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担当”话语的媒介建构

钱莲生　赖家强

[摘要]新冠疫情渐行渐远，但疫情暴发之初主流媒体的价值框架建构值得探究。论文以《人民日报》、新华社早期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样本，分析了疫情第一次“高峰—平缓”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对“大国担当”话语的建构和传播。研究发现：主流媒体通过人民至上、团结必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种不同的话语模式建构了“大国担当”话语。话语结构方面，“大国担当”话语始终围绕“个体—国家—天下”这一组三元连续体而展开，在傳统上缺席/不可见的空间观念——“国家”“天下”——此次顺利参与到了这种动员个体“再嵌”话语的建构当中。该话语藉由全民阅读行为以及读者对在场的国家权力的亲身接触，创造出“战疫”担当中国家的高度可见性，缔造了“风雨共担”的集体记忆，加速了个体与国家的再嵌，更是一种基于人类共同善的联结正在形成的隐喻。

[关键词]“大国担当”；话语建构；新冠肺炎；主流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4—0005—08

[作者简介]钱莲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审；赖家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WHO）2023年5月5日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新冠疫情渐行渐远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场长达三年多的疫情给人类的反思才刚刚开始。中国主流媒体在疫情暴发之初的价值框架建构值得探究。鲍曼（ Zygmunt Bauman）曾在《共同体》一书中表达了对现代社会“安全”与“温暖”的不可得之憾2——个体在现代化历程中经历了生存安全与身份认同的双重“脱嵌”3，而新冠疫情所携来的混乱、失序，更加速了这一进程。媒体作为担当社会发动角色的重要主体，其话语动员能够经常、持久地影响人们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值的变化发展。4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诸多展现中国抗疫行动的报道中，“大国担当”话语被我国主流媒体频繁使用。在相关新闻议题中，党和人民群众顽强坚持、团结一心，中国不仅贯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还主动携手合作、团结各国，努力筑起全球抵御疫情的万里长城，以能担当、负责任、重情义的大国形象激励疫情阴影笼罩下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砥砺前行。

本研究以这一流行的抗疫话语为研究对象，结合质性文本分析和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依循“文本——话语实践——社会文化实践”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揭示此类话语的产制逻辑和实践效果。具体而言，主流媒体是如何建构这种话语的？这种话语实践具有何种社会文化意义？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主流媒体建构的“大国担当”话语，研究样本主要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关涉“新冠肺炎”疫情的“大国担当”报道。具体的取样方式上，研究者首先以“新冠肺炎”为关键词，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与新华社专供数据库中进行搜索，之后，限定时间段（疫情第一次“高峰—平缓”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1并输入“大国担当”，共获得相关报道640篇。其次，采用人工筛选的方式，剔除重复和不以疫情、国家担当为新闻主题的文章，最终获得48篇样本报道，研究文本字符共计161562。

（二）分析方法

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特点，研究者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两种方法，探讨“大国担当”话语的建构以及实践效果。

1.质性文本主题分析。与其他类型相比，新闻话语的主题组织可能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2：研究者借助NVivo12质化分析软件，通过质性文本主题分析的方法，从媒介话语的角度对研究样本进行分级编码，对其中的等级关系进行规范界定，以总结出报道应用的主要话语模式。

首先，将收集的文本资料导入质性分析软件，分门别类。其次，使用描述性文字，逐行逐句概括样本主题（开放式编码形成的自由节点〈free node〉）。之后，建立不同节点中的类属关系和层级关系，从而形成更具概括性质的结构性树状节点（tree nodes）。最后，汇总最高级编码，挑选核心类属，选取资料支撑数量（参考点数目）最多的类属，形成“大国担当”媒介话语的编码层次结构。

2.批判话语分析。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提出在三个向度的框架范围内分析“话语”：文本、话语实践、社会文化实践（见图1），一般包括对文本的语言学描述，对文本与话语过程两者关系的阐释以及话语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关系的解释。3

此外，本文还采用梵·迪克（Van Dijk）将社会认知视角嵌入至话语分析框架的方法，揭示“大国担当”媒介话语的社会文化意义。

三、“大国担当”报道的话语模式与话语结构

（一）文本：“大国担当”报道的三种话语模式

话语模式指的是简化的，而且常常是理所当然的关于世界运转方式的理论5，它可以联系社会语境与群体关系，揭橥媒介内容文本意义生成的立场与策略1，对于阐释社会的语言实践具备相当的重要性。通过对“大国担当”话语的分析（编码）得到主题层次树状结构图（见图2），发现这类报道主要使用三种话语模式：

1.作为“人民至上”的话语。人民至上是“大国担当”报道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的话语模式（主题的材料支撑数量：34）。“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一模式强调：在“新冠肺炎”疫情突袭，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重大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以对人民负责、对生命负责的鲜明态度，准确分析和把握形势，既多方考量、慎之又慎，又及时出手、坚决果敢，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全力保障人民生命权、健康权。研究发现，在这类报道中，常常以对生命的珍视、病毒的难测与邪恶，来让个体空前地意识到自身处于一个“自由与安全”悬置的“例外状态”2，由此，危急存亡之秋的诸种非常的行政之举与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完成了互构。例如：

中国实施的“封城”“禁行”等临时性举措，都是为了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毫无疑问，这是特殊时期最宝贵的人权保护。中国全力救治每一个生命。仅湖北省已治愈80岁以上新冠肺炎患者3600多人。3

调集全国资源开展大规模医疗救治，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尽检、应隔尽隔”。4

在人民至上的“大国担当”话语中，现代民族国家自由民主的内核和政治力量直接作用于生命的路径，逻辑上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报道中的非常之举显然不同于有预谋地陷人们于池鱼笼鸟之境，旨在维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种种限制体现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智慧，是对“人民就是国家力量源泉”的深刻洞悉，这也成为这类报道的基础话语逻辑。

2.作为“团结必胜”的话语。“万人一心，尤不可当，况十万乎？”团结必胜是“大国担当”报道中最为常见的话语模式（主题的材料支撑数量：62），它旨在维持战斗的必胜信念。防疫、战争二者的隐喻理据，在于它们之间存在“经验完形”的相似性。战争隐喻所凸显的“对立认同”给予病毒以仇敌般的痛恶，塑造出尖锐的敌我矛盾，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由此被建构为人们结成“战时同盟”抵抗这一异己力量的过程。1此外，军事上的胜利幻想“会因为强与善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得到加强”2，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团结不一定胜利，但不团结将满盘皆输。敌人或许危险、顽固，但战斗的失败是需要诸多解释的，胜利本身说明了一切。在报道文本中，疫情被视作“一场大考”，是“以使我们获得未来的荣耀而对我们施加的暂时苦难”。3例如：

“摧伤虽多意愈厉，直与天地争春回。”一次疫情，挡不住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挡不住中华民族实现梦想的步伐。我们必将夺取疫情防控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双胜利，进而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4

如果说疫情是一场大考，中国通过自己的行动，交上一份务实高效的中国答卷。我相信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好。5

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种历经困苦、再上一层楼的过程，更像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的经典叙事。当人民坚信团结一心便能驱散疫情阴霾之时，距离更宏远目标的实现似乎也不过一步之遥。

3.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在将国家担当延伸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场景之中。它在文本的材料支撑数量中排序第二（数量：52）。任何新闻实践都难免受到彼时客观环境的影响：2020年以来爆发的全球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抗分立、驱逐和疏离，进一步让启蒙学者们所设想的“理性国家”面临政治合法性的危机：这个在19—20世纪借助领土主权为个体划定身份疆界的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6但正如许纪霖曾指出的，当代中国人要重获“再嵌入”共同体后所具有的总体性、秩序性和边界感，应通过补充社群主义，引入共和主义，并强化世界主义来重新理解个人和国家/天下的关系7，“解体”实际上为在更主动意义上创造全球化的联结提供了契机：一个大国的担当，能够在一个更“广大的共同体”的意义上进行延伸——无限时空距离中的、包括“本地与远处的地方”的、规模上实实在在全球性的。8也就是说，“大国担当”话语作为疫情中特殊的社会实践的一个话语向度，是中国主流媒体站在贝克所谓的“文明的火山上”，将“大国”塑造为人们理想的“庇护所”，以及连接个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中介，它是一种基于人类共同善的新联结正在生成的隐喻。9例如：

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多国专家强调，抗击新冠疫情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他们高度赞赏全球战疫中的中国担当。1

“中方愿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一道，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国际防疫合作，开展防控和救治经验分享，推动联合科研攻关，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习近平主席近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再次强调了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之道。2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将大国的担当故事延伸到宏观的社会语境中，能否为了某种共同的善而建立共同体3，成为人们何去何从的终极问题。

（二）“大国担当”报道的话语结构

话语模式是一种抽象的理想类型，在“大国担当”的报道文本中，以上三种模式往往是相互渗透、组合的，毋庸讳言，在所有文本中，存在着某些相互关联的、系统化的组合，它们源于人们的思维定式，也影响着读者对意义的把握。具体到“大国担当”报道，本研究发现，无论是强调国家救民于水火时的“视民如伤”，还是描绘世界人民大团结以共担风雨的图景，这三种“大国担当”话语的建构始终围绕着一组三元连续体而展开，即“个体—国家—天下”。但深受家国天下情怀影响的中国人的空间观念，在‘地方与‘天下两端较为发达，唯独缺失‘国家这个中间环节，并且在遇到灾害等场景时，“天下”空间常常会浮现出来，成为想象的——但并非可见的——世界。4这些以往缺席的、不可见的存在，在“疾控国家化”的媒介呈现下5，顺利参与到全球灾难情境下激发与动员个体“再嵌”的话语建构当中。

在由“新冠肺炎”疫情主导的全球性风险中，个体“再嵌入”共同体的行动变得更加摇摆难定。吉登斯（Antony Giddens）曾在《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一书中用“信任”——基于人际交往亲密性的信任与基于制度体系的信任——一词勾勒了个体寻觅安全生活的基本路徑。6在他看来，来源于人际交往亲密性的信仰和情感的社会联结，以及抽象体系提供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庇佑，7再加之跨越时空距离的“社群”创造中产生的联结，才能够完全解释当代社会整合的全部机制。8在中国主流媒体报道的担当故事中，曾一度“被想象为有限”的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整合——解决个人身份认同和安全归属问题——的方案，开始打破自身现代性的阈限：它以共同的血缘、文化、信仰所赋予的温情色彩和伦理意涵替代了冰冷的“权力—义务”结合体，淘汰了封闭的领土认知，主动凝聚民众对天下/世界的道德关怀，承接起更大的责任风险，旨在借此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和亲和力。例如：

“今天是我的生日，‘健康包是我收到的最好礼物。”在俄罗斯卡尔梅克国立大学就读俄语预科的中国留学生山草克图，日前领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派发的“健康包”，“祖国的关心和牵挂，让我们感动！”9

习近平主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进行了越洋通话：“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1

显而易见，“大国担当”媒介话语中“个体—国家—天下”的连续体是传统的家国天下连续体在新的理解和建构之中的重新关联：既划清各自的界限，同时又相互制约。先说个体与国家。在这一重新关联的新秩序里，个体成为社会连续体的核心，并且具备现代意义上的自主性。国家也不仅仅只是以权利与契约规范市场，以法制和民主制约权力的系统世界，它还是类似于“家”那样的文化伦理共同体。这种具备双重性的“伦理共和国”，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命运共同体，无论境况如何，她总在那里，而且内化为每个个体命运的一部分。因此，每个个体都有责任为自己理想中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一个值得去爱、让人引以为豪的身心家园——而努力。例如：

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作为党员，牧民额尔登和童格勒噶等几位身处达茂旗的“国家的孩子”带头捐款捐物。“国家有难，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回报祖国、报答党恩。”额尔登说。2

“穿上防护服，我就不是孩子了。”“‘90后已经长大，该我们挺身而出了。” “2003年非典你们保护我，17年后我来守护你们。”3

再讨论国家与天下。“大国担当”的媒介话语实际上表明国家能力愈是强大，国家理性所受的人文、人性规约便愈难以挣脱，而且国家内在权势扩张与繁殖的冲动将时刻受到外在道德规范的抑制。例如：

无论在哪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都应得到维护和保障。无论在哪个国家，行种族歧视、污名他国的行为都不能容、不可忍。这是尤其需要让同情心、同理心跨越国界、种族、民族，绽放光芒的特殊时刻，各国都有义务在维护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同时，维护他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贡献。这是构建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4

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肩负大国担当，同其他国家并肩作战、共克时艰。中国本着依法、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中国尽己所能向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全球抗击疫情。5

该话语力图重寻在晚清以还的民族复兴过程中失去平衡的“国家-天下”——富强压倒文明：国家主义的崛起和天下的式微——缝合富强与文明之间的断裂，不再仅仅关注世俗性的功利目标，重新赋予国家以超越的天下价值，即以德性和民生为核心的文明观；并借此排除偏见、强化世界主义，让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相当的确定性。

四、高度“可见的”民族国家与“风雨共担”的集体记忆

（一）从想象到高度可见：全民阅读行为与对国家权力的亲身接触

吉登斯曾从地方、国家和世界这个“三维空间模型”出发探讨了现代性语境下共同体的想象空间6，这与“大国担当”的媒介话语在“个体—国家—天下”的新连续体中囊括的空间观念不乏共通之处，即想象的民族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想象”一词，语义模糊不清，其特定所指：与共同体中无法谋面的同胞的联结，经常遭到误读。另外，“想象的共同体”还遮蔽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国家如何显现——国家是不可见的，它被看见之前必须被人格化，被爱戴之前必须象征化，被想象之前必须被感知1——于日常生活？（本文不讨论天下/世界这一维度的想象共同体的可见性，而是围绕不发达的中间环节——国家——进行分析。）

卞冬磊在《“可见的”共同体：报纸与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叙述》一文中指出，报纸所发明的“新闻”，使国家从一个抽象空间，变成由现实事件构成、持续运动、拥有生命力的具体地方，从而在读者的日常生活中显现为“可见的共同体”。2也就是说，关于“大国担当”报道的共同的阅读实践可以是一种“透视性技术”：新闻以精确的语言持续地向国家空间注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具体事件，那些超出人们经验的事务，被主流媒体的媒介内容打开了，获得了被审视、议论的可能性，而原本“战疫”中不曾清晰的国家，成为日常的“可见之物”。显而易见的是，仅靠阅读报道所获得的可见性终究有其限度，新闻“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人，人们不可能仅凭借这样的光束去照亮整个世界”。3我们无法苛求此点，这本就是人类的局限。值得注意的是，具体到“大国担当”报道中，类似“14亿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论岗位分工，都自觉投入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坚韧团结、和衷共济，凝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4的媒介叙述实际上已高度概括了普遍的“战疫”全景。同时，主流媒体报道中的一个个新闻事件，虽然琐碎，但持续累积，连点成线，也就构成了“战疫”担当中关于国家的素描。

“大国担当”报道扮演了重要的“唤起”角色，人们通过新闻看到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国家的运转，从而与遥远的国家保持了同步。但这仅仅是程度低又朦胧地“看见”国家，耳濡目染的地方性活动（每日亲身接触）才是具备高度可见性的。5当由国家行政力量驱动的疾控系统直接落到了街道、小区，精准覆盖全国的地理和人口，呈现了国家权力的在场（常态化），一个使“国家”缩变为“地方”的过程开始了。读者的阅读行为结合对国家权力每日的亲身接触，让中国这个庞大的“战疫”共同体，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正是在高度可見的基础上，“大国担当”报道的读者们找到了同胞——通过读新闻和亲身经历，他们不再会感到孤立无援，进而就可以较为积极的态度，去描述、去批判、去行动。一言以蔽之，一种支持肯定这个共同体之制度体系的可能性就蕴含在其中。但就现代民族国家而言， “战疫”共同体的认同指向了政治法理和文化心理的双元结构。前者指人民对国家制度体系的支持肯定， 后者则将共同体视为文化血脉的承继和值得奔赴的精神寄托。6这种国家从文化伦理层面上所给予的情感支持，人们仍可以从适当的富有意义的表达——“大国担当”话语——中汲取，因为它以“家国一体”的叙述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期集体记忆的主要刻写方式。

（二）“风雨共担”的集体记忆与全球联结的想象

所谓集体记忆，并非个体记忆之总和，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7，是对过往历史的书写、对当下社会生活记录的整合与建构。“家国一体”的叙述作为一种传播广泛的刻写方式，对建构“新冠肺炎”疫情時期的集体记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主流媒体叙述的千差万别的“风雨共担”的故事中，“国”既是提供庇护的“身份铠甲”，也是与“家”相连的精神居所和情感寄托。例如，当报道身在海外的留学生收到来自祖国的“健康包”时的感激之情，“90后”挺身而出守护家园时的毅然决然以及共产党员念兹在兹报答党恩、支持国家等诸多标志性事件时，“家国一体”的叙述方式便体现在人称代词的使用上。在语用学中，人称代词也被称作“人称指示语”。作为一种特殊的指代方式，它将对话书写所涉及的说话方、听话方以及第三方联系起来，体现了叙述者对指涉方的关系界定与情感倾向。1带有文化规约烙印的“祖国”“国家的孩子”“我们”等第一人称的指示语前缀在报道里频繁出现，这种同构的归属感成为“大国担当”报道读者群体对抗焦虑和不安的情感依托和“身份铠甲”。最终，国家“被每一个个体视为一个意义、意向或感觉价值的中心；一个动人的、有感情所依附着的焦点；一个令人感到充满意义的地方。”2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全球疫情和后现代总体性危机的视阈下，个体对“意义”有着更加强烈和更加执着的追求，这反映了其持续的和深刻的认同危机。中国的主流媒体通过情节宣传、仪式性的报道（如《人民日报》对留学生群体几经周折回国返乡的追踪宣传等），反复强化民众的集体记忆，营造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但“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的创伤性事件，记忆疫情的事业本不应再完全留给一个区域、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应该由更大的伦理共同体来支撑，作为这个伦理共同体中的每个个体， 只有始终保持对他人痛苦的感知能力，才能间接地经历这种痛苦，才能传递和延续这种（创伤）记忆3——它具有凝聚社会力量的显著作用，个体通过同时空共患难的经验与回忆使感情聚集，共同经历过灾难的他们，更能产生生死与共的命运体验。4就如“大国担当”话语从不将排除“他者”的政治作为应对现代性风险的解决范式一般：青山一道，共担风雨；大道不孤，人类必胜——这种“风雨共担”的集体记忆在建构完成之后，将力图摒弃悲伤的情绪，帮助人们克服灾后的困境，或成为再次应对灾难时的指向标，或成为现代奋斗途中的精神纲领， 引导人类不断前进。

五、结语

这场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着传统共同体的社会图式和价值体系，加速了个体的脱嵌历程，使之承受着前所未见的本体性恐慌和存在性焦虑，但也暴露出“（再嵌入）新的共识之源”5——话语建构了一切，人活在话语中6——它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倡导“利他个体主义”，争取“人类共同善”的话语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面对全球性灾难的必然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个体唯有相互联结、齐心协力才能更有效地对抗疫情肆虐携来的纷争和矛盾，由此“在旧有的社会性正在被‘销蚀的地方，新的纽带（再嵌入）依然可以被创造出来”。7

责任编辑：杨伟民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项目“主流媒体的话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2-KY-97）阶段性研究成果。

1《世卫组织宣布2023年新冠大流行结束》，新华网官方账号，2023年5月6日。

2[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2-7页。

3[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社会想象》，李尚远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8年版，第87-112页。

4郑永廷：《论现代社会的社会动员》，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21-27页。

1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0年6月发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将中国此次“战疫”行动分为五个阶段。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疫情经过“爆发-高峰-常态化”等主要阶段。本文将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的举行视作重要时间节点，将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划归为疫情第一次“高峰-平缓”时期。

2 [荷]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页。

3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1995， p.98.

4本文使用1995年费尔克拉夫更改后的第三维度概念：“社会文化实践”而非1992年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提出的“社会实践”。

5James P. Gee， An Introduction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and Metho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72.

1刘国强、林青：《媒介话语的社会嵌入：“内容为王”的话语模式及其变迁研究》，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第5期，第70-77页。

2蓝江、王鸿宇：《疾病、事件与治理——从康吉莱姆到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7期，第85-96页。

3《特殊时期最宝贵的人权保护（和音）——抗击疫情离不开命运共同体意识》，载《人民日报》2020年4月16日，第3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载《人民日报》2020年6月8日，第10版。

1宋素红、陈艳明：《“疾控国家化”的媒介呈现：疫情报道中战争隐喻的文本分析》，载《当代传播》2022年第2期，第35-39+61页。

2[美]哈罗德·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杰、田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3[美]哈罗德·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杰、田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4任仲平：《风雨无阻向前进——写在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载《人民日报》2020年3月26日，第1版。

5艾哲罗、杨迅：《务实高效的中国答卷（患难见真情 共同抗疫情）》，载《人民日报》2020年8月19日，第3版。

6[德]乌尔里希·贝克，[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7许纪霖：《现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与自我认同》，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46-53页。

8[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9陈薇、柯金妍：《脱嵌、再嵌与联接：离散群体的疫情叙事与共同体想象》，载《现代传播》2021年第8期，第48-54页。

1郭爽：《（国际疫情）综述： 国际学界高度评价中国对全球抗疫贡献》，新华社，2020年4月15日。

2《大道不孤，人类必胜（和音）》，载《人民日报》2020年3月21日，第3版。

3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4卞冬磊：《“世界”的阴影：报纸阅读与晚清的国家想象（1898—1911）》，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第4期，第25-32页。

5“大国担当”话语所包含的战争隐喻触发了国家化的防疫、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紧急状态的相似经验， 并呈现了国家权力的在场。参见宋素红，陈艳明：《“疾控国家化”的媒介呈现：疫情报道中战争隐喻的文本分析》，载《当代传播》2022年第2期，第35-39+61页。

6[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页。

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44页。

8[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9张晓东：《“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后盾”（患难见真情 共同抗疫情）》，载《人民日报》2020年5月25日，第3版。

1赵承、霍小光、张旭东：《风雨无阻向前进——写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之际》，新华社，2020年5月17日。

2《彰显家国情怀，汇聚人间大爱——广大党员自愿捐款支持疫情防控工作》，载《人民日报》2020年5月22日，第1版。

3刘维涛、易舒冉：《动员联系群众，投身疫情防控（统筹抓好改革稳定各项发展工作）》，载《人民日报》2020年4月16日，第1版。

4《战“疫”行动，需要平等之光照耀（和音）》，载《人民日报》2020年3月2日。

5《（国际）综合消息：坚持人民至上，凝聚强大合力，肩负大国担当——多国人士积极评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行动》，新华社，2020年6月8日。

6[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页。

1Michael Walzer. Ontheroleofsymbolisminpoliticalthough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67，82（2），191-204.

2卞冬磊：《“可见的”共同体：报纸与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叙述》，载《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2期，第34-52頁。

3[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4裴广江、宦翔、谢佳宁、荣翌：《“中国答卷”经得起历史检验》，载《人民日报》2020年6月8日，第3版。

5[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1-63页。

6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76-83页。

7[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

1冉永平：《指示语选择的语用视点、语用移情与离情》，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5期，第331-337+400页。

2夏铸九、王志弘：《空间的文化形成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明文书局1988年版，第119-120页。

3王蜜：《从个体想象到集体记忆——文学表征中的“记忆的微光”与1918年大流感》，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38-145+148页。

4 王延隆：《网络空间集体记忆的构建：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视角》，载《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155-160页。

5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

6米歇·傅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北：台湾麦田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7 [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恩戈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