将文字做极致的压扁处理，同时字距也更为靠近，视觉上工稳严饬。然纵观全篇，“天头”“地头”的形制规范恰形成了与正文严密风格所不同的视觉留白，在艺术审美上达到疏密结合的效果，减缓了紧密的章法布局所造成的压迫感。此外，中间的编纶处也有不易察觉的留空。

“尺牍是在简牍形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简帛时代是尺牍书法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随着纸质的逐渐使用，简牍在二王时代退出了日常应用，尺牍形式上变成了尺纸或尺笺。”［9］聚焦在·符上亦可见简牍形制的延续。由简牍发展至帛书后，小标题或章题常常抬头书写，并在其上有圆点分章符号加以标识。“唐时见于敦煌写本时已失去前朝·符之诸多用法，故推断其标题符、提示符与标记符的性质约在十六国时期废止”［10］。但在文中作为标识以便阅读的符号却没有因此销迹，如印在册页书籍前、书中或书后作为标明刊刻机构、刊刻地点和刊刻时间的牌记，再如用于标识文章题目的各类版框等，这些具有装饰性的各样符号在宋代及后的书籍中极为常见。作为居延简中使用最广泛的形符，·符在近现代的书法创作中不常使用，除了其本身与汉字符号有根本区别、艺术审美空间有限之外，还取决于历代书家的学书传承。现存最早的墨迹书法作品可追溯到晋朝，彼时轻便的笺纸作为贵族阶层记述与传书的载体，逐步替代了尺牍的原有地位。这些孑存的笺纸均为信札，其中并未出现任何除文字外的标识符号。这或许源于信札类简牍中也少出现标志性符号。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符号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尺牍体系下的新标识方式。

随着新材料的发掘，简牍书法逐步走进大众视野，而在关注简牍的书法形态时就不得不全面回溯其所处的时空语境，关注书法创作中书法表现、文本内容及章法布局之间的关系，重视文化关照和真实的书写情景，如此推敲才不会背离简牍书法的话题。本简无论是从艺术性角度出发，还是从形制性角度出发，都给书法创作的多元审美和外在形式追求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